一个生无可恋的中年男人,决定去死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在其著名的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一开头抛出来的论断。中学时代苦闷的我,读到这话,如遭当头棒喝。可惜如今我只记得这个问题,后面的论述倒一片模糊,也许他提供的建议并不令人信服。
想起这茬是因为看了电影《生无可恋的奥托》(2023)。这是一部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美国翻拍片,其瑞典原版更加有名——《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2015)。原版电影和小说都取得了极高的口碑(豆瓣评分都在九分左右)。
其实这三个版本在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少差异。片名已经剧透了:有一个男人决定自杀。他为什么生无可恋呢?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他的老伴儿索尼娅去世了。第二,他被供职多年的公司强行退休了。第三,他看不惯这个不讲规矩、乱七八糟的世界。
整个故事的悬念,就在于如何让一心求死的奥托死不成,也就是说,它虽然有一个相当黑暗的前提,其实却以喜剧的方式展开。奥托每次自杀总是会被邻居“打扰”——特别是新搬到隔壁的一个四口之家:一对移民夫妻和两个小女孩儿。男主人汤米是个笨拙木讷的程序员,女主人玛丽索还挺着个大肚子,倒是个超级社牛。
玛丽索是奥托事实上的救命恩人。她经常面带微笑给奥托送些小点心,也经常“厚着脸皮”请奥托帮个小忙,比如借个梯子、搭个车(后来发展为教她开车)、照看一下孩子等等。这些事不仅非常凑巧地正好打断了奥托的自杀,更给了奥托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一桩桩事情办完,日子也就一天天过下去了。
影片另一个巧妙之处,在于每次自杀都让奥托有了回顾人生的机会,各种往事的片段很自然地插入叙事。我们渐渐了解,奥托并不只是一个脾气暴躁、性格古板的怪老头,他也年轻过,有过动人的爱情和友谊。他对亡妻的深情,不再只是一个设定,而是有了无数的细节支撑。
当年,奥托是不苟言笑的理工男,索尼娅是开朗活泼的文艺女。他俩最偶然的相遇,成就了天注定的佳偶。婚后,一场车祸夺走了索尼娅来不及出生的孩子,将她的余生送上轮椅。学校门口没装轮椅的斜坡,让奥托大闹一场。我们开始明白,奥托对于规则近乎偏执的认真,对于破坏社区秩序者的过火的恨,其实只是他对索尼娅爱的另一种体现:
如果人人都认真遵守规则,便不会有车祸。如果人人都破坏规则,那么像索尼娅那样的弱势群体必然会是最容易的受害者。
观众不难看出,怀孕的女邻居玛丽索,对于奥托而言,正是当年怀孕的妻子索尼娅的替代,又给了奥托第二次机会去守护。但影片高潮不是玛丽索顺利生下了孩子,而是小区居民在奥托的组织下,赶跑了无良的房地产开发商。影片的格局因此而大了起来:奥托守护的不只是一家人,或者某几个人,而是所有人。奥托虽然自己孓然一身,却支棱起了一个有规矩又有人情味的世界。
当然,奥托最后没有自杀,但故事仍然给了他死亡的结局——自然死亡,死于“心脏过大”,这似乎也是一个苦闷厌世的老人,渐渐转化为一个本地“圣人”之后,必然的结局。
奥托的故事,并非“严肃的哲学”,我却感到比加缪更好地回答了自杀的问题(是的,我重新读了一下他的书)。加缪的理想读者是年轻人,年轻人觉得世界荒谬,因为它处处不符合理想。但奥托的故事更有现实意义。他不再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是一个历经沧桑的退休老人。爱情不再是憧憬,而变成只能追忆。世界对奥托也是荒谬的,但不是因为奥托有什么光辉的理想,而只是因为那个并不美好的现实也突然无以为继。
如果索尼娅没有病逝,奥托当然愿意无限期地继续照顾她。如果公司没有强制将他“优化”,奥托当然愿意继续他非常枯燥的工作。他活下去需要的并不多,但世界就连这点也不给他留。奥托最终能活下去,并非像加缪所建议的,学会像唐璜或舞台演员那样,变着法儿,“享受当下”。奥托能活下去不是因为找到了新的享受,而是找到了新的奉献。他的心很大,但他的自我其实很小。他的快乐,是真正意义上的助人为乐。
整个故事的价值观可以说相当传统、相当朴素。奉献者终有回报,孤独的奥托得到了一个没有血缘但感情深厚的“大家庭”,他也由此完成了与世界的和解。并不存在那种加缪式“永远和世界对峙”的激烈,也没有那种“一面享受、一面泪流”的悲壮。你可以说,奥托的故事是一碗温暖的鸡汤,加缪的哲学则是一剂沸腾的鸡血,观众和读者可以按自己的心境,各取所需。也可能,在当下,鸡汤和鸡血都会令人有些厌倦。
同样一个故事,为什么2022版的翻拍比原片和原著评分差了一截,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只看过这个翻拍版,那么它其实也足以赚取一些眼泪和感动。但既然珠玉在前,自然免不了一番货比货。
主演方面,汤姆·汉克斯是优秀的演员,这毋庸置疑,但他和瑞典版里的糟老头子相比,难免还是太阳光帅气了一些。剧情方面,其实美版比原版更为精当。比如美版开头是奥托买绳子,一下子扣住了自杀的题目,也引出了悬念。而原版是奥托给亡妻买花,相对就松散了。
虽然好莱坞对欧洲电影的翻拍,口碑总是会差一点,但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这通常不是“乱改剧本”的错。翻拍者丧失了原创的新鲜感,但既然好模子已在眼前,就很容易在细节上做出精简和改良。再举一个例子:奥托的心脏问题,在美版中以“征兵体检通不过”早就埋下,而在瑞典的原版里就没有。
美版的评分之所以低,私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了翻拍的折射,观众可以袒露更诚实也更尖刻的看法。也就是说,观众对于原版故事无意识的、隐而不发的不满或怀疑,可以尽情倾泻到翻拍版身上。
我们完全可以对奥托的故事做一次解构实验。比如,如果奥托并不是一个技术过硬的家电修理小能手、一个有耐心免费教邻居开车的闲人,而是一个失能的孤老。如果他没有余热可以发挥,不再是社区秩序的维护者,那么他是不是非但得不到温暖的陌生人大家庭,反而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负担、累赘?是不是他只能面对“孤独死”的命运?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在大量的报道里,都经常能够看到老人感叹,自己还是早点死掉算了,别添麻烦了。这是不忿的气话,也是无奈地认命。这才是现实: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像奥托一样,“恰好”在用完剩余价值的时候,安然离开。
这是老年人的残酷现实。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加缪设想中的荒谬,是工人日复一日做着机械单调的工作,然而当代年轻人的处境却比此复杂得多、荒诞得多。一方面,推迟退休是世界的大趋势,但另一方面,AI的飞速发展却让岗位越来越少。
在一年前,诸如《毫无意义的工作》(直译是“狗屁工作”)之类的书还能引起广泛共鸣,大家都在哀叹40%的工作纯属浪费生命。然而现实是,这些“狗屁工作”眼见得就要被AI取代了,问题不再是“狗屁工作”,而是没有工作。现在,我们简直很难想象,到底哪些工作一定不会被AI取代,一直做到65岁。
世界的荒诞早已超出加缪的设想,而个人的命运也远比奥托的故事复杂。然而,故事对哲学总有一些天然的便宜:一个故事只要给出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就好,而不必给出全部的“正确答案”。
实际上,加缪最后也是诉诸于一个神话故事,来总结他的观点:西西弗斯热爱生命和尘世,不惜欺骗死神,被罚永远推石上山,而巨石在山顶又会滚落,如此往复,无休无止。这体现了人生的无意义。但加缪又说,一旦西西弗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无意义,他就变成了“岁月的主人”、“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他是幸福的”。
但是在这个辞藻华丽的哲学模型里,加缪既过于乐观,也过于悲观了。谁说每个西西弗斯都能幸运地把巨石推向山顶呢?奥托就从来没有机会登上幸福的山顶,他没有机会看到未出世的孩子,也没有机会升职加薪,也没有机会和妻子共度晚年。也许很多人的一生,只是一条无尽的上坡路,一脚踏空便万劫不复。
但同时,西西弗斯也不应该是“一个人”,人永远生活在某个群体之中,因此个人的幸福总是和他人的幸福相关。尽管存在主义强调“他人就是地狱”,但孤独也是地狱,也许是更可怕的那种。生活无法抽象为人和石头的关系,而永远是人和人的关系:今天你推我一把,明天我推你一把。
奥托的故事虽然简单而理想化,但它告诉我们“自杀”并不仅仅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还应该是一连串非常具体的社会议题:孤寡老人如何活出尊严?年轻人如何干出价值?社区如何把陌生人团结起来,守望互助?一个人如何与诸如无良地产商之类强大势力抗争?如此等等。
也许,当我们把具体的“小问题“都一一解决了,抽象的大问题便不攻自破。行动总是能带来超越语言的安慰。脑袋想不明白的问题,也许爱心能解决。奥托就是那么一天天活下来的。也许我们也能这样在AI主宰的时代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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