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11月，因教授宣布将举办最后一场个人音乐会，我们提出了做一篇关于坂本龙一人物稿的选题。去尝试链接一个和自己有些遥远的人，其实是一件美妙的事，因为这个过程充满想象。
回溯他的一生，童年，“稀里糊涂”地进入音乐的世界；青年时期对抗一切；中年时期，面向整个社会、世界，释放他的精神力量；晚年，在孤独和寂静中保持与音乐相伴……看似严肃认真的教授，有过他顽皮的童年，有过不可一世挥洒热血的青年，也在创作中思考永恒。
根据日媒释出的消息，坂本龙一于3月28日在医院去世，距离高桥幸宏去世不到三个月。如若离开后真有另外的世界，那么昔日的友人也许会这样再碰面。 教授，愿你一路走好。下文为2022年11月19日发布：《告别演出之前，重新认识坂本龙一》
2022年12月11日，坂本龙一将面向全球，举办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和以往不同，由于体力不支，他宣布这次音乐会将是他最后一场演出。2014年坂本龙一被确诊患口咽癌，2021年初又接受了直肠癌手术，同年10月和12月癌细胞转移到双肺，又做了手术。今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终末阶段，尽管体力不比从前，但他还会继续作曲。实际上，坂本龙一接触音乐是一次偶然，甚至有些不情不愿。小学时期，老师让大家写自己的志愿，其他小朋友会写医生、首相，坂本龙一写的是：没有志愿。他说，这并不是因为自己是虚无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几十年后到底在干什么，他也不会去思考二十年后，自己在干什么。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一直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甚至是很实际的。五年级的时候，钢琴老师德山推荐坂本龙一去学作曲，他与母亲都认为成为一个作曲家很不现实，且同时学钢琴和作曲的高昂学费对于编辑父亲来说压力不小，于是他和母亲多次婉拒了老师。终于，坂本龙一和母亲拗不过这位老师，决定先尝试上半年作曲课试试。对童年的坂本龙本龙一来说，成为作曲家的路，就这样懵懵懂懂开始了。打开音乐之门之后，他渐渐感受到了存在与音乐之中的魅力，他爱上了披头士、滚石乐队和德彪西。
披头士乐队和大多数少年迷恋偶像一样，他说，喜欢上披头士是因为他们的照片太好看了，喜欢滚石是因为他们的“演奏很糟却很酷“。而说起德彪西，坂本龙一很长一段时间，都相信自己是德彪西转世，在笔记本上练习他的签名。由此，德彪西那轻盈的印象派风格，打开了他对音乐的想象与觉知，他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流派的音乐，带领他走近自然、生灵、生命和自己。
德彪西从巴赫、贝多芬到德彪西，再到高中时期，坂本龙一开始听战后的现代音乐，古典和现代的音乐元素在他的世界里撞击，仿佛有一些事物即将催生。高中时期的他，还喜欢上了一些新浪潮导演，最喜欢的是戈达尔。他发现，那一时期的戈达尔呈现出强烈的元电影倾向，在重新探索电影形式本身。这种跳脱文本内容来探索形式的创新做法影响着坂本龙一，自然也让他开始思考音乐创作的其他可能性。60年代，坂本龙一的青春期处在一个世界局势大变革的时代，在日本，安保运动兴盛。学生们频繁走上街头进行着反战抗议。年轻人的自由、反抗、热血，催生了这个时代的摇滚乐，也对坂本龙一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又或者，这样的青春期从根源上奠定了他的个性与求索——1978年，坂本龙一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Thousand Knives》(千のナイフ/千把刀)，专辑的整体曲风是在当时新兴而起的Techno Pop（电子流行乐）。整张专辑的曲风深受德式泡菜摇滚（Krautrock）的影响，融合了迷幻摇滚、即兴爵士和法国前卫摇滚的味道，他致敬了当时令他狂热的乐队：Kraftwerk(发电站)乐队。不仅如此，他延续了少年参与学生运动的雄心壮志：“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让我们仿效中国人的精神，用音乐为劳工服务！”于是，在专辑同名歌曲《Thousand Knives》中采样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坂本龙一大量使用电子合成器完成了这张专辑，机械、充满未来感的音律代表了26岁的他的音乐态度。七八十年代，citypop在日本盛行，坂本龙一、细野晴臣、高桥幸宏组成了一支乐队，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1978年2月的一天，细野晴臣邀请坂本龙一和高桥幸宏去家里做客，细野拿出一本笔记本，对着坂本和高桥侃侃而谈，展示YMO的乐队构想。就在那晚的三人聚会中，独来独往、向来不愿加入任何团体、也没有组团经验的坂本龙一，与已是业内前辈的高桥幸宏，以及有着蓬勃野心的细野晴臣，组成了这个早已存在于细野晴臣构想里的乐队——高桥幸宏和细野晴臣的音乐风格里，有着浓烈的爵士和流行乐的元素，力图在自然随意的表达中增强音乐的趣味性。而坂本龙一早年深受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影响，偏好史蒂夫·莱奇、约翰·凯奇一类的音乐，加之彼时他热衷于德式摇滚和由此衍生的德式摇滚电音，三个人的偏好看似大相径庭，互不沾边。所以，共同创作的初始阶段，三人基本在错误和争执中摸索。但三个人在音乐态度上几乎一致：打破既定规则、寻找新的表达。也正因此，各自看似互不沾边的音乐元素，最终竟然融合到了一起。这张专辑以乐队名字Yellow Magic Orchestra命名，收录了与戈达尔电影同名的《中国姑娘》《东风》《狂人皮埃罗》等歌曲。另外，其中的《爆竹》使用了中国风的音乐元素。首张专辑，YMO已显现出极具个性的实验风格，融合了不同于工业感的电子乐，轻盈，灵动，怪诞。他们的音乐和当时盛行的新浪潮思想不谋而合。尽管起初没有人想过这张专辑能卖得好，但他们却瞬间走红，并且开始了海外巡演。在伦敦公演的那天，坂本龙一在台上看着台下穿着前卫、闻乐起舞的情侣们，心想：”我们真是太酷了！“而也就在这一时刻，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确定感”，他忽然感到：“照这样做下去就对了。”高产的岁月就在这种生命被点燃的激情中开始，1979年，YMO耗时三个月，制作并发行了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这张专辑深刻承袭New Wave（新浪潮）的曲风，去除了摇滚中喧闹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多变的节奏，加上Disco的动感，他们对德国Kraftwerk（发电站）乐队进行了一次更为完整的致敬，此外，依然有着他们自己的标志性的东方音乐元素。他们走在路上，随时会被认出来，被指来指去，被大声呼喊名字。烦恼不已的坂本龙一将自己关在房里，避免与人接触，过上了自闭的生活。乐队还出了一张名为《公众压力》的专辑。也因此，坂本龙一对YMO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重，尽管还没有解散，但他有好几个月不与任何人接触，并且带着“反YMO"的情绪创作了个人专辑《B-2Unit》。这张专辑，如他所言是一种“发泄”和“反叛”，里面充斥着大量重复、强烈的节奏，内容的表态并不鲜明。坂本龙一和高桥幸宏、细野晴臣渐渐疏远，后者二人也对坂本的新专辑不置一言。实际上，乐队解散前，坂本龙一和细野晴臣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各自的创作理念不一，细野倾向于去政治表达的东方主义元素，而青年时期的坂本龙一醉心于左翼思潮，无法对意识形态视而不见。
细野晴臣1980年，细野晴臣和高桥幸宏写了一首名为《CUE》的曲子，坂本龙一在演出时只负责打鼓。他认为，这是二人对他的”报复“。1981年11月，三人共同创作了一张名为《Technodelic》的专辑，在这张专辑里，三个人的想法得到了最大化的整合。坂本龙一则将自己尘封的，对现代音乐的理解加之其中。在这张依旧实验性的专辑中，他们确实玩尽兴了，音乐性格被无限放大，迷幻、先锋、暗黑、酣畅淋漓。在造型上，也走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这张专辑诞生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觉得，说再见的时间到了。所以，YMO乐队解散前的尾声，发布了一些偏可爱、流行元素的歌曲，塑造了三个活力满满的“中年偶像”的形象。YMO给他们三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作环境，尽管三人风格各异，但在摸索与冲突中，他们确立了各自的创作方向。多年后，坂本龙一与二人也达成了和解，三人依然是好友，细野晴臣总是笑侃：坂本太忙了，很难见到他。2007年，他们同同台演出CUE的时候，不约而同地眼眶湿润了。团体解散后，坂本没有了自己一直以来”对抗“的对象，这时候，他才进入了一种更清醒的内观阶段，也开始有机会在YMO时期向内探索的能量，释放出来。他推出了自己首张“超现实主义”专辑《音乐图鉴》，这张模糊了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边界的专辑，收录了《Paradise
lost》和《Self Portrait》《Replica》等单曲，呈现了内心世界困惑、迷失、欢愉、宁静……种种不同的状态。坂本龙一热衷的左翼思潮，在他的人生的各个阶段，呈现形式并不相同。如果说学生时期的表态还有一部分源于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多在形式上进行一种自我表达，并没有那么重视内容传达。那么中青年及之后，他进入了更严谨细致的表达阶段：从形式到内容，都变得更加完整起来。众所周知，坂本龙一最鲜明的进入电影行业的标志是与导演大岛渚合作，他参演了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并为此创作了同名主题曲《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1983）坂本龙一在电影中饰演战俘看守所的陆军大尉世野井，他温和而绅士。不同于世野井，大原上士（北野武饰）则残暴无情。世野井与英国陆军战俘佐杰克（大卫·鲍伊饰）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影片讲述了他们面对家国恩怨和个人情感时的种种博弈。其实，这可以看做大岛渚和坂本龙一的一次立场呈现，同为左翼反战人士，这也是一次完美的合作。不同于先前坂本的实验性创作，《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是一种偏重现代乐节奏的呈现，有电影原声版和纯钢琴奏乐版两种版本。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1983）前半部分柔和的渐进，仿佛是一种平稳的叙说，自然过渡到后半部分的协奏，情感更加浓烈，凄美与爱意不断发酵至爆发，温柔和凌冽并存。因为参与这部电影的创作，坂本龙一来到了戛纳，也由此遇见了导演贝托·鲁奇，这一次相遇，为大家后来所知道的《末代皇帝》的诞生，埋下了一个伏笔。实际上，起初坂本只是应邀参演甘粕正彦这一角色，为其创作配乐的任务来得十分突然。拍摄溥仪加冕时，贝托鲁奇临时要求坂本为这一幕配上音乐。尽管对创作中国风的曲子并不熟悉，但是贝托鲁奇拍拍坂本的肩说：“不管什么音乐，莫里康内都能当场写出来哦。”这一“激将法”鼓励了坂本龙一，他立刻着手开始寻找灵感。在后来的访谈中，他说在他看来，当时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是黑、白、红色的，但人们非常有活力。住在故宫边上，他感受着这座物是人非的华美宫殿，一种悲凉感由心底生发，他能记得当时北京的风声、自行车声、热闹的市井声。关于北京的一切细节都形成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感知，他通过对色彩、声音、气味的记忆，写出了末代皇帝的配乐。这一创作的过程，既建立在他对北京、长春切身生活体验上，也建立上他对《末代皇帝》的文本理解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能形成一种奇妙的反应：当代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的深沉故事，跨越时空限制遥相呼应。与电影结缘之后，他不断地为各种电影创作配乐，除了《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末代皇帝》外，还有《荒野猎人》《呼啸山庄》《御法度》《遮蔽的天空》等。中后期的创作阶段，坂本龙一俨然从一个音乐家化身社会活动家。这一时期，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随后，又发生了卢旺达内战等一系列事件，美国面向全球的霸权姿态毕露无疑。坂本龙一对此十分反感。也从这一阶段开始，他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了战争、饥荒、生态环境、社会生活。基于这样的背景，他创作了《Heartbeat》《BTTB》等专辑，还有名为《Life》的歌剧。这部歌剧，正如它的名字，描绘的是跨越地域、思想、阶级而寻求爱与平等的美好世界。也就在这一时期，坂本龙一音乐中社会性表达的浓度，到达了一个巅峰。一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全美的人都被笼罩在一种恐惧和无助之中，对坂本龙一来说也不能幸免，此时的他也质疑过音乐的力量。但更多是他对于“对抗”的重新思考。他感到，这不是一种单向的态度，他思考着自己的“对抗”背后意味着什么，后来他得到了另一个阶段性的答案，对抗也常意味着会被同化，比起对抗，后来他更希望在本源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法。21世纪初，他依然延续着社会性的表达，创作了专辑《Chasm》。这张专辑中不仅有名为《Undercooled》《War&Peace》《Only Love
Can Conquar Hate》的曲目，还与其他歌手合作，填入了一些表达直接的作词——“请告诉我，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如何阻止拥有炸弹的自杀性恐怖事件再次发生？”2008年，坂本龙一应邀一个艺术项目，去往了格陵兰岛，直观目睹了因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冰雪的断裂声和水流声深深留在了他的记忆里。专辑《Out of Noise》，采样于这些让他无法忘怀的声音，为人类面对环境变化，再次进行了一次叩问和呼吁。“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他说。音乐之外，延续着年少时期的左派思潮，他频繁出现在各种社会活动。从森林再造计划到《反战》评论，再到反核集会演讲……已全然成为一个“入世”的音乐家。如果坂本龙一的创作是给每个阶段的生命体验答题，那么命运给他出的题都非常清晰。没有人可以在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时不为所动，坂本龙一进入了一个脆弱的阶段，他再次看向了自我。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得癌症，称“这始终像是一个玩笑”。于是，在确诊初期，他也曾抱着一种“玩味”的态度，觉得在离开前最后一刻在做音乐就行。坚持一阵子之后，他仍不得不全面停工。咽喉癌康复后，潜在的不安与伤感使他创作了《Async》（译为异步）这张专辑，表达内容锚定于日常、自然与雕塑。其中，《andata》流动着广漠的悲伤，从简单的钢琴琴音，进入了一种古典歌剧般的场域，稳定中，涌动着若隐若现的不安；《fullmoon》里采样了贝托鲁奇《遮蔽的天空》里的人声，情思流转于生与死之间；而《solari》是他写给自己的赞美歌，曲调凄美，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索拉里斯》（又名《飞向太空》）名字相近，也是他为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所作的假想配乐。无论听众从中听到的是何种情感，《solari》确实接近一种类似神谕的表达，在空无一物之处，面对死亡，人如何看向自己？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中，呈现了他近年的日常生活状态：每天练琴、记录一些灵感、读报、简单做一些食物、吃药、戴着塑料水桶听雨声……秩序感建立在他日复一日相似又简单的生活中。所以，假如最后的告别无法避免在某一天到来，但我想——北方公园《坂本龙一和细野晴臣：YMO的两种”东方“》《用17张音乐专辑，解读坂本龙一最大规模个展“观音·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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