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民营企业家能不捕的不捕”是护身符吗？

撰文 | 维舟

责编 | 翟梓然

民企的原罪

民企涉案，当然不仅仅是海南的事，全国各地都多的是。

越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种现象通常还越突出，因为那里缺乏在体制外的体面工作，愿意自己去做生意、办企业的，起初往往都是因为走投无路——甚至走投无路都未必愿意。一位长春的朋友回忆，其母在1990年代从国企下岗时，生活困苦，但即便如此都拉不下脸去练摊，不屑地说：“我不干那些投机倒把的事！”

在当时的长春，伪满皇宫附近的批发市场曾催生出全城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也确实有一些人背景不太干净，甚至和黑社会有些说不清的牵连。对于习惯了体制内按部就班工作的人们来说，这些个体户无非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赚钱的，不仅来路不正，还经常偷税漏税，要是查一查，哪个人的手是干净的？

◎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旧址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老一辈东北人的“老观念”，那就错了。前不久，央视新闻报道一对小夫妻在浙江义乌的青口夜市经营小吃摊，日收入9184元，本意是想重振年轻人“勤劳致富”的信念。不料网上有好事者去深挖，翻出他们还搞培训，教人摆两天摊收学费1500元，仅此一项就赚了45万。他们凭什么挣那么多？微博上很多留言都是“建议查一下税”，还有人反手就是一个举报。真应了那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对夫妻到头来不仅直播关停，还得接受调查，“靠双手努力打拼的夜忙人”转眼就成了不法商家。

在传统社会，这是一种常见的道德观，就像古罗马的元老院贵族总是清高地远离商业，在他们看来，若不撒谎、欺骗、作假、贿赂，一个商人又如何获利？当一个社会逐步现代化时，原有的社会规范逐步松动，对商人而言那既是机会，却也可能是雷区。即便是现在被视为投资乐土的长三角，在改开后吸引的第一批投资者也得是个冒险家才行。

有位港商回忆，他1980年代到江浙投资，发现有很多红线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碰到：除了含糊的“投机倒把罪”（1997年才取消），还有更要命的“抽逃出资罪”。按规定，企业还没成立，投资人就必须先将注册资金打入指定账户用于验资，这笔钱规定只能用于企业买设备、造厂房、发工资，如果你不愿意押死在里面，验资完了试图用于别处，那就违法了，最高可被判五年。香港没这回事，当然也不需要验资，投资多少自己报，按比例交一点印花税即可。

在开放繁荣的年代里，很多发财机会其实都在灰色地带。一位边贸城市的经济官员透露，那时“倒爷”赚钱，有相当多的做法都是靠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早的那一批个体户确实赚到了。等到规模逐渐上去，出入境手续、次数等逐渐规范之后，以往那种走私不像走私、贸易不像贸易的拎包带货就不行了，利益慢慢流向少数正规企业，钱也就不再是进众人口袋了，而是到了少数人口袋里。

◎黑龙江黑河：中国“倒爷”俄罗斯扫货归来 每次近20吨

不可否认，很多民营企业原本就是小本生意起家，既请不起专业财税人员，规范更无从谈起，但很多税务、法规也确实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碰到红线了。

一位上海的民企高管和我说，他一直管着财务不敢乱来，但有一次仍被税务局说偷逃税款，要罚款三万。一问才知，是因为员工用买交通卡、电信卡的小票冲抵报销，涉嫌少扣个人所得税。他不服，去打税务热线咨询，那边也笑了：“理论上说，这些票的确不可以，因为它确实不是报销凭证，但你们公司愿意，一般我们也没意见，你最好和办税人员协调下。”他无奈，和办税人员解释，实在无意偷税漏税，只是地铁公司、电信局就只有这种票，对方毫不理睬：“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它不开正式发票，你可以告地铁公司、告电信局啊。”

这就是企业面临的现实：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如果什么都严格照章办事，那就很容易被管死，甚至根本开不下去。长三角的一位官员在谈到一个耕地转停车场的项目时，向我直言：“如果不是打擦边球和上面有人支持，规土、农委会天天去拆它。”

对个体户来说，要应对这些，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处陪笑、打点关系。有东北朋友回忆，她母亲下岗后开了个小店，城建、卫生、消防等都得上供，过不了关就得交罚款。到最后人没心气了，但也没人管，投诉也没用，最关键的是：投诉了，有没有回应很重要，而在东北，你这么做都会遭人取笑——“怎么你这人不清醒，还投诉？”

可想而知，如果做点小买卖都过得这么战战兢兢的，搞不好赚的那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那到最后，有些人干脆就躺平不干了。等到更多人选择这么做，当地经济肯定也就好不了了。

正因此，要搞活经济，为企业松绑势在必行。虽然海南最近“能不捕的不捕”这一说法备受关注，但实际上，早在近三年前，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就在一次本地旅游促进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处罚”，同时提高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效率，最大限度便利市场主体。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个尺度到底该怎么掌握？

规范的两难

市场本身当然也需要规范，只不过法网太密，腾挪的空间就小了，经济活力难免有所窒碍。更关键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市场，新事物总是跑在法规前面，本身就缺乏明确的规范，那这样的机会出现时，你要不要抓住？

企业发展壮大的机会，往往就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越是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能人”，越有可能踩到红线。这不仅民企如此，国企也一样：号称“中国烟草大王”的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1999年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吉林粮食集团在2000年时，产值早已突破十亿规模，但这些年下来，据说能人高层最后都“进去”了。

◎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

◎吉林粮食集团酒业生产场景

很多企业都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尤其早先外贸企业所必需的跨国汇款，存在大量不规范操作，因为改开的动作很快，规范化本身就需要一个缓慢改进的过程，结果是在短期内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各种操作，甚至不乏一些恶性的商业金融产品。近几年来，规范是规范了，但结果是权力慢慢收上去了，连本地银行在操办时都缺乏权限，原先那种前端的灵活性也就谈不上了。

一位北方的经济官员向我透露：“以前我自己都吃亏受骗过，但近两年来通过扫黑除恶，违约现象确实下降明显。和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公共服务、市场规范等方面，其实是变好了，从原先的不规范到逐渐规范，只是相对速度比南方慢一点，但不可否认是在改善。”

然而，现在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却在怀念以前那个“不规范”的年代。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部获普利策奖的《俄国人》一书中曾提到一个“典型的俄国式场面”：有关部门“制定了一套不必要的复杂的规章制度”，而普通人“则想方设法钻这些制度的空子”，那是一种生存技能。很多中国人对此也会有共鸣：如果这套制度无法改变，那么“空子”这一灰色地带好歹还有点活动余地。

近些年来的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对制度的完善，许多原本的漏洞也都被堵上了。山东蓬莱的一个酒庄项目，本想在附近做个几百平米草坪的露营场地，结果被遥感卫星拍到并智能识别出来，被判定属于占用“基本农田用地”，必须恢复。以往像这种事情还能打打擦边球，搪塞过去，现在可就不行了。

问题就在于，如果从宽处理，那往好里说是“促进地方经济”，往坏里说却显得像是“保护伞”，谁知道你是不是私底下拿了什么好处？因而吊诡的是，规范的严格执行，往往会导致出现两种看似相反的副作用：有的执法部门为怕出错而不作为，但也有的时候，为表明自己是在铁面无私地照章办事，他们可以“过度作为”，一切从严处置。这两种态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不犯错。

一位文旅局官员曾和我私下说：“文旅这个行业，如果你一切规规矩矩，那就不好玩；如果你想要做得好玩，那就难免会违章。”有一处景点，投资数千万，结果被水务局判处停业整改三个月，损失惨重，因为景区为了美观，改变了附近河道。为了不打击投资者信心，文旅局长亲自跨部门交涉，在会上感叹：“有些同志啊，太有担当，也就没有担当了。”言下之意，如果你执法很严，表面上的确很有担当，实则却只管自己不必承担相关责任，而全然不顾企业死活，就此而言又是“没有担当”的。

这就是规范的两难：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在执行中不能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只是按最严格的方式一刀切，那就适得其反了——毕竟规范的“初心”不是为了把经济“管死”，恰恰是让那些遵守规范的企业更好地在市场上生存壮大，促进整个生态的繁荣。

规范当然重要，但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之一，恰恰是“边发展边规范”的“摸着石头过河”。共享单车在日本市场上出现得比中国早好几年，然而日本人做事太讲究规矩，中国这边却是“先上车再买票”，不管怎样先做起来，再进行完善，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蓬勃发展，一举超越了日本。

或许正因此，日前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在博鳌论坛谈到数字经济时强调：“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时，要秉持审慎、包容的态度，在看不清的情况下宁愿‘让子弹飞一会’，法无禁止皆可为。”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必设定太多框框，放手让企业去干，看看能闯出什么名堂来，大不了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到时出台法律法规也能更有针对性。

像这样的试点，曾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关键，但其成功势必有赖于激励人敢想敢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单单“能不捕就不捕”是不够的，这一表态与其说是给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倒不如说是对有关部门的干部说的，隐含着双重深意：网开一面，不得把黑手再伸向没有保护伞的正当商人，与此同时，也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不必担心自己因此而被看作是“保护伞”了。

棘手之处在于，那个恰当的“尺度”究竟在哪里？民营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而“能不捕就不捕”的说法本身其实跟“应捕尽捕、应诉尽诉、应判尽判”没有本质区别，风向说不定哪天就变了，倒给人一种好像民企老板有什么特权似的错觉——网上就有人讽刺：“民企老板可以放心去嫖娼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只有法律才能厘清边界、平息争议，还所有人以公平。

当然，再好的法律，都需要落到具体实践中来。如果真心营造一个公正、透明、有序的营商环境，那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过往的案子，让律师根据法条明确罪责，先把一些该放的民企老板放出来？与此同时，像破产法、财产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也有必要加以完善，这才能为市场行为提供明确的合法性依据。

平心而论，美国近年来的城市治理也在推行对过去的轻罪予以非刑事化，国内的松绑不失为一个积极信号，但社会和经济的再度繁荣，不能只依靠“尺度放宽”，还需要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甚至是“法也许应该稍微更新一下了”。说到底，民企真正的安心并不来自“枪口抬高一寸”，而来自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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