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把孩子卖到国外，能获得总统嘉奖

时事

2023-04-05 20:04

乌鸦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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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韩国的《东亚日报》介绍了一位丹麦诗人玛雅·李·朗瓦德的书——《她很愤怒》，在这本书里，“她很愤怒”这句话出现了超过1500次。

而这个丹麦人，显然生着一副东方面孔。

她愤怒的对象，是韩国。

作为一名丹麦人，朗瓦德的父母却是地球另一边的韩国人，她是被丹麦人收养的。两国的距离很远，不过丹麦人收养韩国人也犯不上1500次“愤怒”，只要被收养的孩子可以开始新生活就行。

虽然朗瓦德对抛弃自己的父母很生气，但真正让她愤怒的原因是，很多韩国的领养机构在利用他们赚钱，“她对成为进口物感到愤怒。她对成为出口物感到愤怒。她对发送和接收国家的领养机构从跨国领养中获利感到愤怒”。

很显然，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愤怒。

2022年12月，近400名被西方家庭收养的韩裔人士，要求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截止日期前调查他们的收养情况。3个月前，这些人要求韩国政府调查他们被领养的实情，他们怀疑之前的领养文件和资料都是伪造的。

最开始，51名丹麦被领养者提出了申请，这个举动引起了世界各地韩裔被领养者的关注。2022年9月13日就增加了232份额外申请。全部申请中，165份来自丹麦，36份来自美国，还有31份来自比利时、荷兰、挪威和德国。

这些被领养的人在试图寻找亲生父母的时候发现，自己领养文件中很多资料都像是随手乱编的，比如出生姓名、日期、地点或亲生父母的信息。还有人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孤儿，亲生父母因为经济压力把自己送到了福利机构，但从没有同意送养。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是跟父母走失之后被送到福利机构，结果不到一个月后就被飞机送到了异国他乡。

丹麦的露易丝40多年一直认为，自己是在釜山被捡到的孤儿，1976年被丹麦父母收养。

2016年她向韩国领养机构要求自己的韩文领养档案，结果一名韩国社会工作人员回信表示，她的身世都是瞎编的，“英文档案上说你从釜山南光儿童院转到KSS的国际收养项目。事实上，那只是为了办理领养手续而编造的”。

对方的回答直接让露易丝崩溃了：“这一切都是谎言，都是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而编造的谎言。我在韩国不存在，所以要尽快把我送出国。”

通常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国家送养的儿童会比较多，但这个看法对韩国来说不太靠谱。经济发达的韩国，是地球上海外送养儿童最多的国家。

二战之后，全世界大约有50万儿童被海外领养，这其中有20万儿童来自韩国，每10个海外领养儿童中就有4个是韩国的。在这一方面，韩国人可以说是冠绝全球。

这其中美国领养的韩国儿童最多，达到了16万人。实际上，这么多的韩国儿童被送到海外，还真跟美国人关系密切。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留下了大量孤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韩国女性和外国军人的孩子。

当时韩国刚刚建国不久，李承晚政府大力推行民族主义以迅速塑造国族概念，使得社会“纯血主义”盛行，这些混血儿自然是相当碍眼，“生下混血儿的基地村女性，被视作军妓。混血儿也会继承母亲的污名，需要在韩国之外寻找家庭生活”。

而且韩国也没有能力安置这么多孤儿，唯一的办法就是有多远送多远。

1954年1月韩国第一个准政府的收养组织——儿童安置服务中心成立，得到美韩基金会的赞助，也就是说，韩国的第一个收养组织是美国人出钱出力建立的。同年李承晚要求在短时间为超过10名混血儿办理移民手续。

所以在最开始，跨国送养的韩国儿童里混血儿占了绝大部分。1958—1960年2700名跨国收养的儿童中，混血儿有2388名。1955—1961年中收养至美国的4185名儿童中有4155名是混血儿。

1961年，韩国政府又颁布了《孤儿跨国收养法》，其中第一条就表示，要“通过为外国人收养韩国孤儿提供简单措施，寻求加强孤儿的福利”。在这之后，韩国送外海外的儿童开始越来越多。到了70年代，韩国儿童被跨国收养的数量已经占到了被收养总数的75.92%。

另一方面，美国领养政策的变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美国并不鼓励跨国收养，法律上也没有先例。1954年，美国俄勒冈州的霍尔特夫妇得知这些战争孤儿的存在，一口气收养了8名孤儿。两个人向国会写信要求修改法律，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霍尔特提案》，跨国收养开始迅速发展。

霍尔特夫妇的品德确实值得肯定，霍尔特女士曾经说过：“所有的孩子都是美丽的，只要有人爱他们。”她本人也被称作“领养孩子们的祖母”。不过联想到韩国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颁布了相关法律，并获得了美国人的资助，很难不让人对这其中的联系产生联想。

就像纽约市立大学金浩秀教授说的，“这时期的海外领养，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救助活动，也是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对韩国的扶持与协助战略”。

当然，战争孤儿数量毕竟有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留韩的孤儿长大之后也就不可能再被收养。就算一个孩子是在战争结束才出生，到80年代他也已经20多岁了，没听说过谁会收养20多岁的大小伙子。

但同期韩国送往海外的儿童却不见减少。实际上，80年代反而正是韩国海外送养的高峰，最多时一年要送出去8000多人。要说这些儿童依然是战争孤儿，恐怕没人会相信。

如果说战争孤儿被送到海外，至少一部分是因为政治原因的“不可抗力”，那么后面这些孩子飘扬过海的主要原因，就是能卖钱。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1965年领养韩国儿童的手续费是130美元，比当时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还高。到了2009年，手续费已经达到了17512美元。

通常来说，养父母掏的钱由他们国家的收养机构和韩国的收养机构瓜分，韩国霍尔特儿童服务中心说，“在养父母支付的17000多美元中，大约有6400—9600美元来到我们这里”。

根据统计，80年代韩国收养业每年能够盈利1500万—2000万美元。当时美国《进步》月刊专门对这个产业进行了报道，标题非常直白——《韩国人制造他们，美国人购买他们》。

买卖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很多孩子压根不是孤儿。

从70年代开始，韩国的福利机构和领养机构就开始把走失儿童伪装成战争孤儿，随后，很多孩子又被伪装成孤儿。

1975年韩国媒体报道称，一名4岁的孩子在去父亲工厂的路上走失，直接被送到了警察局，然后警察局也没有寻找孩子的父母，而是把他送到了韩国的海外领养机构。5个月后，这个孩子被送养到了瑞典。

而这些机构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韩国的兄弟之家福利院。

1975年，朴正熙提出要打造干净的城市，为奥运会申办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颁布了“内务部第410号训令”，要求清理韩国街头的流浪者，警察开始大肆抓捕流浪者、做街头生意的人、残疾人、走失或没有监护人的儿童。

根据2020年韩国政府的调查报告，1975到1987年兄弟之家收容人数总数多达38437人。

问题是很多被收容的儿童根本不是孤儿或者流浪儿。

1982年春天，13岁的崔成宇在放学路上被警察拦下来。警察从他的书包里找出来半片学校发的面包，逼他承认是偷的。为了让他认罪，警察直接扒下他的裤子，用打火机烫他的下体，直到他屈打成招才停手。

于是，父母尚在的崔成宇就被送到了兄弟之家。当天晚上，身形高大的守卫性侵了他，在被连续性侵三天后，血流不止的崔成宇觉得自己要死在这里了。在之后的五年中，崔成宇在兄弟之家遭受了数不清的性侵与殴打。

调查团队发现，这里多达85%的人被收容时不满18岁，真正的流浪者只有不到6%，八成以上的人是被警察送进去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姐姐在亲戚家，因为想念姐姐，我一个人去找她，结果迷路了，被抓进了兄弟之家福利院”。

年纪大的儿童被殴打和性侵，而年纪小的孩子则直接被卖到了国外。

曾经在兄弟之家工作的李责植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随时都要照顾大约80名婴儿，这些孩子从刚出生到4岁都有。在1980年代初，机构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大叠要寄去北美地区的信件，内容是1名该院孩童和1对外国伴侣的照片。

兄弟之家把这些档案寄给美国的霍尔特国际。李责植说，每当信件寄出数天后，那些信中所附照片上的孩童就会不见，“你在育儿室看到70、80名婴儿，但过了1天，仅剩下20至40名婴儿，这种情况不断发生”。

兄弟之家究竟往海外卖出了多少孩子，依然没有准确的数字，韩国保健福祉部前儿童政策主任李庆恩直言，由于收养机构竞争激烈，兄弟之家送出多少婴儿给人收养永远是个谜。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不是唯一一家这么干的福利机构。

而在当时，兄弟之家福利院的院长朴仁根简直是道德楷模、慈善大家，在汉城奥运会筹备期间，他因为大力清理“流浪汉”，还受到了国家表彰，当时的总统全斗焕对他大加赞赏：“因为朴院长，路边都没有乞丐了，多好啊！”

朴仁根在2004年接受韩媒采访时大倒苦水：“为了管理兄弟福利院，我和家人都住在里面，与流浪者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是流浪者的入住还是离开，整个过程都有警方的批准和协助，我却仍然受到污蔑和中伤。”

这当然是无耻的狡辩，但却透露出了一部分真相——如果没有韩国政府的默许和纵容，兄弟之家和其他送养机构的生意也不会如此红火。

用美国媒体的话说，韩国“积极地将贫困儿童制度化并输出，以牟利并清除街道上被认为不被社会接受的人”。养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曾经生活在这些恐怖机构，也不知道他们的钱可能资助了一个虐待设施。亲生父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这里，更别说被送往海外了。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是，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送往海外的儿童数量并没有减少，而是稳步增加。

这其中一部分来自对未婚生子以及单亲母亲较低的接受度，而社会和官方对此的反馈，不仅没有缓和矛盾，反而大大增加了弃婴。

韩国在2009年首次出现教会设置婴儿保护舱。而韩国国会2012年修正收养特别法后，规定孩子亲生父母必须以自己名义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申请放弃养育且获家庭法院许可后才能将孩子送养。结果这个规定适得其反，“这样做意味着今后她们可能嫁不出去，没有男人愿意娶未婚生过孩子的女人。所以现在，许多婴儿被抛弃”，“法律生效前每个月平均可能有两个弃婴，现在每个月增加到2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