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上海的网友，在一家老字号商店的门口见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想买2元钱切面，说今天是自己生日。但由于她没有手机，不能刷场所码，营业员不卖给她。老人又说“用身份证行吗？我没有毛病”，回答还是不行。
于是这位网友就想帮忙，她拿出手机刷了场所码，打算代老人买。但营业员一看说“你核酸检测超过72小时了”，于是也不能买。
“切面就静静躺在一公尺钱的柜台上，就一公尺距离，我们三人都面对面站在店门口，没有一丁点商量余地，我只能把钱还给老太，老太谢了我，看了看眼前的切面，只能无奈地转身回家，看到老太佝偻的背影，我在想她的余生还能有几次生日呢？”一个80多岁的上海老太太，生日这天买不了2元钱的切面。她并没有想要包个酒店去庆生，她并没有想要呼朋唤友去聚餐，她也没有做当下不合时宜的事情，她只想买2块钱的面条，可能只是回家安静地给自己做碗长寿面。但因为没有手机，80岁老人的一个价值2元钱的心愿被切断在了闹市的街头。当网友愤怒地去指责那个商店的营业员“不近人情”的时候，他们可能忘了“红玫瑰”。每一个正在营业的商店，如今可能每一天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个“失误”有可能阻断整个店上上下下员工的生计。无论我们如何觉得此事荒谬绝伦，她依然对自己的“照章办事”不能说“感觉良好”，但可能会觉得“问心无愧”。当我们去思考“2元钱的切面为什么不卖给这个80多岁的老人”时，我们其实不一定是在思考人性的恶或不懂变通，更多的是在想：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为求“自保”而不惜不断用所谓“照章办事”去伤害善良的人。我想起了前些天那位在公交车上由于不会扫码而纠结许久，最后说了句“不耽误大家了”而默默走下车的老爷爷。我又想起了封控期间打电话给居委诉说自己的难处，在得到了“我也无能为力”的答复时，礼貌地连说几句“谢谢你”的老人。我还想起了那位做了好多天志愿者后确诊感染被拉到方舱后，在电话里报喜不报忧、让家人不用担心的老阿姨。
再看看这位只想花2元钱为自己做顿寿面的老奶奶，她把皱巴巴的10元纸币递给好心人时，内心一定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以为“终于有人愿意帮我了”，在得知好心人也因为已过72小时保质期而不能帮她时，她内心的失落和难过可想而知，但她还是礼貌地谢谢她，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不明白，这些体面的、礼貌的、总是为他人着想的、一再隐忍的的好人，这些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与这座城市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们，在最近的这一场场的“防疫”攻坚战里，为什么总是在受伤？为什么在过了这么多天之后，手机还是能成为扼住老年人喉咙的武器？没有手机寸步难行，不会使用智能工具没办法生活......
我们甚至去指责那些具体的人时都感到没气力，比如那位营业员。
假设营业员不顾“规定”，“破例”把切面卖给了老太太，一旦后续有任何问题，她会因为善良而不被集团公司处罚吗？
那集团公司如果对营业员动了恻隐之心而不去处罚，他们的上级也会对他们善良一下吗？
这是个人人都不敢猜测和冒险尝试的循环。疫情能把人间的温暖放到多大，就同样能把人间的凉薄放到多大。
很遗憾我们居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很多所谓的“规定”已经结结实实在我们心里打了一个死结，让我感觉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一刀切的帮凶，我们感到无力，感到羞愧。今天我们去同情一个老人，其实就是在同情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去骂一个营业员，其实就是在骂这无法解开的死结。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以具体的“良心尺度”或“道德标准”要求他们怎么做，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在这艰难的世道里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做什么可以帮到别人”，而是“做什么才能不害了自己”。但我们希望制定这些一刀切政策的人想一想，能不能有更人性化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课题，很简单的一个方法：给一个大标准而不是小标准——比如，来购物的人无论是扫场所码还是提供身份证，这些动作都不能杀死病毒，而是为了当疫情发生时便于流调。所以，大标准就是“为流调保留线索”，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去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提供身份证登记；而不是以小标准“你没手机就不能买”来限制别人。疫情这么久了，防疫举措这么多了，被定义为“防疫最大受益人”的老年群体，现在连正常生活都费劲，这合适吗？我们希望看到一切都能变好。在此之前，大家如果碰到了，能帮就帮一下，给他们也给我们自己保留一丝体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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