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基建为何“破败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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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的华人，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总抱着许许多多的幻想，但当他们飞机落地之时，不禁心里有了一丝失望和后悔，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堆老旧甚至有些破烂的建筑。这些国家大都市圈的市容市貌甚至还他家一个西北小县城。譬如前不久我在微信群中遇到美国留学生发表以下言论。

不过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虽然他身在国外，但他并不清楚所在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运作模式，也不理解建筑业尤其是基建行业的发展规律。过早留学使得学生在对涉世未深的状况下走出国门，这样就造成了这一群体“既不了解国内，也不了解国外”。

开展大规模基建有两个条件，其一是政府或民间资本财力的雄厚，毕竟“基建一响，黄金万两”，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们很难承担如此之高的投资成本。其二是政府享有极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压低在征地过程中原住民的议价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一纸命令就让原住民“人滚地留”。

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过大规模基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美国作为希望之地涌入大量的资金，同时低廉的土地成本也为大规模基建提供良好条件。

美国劳工们在西部的荒野上披风沐雨，由此美国铁路里程达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且在100多年时间里无人动摇，即使是如今被誉为基建狂魔的中国，如今的铁路里程数也勉强达到美国铁路里程数的一半。

除去铁路里程比较，2019年美国公路里程也是世界第一。而如果比较飞机场数量，美国的碾压优势则更加恐怖，2013年美国拥有超过13000座飞机场，而五常中其他四家加一起都没赶上美帝的零头。可以说美国公共交通水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拿公共交通来碰瓷美国，这无异是一种自讨没趣的行为。

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华工

让我们的目光跨过大洋，来到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巴黎这座中世纪古城改天换地的时代，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城市化的大发展，巴黎城中无产阶级的人数也急剧增加，而贫穷的工人阶级付不起巴黎城高额的房租，因此巴黎城中多了不少简陋的工棚。

雄心勃勃的巴黎市长奥斯曼为了给法兰西帝国建立一座举世无双的都城，同时赶走了住在工棚中的穷人并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巴黎城。对此恩格斯非常愤怒，即使工人阶级破烂的工棚有碍法兰西帝国的脸面，但是奥斯曼市长并无驱赶工人离开家园的权力，工人的贫民窟虽破但“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奥斯曼男爵得到了谁的许可，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搞大拆大建？

如果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毫无了解，同时也没有读过马恩原著，我在此搬运恩格斯他老人家的原话：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

“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奥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

作为一个自称左派的留学生，将“民主”与“平等”之类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词汇挂在嘴边，却把美国有些破旧的基建看成美国烂透了的象征，同时对奥斯曼式的大规模基建运动倾心，殊不知在巴黎城富丽堂皇的背后是巴黎工人阶级的流离失所？这种“荆轲刺孔子，子路颂秦王”的现象也着实让笔者迷惑。

无独有偶，同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巴黎，在二十世纪的白人南非也发生，白人南非的专家们反复向公众宣传美国“无序城市化”造成城市被穷人占据而变得混乱不堪且破破烂烂，以此论证“美国病”的危害，因此对驱赶黑人打工者理直气壮、毫不手软。

这个时代的南非同样可以开展大规模建立起崭新的城市与公共交通设施，虽然南非的公路上跑不了几辆车，但南非的公路里程却一度仅落后美德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就是拥挤且脏乱差的黑人城镇索委托，和留给黑人的班图斯坦狭小自留地。

南非黑人抗议游行

我不知人在美国、心向进步的留学生，是否也支持像过去西方世界那样的基建和“城市化”呢？

把日本作为参考系来比较美国基建出现的问题确实是很好的选择，毕竟日美两国都保护私产，不存在奥斯曼男爵治下巴黎和白人南非那种政府权力可以任意剥夺原住民土地的问题。而且观察经验倒也符合实际，日本的基建确实看上去好于美国。

不过这位同学似乎并不理解我所说“过剩”一词的含义，“过剩”确实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基础建设，但更意味着重复建设和债务负担。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而日本的基建投资模式不同于美国私人投资占比较高的模式，日本的基建投资中仍是政府主导占大头。

日本政府的衙门里并不产生一分钱利润，他只是利润的分配者，他在基建领域的投资确实可以拉动GDP，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日本纳税人的血汗，或是造成一分实打实的负债。日本，正在患上一种“基建综合症”。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对建设事业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2%，同期美国为8.5%。2001年，日本的仍超过了13%，美国不到5%。公共事业部分的投入差别则更大。90年代初，日本将约8%的GDP用于公共事业，美国不到2%，日本约为美国的4倍多。2000年，日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上升为9%，而美国仅有不足1%。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白领挥舞钞票，意气风发的打车

考虑到日本90年代后的衰退，在民间经济节衣缩食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导投资确实是一种抵御经济衰退、创作就业岗位的手段，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政府负债，日本50%的基建投资来源于借贷，这直接推高了日本各级政府的债务表。

1990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总量的63%，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60%。如此之大的泡沫稍加不慎，就有被戳破的风险，而那时日本国民只能坐在一堆崭新的钢筋混凝土里默数，这是失去的第30、40、50……年。

那么狭小的日本列岛真的需要如此密集的上马基建项目么？从二战后起日本便在马不停蹄的修桥铺路，评论家甚至戏称日本为“土建国家”。从二战后至1993年，日本55%的海岸线被混凝土覆盖；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修建了超过2800座水坝，年平均投入2000亿日元。

日本一代又一代的大猛子们把全国113条主要河流中110条河流的河床都打进了混凝土，使天然的河流“人工渠道化”。他们在北海道的荒野中修筑的高速公路，他们走后奔跑的狗熊是比路过的汽车都多，勤劳能干的日本人就差濑户内海镶瓷砖和给富士山镶金边了，但是这种重复甚至是浪费的基建投入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众所周知，建筑业是一门重资本而低技术的行业。基建领域占据了日本政府太多的资金，甚至间接影响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以至于在中美两国的码农在互联网之类新领域高歌猛进时，日本的工程队还在深山巨谷间默默打灰，发挥着他们的“工匠精神”修建一些根本派不上用处的建筑物。

基建是一门花现在的钱为将来做准备的生意，假设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这些暂时闲置基建都能派上用场，那么暂时的负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日本这样巅峰已过的国家，大规模的基建则毫无意义。需知任何投资都要讲求收益，不考虑边际价值的投资非但不能获得收益，反而会亏损和加重债务负担，陷入“不见车儿跑，只见债务飙”的窘境。

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法国，基建的黄金时代都已经过去。随着资本主义的改良，选举权的扩大，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者不能无视任何一个群体的利益。像奥斯曼男爵这种无视穷人财产权的官僚已经消失，钉子户难倒地方长官和开发商的新闻屡见不鲜，拆迁补偿款的走高压低了社会的基建热情。

美国破败的黑人社区

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普遍进入福利社会，这意味着公共福利开支的增加；而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却在下降，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有限和加税提案在议会中难以通过。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就意味着财政赤字的产生。

就像拜登雄心勃勃的“重建美好法案”一样，虽然美国的基建在小粉红看来已经有些破败，但如果考虑大规模基建，那就意味着加税和印钱则不可避免，所以共和党阻挠拜登基建方案也并非纯粹的党争，其中也有一定合理性。

既要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同时又要维持社会福利水平，那么像德国限制基建投入的选择则是更为现实的。欧债危机结束后，德国在福利社会的同时逐渐化解债务，将政府债务从超过80%降低到不到60%。

而在这段时间中德国的基建则投资相对不足，德国的基建一直在吃旧时代的老本，倘若不少国人去德国，是否也要感慨一番德国的落后和“烂透了”呢？柏林新机场、斯图加特火车站和汉堡易北河疏浚工程等项目进度的缓慢常常被某些知乎大v拿来当键政圈笑话。

不只是在德国，基建领域的“摆烂”是很多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无奈且理性的选择。政府只是充当管家或经理人角色，真正左右国家决策的是民众。维持福利和翻修基建往往是一道单选题，而民众尤其是左派支持者往往选择前者。

西方民主国家确实生病了，他在基建支出不足的同时福利又开支居高不下，但这是一种“富贵病”，我也期待未来新的领袖能够开出精准的药方。

最后我也希望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能够了解当地现实，了解当地体制的运作，不要妄下判断，以免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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