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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全面军事冲突爆发近四个月之后，6月16日一早，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三人乘坐乌克兰政府安排的夜间专列，悄然抵达基辅，开启了一场姗姗来迟的战地之行。在不久前还被炮火笼罩的伊尔平镇（Irpin），三位欧盟领导人神色严峻地穿过千疮百孔的公寓楼、被火箭弹击中的汽车残骸以及遍地狼藉的“胜利”工业园区，在荷枪实弹的士兵与当地民众的注视下听取乌克兰总统特使切尔尼绍夫的介绍。

朔尔茨告诉随行的“德国之声”记者：“这是一场极其野蛮的战争。以武力征服邻国部分领土的做法是我们永远无法接受的。”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和朔尔茨先后证实：两国将支持乌克兰及其邻国摩尔多瓦“立即获得”欧盟候选申请国地位，与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一同位列欧盟下一阶段“扩容”的第一梯队。朔尔茨还表示，他已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本月底在德国举行的G7首脑峰会。

2022年6月16日清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由左至右）在开往基辅的外交专列上交谈

无论从政治经验还是过往的国际形象看，三位来访者都远远胜过影视演员出身、身着橄榄绿T恤和迷彩运动鞋的泽连斯基。64岁的朔尔茨从2018年起就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任内成功领导本国度过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动荡，去年12月更是接替在任16年的前总理默克尔，组成了新的三党联合政府。马里奥·德拉吉曾经担任欧洲央行行长达8年之久，以捍卫欧元区免遭分裂、协助欧洲走出旷日持久的主权债务危机而闻名。至于44岁的马克龙，他曾是拿破仑之后最年轻的法国国家元首，两个月前刚刚击败极右翼候选人勒庞，赢得第二个五年任期。2015年，当1978年出生的泽连斯基第一次在电视连续剧《人民公仆》中扮演虚构角色“乌克兰总统瓦夏·格里沙”时，比他大一岁的马克龙已经是法国经济、工业及信息化部部长了。

《人民公仆》中的泽连斯基

然而，就在过去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三位政坛老手在西方世界的声望似乎被半道出家的泽连斯基远远甩开——面对俄罗斯酝酿多时的“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政权没有迅速崩溃。在度过了最初的相持阶段之后，乌军成功恢复了对北方领土的控制权，并在东部和南部继续与对手展开激战。更重要的是，在泽连斯基本人的亲自参与下，乌克兰政府在各大国际组织、新闻媒体以及社交网络上发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呼吁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并向基辅方面提供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军事援助。截止到2022年6月初，已经有包括美国、比利时、德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而最初持谨慎立场的马克龙、朔尔茨等欧盟领导人，也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最终决定前往基辅访问，并就乌克兰“入欧”做出了表态。

2022年5月3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在布鲁塞尔欧盟特别峰会期间出席媒体见面会

作为苏联在高加索山脉和波罗的海之间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西向“入欧”的冲动，不仅构成了2004年以来俄欧关系周期性紧张的动能，更是当下这场惨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之一。而被俄乌冲突所改变的，已经远远不止于两个直接当事国：在俄欧天然气管线贯通整整25年之后，欧盟布鲁塞尔特别峰会决定在两年内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并彻底放弃刚刚完工不久、建造成本超过100亿欧元的“北溪2号”管道项目。中西欧全年能源进口量的1/3以上遽然发生变更，不仅造成国际市场油气价格一路攀升，更使得一众以“俄气”“俄油”作为原材料的大型制造企业就此陷入供应链危机，潜在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欧元。德国政府在2月26日公布的名为“分水岭”（Zeitenwende）的改革计划，则开启了西欧第一大国滞后近30年的军备重整进程，并使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发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能”的惊呼。至于过去数年中持续酝酿的欧盟内部的“东”“西”之争，在能源危机中同样时隐时现：战争造成的“团结”，基础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牢固。

欧洲联盟，尤其是作为其最大经济“龙头”和政治领导者之一的德国，何以至此，又将何去何从？

2022年3月10日，位于波罗的海卢布明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接收终端。该项目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最终宣告破产

尽管历史学者每每将欧盟的渊源上溯到1951年订立《巴黎协议》时的欧共体“核心六国”（Inner Six），并将之描述为“二战”结束后世界秩序重组的产物，但旁观者不难看出，真正推动欧盟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登上世界舞台、继而成为多极世界中显赫角色的时代因素，更应当是“冷战”的结束。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打击的威胁就此消弭，巨额国防预算被顺势移用到社会福利和产业迭代领域。在旧“铁幕”以东，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剧变引发的更多是羡慕和效仿西欧的热情，而不是激进民主主义的燃烧（类似的情况只发生在南斯拉夫），这也符合布鲁塞尔倡导的“新欧洲”价值观——扬弃那种曾经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历史遗产。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欧各国的转轨过程中，无论是“核心六国”还是法德“双头”，都没有以国家的名义提供过财政援助。类似两德统一时巨额团结互助税（Solidaritätszuschlag）的安排并没有被推广到波兰、匈牙利等国家；欧盟仅仅是为昔日的“东方诸国”设定了入盟的最低门槛“哥本哈根标准”，随后要求其政府自行承担达到标准所需的成本，这也为日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怨气埋下了伏笔。直到2004年，包含有波罗的海三国以及4个前“华约”国家的“A10集团”才获准正式加入欧盟，2007年之后又增加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克罗地亚。

2020年12月20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街头。这一年芬兰经济和对外贸易均为负增长

即使是在21世纪前十年“逝去的好时光”期间，欧洲联盟的种种矛盾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中西欧，来自“东方诸国”和地中海沿岸的年轻移民（包括非法移民）补充了枯竭的劳动力市场，享受到更多社会福利的却是本地居民。民族国家的存在并未被空洞的“欧洲生活方式”所消解，反而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迎来了新的波动——那些在几年前才勉强挤进欧盟理事会或者欧洲央行的新成员国，刚刚品尝到预算转移支付的“甜点”，就不得不忍受德国政府这一“龙头”近乎偏执的紧缩政策。默克尔在救市时机以及主权债务问题上的偏执保全了欧元区的表面完整，却也使整个欧洲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当“维谢格拉德集团”在中东难民问题上公开和柏林叫板时，矛头指向的不单是社会秩序，也是对历史的报复。

作为后“冷战”时代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最成功范例，“欧盟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仰赖地理环境与偶然因素的塑造：产业结构单一的俄罗斯为其提供了充裕的化石燃料，从非洲、中东乃至东欧涌入的流动人口接过了低端服务业岗位，新兴的亚洲市场则是飞机、汽车、机械等优势出口产品的主要客户。从地中海北岸到波罗的海的半个欧洲利用了整个欧亚大陆，甚至西北非洲提供的时代红利，却只须承担最低程度的付出。它甚至不必操心自己的防卫能力：今天的欧洲领土（包含英国）上依然驻扎着6.7万名美军，延续着“冷战”的韵脚。

2022年6月7日，停靠在波兰格丁尼亚港进行燃料补给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格雷夫利号”

而欧亚大陆对这种特权的反噬，则是从2010年底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大震荡开始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从中东难民潮、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英国“脱欧”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冲击，世界政治正以种种始料未及的形式收回欧洲之于它们的“负债”。2022年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则是最近影响最剧烈的一阵飓风：它不仅摧毁了中欧能源安全的基础，更使得“冷战”结束以来，东欧第一次面对真正的“热战”的考验。

“欧洲价值观”这个概念，在过去十多年间曾经不止一次被大张旗鼓地讨论过。在希腊和塞浦路斯债务危机期间，在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在本土主义、孤立主义乃至疑欧主义（Euroskepticism）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的政治家们已经反复重申过这种崇高但又含混的意识形态。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无人知晓它将被如何付诸实施：在特朗普占据白宫的五年里，欧盟一度被视为贸易自由原则以及全球多边主义的头号维护者；然而，除去被动地应付美方提出的新贸易协定谈判，并进一步扩大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外，西欧所做的并不多。俄乌之间战端的重启，则是欧盟被冷落的另一项标志：无论是德法两国力推的两阶段《明斯克协议》，还是马克龙亲赴莫斯科的斡旋，都没能阻止本质上是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特别军事行动”发生。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迎来的的确是一道真正的“分水岭”，它意味着更缓慢的收益，以及更大的责任。

2022年3月15日，被救援的难民在英国肯特郡丹吉尼斯镇等待领取食物和水

“冷战”结束整整30年之后，欧盟在世界舞台上依然保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良性发展的资本市场到逐步复苏的对外贸易，乃至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都为欧洲下一阶段的全球角色保留了动力。不过，如同全球化进程本身面临的考验一样，对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来说，单一能源重心的红利期已经结束，他们现在需要更多依靠自己的力量担负起安全职责，并在全球新兴产业竞争的“蓝海”中找到位置。但最重要的是，欧洲不可能借由贸易壁垒和封闭保全其自身——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形式的“例外主义”都有自己的存活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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