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安全与成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破解之道

在关于中美科技博弈的前期分析中，作者将美国半导体政策目标归纳为“国际地缘政治战略诉求+科技领先诉求+产业成本诉求”。作者认为，当前由美国强推并由其盟友跟进的“供应链去中化”策略，既有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原因，同时也有美国内部不同方面的“不同意愿”。但就现实而言，不但各国/地区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即便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之所以形成当前的状况，直接的外部因素包括两个：一是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在前期出现现实的脆弱性；二是俄乌战争对这种供应链脆弱性予以强化。美国非常积极的利用了这两个外部因素，从而在深度全球化时代暂时重获对其欧洲、亚洲和澳洲盟友的战略主导权。

正如我们在《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中所提及，此轮美国领导的中美博弈并非像1980年代日美、德美贸易战时那样，由美国商业利益群体所主导并获得美国政界支持，正好相反，是由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界所策动，说服商业利益群体和盟友予以接受。这种情况既与美苏争霸时期不同，因为当时两大阵营几乎没有相互渗透的经贸关系，同时也与1980年代西方内部的贸易争端不同，因为当时美国与盟友之间并无地缘政治问题存在。在前文中作者也对美国当前策略的历史进行分析，提及美国当前以地缘政治战略目标为政策源的理论基础，最为接近的应当是John Mearsheimer（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米氏的此种理论符合人性恶的理念，其基本逻辑是，国际体系具有三个特征导致国家间彼此相互提防，包括：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这将使国家认为实力愈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而生存的最高保证就是获得霸权。（米尔斯海默，2014）

米氏理论将国际社会视为黑暗森林，认为国家基于生存需要完全可以暂时放弃繁荣，甚至一场小规模战争并不会影响相关国家的繁荣。为了生存（安全）不惜重塑供应链，暂时放弃商业繁荣，并胁迫盟友共同放弃，这就是最接近美国当前真实政策意图的解释。

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为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基础，一方面说明美国对中国发展的体量和速度已经确实产生危机感，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内部对中国继续发展将会影响其生存（安全）开始进行现实判断。这其中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在此前几篇文章中进行过深入讨论，就半导体产业而言，作者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台湾，而美国国防安全的核心利益（高端半导体制造能力）“在”台湾。正是美国国防系统入场判断参与决策，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米氏理论为基础的“筑底”。在国防安全判断基础之上，美国在民粹主义风潮和内部两党将针对中国作为唯一“共识”的政治氛围基础之上，商贸系统（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财政部和司法部等再将“安全”问题泛化至各个领域。

如果说G2之间存在必须正面面对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事实，那么过度泛化安全问题则是美国“矫枉过正”、加剧危机的另一个事实。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有人性恶的一面，并且最为致命的缺陷，是对生存（安全）所需成本问题的忽视。

几乎所有地缘政治理论，都不会谈及商业数字，然而任何实际的政策，必然会有成本。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美国没有机会从地缘政治视角（生存与安全问题）出发去说服其盟友以放弃繁荣为代价去实现安全，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之后全球通胀高启，此时强行策动供应链从高效走向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压力。美国可以通过美元将危机向其他国家（包括盟友）予以转嫁，然而这是以损失美元信用为代价的，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目标本就是损失繁荣。一个国家以损失繁荣为代价追求安全是可行的，但要强行拉上其他国家一起损失繁荣，难度会变得非常之大。正如米氏理论所显示，国家间并无真正的、永久的同盟关系，利益永远是基础。意识形态、观念的不一致，只要愿意谈，一定都可以谈。

利益问题的背后，说到底就是成本问题。

在《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中作者曾经提及，所有经济制裁最终都会归结为成本问题。因过往深度全球化时代结构性矛盾导致的美欧中俄四边脱嵌，最终会演变为更多国家参与的多边嵌合，这将是全球化的一种新形态。如果美、欧、中相互认可深度全球化时代结构性矛盾的存在，那么从四边脱嵌走向多边嵌合并不需要以一种极其激烈的、以损耗全球主要国家商业繁荣为代价的方式进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生存（安全）问题并非没有成本，当追求生存（安全）的成本危及生存（安全）本身时，政策的变动时机就会到来。

加之，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以“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出现，此种外交上的破局使得西方舆论关于中国大陆危及生存（安全）的言论大幅减退，为美国盟友内部支持繁荣的一方提供了足够的发言契机。

正如美苏争霸为始，现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只有武力战场，在今天，“制造和平”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而“制造和平”的能力也被视为大国独有的能力。对这项能力的认知和相应的决策，将是影响未来的真正关键。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也是对人性善的否定，但现实主义本身是符合人性的。所以与其不断释放“善意”，不如现实的制造“善果”（和平）。同时，繁荣、安全与成本是一体三面，与其不断的辩驳要繁荣还是要安全，不如直接将各方的成本，以及愿意负担成本与否，作为各层级谈判的要点。这需要谈判者对各方宏观和微观经济数据有相当的掌握，而不是靠口号就能达成。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