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同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23-04-21 11:04

全文共8494字 | 阅读需13分钟

请求毛主席批准，将我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7位开国上将中，董其武、陶峙岳是其中“特殊”的两位。他们都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后又同为共产党高级将领。更为特殊的是，董其武和陶峙岳都是在1982年入党（其中董其武的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党支部大会通过他的入党申请算起），年龄分别为83岁和93岁，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龄最大、时间最晚的开国上将。

两人都是“抗日名将”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今河津市）固镇村一个贫苦家庭， 6岁时在舅父的私塾读书，17岁入河津县高小，19岁时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办的斌业中学招生，便立志从戎，靠童年好友董盼银等人资助的10块银元，步行800多里到了太原，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学习军事。临近毕业时，因得罪了阎锡山督军府的人，便愤然离开学校。

1924年，董其武到陕西参加了刘镇华的镇嵩军，当了短期的排长，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服役2年，曾参加北伐并升至中校。后来，蒋介石大力裁遣非嫡系部队，董其武失业。后听说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正扩编军队，他便写了一封投效信。经过傅的考核，董其武和同行的几个校官被委任为上尉参谋。但多数人嫌官小不愿意，董其武却坚持留了下来，最终以才干得到傅作义赏识。

◆董其武

董其武对长期军阀混战深感厌恶。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写请战书，呈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他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敌10次进攻，帽子都被敌弹打飞。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第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

全面抗战开始后，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简单包扎一下后仍坚持在火线指挥。董其武曾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多次聆听贺师长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此后，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同日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成功。抗战结束后，董其武任第35军军长。但随着战局的推进，他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日益失望。

绥远起义前，蒋介石派飞机接董其武去广州遭拒，飞机飞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董其武对人说：“天不亡我，老天爷也支持我走和平之路啊。”在董其武领导下，绥远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很快解放军化，毛泽东称赞“进步如此之大且快”。

陶峙岳，1892年9月18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陶家是湖南宁乡有名的大地主，拥有一座名叫“火龙洲”的庞大庄园。童年时代的陶峙岳生活优裕，不知人世的艰辛。他从小聪明好学，6岁就开始读书，12岁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14岁考入求忠中学，后进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清河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从该校毕业，1915年春，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1916年陶峙岳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即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陶峙岳奉命训练从绿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因指挥出众、训练有功，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

1926年，陶峙岳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中任团长，独立第2师誓师北伐后，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担任主攻任务，并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江西。1927年，独立第2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展开了3天3夜的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南京，陶峙岳被晋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4月，陶峙岳经贺耀祖介绍加入国民党，第二年，国民党部队统一整编，陶峙岳任第40军第3师中将师长。1928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进驻山东济南。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再三命令部队不得出击，使得陶峙岳下属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撤职，陶峙岳虽免受处分，但却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济南惨案是其“平生之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峙岳担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增援上海。在蕴藻浜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接着，日本陆空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陶峙岳仍率官兵顽强抵抗，坚守阵地21天，由此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

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先后担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务。其实，胡宗南多次剥夺陶峙岳的兵权，陶峙岳在河西部队是没有实权的。　　

两人果断作出明智抉择

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是董其武的人生转折点。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在天津战役刚结束4天、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的翌日飞往北平，向傅作义请示机宜。傅作义向董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展情况，并指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该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1月23日，中共中央指出，对绥远可以双方停止战斗，维持现状。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入北平入城式，正式接管北平。2月2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首次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临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1947年，陶峙岳在新疆天山。

其后，在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于5月28日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华北局会议室签定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8日，毛泽东批准《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6月14日，傅作义派王克俊等人前往绥远；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建立以潘纪文为书记的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远联络处，一起协助董其武将军具体实施起义。

8月25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亲赴绥远促成起义。8月26日至9月10日，傅、邓分别接见了驻归绥和包头的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对绥远的方针政策，坚定了他们走和平起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39人，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从此，十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董其武等发出贺电。

10月1日，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当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是陶峙岳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

1949年春，陶峙岳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是年秋，解放军直逼兰州，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迫在眉睫。在张治中将军的启发下，陶峙岳召开了各种会议，教育部属以大局和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统一了骨干思想。9月18日，张治中指示起义的电报，由邓力群送到迪化时，陶峙岳高兴地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军事方面的情况，邓力群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希望。其后，毛泽东在北京收到陶峙岳准备起义的两份电报后，随即转给张治中将军，并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9月22日，张接到毛泽东的信和陶峙岳的电报后，又发电嘉勉并嘱陶峙岳立即派员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事宜。22日，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9月25日，陶峙岳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归入人民行列。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9月28日复电：“你们在9月25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的复电在报刊上公布后，全军将士及全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董其武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

在酒泉停留期间，陶峙岳与彭德怀、王震彻夜交谈，谈部队整编和改造问题，派解放军入疆和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

起义部队整编后，陶峙岳先后任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领导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屯垦戈壁，挥汗荒原，创造出在戈壁滩上种植棉花、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建造城市等许多奇迹，使新疆逐渐走出落后贫困的古道，成为国内外闻名的农业示范区。

两人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

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之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1955年春，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可董其武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便托杨成武转交毛泽东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军衔往下调。信中说：“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

杨成武劝他说：“给你授上将决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董其武真诚地对杨成武说：“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考虑都很深远，我是知道的。但我总觉得，接受了上将军衔，我的余生将会不安和愧疚。”

董其武（右）与杨成武（左）合影

毛泽东看到信后，坚决不同意董其武的请求，并且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董其武）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回来后，杨成武急忙找到董其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董其武听完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家里，董其武还对妻子姚勤修说：“毛主席真伟大，共产党真伟大！”

1950年2月间，陶峙岳进京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汇报工作。在中南海，陶峙岳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毛泽东。

“你是宁乡仙凤乡的吧？我晓得，在县城玉潭南门外，我到宁乡，到益阳，到常德，都由你屋门前过，不晓得过了多少次哩！”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新疆情况么样子了？” “靠解放军，靠共产党，靠王震同志的得力指导，工作还过得去。至于我，一切还都是外行，今后多向王震他们学习吧！”陶峙岳认真地回答道。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了，陶峙岳见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

“是吃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说，“我们家乡作兴茶时喝茶，饭时吃饭，你就不要客气了，吃顿便饭，我已告诉他们准备饭菜了，吃家乡菜。”

一碗红烧肉，一碗萝卜，一碗白菜，外加一个汤，一顿俭朴的湖南家常菜，两人边吃边聊，越聊越亲近。

此时，陶峙岳不禁想起1930年在蚌埠车站见蒋介石的情景。当时他恭恭敬敬地跟蒋说话，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唧几下，看起来非常不可一世。这与毛泽东相比可真是鲜明的对照啊。

陶峙岳

饭后，他们继续交谈，一直到深夜。毛泽东一直没有倦怠之容，谈话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不仅说国家大事，也说家庭小事。

毛泽东非常关心陶峙岳的进步问题，希望陶峙岳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在已经顺利过去了。第二关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会过去。第三关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要做好思想准备。

陶峙岳当时虽然不太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但是他没好意思问，只是知道：无论什么事情，跟共产党走，什么关都不会难过的。之后，陶峙岳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是满面春风地走过来和他握手，亲切地称呼他“陶将军”。刘少奇、朱德等也经常诚恳地向他征求意见。陶峙岳觉得共产党确实是真诚待人的，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肝胆相照，否则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两人多次申请最终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7月，董其武在京开会，专门向杨成武首次提出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杨成武明确地鼓励他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杨成武的话进一步激发了董其武入党的决心和信心。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董其武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时时刻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要求自己。董其武认为自己拥有房产和家产，不是无产者，坐卧不安，便向杨成武诉说：“我过去在战场上亏欠了党和人民，在经济上我又是个有产阶级，我不但有房子，还有七处小买卖。我愿做一个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你的经济状况属正常范围，过去属于你，今后还属于你。你能向组织说明清楚就行了，现在不能上交，它关系着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会影响起义人员的思想稳定。” 杨成武笑着对他说。

董其武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仍不甘心，便写了一份财产清单，书面报告毛泽东：“请求毛主席批准，将我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接信后批示：“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房子总是要住嘛。”

朝鲜战争爆发后，董其武为了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考验，毅然申请带头参加抗美援朝第一线，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战要求。抗美援朝结束后，他率兵团回国，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69军，董其武任军长。

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再次提出入党要求，他觉得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一名无产者，房子问题就成了他一块心病，于是他多次请求军区党委或首长作个决定，将他的住宅收归公有，自己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

1954年王震和陶峙岳在垦区

1958年，董其武在率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时，听闻中央首长也要来参加劳动，他就安排一名是共产党员的保卫处长尽快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可是这个处长没有去落实。董其武批评了他，他不服，还说风凉话，董其武便自己亲自去抓落实。事后，杨成武知道了，提议把这个处长撤职、调离。董其武连忙阻止，恳求说：“请不要处理和调离这个处长，这事我先做检讨。起义已经八九年了，我仍然没有改变一个共产党员对我的看法，只能说明我改造得不够好。我相信我的行动总有一天会感化他的，我希望能和他成为朋友和同志。”

1962年初夏，东南沿海战备紧急，董其武写信给军区党委，一面要求率部出战，一面再次申请交出私宅。他恳切地说：“如果军区不予接收，一旦我献身疆场，将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一直到“文革”开始，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产，“请首长俯念我出于诚意，请予接收。”可是依然未果。然而几天后，董其武开了一个家庭会，经妻子女儿同意，将家里存的300多两黄金，连同以长女董健民的名义存在银行的5.3万余元人民币，全部上交国库。董其武的无私义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肯定。

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北京军区党委根据董其武的表现，很快作了研究，支部全体党员一致通过，随后呈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董其武家，对他说：“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之所以推迟为你办理入党手续，是考虑你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认为你暂时留在党外，比到党内来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对统战工作能发挥更大作用。”

董其武听后十分感动，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党中央对我的安排，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从此，许多人都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峙岳与董其武

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考虑到他申请入党30多年了，又一次提请党中央研究批准他入党。很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批示，正式批准董其武入党。

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高兴得热泪盈眶，逢人便说道：“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即刻写了一副条幅：“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陶峙岳跟入党第一次产生联系是在1952年。在一次闲聊中，向来豪爽的王震开门见山地问：“老陶，你考虑过加入共产党吗?”

此时，陶峙岳已届花甲之年，听后顿时百感交集，既是激动，又很惶恐，嗫嚅良久，然后说道：“我与共产党人一起共事感到很踏实，很放心，能学到许多我以前所不能学到的东西。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向往，只是不敢冒昧启齿……”

一个月后，王震和陶峙岳共赴石河子进行勘察。在途中，王震又向陶峙岳问道：“陶司令，你对共产党有些什么看法?有些什么要求?愿意不愿意入党?”

对这个问题，陶峙岳当然考虑过，但在他心里，入党是人生大事，自己刚刚起义没几年，还没作出什么贡献，入党未免太早了点，于是就说了八个字——“是所愿也，未敢请也。”

几天后，王震来找陶峙岳谈把石河子建成新兴城市的想法时，陶峙岳向他袒露了自己对入党问题的心迹——

“加入到国民党之初，我对共产党的性质毫无认识。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参加了军阀混战，有一段时期甚至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然而，我对共产党在感情上并无成见，所以，长期内战，使我深感彷徨和痛苦。”

陶峙岳继续说：“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良好的印象，是从与共产党人共事时开始的。首先，是在酒泉见到你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平易近人，说话推心置腹，不仅关心我的工作，而且极其关心我的思想改造。使我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跟着共产党干是一条光明的路，也是我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疆和平起义后，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沸腾岁月里，陶峙岳逐渐地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感情越来越炽热，要当一名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了。

到1965年，陶峙岳已和共产党人一起奋斗了15年。这年夏季的一天，陶峙岳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张仲瀚。这份不同寻常的申请书，他考虑了十多年，也自我改造了十多年，现在，他觉得是时候了。

陶峙岳、张仲瀚参加垦荒劳动

此时王震已调离新疆多年了，张仲瀚接到陶峙岳的申请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是陶将军长期努力和不断改造之后，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评价啊!

张仲瀚立即向兵团党委作了汇报，党委意见十分统一，决定报告给党中央。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非常重视陶峙岳的申请，特此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报告：陶峙岳同志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我们自治区党委准备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随即请陶峙岳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报中共中央批准。但可惜的是，就在陶峙岳等党中央批准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很多工作都陷入了混乱，陶峙岳的入党也没了消息。

直至1970年，已逾八旬的陶峙岳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再不能像十几年前那样跑北疆奔南疆，便毅然辞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职务，准备退休回长沙养老了。

乌鲁木齐火车站，张仲瀚政委去给陶峙岳送行。张仲瀚紧紧地抱住陶峙岳说：“陶司令员，我没有尽到一个政治委员的责任，我对不起您啊!”陶峙岳凝视张仲瀚片刻，爽朗地笑了：“不，不，不，你是尽了责任的!” 张仲瀚又补充说：“在新疆可以入党，在湖南也可以入党，全国各地都有党组织，在哪里加入不一样?” “好在入党没有年龄限制，回湖南后我可继续申请哩!” 陶峙岳满怀信心地回答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陶峙岳于1982年5月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他坦言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我不仅以加入共产党为荣，更重要的是能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

9月28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的愿望实现了，陶峙岳老泪纵横，赋诗一首作为纪念：“且喜百业兴，景物更鲜妍。伟哉共产党，饮水必思源。四化又长征，追随幸有缘。遥望阳光路，欣看猛着鞭。”

陶峙岳在93岁高龄时，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董其武、陶峙岳两位开国上将，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始终维系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兴衰上。每当祖国危难之际，他们总是挺身而出，投入到卫国卫民的正义斗争中去。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弃暗投明，果断率部起义，走向人民，成就了永垂史册的民族大义。纵观两位将军的人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信念坚定而又特立独行、侠骨丹心而又刚正不阿的充满传奇的一生。

编辑｜侯梦玮

责编｜王媛媛

编审｜项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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