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问题从三年自然灾害说起

       究竟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我们一贯的说法，现在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先看看中央权威的说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里点出了三个关键，①政治上的错误，②自然灾害，③苏联撕毁合同。

       从字面上看，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主要原因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自然灾害是次要原因。

      《决议》接下来的文字也是遵循这个逻辑，指出了如何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如何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如何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显然，《决议》概述的这段历史中只是捎带“自然灾害”，把问题归结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上。

       这也印证了刘少奇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当然是否有“天灾”还另说。

       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等错误，但没有谈及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所以是否存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央权威文件表述并不清晰。

       最近，看到原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现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韩刚2021年6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其中第九个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否定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

      文章引述研究者根据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

      上述统计将全国气象状况划为5个等级，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58年、59年、60年这三年，比起54年、57年、65年和70年、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

        结论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

       一辈子研究党史的研究员如此说，应该是有根有据的吧！

       传统的说法是——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百度上是这么说的：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即存在“三年自然灾害”！

       百度还陈述了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陈述了《中国灾情报告》从1958年至1962年的灾情记载，说“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

       根据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认为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图）

     《中国水旱灾害》归纳，1949-1990年，“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归纳：“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这个说法也是有根有据

        嗨，资料与资料，数据与数据在打架！

      问题在于，建国以来受灾年份不只是1959至1961年，为何偏偏这三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甚至引发全球关注？

      事实上，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的农业减产的数量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减产了百分之40%，或者还多一点。

      这与大跃进的初衷和目标完全相反，大跃进的结果不进反退，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为什么？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先是提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接着说到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谈得更多的是“左”的路线和政策，大胆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引述湖南农民的说法，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就是说，主要问题是“人祸”，自然灾害是次要的！

       刘少奇在这里沿用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这也许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只能这样说，只能把问题引到自然灾害上。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不仅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了大跃进“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更提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等等话语，相当精当。

       这说明问题的确出在“人祸”上，而不是所谓“自然灾害”上。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批评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刘少奇强调：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困难，“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刘少奇更大胆说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