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兰小欢：历史向后反思，经济永远向前｜独家

兰小欢不喜欢做预测，很多事情也难以预测。

就拿他的畅销书《置身事内》来说，出版仅半年的时间，就加印十数次，销量达到几十万册，已蝉联多个榜单首位——这是在写作之初不曾想到的。原本，他预想书的读者应该会是经济专业的在校学生，后来才发现，其实主要来自各行各业的中青年——与他年龄差不多，大概就是1998年大学扩招后的那批大学生——现在30岁~40岁，有了一些生活和工作阅历，已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经济的重要性有着切肤之感。

“这本书是有门槛的，不一定是专业门槛，是经验门槛——需要对经济和社会有一点感觉。”如此，才能认可“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才能理解“上级虽然拥有‘形式权威’，下级实际上拥有‘实际权威’”——这些内容不仅来自兰小欢作为一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学术研究，更来自于他在政府投资基金工作时期的现场经验，“书的内容是学术性的，但世界观不是学者的世界观，是一个实际工作者的世界观。”兰小欢说，从中国经济的观察者到政府工作的亲历者，对他的认知改变很大，“就像看别人被封，跟自己被封在家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段谈话发生在6月7日的上午，他所在的小区刚刚解封。过去的两个月，作为全国物流中心、制造中心、经济枢纽的上海，由于疫情影响被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和地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上演，中国经济开始慢下来，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和想象中多了些悲观和颓唐的气息。

但兰小欢不是这样。他曾在《置身事内》的结束语中写道，“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而经此一“役”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视角”是否会改变呢？

“不会，怎么可能？”兰小欢说，只要看过去的历史就会发现，经济是一定会恢复的，而且恢复的会比很多人想的快，只不过反弹之后，受益的可能是另一拨人。“这也是经济和商业特别残酷的地方。所以经济永远是往前看的，不要担心经济，要担心的是自己。人总得继续活着。”

《中国企业家》：今年4月份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下称《意见》），统一市场的提出已经有几年时间，与此前相比，《意见》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什么？

兰小欢：其实没有大的变化，提到的大都是以前在做的事情，可能比较新的就是两个字——“加快”。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外部环境变化很大，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国际贸易关系都很严峻；另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四五年间一直在推进的事情在疫情这两三年出现了倒退，地方保护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抬头，所以在这个时点上需要特别强调。

《中国企业家》：《置身事内》一书中也多次论述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和推进难度，目前来看，难度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兰小欢：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其实留心看一下身边的事情，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难度之大，想想看中国人都用普通话交流才有多少年；再比如各个地方用的出租车，深圳用的比亚迪，上海和北京用吗？这种地方性的保护还是挺多的，可以说遍地都是，所以当前离全国统一大市场还远着呢。

现在统一的更多是商品层面，深层次的东西还很欠缺。比如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国资本本身流动性是很高的，但资本市场的分割也很严重，各地那么多城商行、金控机构，看上去都是在统一市场融资，但是资本使用都是有地域属性的，说的极端一些，本身就是地方财政的一类延伸，由此也滋生了很多“乱象”，这就不是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而是地方性的资本市场，需要改革的还有很多。

现在也在慢慢改善中，但肯定是个非常长的过程，急不得，我觉得统一大市场这件事再花几十年能推进的比较好，就很了不起。

《中国企业家》：既然这么多的改革阻力和待解难题，现在提“加快”，关键抓手是什么？

兰小欢：当前的矛盾焦点就是户籍和土地，因为这是老百姓生活最不舒服的一个方面，也到了真正要改的时候。

另外，从方式上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大国，建设产品和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难免要先经过区域性整合。除了过去提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还有各个省内的资源向省会集中，现在慢慢有了这种趋势——比如安徽省向合肥的资源集中，就是大部分省份应该设立一个经济中心，除非有的省特别发达，才会形成2~3个中心。

区域性整合之后，“统一大市场”就把这些中心城市作为抓手统一起来，这样各种各样的要素进行跨域区流动的时候，才能加快沟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比如上海的东西运到贵州去，如果有贵阳这样的一个中心，再分散下去就能极大地控制成本——但聚集的中心一定要足够发达，才能支撑起一个这么大的服务市场。

《中国企业家》：一些声音指出统一大市场后可能会形成新的垄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兰小欢：怎么可能有垄断？除了像国家电网这种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国企，其他的谁能垄断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手机能垄断吗？汽车能垄断吗？家电能垄断吗？即便像电商这种平台企业，网络效应这么强，之前都说赢家通吃，但还是会不断有新的竞争对手和竞争形式涌现出来，不是这些企业不想垄断，是没有这个能力“吃得下”——企业是有边界的。

《中国企业家》：比如那些效率比较低，但承担了地方税收和就业功能的地方国企，就会被淘汰掉了。

兰小欢：应该被清退掉，不是吗？这些国企之前受到地方保护，关键前提是地方政府还有钱，现在没钱了，想保护也没有办法了。而且这本来也是一个趋势，若地方政府一味保护本地企业，哪怕是低效率的“僵尸企业”也要不断输血和挽救，做不到“劣汰”，竞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所以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

《中国企业家》：近日多地启动复工复产，中央也给出“稳住经济大盘”的指示，根据媒体报道，有的地区提出“要用超常规手段（刺激经济）”，这种氛围下，地方政府会有哪些可能的救助举措？

兰小欢：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手里的资源也很有限了，大家都知道地方债务负担重，财政收入减少等，所以就算喊得调门再高，都改变不了现实——地方政府靠大量借钱做事的空间没有以往那么大了。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真正能做的实事，还是要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扶持中小企业，自己能直接下场干的事儿没有以前多了，但它依然是市场上最大的主体，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当下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放权，在自己手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跟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时，要给对方更大的权利，在这方面把政府的角色往回收一收，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判断，或是什么意识形态化的事情，现实就是没钱了，还能怎么参与？要真的去依靠其他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所以地方政府“置身事内”的角色和程度也需要发生变化？

兰小欢：一方面，做事方式上会有变化，比如以前搞国有经济，从直接设立国企，到做城投公司，再后来又组建产业基金，这不是“质变”，而是参与程度上的“量变”。但做事方式的转变，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所有重要的生产要素依然会在政府掌控之下，这件事是没有变的。经济再抽象，最终还是投入跟产出。投入的土地，整个金融系统超过大半壁江山都属于政府，科技研发之类的资源也是如此；还有人力资本需要的教育、医疗健康、住房、养老等配套资源，大都也在政府手里。

所以政府依然掌控生产要素，但要换种方式来参与，实实在在地做好服务，真正转变角色，之前想要办的事情特别多，政府承担的角色远远超过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角色，现在重要的是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市场的巨大潜力，本身中央也是这么要求的。

《中国企业家》：很多地方政府基金从LP（有限合伙人）转型做GP（普通合伙人），也是一种参与方式上的转变？

兰小欢：实事求是地说，市场化的GP，除了几家头部的以外，能给政府提供的额外价值服务是比较少的。最早地方政府刚刚做股权投资，什么都不熟悉，所以会以LP的身份来做，如今地方产业基金已经搞了六七年了，规则和方法已经摸透了，地方政府自己做GP也很正常。

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聚集吸引有钱的企业家资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亲自下场建起大的产业集群，政府基金直接对接龙头企业，产业链周边企业则可以分发给更熟悉项目的一些机构基金去做补充——现在几乎大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都是这样两条腿走路。

《中国企业家》：那在当前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产业基金的运作模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兰小欢：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国企改革，要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和国有资本投资平台。此前一个省市可以做投资的平台很多，城投平台是一类，产业基金是一类，还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公司，都是各自为战，现在都在往一起整合。

整合起来会是什么模式，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目前大部分属于形式上的捏合，里头还是各自运作，未来能否进行实质性的打通整合，现在看各地做法很不一样。

《中国企业家》：地方政府从生产型转变为服务型，增加民生方面的投入，而（民生）这部分本身也是市场化程度很低的一个领域，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改革推进？

兰小欢：政府投入要从工业项目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健康、住房、养老这四方面，也就是政府要投资于人。

教育跟医疗这两个领域很特殊，这跟汽车等标准化商品不一样，这么说吧，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标准，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体系是让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说好的，包括欧美。而且中国市场太大了，以后是不是会在不同的地方，甚至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层次之间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允许建立私立医院，或者一些公立医院某些科室会引入社会资本补充等，这些都有待继续观察。但我个人不觉得这两大领域会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化转型，也不觉得市场化就真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民生领域改革的方向不一定就是市场化，而是要看到底什么样的形式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企业家》：回到《置身事内》这本书，你当时想过出版后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吗？

兰小欢：当时写的时候，会想到与市面上流行的经济学领域的著作相比，这本书可能受众稍微广一点，但绝对没想到会像现在这样——比小说都畅销了。

现在分析原因当然是事后诸葛了。事前我想最主要的读者应该是经济学专业的在校学生，但后来发现其实是1998年大学扩招后的那批大学生，现在大概三四十岁，他们在各行各业积累了大量的生活和工作阅历，现在都已经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非常明白经济有多重要；而且基于实际工作经验，他们对政府跟政策有多重要也有很深切的感知。所以书中所说的这些事情，他们能有共鸣。

《中国企业家》：有投资机构的人就说，他们在向国外LP介绍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的时候，也会推荐这本书，这是现在要推出英译本的原因吗？

兰小欢：实话实说，我本来是不想出英文版的，因为翻译很简单，但外国人能否看懂就不好说了，这里头有很多隐含的、中国人都懂的信息，外国人缺乏相关背景就理解不了。

英译本这件事是一个在阿里做事的英国读者跟我提出来的，他在中国工作了好些年，觉得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太浅了，这本书特别适合翻译给他们看。但我认为还是适合那些对中国已经有所了解的人，这也是这本书的门槛，不一定是多高的专业门槛，但需要经验门槛。

《中国企业家》：所以如果不是你曾经有过在地方政府工作的经历，也就不会有这本书？

兰小欢：是的。政府工作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就没有办法跳出书本去看这个事情，所以书的内容虽然比较学术，但世界观不是学者的世界观，是一个实际工作者的世界观。

之前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肯定也会了解地方政府对经济有很深的参与度，但从“参与”到“置身事内”，还是不同层面的理解。打个比方，就跟看别人被封，跟你自己被封在家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中国企业家》：那你这段“被封在家”的经历会影响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吗？你在书中曾提到对中国经济葆有一种“乐观主义偏差”，这一点会改变吗？

兰小欢：不会，这怎么可能。研读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或者不说那么远，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是很大的事，但并不是过不去的事情，只要不反复折腾，就没有人们想的那么悲观，而且往往是最悲观的时候，转机就已经来了。

我们说经济其实是个很残酷的事情，它是一定会反弹恢复的，而且恢复的会比很多人想的快，只不过再次回弹上去的时候，受益的可能是另外一拨人了，很多企业很可能没做错什么，也明明知道客户还在，需求还在，但它可能已经撑不住了，等不到反弹了——这是经济和商业特别残酷的地方。跟文学、历史不一样，后者是会往回反思的，经济永远往前看，所以不要担心经济，要担心的是自己，这也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说的，“总得继续活着”。

《中国企业家》：是否可以说，既然政府“置身事内”的程度如此之深，那么研究地方政府可能也就成了企业经营的一门必修课？

兰小欢：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企业家对政策敏感一点是好事，但本质上来说过于敏感就不是好事了。因为你的理解不一定就是对的，即便是对的，你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前瞻性投入也是因企业而异的；更重要的一点，政策是会变的，但不会变的是什么？是企业产品和客户需求。

所以我觉得企业经营与其多了解政府，不如多了解当前生活的社会环境，因为政府的政策也是要对社会做出反应，最重要的还是了解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