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病毒出现，选择，从不是在经济与生命之间，而是这些生命与那些生命中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召开会议，把“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放在了最前头。胡锡进对此评论：“有些人认为抗疫压倒一切无需计算成本，经济可以任意牺牲，这些都是偏解，是错误的。中国抗疫不能失败，同时经济也不能输，这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当下空谈莫过于“电车难题”。一辆失控的电车驶来，前面轨道有五个人，你可以扳动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那条轨道上也有1个人。与电车难题对应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计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很多人都有一种“财政幻觉”，觉得大礼包是天上掉的馅饼，认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国家的资源、钱是无穷的。不惜一切拯救生命是崇高的理念，但国家没有“一切”。国家不创造财富，国家开支靠税收，税收、资源总量一定，剩下的就是分蛋糕。说白了，权衡、算账。一笔钱，是用作太空探索，还是救一个80岁的老人；中国交通事故一年死8万，但我们不仅不会停下交通，甚至都不能降低最高120的限速。每个国家都在做冷静的、理性的权衡，甚至家庭也是如此。30万的存款，是救一个90岁身患癌症的老人，还是给孙子买房、结婚。家庭会怎么选择？老人自己会怎么选择？不惜一切拯救生命，还是用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很多人说，钱损失了，可以再挣。今天不生产，明天生产补起来就可以了。经济受损了，后面会报复性增长。一个汽车厂的员工，今天不生产，工资降低了，就不会给主播打赏，不会去餐馆吃大餐，呆在家里，也不能团购红酒、可乐。两个月后，生产恢复了，哪怕工资弥补了，他也不会把没有吃喝、没有打赏的补起来。餐厅、主播少赚了钱，就不会去买车。某些人的某些需求就永远的没有了，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就永远失去了。所以，疫情过后，经济会报复性增长，完全恢复的看法，是一种静态的、计划经济的观念。
对现代社会而言，人活着依靠预防、治疗，这些都离不开钱。中国的健康卫生总开支，大约为GDP的8%，这里包含政府、社会的卫生开支和家庭的卫生开支。政府卫生开支，比如投入到HIV宣传；发本小册子，宣传不要吃得太咸，发个小勺子，帮助人们控盐，就能减少高血压患者。再比如，在公共场所投放AED除颤仪，就能拯救生命，AED要3万一台。家庭的收入，也会影响寿命。一个白领春节回家，65岁的父亲摔跤了，髋关节骨折。如果按照去年的情况，发了5万年终奖，拿1万出来做手术。父亲4个月恢复，活到80岁。但今年很难，失业了，房贷、孩子学费不能不交，那就保守疗法吧，在床上慢慢躺。髋关节骨折之所以会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因为老人长期卧床会引发肺炎、褥疮、器官衰竭。半年后，父亲去世。所以，关于疫情的账，不是在经济与生命中去选，而是在生命与生命之间选。忽略疫情期间，急诊无法看病的悲剧，以及那些更多的耽误病情而默默死去的例子，比如没及时去输液拖成了肺炎死去，只算经济账。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城市关闭一个月，经济损失大致为城市全年GDP的4.5%。2021年上海全年GDP为4.32万亿元，封闭1个月，损失1944亿。上海的卫生健康支出大约占GDP的8%。也就是说，上海的卫生健康支出会减少1944*8%=155亿元。这个支出，包括政府、家庭、社会的支出。经济停顿，三者都会损失钱，会减少医疗开支。 根据公号“真名叫卢俊”的测算，在过去30天，上海在核酸上花了55.34亿元，在抗原上要花20.75亿元；建设方舱要花60.64亿元。不过我觉得这个测算过高了。核酸是按28元算的，我折算为7元（考虑到人力与其他成本），则大约为14亿元。方舱并不都是像雷神山那样新建，也打个折，一张床1万，16万张床，16亿元，包含吃饭、运行费在内了。那么，上海花了14+20+16=50亿。考虑到奥密克戎的低致病性，大多数人感染了，休息一周就可以重新上班，看看方舱的人就知道。所以，只要采取措施压制感染峰值，员工10缺1、2，企业有这个弹性承受，不至于对生产有太大影响。越南3月10日全国新增确诊17万，而一季度，越南GDP增速突破5％。我还是假设有1个点的负面影响，那就是4.32万亿元/12月*1%=36亿，36亿中的8%为健康卫生支出2.88亿。
假设上海有一半的人感染，1250万。救治这些病人，要花多少钱呢？武汉新冠肺炎病死率最高的时候达5%以上。现在有特效药、有疫苗，上海即便把基础疾病死亡的病例计算在内，上海总病死率维持在0.0178%。考虑到现在的治疗是超常规的，有些重症与死亡还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没有暴露出来，所以，我扩大5.6倍，按0.1%来估算病死率，会有1.2万名死者，死者大多数是老人，香港的死者中位数是86岁。死亡率降低50倍，治疗费用也降低50倍。武汉疫情人均治疗费用1.7万元的50分之一，为340元。那么，上海总治疗费用为：1250万*340元=42.5亿。截至4月28日0时，上海累计感染55万，重型患者304例、危重型48例，自4月17日以来，累计死亡285例。假设重症5万，危重20万，死亡40万的治疗费，那么，现在的总费用是1.388亿。然后以这个数推算1250万感染时的花费。
*这个治疗费用的估算并不低。实际上，普通中国家庭不会有太强的意愿，投入这么多钱救治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两个数据差不多，可以相互印证。我再次采取一个更高的数字，100亿。那么，大规模感染的gc路线能节约205-103=102亿。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最令人悲伤的病。它给人留下希望，又眼睁睁的让人陷入绝望——患病的都是小孩，只要钱够，治愈率可以达到60%-80%，获得与常人一样的预期寿命，但费用昂贵，在30-50万元左右。家长痛哭的新闻，往往就与这个病有关。
如果一个患儿按40万元计算，102亿元，可以治疗好25500个患儿。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的总费用约10万元，那么，就是10.2万个孩子。所以，不管哪种策略，都是在生命之间选：1.2万位老人，还是2.6万个孩子，或10.2万个孩子。所以，我无法确定哪种选择好，但我知道，“当病毒出现，选择，从不是在经济与生命之间，而是在这些生命与那些生命之间。或许有人说，我家没有白血病病人，也没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也没有大病病人，但我家有老人，难道你家没老人吗？中国人对医保的依赖很大，医疗报销政策，一直在不声不响的影响着老人的寿命。曾经在医院看到相邻床位的两个老人，甲的报销范围大，可以报销CT，而乙只能报销B超，最终这位老人也只做了B超检查。检查如此，药也如此。医保政策会通过，检查、药物、治疗等环节，影响人们的治疗选择，是积极的，还是以保守治疗的名义放弃。
中国的平均寿命73岁，但有城乡差别，城市的平均寿命是76岁，而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9岁。形成这个差别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医疗条件。中国的医保制度这几年发展不错，新农合整合进了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力度提高，但这都需要钱，所以还有差别。2020年，城乡居民医保支出，人均798元；职工医保支出，人均3728元。也就是说城里人的医保，每年比农民的医保，人均多花3000块钱。我们假设一个人从50岁开始频繁去看病，活到城市老人的平均寿命76岁，那么，农民和城里人的医保差额为：26年*3000=78000元。再加上私人支付的自费部分，算3万元，一共11万元，产生了7岁的平均寿命差别。上海老人全国最长寿，不是因为这里有大自然，而是这里医疗条件最好，这里老人的医疗费最多。但现在，可能都会被用到新冠了。全国也一样。都说今年情况比2020年更严重，2020年增速损失4个点，最保守的估计，今年增速同样如此，则对应损失4万亿GDP。还是按照8%用于健康卫生计算，那就是4万亿*8%=3200亿。2020年4月8日之后，武汉就解封了，生产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当年国际疫情吃紧，中国的供应链需求旺盛。而本轮疫情，国内是此起彼伏的封控，而国外产业链在恢复。所以，4个点的损失估计，是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目前，东南亚已经进入常态化生活状态，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增速都非常好。最近苹果宣布，将在印度制造手机与IPAD。产业链讲究稳定，不时的封控会进一步刺激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产业链的转移是有成本的，一个地区优势下降，甚至已经稍有劣势，厂家也不会转移，因为转移要成本。但一旦转移，除非这个地区再次获得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也不会转移回来。所以，一旦过了一个门槛，就不是单单一年的损失，而是，哪怕疫情过去，每年也会损失。忽略抗原、方舱、隔离，只看核酸一项。目前多个城市出入公共场所，要求48小时核酸，一年就是180次。假设平均每人一年做50次核酸，一次5元，那么就是14亿*50次*5元=3500亿。A.大规模感染也会有经济损失，算一个点，1万亿。8%用作健康卫生开支，则为800亿。B.如果全国一半人感染，7亿人，死亡率千分之一，死亡70万人。所有数据均为上海的56倍，治疗费用仍然采取上海的高估值，那么，放大56倍，则为5600亿。那么，封控比感染会多花的钱为：6700-6400=300亿。几乎可以忽略。上海两种路径，差了102亿。全国规模大56倍，才差了300亿。这并不奇怪。上海人均GDP高，具有全国影响力，封城损失更大。而全国，一没有完全封城，二是人均GDP低，生产停滞产生的损失也相对小。某种程度上，这恰好可以印证对数据估算的合理性。虽然第一年花的钱差不多，但第二年，差别就大了。封控多花的钱翻倍，封控多花的钱就是：这笔钱可以让700万个农村老人的寿命延长7年，和城市老人一样。可以救700万个先心病孩子，中国每年约有12万-20万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出生。
需要指出的是，gc之后的大规模感染产生的6400亿花销是一次性的。1，2两个因素很难实现了。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形成群体免疫，世界头部药厂已经不再投入全力开发疫苗与药物了。如果没有更高效的疫苗与药，不管维持多久，这6400亿，仍然避不开。当然，病毒似乎在变得更加温和。如真如此，上海的付出或许是值得的。还在等新数据，在下一篇文章讨论。 《我不是药神》有一个光明的结局，药进医保了。实际上，很多白血病人年底去医院的时候，会被告知，药开不出来，原因是医保控费。到了年底，很多手术做不了，药开不出来，就是因为医保报销限制了。
疫情的高危人群，有基础病的老人，与高强度依赖医疗费活下去的人，其实是同一群老人。当GDP受损，政府卫生开支受损，且疫情挤占资金，医保控费，开不出药来；再加上子女收入降低，家庭必然改变医疗行为。那么，那些免于新冠的老人，大概率会受到医保资金不足的强烈影响。他们还是不能幸免。只不过，会带上更多的患病的年轻人也没钱救治。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当病毒出现，选择，就不复存在，只不过人们假装在选择。”那么，重要的不是选择，而是如何理理性的、客观的理解选择。癌症病人有四个心理过度期，最初是怀疑、否认；然后是愤怒、发泄；接下来是悲伤、抑制；最后才能接受现实。面对疫情，一些人拒不承认现实，不戴口罩；有些人假装能战胜现实。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理性、客观的直面现实，这样才能用最好的方法，去接受现实。在名叫gc的火车轨道上，躺着4个老人；在另一边名叫ql的火车轨道上，躺着12个年轻人。一辆火车开过来了。为了救4个老人，你选择ql，火车逼向ql轨道上的12个年轻人。这个时候，有一只大手出现，把gc道路上的四个老人，突然转移到ql轨道上，老人与年轻人都不能幸免。还没完，那些因为产业链转移而固化的经济损失意味着，每年火车都会开过来，而铁轨上总会躺着一个人。这当然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题。但完成这道题，需要每个人去面对现实。当然，还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毒株变得更温和。希望如此。热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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