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特尔特到小马科斯：历史与暴力是理解菲律宾民主的切入点

文｜赖奕諭

六年前，拥有鲜明强人色彩的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在一片哗然声之中成为了菲律宾总统，许多人忧心他的反毒战争、法外处决等政策将为菲律宾社会带来难以抚平的伤痕。然而，杜特尔特借由执政三年之后菲国的中期大选，以惊人的漂亮成绩证明选民其实肯定他的铁腕手段。他在执政后期所碰上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并没有打垮他，因为纵使菲国社会确实受到严重冲击，其民意支持度却仍然持续居高不下。

在雨露均沾的影响下，他的女儿莎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 Carpio）于去年一度成为参选总统的热门人选。在与小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搭档并投入副总统选战之后，莎拉最后甚至获得了比参选总统的小马科斯还要多的票数，显见她借由父亲的声望所取得的政治红利有多么的不容小觑。

如此看来，小马科斯之所以能够当选总统，除了自身的行政、立法资历及其家族在菲国的政治实力之外，自然不能够忽略他与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结盟。尤其小马科斯上一届大选才以极少的票数败给现任副总统莱妮（Leni Robredo），他在本次的结盟策略可说是效果相当显著。小马科斯除了在北部吕宋岛的自家铁票区有着压倒性的胜利之外，他成功地让上届大选几乎都是莱妮票仓的南部棉兰老岛地区多半翻了盘，而莱妮最终仅能固守自己原先在中部米沙鄢群岛的票源。

本次菲律宾大选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不光只是政治家族结盟所带来的影响。近年来有个不断出现于菲律宾社会的论调，主张多数人民已经不再信任自由派的政治人物。该论调显示，自由派阵营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后掌握了政治经济权力，他们批评老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Sr.）在1965年至1986年的独裁政权，并借此强调他们的自由、民主与进步思想有多么重要。然而，许多菲律宾人认为这些政客多半还是出身于有权有势的政治家族，有些家族甚至早在殖民时期便已经坐拥政治权力。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他们过去数十年执政时期未能有效改革菲律宾社会的情况下，其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受到青睐。莱妮纵使不像典型政治家族出来的候选人，由于她身边的幕僚与人脉多半都还是自由派阵营的人马，导致部分人无法信任莱妮能够带领菲律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有鉴于此，有些人会认为菲国选民在两次大选过程中对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是杜特尔特跟小马科斯两人之所以胜选的相似之处。当然，谁是政治精英这件事其实是相当模糊且有其争论的空间。像是于2016年不断强调自己代表底层声音的杜特尔特，便曾被批评明明也同样是“政二代”。面对这样的质疑，他本人主张自己并不如马尼拉的传统政治精英这么不接地气，而他最后也确实因为被认为能够对政坛做出一番革新，而成为了菲律宾史上第一个棉兰老岛出身的总统。

然而，小马科斯家族在过去曾有20年的时间掌握了菲国政治最高殿堂马拉坎南宫，其中甚至包含有9年的戒严。他们一家人虽然于“人民力量”革命之后一度被迫流亡海外，却没有因此于政坛中失势。家族成员反倒在返菲之后，持续于地方与中央皆占有一席之地。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说小马科斯与莎拉的胜选与当年杜特尔特的崛起是相似的吗？我们该如何理解菲律宾人民从杜特尔特到小马科斯的选择？而小马科斯当选总统的意义又与当年的杜特尔特有何异同？

精英与群众的对立叙事

1971年3月，一则标题名为《体面的君子协定？》的文章刊载于《菲律宾自由报》（The Philippines Free Press）。该文以时任总统的老马科斯所公布的一份违法寡头政客名单为引子，批评由政治家族所垄断的行政及立法部门将只会因为要保护彼此的既得利益，而无法针对弊端做出实质改革。文章虽然并未直接表明老马科斯是否将因此屈就于这些潜规则，却也质疑其公布那份名单的效果：该名单除了将老马科斯塑造成为群众而反抗富人的领袖形象，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功能？

综观菲律宾的政治发展，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对立叙事一直都是驱动人民论述与行动的重要动力来源。左派抗争者便时常以西班牙殖民后期的抵抗为例，强调当时的革命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主要领导者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思想组织人民，最后才会妥协接受美国的接管，让后者借由殖民统治指导菲律宾逐步实施“民主”。也是因为如此，他们并不相信战后独立的菲律宾政府，认为主政者基本上多半是被美国殖民政权所培养出来的统治阶级，与菲律宾的群众未能真正走在一块。

抗争者的叙事之外，菲律宾在体制内的选举也同样对这样的叙事并不陌生。第七任总统麦格塞塞（Ramón Magsaysay）当年传颂大街小巷的竞选歌曲《麦格塞塞曼波》（1953）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其歌词首先批评菲律宾在独立之后的混乱秩序，接着暗示他的竞争对手基里诺（Elpidio Quirino）在担任总统期间有多么的贪污腐败，以此衬托出他出身底层并清廉爱民的形象。这首在菲国史上首次由总统候选人所推出的竞选歌曲，不仅替麦格塞塞取得空前的成功，三十多年之后也在“人民力量”革命前夕借由地下电台的播送再度变得火热，成为鼓励民众走上街头推翻老马科斯政权的重要象征之一。

讽刺的是，后来被与贪污腐败画上等号的老马科斯，于1960年代被送入马拉坎南宫的时候，也曾被期待菲律宾可以有所改革的民众称作是“群众之子”。虽然其父亲在美国殖民时期担任过北伊戈罗省（Ilocos Norte）的众议员，他们这个出身于吕宋岛北部农业大区的政治家族，仍被视为与在马尼拉主政的政治精英有所不同。纵使老马科斯后来与伊梅尔达（Imelda Romualdez Marcos）结褵，并与妻子有权有势的罗亚尔德斯家族结盟，不少人仍相信他将可能带领菲律宾挑战掌握大多数资源的政治家族与地主阶级。

老马科斯在当时到底是怎么样向大家勾勒出他的愿景呢？

我们可以从老马科斯担任总统期间所出版的一些作品看到，为了合法化其施政的手段，他不断强调以“民主革命”作为修正菲律宾政治文化的方法。其中，他在1974年所出版的《菲律宾民主革命》（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一书提到：菲律宾因为殖民统治的影响，地主与群众的阶级和不平等关系基本上已经定型，即便战后历任政府所推动的各种“社会正义”与“土地改革”计划都无法撼动这样的结构性困局。也因此，在不让社会秩序崩解的前提下，老马科斯主张透过宪法合法授权他的威权统治，使其得以着手体制内的改革。

在老马科斯于1972年实施戒严之前，菲律宾社会正面临多重的经济、政治的危机，这些危机构成了他后来得以宣布戒严的重要条件。当时有众多人民走上街头抗争，原因包括国内日趋严重的通膨问题、反对政府出兵协助美军在越南的战争，也有人因为政府军队在1968年“贾比达大屠杀”（Jabidah Massacre）杀害穆斯林士兵感到愤慨。因为如此，除了有来自棉兰老岛的数个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开始通过武装行动要求独立，也有部分左派抗争者不满原先的共产党（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的积弱作为，决定于1968年成立新的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重振已几乎被前者放弃的武装革命路线。纵使老马科斯实施戒严的原因可能有诸多面向的盘算，比如镇压反对派、防范共产主义武装的崛起、实现他的执政抱负，精英与群众的对立叙事也同样是形塑并合法其手段的借口之一，不能被忽略。前文所提到的违法寡头政客名单，恐怕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Sunday Express1972年9月24日头条，老马科斯宣布戒严

从这样的历史脉络看来，或许不难理解小马科斯为何会不断想为过去的戒严历史辩驳，甚至尝试修正目前主流的史观。他的阵营尝试借此告诉菲律宾群众，那些自由派政治人物越是抨击戒严，越是显示了他们所欲掩盖的自身既得利益与盘根错节的家族政治网络。当反对小马科斯的阵营认为问题关键来自于菲律宾人缺乏足够与适切的历史教育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也有人直指自由派阵营的支持者才是真正被洗脑的一方。

支撑菲律宾民主运作的暴力根源

2009年，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通称阿基诺夫人，Corazon "Cory" Aquino）辞世，这让她的儿子阿基诺三世（Benigno "Noynoy" Aquino III）在隔年以极高的支持度当选为总统。此事值得我们此时再拿出来重提的原因在于，其母子俩是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后菲律宾民主化的重要象征。当初科拉松之所以会被反独裁者阵营推举出来担任总统，是因为她的丈夫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Ninoy" Aquino Jr.）曾是菲国戒严期间声望最雄厚的在野党领袖，却在1983年遭不知名人士射杀身亡，造成国内外反对势力群起愤慨，进而促成人们在革命行动中的团结。

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

虽然阿基诺三世通过召唤回二十多年前的历史而再度接下母亲的棒子，但这也让菲国人民意识到“人民力量”革命所强调的自由、民主等口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口号而已。尤其是阿基诺三世在上任之后颁布的代号为“人民行动计划”（Oplan Bayanihan）的军事行动，以安全部门为推广和平与发展计划为名，实际上却是背地以武装势力打击异己，这便让不少人觉得政府与其背后的诸多政治精英及家族只是通过这些手段在保障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罢了。

更不用说的是，在阿基诺三世执政以前，自由派阵营出身的诸位总统也往往同样以军事手段稳定社会内部秩序。这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来自于“人民力量”革命之后，阿基诺夫人并未能有效地摆平军方，使得异议人士仍不断遭受吓阻、牢狱之灾，甚至是生命威胁；另一方面，地方的政治家族继续以军警或是外包的民兵等武装势力巩固其政治权力，再加上国内的共产党、穆斯林激进组织等武装叛乱势力持续各据一方，这些一直都是菲律宾人民在过去几十年来所面临的政治现实。

或许在最一开始，杜特尔特的崛起还只不过是菲国选民对于自由派阵营的不信任而造成的结果；然而，杜特尔特通过把他过去在南部治理达沃市（Davao City）二十多年的经验拉到国家治理的层级，最终将菲国政治人物在台面下的政治暴力手段给公开地摊在阳光下。不同的地方在于，杜特尔特大剌剌地指出这些暴力都是为了国民的福祉而有的举措。反毒战争虽然是以骇人的法外处决形式在发动，人民对于以国家安全为由的杀戮却感到相对的安心。

人民最直接的反馈便体现在选举政治上：2019年以第一高票当选参议员的德拉罗萨（Ronald dela Rosa），以及今年同样于参议员选战中拔得头筹的帕迪拉（Robin Padilla），他们俩都大力地支持杜特尔特的反毒战争与法外处决等做法，前者在成为参议员之前甚至还直接就是执行反毒战争的警察首长。

令人玩味的是，杜特尔特之所以开始投身政坛，其实与当年的“人民力量”革命相关。戒严时期，杜特尔特的母亲苏利达・杜特尔特（Soledad Duterte）在棉兰老岛是领导“黄色周五运动”（Yellow Friday Movement）抗议老马科斯政权的重要人物。这样的背景让阿基诺夫人在掌权之后，曾询问苏利达是否愿意出任达沃市市长。而杜特尔特则是在其母亲推辞并荐举的情况下，展开了他在达沃市长达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

杜特尔特执政时期，民众上街反抗他“毒品战争”的对民众的法外枪决

杜特尔特接手之前的达沃市，曾在1980年代是共产党发展其都市游击队的重要实验室，政府为此通过渗透组织的方式，以心理战挑拨、分化内部成员，造成共党内严重的清洗内斗。部分人在这之后，出走成为反共产党的志愿私刑队与民兵组织成员，而这些人则成为杜特尔特在达沃市摆平众多反动势力的要角，一度让达沃市成为全菲治安最良好的城市之一。

杜特尔特先前的执政经验，以及他的总统任期揭露了一点：菲律宾在“人民力量”革命之后的民主，其实是靠着政治暴力的支撑才得以运作。这不表示杜特尔特所杀的人就是死有余辜，但如此经验却成了许多人为菲律宾戒严造成人权迫害的问题所辩护的理由，也是本次大选小马科斯及其家族得以为自己辩护的重要条件之一。

直接把问题归咎于假新闻或是现今的年轻学子欠缺足够历史教育，或许并不足以勾勒出事情的全貌。尤其当小马科斯和莎拉的组合几乎在所有年龄层都有极高的支持率，把责任都推给年轻人其实不是太负责任的做法。面对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理解知识生产、信息流通管道与社交媒体的操作固然相当重要，但我们更应该认识的是深深镶嵌于菲律宾社会之中的精英与群众对立叙事，以及根植于菲律宾民主背后的暴力根源。这些面向究竟是如何从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今日，成为左右菲国人民思考政治行动的途径？这将不只是帮助我们分析菲律宾本届总统大选所发生的事情，也同样能够指出未来我们得以观察菲国社会的切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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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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