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腾挪：未来最稀缺的能力是理解基层中国的能力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08年的时候，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21世纪简史》，经济学家何帆，便是中文版的译者。

去年的《吴聊》对谈节目，吴晓波频道就邀请了何帆教授。同行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姜鹏，他见到何帆后便求证了一件事：

有一年，某外国著名学者受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流，办公室打电话给何帆，让他充当翻译。

何帆教授却说，我很忙，要去接孩子。

后来何帆教授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相比以前拎着的公文包，如今的何帆背上了双肩包，他说他随时要到处跑。

在何帆教授看来，与其整天琢磨宏观数据和经济模型，不如走出高阁，去目睹这个国家发展的变化，用脚丈量山河，走进村庄，走进生产线，走进出租车司机的世界，走到创业者的身边听他讲故事。一个研究宏观经济的人，突然回到了微观的田野调查的状态中。

为此，何帆给自己立了一个大大的flag：从2019年开始，每年都把自己亲历的、这个国家发生的微观变化写成一本书，一直写到2049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他把这一系列书取名为《变量》。今年如约出版了第四本《变量4：大国的腾挪》。

在这项庞大的工作中，何帆并没有用慷慨激昂的姿态去记录一场恢弘“史诗”，让人热血沸腾，而是靠一己之力来记录一个关乎你我命运的“时代”，通过处在变革漩涡中真实的小人物，让你我都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和观察者——这很值得我们尊重。你甚至可以视之为一场行为艺术：一个叫何帆的人给自己套上巨大的镣铐，开始了一场跨度30年的艰苦长跑。

继2019年的《变量：看见社会小趋势》，到后两部《变量2：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变量3：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何帆教授把今年的主题定为“腾挪”。

腾挪是一个围棋术语，比如你和对手在棋盘上博弈时，发现左上角已处于劣势，无子可落。此时，你应该在新的地方落一颗子，整个势能和格局通过开辟新的战场就有可能发生改变，甚至反败为胜。

何帆将这一围棋术语用到经济观察中。正如今天的中国，有利可图的行业都出现了落子，很多领域竞争过度，形成红海现象和板结的状态。有人选择躺平，大呼“没戏了”，有人选择死磕，当然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

有没有可能通过腾挪的方式开拓一个新世界？何帆首先把目光聚焦在乡县。

乡村的落后似乎无法挽回。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了2019年，约有250万个自然村，20年里有11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消失150个。与此同时，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有的县一年GDP达到1000多亿，媲美发达国家，有的县却非常落后。所以，需要有人将大城市里那些已经“饱和”的新的生产力、新的思维腾挪到乡县中去。

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有两个90后的小伙子，原本在深圳做无人机。2021年4月，他们却跑到新疆巴音郭楞州尉犁县的棉田里，用现代科技，用无人机种棉花。按照新疆传统的棉花种植方式，管理3000亩棉田大约需要25个人，而用他们的智能化管理，3000亩棉田只需要两个人。他们把最前沿的技术带到了新疆棉田里，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智能控制的灌溉系统、无人机除草施肥等等。

突然发现，种棉花像打游戏一样轻松好玩，而一个产业在深圳是红海，腾挪到新疆的一个小县城里却变成了蓝海。

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人在浙江丽水松阳县六百多年的古村落开了一家先锋书店，书架上摆满了叶芝、奥登、波德莱尔、博尔赫斯、曼德尔斯塔姆等人的作品。

小巴认识一位朋友，那时他还是一名淘宝小二。他的老家同样位于丽水松阳县的一个古村落。有一天，他突然回乡创业。原来他在做淘宝小二期间，发现新中产很喜欢蜂蜜，而他的老家几百年来一直在养蜂酿蜜，质量和澳洲进口蜂蜜差不多，价格却便宜30%。

于是，他开始做抖音，成为了粉丝百万的网红。火了之后，他就卖老家的蜂蜜。第一年卖了1000万左右，第二年卖到2000万。第三年，松阳的蜂蜜被炒火了，同时也带动了村子和周边村的蜂蜜产业。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二，用他的互联网运营和内容创作能力，腾挪到一个不起眼的山村形成了新的生产力。正如何帆在书中所说的，普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腾挪？从小趋势中发现新机会。

大国腾挪的主线之一是“乡县经济的广阔市场”，其实还包括了一条暗线，即如何理解年轻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今天许多年轻人来到大城市后，常常忘记了家乡，经常问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青年该做什么。

然而何帆教授告诉我们，家乡总是有无尽的宝藏，未来中国的创新更容易发生在边缘地带，因为边缘地带的低试错成本和轻松多元化的环境能给创新带来更多生机，而大城市则更容易无情绞杀年轻人的才华与梦想。

书中着重写了五条人乐队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小县城成功出圈的案例。仁科和阿茂歌迷都很熟悉，他们来自广东汕尾海丰县，都是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五条人的音乐粗粝生猛，土得掉渣，然而他们歌唱的是对质朴爱情和生活的向往，自带同都市生活抗衡的底气。

记得有一年微信周年庆，唯一被邀请的乐队就是五条人。因为微信大量的用户都是来自县城的小镇青年。五条人唱的方言你可能听不懂，但他所流露的情绪却能呼唤出文化上的创新。

这些年崭露头角的乐队有很多：用宜宾话演唱的衣湿乐队、西安的黑撒乐队、贵州的尧十三、宁夏的苏阳……他们往往都没有诞生在北上广深。何帆发现，县城在未来必然是中国本土文化复兴的重要土壤。

这部分结尾的一句话值得深思。何帆写道：“未来中国，最稀缺的才能就是理解真实的中国、基层中国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服务好亿万群众的商业模式，把握深情厚重的民情民意，找到最适合国情的治理之道。

小地方也不只有好的一面，比如地方债务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症结。化解地方债务还能“腾挪”吗？何帆教授特地去贵州做了调研。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想致富，自然要先修路。所以在过去二十年里，贵州的高速公路建设排在全国前五。高速还需要配合修建大量的桥梁、隧道，以至于全球最高的桥梁前二十名中，贵州省就占了12座。

但修路花费不菲。中国最早修的高速公路，一公里只需要两三千万，而现在一公里是1.5亿。有些欠发达山区修路，由于多桥梁、隧道，一公里成本接近3个亿。放眼全国，2019年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总收入不到6000亿，总支出超过1万亿，收支缺口4850亿，10年就要亏近5万亿，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

贵州自然陷入了债务陷阱。2020年底，贵州收费公路的债务规模占全省GDP的45%，远远超过6%的全国平均值。更糟糕的是，十年后，全国20%的高速公路收费到期，收费偿债模式也走到尽头。

当然地方可以有比较“鸡贼”的做法，比如化解债务存量，短债转长债，或债转股，将压力转移给金融机构。这是不是一种腾挪呢？就像胡雪岩说的“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

这只能说是一个庞氏骗局。真正的腾挪，在何帆教授看来是争取时间，到山上伐木，再做出一个盖子来。我们没有必要在特定的时间解决所有问题。

于是，他给出了一种腾挪的方法：盘活存量资产。沿着公路铁路，还有很多服务区、收费站、通信管网、基站、广告牌等优质而庞大的资产。

在贵州，仅高速公路边上的零散土地、闲置厂房空地就达到了2万余亩。除此之外，还有路况、交通流量、用户出行消费等巨大的、动态更新的数据资源。当地政府可以改变这些土地的性质，让社会资本参与进来。比如在高速公路边搞物流，需要物流公司参与；想要做充电桩，需要和电网合作；想要盘活数字资产，需要找互联网公司；在服务区搞经营，也得请专业的商家来做。

这个办法并不新鲜。黄奇帆在重庆，王国平在杭州，都曾实践过。而通过“腾挪”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用时间换空间，用产业换未来，基建发展中产生的债务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凯恩斯说，经济学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问题，卡在那里让经济发展不了，让城市无法动弹，让每个人都陷入巨大的困境。怎么办？你需要创造一个新问题来替代它。

在解决这个新问题的过程中，旧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如果死磕那个旧问题的话，永远解决不了。

这也是一个腾挪的概念。

就好像当年的伦敦。伦敦有50万人口的时候，路上有8万辆马车，几十万匹马。由此出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处理路上的马粪？似乎很难解决，你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从A到B移动得更快？于是汽车出现了，马粪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在《变量4》这本书中，何帆教授看到乡村振兴、城镇崛起，看到了地方债务、养老产业等等，看上去都是一个个板结的问题，但如果用腾挪的方式，经济和社会就有可能出现跳跃式的非线性变革。

对于个体亦是如此。大国崛起的黄金时代，给了每个人腾挪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全方位碾压你，只要不躺平，一条路走不通，还能走另一条路，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

何帆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用脚走在一线去发现问题，通过实际案例进行经济学的思考，希望我们能陪伴他30年，这个漫长的旅途也是我们对这个国家和个体了解的过程。

除了上述对《变量4：大国的腾挪》解读，吴晓波老师还向何帆提了六个问题。关于这六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点击此处，免费试听】。

问题一：近些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双重影响下，中国社会呈现出某种悲观情绪，对于普通人来说未来似乎充满不确定，而本书开篇就写“新型确定性时代”，这是基于什么得出的判断，这个新时代具有哪些典型特征？

问题二：你在书中谈到了个体、企业，甚至一个村庄的“腾挪”，请问什么条件下“腾挪”才是可行的，有什么要素能增加“腾挪”成功的概率吗？

问题三：书中的大多数例子，“腾挪”往往表现为弱势一方身处困境之时不得已的生存策略，然而我们的文化中还有一种“直道而行”的勇气，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你怎么看两种思路的差异？

问题四：无论是农民工返乡、县域经济发展、制造业困局，还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你都在书中提出了独到的化解思路，在你的研究中，当今中国有没有无法“腾挪”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应对？

问题五：你在书中采访了打工人、小镇明星、工厂主等形形色色的个体，请问你筛选采访对象的标准是什么，选择这些人是出于什么考虑？

问题六：本书文字清爽，叙述畅达，谈到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宏观经济、产业转型乃至个体命运等多种命题，却很少出现经典理论框架或数据模型，原因是什么？略带文学化的表达是否会削弱观点的说服力？

吴老师还聊了聊以下几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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