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思绪的一头

2023-05-08 13:05

女性的手极具控制力，是脑中无限创想的实践者，亦是艺术创作的执行者。它灵活、有力，既可弹出美妙音律，亦可写出字字珠玑的文字。本期特邀钢琴艺术家陈萨与作家笛安，共同聊聊她们脑中万千的思绪与那些非凡成就。

陈萨

在台上，在下一站

——

陈萨有时幻想自己身处一个房间，身边就是李斯特、舒曼，角落里端着酒杯的是乔治·桑……她好奇那个年代的创作氛围和他们的交流，但她并不会选择停留在那里。在这个时代，她有机会去玩一场寻宝游戏，挖掘历史长河中遗留的明珠；也有机会去思考，在现代生活中，这些作品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自己又能通过对作品的演绎给听到的人带来什么。她总要向着下一站走去。

陈萨刚刚结束德国的巡演旅程。在这个3月，23天中她完成了18场音乐会。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在早上10点出发，下午到达一座城市，晚上演出。在路上的时刻像是一场公路旅行，她有一个兼职司机，是个小男孩，在车里的时候，她可以获得安静的时光。在这些穿梭在音乐厅之间的时间里，她有时候休息养神，有时候看着窗外放空，若路途长一些，她会回回邮件，为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做准备。车子向前驶去，她也向下一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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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时间演出，生活里有一些细节要为之改变。每次上台前，她习惯喝点黑咖啡，为了让晚上有规律的睡眠，她尽量早一点喝，或是将咖啡换成茶。吃的食物也变得多了一点，巧克力、糕点、奶酪，更高热量的东西也可以适量增加。她还发现了高效午睡( Power Nap )的“魔力”，闭上眼睛一刻钟，就有了“快充”的感觉。

比较远的几站，她会在当天到达，第二天演出。在这样的空当，她喜欢去户外走走。离酒店不远的地方，常常能找到城市公园，说是公园，但少了几分人工雕琢的痕迹，大多是自然为主的景致。德国很多城市都有老城区，老城区的房屋有当地特色。陈萨通常会沿着河走，有时是莱茵河，有时是多瑙河。这次的行程在德国东南部，幸运的是，平时在这个季节并不容易看到阳光，这一次阳光却很大方。当然，路程里也经历了“四季”的变化，一会儿是阳光，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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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陈萨是和匈牙利室内乐团一起完成巡演的。演出之余，偶尔她会在酒店大堂里遇到乐队的成员，他们会从当地的超市里搬啤酒到酒店，在大厅里聚在一起，放松自己。在最后一次排练的时候，排练结束，乐团的人神神秘秘地让陈萨在舞台上等等，他们从后台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是他们在中途某一站买的巧克力。陈萨开心地说：“这样的心意是非常让人感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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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第一次和匈牙利室内乐团合作。合作前，主办方问陈萨是否能做一次没有指挥的演出，由她来挑战独奏与指挥双重角色。她觉得新奇，是个挑战，就欣然接受了。钢琴扮演一场演出中主导的角色，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在曲目的选择上，它有特定的要求。选择了巴赫和莫扎特的两首协奏曲，陈萨开始新的体验。她用自己的演奏来带领大家，在适当的时候，她会用少量的肢体语言去表达自己想要的气口，很快，她和乐团达成了高效的理解。“你需要非常清晰，你要做什么、要如何表达，需要用演奏来清楚地让大家明白，让大家能够凭听觉迅速了解你想要什么，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功夫的。”在巡演过程中，默契逐步增加，她开始调整自己，让自己保持新鲜感。她会用很慢的节奏去听每一个音，“好像你用一个放大镜来照它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感受也会随之增多，会生出一些微妙的变化。每一场都不一样”。

“每天都重复一种演奏状态，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陈萨说道。

妈妈上班的剧院里，放着一台平台式钢琴，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陈萨想，也许曾经有人在那边演出过，但后来也不得而知了。在她刚刚长到能打开盖子的高度时，她推开琴盖，触碰了一下琴键，那是她第一次碰到三角钢琴。仿佛这个奇特的乐器从声音上对她进行了一种感召，她觉得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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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时候，她似乎就感受到过音乐对自己的感召了。爸爸和妈妈很喜欢听古典乐，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听很多音乐，于是陈萨也成了特殊听众。在那个年代，要听到古典音乐的录音也不是太容易，爸爸妈妈热情高，也有一群朋友互相交换着听，也会互相倒录乐曲，乐此不疲。后来陈萨出生了，在家里也经常能听到很多录音，更多的是苏联老音乐家们的演奏录音。虽然这些耳濡目染的熏陶不是那么刻意，但陈萨觉得真的很有用——“你很难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对音乐感兴趣，为什么会对旋律有感受，甚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无法说清了。”再后来，她开始学钢琴，钢琴也陪伴她走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生动”——老师这样形容陈萨的演奏，她在不同的维度上得到过很多的鼓励和认可。9岁时她第一次上台，后来又参加了老师举办的学生音乐会，再到在带观众的音乐厅里演出，在这样一些非常规的场合，她被认可，也在鼓励下更热衷于练琴。后来她遇到了一位老师——钢琴教育家但昭义，在对她的点评中，多了“独立”这一个词语。但昭义老师教的内容，陈萨会在思考后将不同的东西带入演奏中。直到今天，她仍然在意自己是否有独立的理解与感受。“这是我必须要有的过程。我不能复制或模仿任何人，去学某种演绎的风格。这些在我这里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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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演奏中，一方面要尊重作曲家的本意，他们理想中一首曲子该如何被演绎，只是这点往往无从求证，被留下来的只有乐谱。陈萨觉得，在学习乐谱之后，属于自己的二次阐释是同等重要的事情。“照本宣科的话就失去了演奏它们的意义。它们需要被不同的个性去唤醒，焕发新生，否则就永远是被尘封在乐谱里的一些点和线。有生命力的注入，才能够有意义地被听到。”陈萨喜欢在音乐里“讲话”，“一个句子就是那几个音，但每个人的语气、情感充沛度和抑扬顿挫是不一样的。”

超越时间感、深度的无限性、不可控制性，古典乐的这三个特质给了陈萨取之不尽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一切的东西都让她感到有趣，她沉醉其中、探索其中，感到无比充盈。“它不可以被你捏在手中，你不可以去占有它，你只能去遇见这样的一种抽象形态。这是无可比拟的。”

导演伍迪·艾伦在电影《午夜巴黎》中，让男主角——一位好莱坞的剧作家——乘坐一辆马车，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海明威、毕加索、菲茨杰拉德在左岸咖啡馆里畅聊的“黄金年代”。

如果回到“黄金年代”，一切是否真的会更加浪漫与美好？陈萨想，如果自己身处一个房间，身边就是李斯特、舒曼，角落里端着酒杯的是乔治·桑，身边每个人都有才华创作出大师级的作品，那自然是一个有高浓度的文化与艺术气息的世界。她好奇那个年代的创作氛围和他们的交流，但她并不会选择停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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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她反而获取了一种追溯的美好体验，就像是一场寻宝游戏，她得以去挖掘历史长河中遗留的明珠；也有机会去思考，在现代生活中，这些作品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自己又能通过对作品的演绎给听到的人带来什么。在这个时代，自己当下感受到的意义最重要。我们提起了一个大命题：是否思考过，自己的演奏将来会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陈萨纠正，不是将来，是每一次上台、眼下。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琴键上手指起落，将作品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她觉得这样的时刻总有不变的意义在其中：似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她得到了一个使命，要用劳作将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回报出去。带着这样的使命，她要传播信息、传播共鸣，甚至“所有形容情绪的词都可以用上”，无论在同一个音乐厅里坐着的人们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信号，对她而言，这样的分享本身就是意义。“上升到信仰上，我存在于这个时代里，我到底要给别人带来什么？”万年之后，我们都是不存在的，陈萨说，在这种仿佛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的前提下，她觉得活着的时候，更要将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物分享给自己遇到的人。

在“当下”这个时间线与坐标轴上，古典乐尚未进入高浓度的氛围里。陈萨小时候所在的城市里，去听音乐会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出国留学之后，回来演出，慢慢地才看到古典乐的音乐会在不同城市举行。没有李斯特和舒曼，但她自己也有自己熟识的人构成的圈子，大家相互了解，对彼此的音乐趣味熟悉，会一起交流探讨音乐，总之是格外同频的人。“古典乐从来不是大众的，它从来都是小众的”，她一早就知道，也一早就接受，她也从来都觉得，小众是更好的选择，“它意味着独特、特点鲜明。甚至包括服装、香水，所有小众的东西都会让我眼前一亮，更让我充满好奇。”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这个问题，陈萨不需要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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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描述一下你的手是什么样子。

不大不小，刚刚好的样子。是一双比较有韧劲儿和敏感度的手。手相当于我的传感器，我在用它“表达”的同时，它也带回许多不同的感受给我。

M.C.钢琴家的手有什么必备条件吗，比如大小？

纵观历史上钢琴家们的手，有一些也是非常小的，比如俄罗斯的海因里希·涅高兹，他是一位鼻祖式的钢琴教育家，也是非常好的钢琴家；还有西班牙女钢琴家艾丽琪亚·拉罗恰。他们在演奏作品时也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难点，到最后大家听到的仍然是他们在音乐作品里的呈现。不同的手当然会面临不同的演奏方法和使用方法，这是更重要的。

M.C.在“手”工作前，你会为它做什么有仪式感的准备吗？

我会做一些拉伸和热身的动作，保证手不容易在运动中受伤。上台之前会让手保持温暖。

M.C.最近一次用手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时刻？

用手来表达是每天的日常，它发生在我触摸琴键和乐谱时，在给我和家人冲咖啡时，在触摸自己时。

笛安

文学是一座山、一片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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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安不喜欢那些关于“文学就是我的信仰”的表达方式。文学是什么？在笛安看来，它有点像一座山、一片湖，像是大自然里的存在。想待一会儿，或是想要离开，都是无比自由的。想通了这一点，一切变得豁然开朗。

笛安最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写作方面有一点过人之处，是在高中。把时间线拉回高中以前，回溯起来，她自然是个写作文很好的学生，但爸妈是职业作家，在他们眼里，学校的作文根本不足以判断一个人在写作方面的天分。他们觉得，这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在创作上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天分。笛安上高中时有出版社在全国寻找十五六岁的小孩来写书，笛安的爸妈没有问过她就推掉了，“肯定是不行的”，笛安的爸妈这样想，笛安也这样想。

高中时，有两件事情悄然发生着改变。第一，她开始在学校里帮同学写信，好朋友想写情书，让她来代笔，朋友觉得让笛安一写，那些说不清的情愫变得好感人。发现她很灵之后，有同学给喜欢的明星写信，也要笛安上场，那是粉丝努力到最好的姿态。第二，她遇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她常跟笛安讲：“你这次交上来的作文不是很符合高考要求，但我给你一百分。”这是笛安在其他科目上没有过的成绩。语文老师还说：“我觉得你对文字蛮敏感的，可以多努力看看。

笛安真正开始写作是在大学以后。那时候，她前往法国读书。被留学中介“扔”出去之后，人是蒙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大学宿舍的钱只交了5个月，很快，她就要搬家了。那时候她不知道找房子的方式是什么，看到一个环境不错、价格合适的，就定了下来。她在一座法国中部的小城市读书，城市中间有一座土坡似的山，笛安选的房子就在那座山上。住进去之后她才发现，晚上8:30之后，这里就不再有公交，周遭特别荒凉，每天晚上七点多到第二天上学前，她都处在一种无聊的、无事可做的状态中。“我得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她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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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笛安正在从头开始学习另一门语言——法语。她发现，学外语对一个人的大脑会有全方位的刺激，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这种刺激更加强烈。好像自己在熟悉一门陌生语言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对照，让自己的母语有了参照物，反而可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母语。因为对法语的学习，她的表达欲变得旺盛，又因为身处山上无事可做，笛安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姐姐的丛林》。她把作品拿给妈妈看时，说这是自己写的一个故事。“我都没有想过用‘小说’这个词语，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觉得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以至于后来杂志给她算稿费时，她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字。

笛安的爸爸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很熟，将笛安的作品送到了编辑手中说到：“这儿有一个小孩的作品，你觉得好，再给主编。”经过了编辑、副主编、主编的三审三校，大家一致觉得可以用，才知道这个作品的作者是笛安。当作品以印刷物的状态出现在《收获》杂志上时，有不知内情的亲戚理所当然地讲，这是因为你爸妈的关系。只是那时候，所有的声音笛安都听不到——她小时候体育不好，到了中学数学也变得很差，有史以来第一次，她因为自己而获得了来自家人以外的肯定。“我当时对读者没有任何概念，对自己要面对的外界也没有概念，我只是觉得终于有人肯定我了。其实我都意识不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肯定，因为这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杂志，它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谁都知道的。只有我自己，对这一切没有特别明晰的概念。”

回看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笛安觉得，那时候自己在文学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好像就是知道应该怎么办，该如何处理整个故事、处理自己的文字。过往那些读过的书、知道的作家，都没有成为自己的参考。一切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

“编故事”即所谓的虚构写作，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选择。这个选择可以让她获得一种自在。“对我来说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忠实地描述下来很难。可能也是有点回避性人格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为止20年我没有出过散文集。一旦不让我虚构了，就觉得特别束手束脚。虚构的时候比较自在，我可以放进我内心深处很多非常隐秘的东西。”一个小孩出生于1983年，时代带来了改革开放的背景，命运又将她安排在一个北方的单位大院里长大，她总觉得自己的童年因为拥有了足够的爱和温暖而变得乏善可陈，编故事就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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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被视作笛安在文学上的启蒙，笛安的回答一定是漫画。“在（20世纪）90年代，我觉得我算是初代二次元。”她说道。中学的时候她喜欢少女漫画，喜欢漫画家清水玲子，也喜欢《芳邻同盟会》时期的矢泽爱。她记忆里的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动漫的“黄金年代”，只是当时漫画不属于在学校里被鼓励阅读的读物，互联网也还没有那么风靡，他们那些喜欢漫画的小孩就在一些没有刊号的杂志上相互交流。学校里也有几个阅读上的“同类”，彼此会聊，这一部好不好看，好看了自己就去租，不好看就作罢，“当时中学时代关于文学的探讨基本都集中在漫画上”。十五六岁的笛安，在漫画里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题材。那个时候，她看到了《新世纪福音战士》，一部影响了她一生的动画片。好像早一点遇见、晚一点遇见都不行，但就是在那个年纪，遇到了一群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主人公，看到他们在动画片里如此严肃地探讨一个终极命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为谁战斗、我们的敌人是谁——觉得是太厉害的事情。直到现在，她到了比动画片里年长的葛城美里还要大的年纪，还是会每隔几年把《新世纪福音战士》拿出来看一遍。

那些可以接触到的严肃的、关于文学探讨的时刻，也没有想象中那样严肃。小时候她非常喜欢爸妈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喜欢听他们聊天。有一次去海南的旅途中，同行的有四五个和爸妈同行业的“大人”，她她一路听着他们对文学进行严肃探讨，聊着聊着不可避免地讨论到别的作家，用很犀利的语言讲别人的“坏话”，她觉得特别地“妙”。“我从小就不觉得作家这个职业有多神秘。大家聚在一起也还是会讲别人‘坏话’，对不对？”

到现在，文学在笛安看来也不是一个神秘的盒子。她不喜欢那些关于“文学就是我的信仰”的表达方式。“文学是什么？它有点像一座山、一片湖，就像大自然里的那种存在。你愿意来就在这儿待着，你愿意走就走，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觉得想通了这个以后就豁然开朗了，其实你是自由的。文学从来没有说过我非你不可。它的风景真的很美，可能你离开了一段时间，又想回来看看它，这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关系始终是你单方面的。所谓的信仰，我觉得都是一种执念。”

笛安记得，在自己出版第一本小说时，爸爸跟她讲，不要认为这一次就代表她真的能写一辈子。“我其实很感谢我爸当时跟我说了这句话。因为我后来到了差不多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太难了。”

那个时候，笛安完成了自己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并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读者与关注。在这个过程中，“难”的感觉会出现在创作中。“你会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了，而你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暂时还没有能力（表达出来）。更可怕的是，会有一些时间段，你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有的想法是很好的，但你想把它落实到纸上的时候，又开始怀疑：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来讲，它有什么特别。”从二十六七岁开始到三十岁，在笛安的写作生涯里，是一个漫长的瓶颈期。更大的问题是，在表达欲趋向于没有的时刻，她还必须工作。“过了三十岁之后，我会觉得这个自我没有那么多值得表达的地方，我的感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的观点也没有多么卓越。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非你不可的时候，为什么写作？曾经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问题。而且随着年级的增长，你曾经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现在就觉得大惊小怪了。你积累了足够多的人生经验，就是如此，你没话可说了，就真的是‘却道天凉好个秋’，你看辛弃疾表达得多好，还需要你去表达吗？真的有这个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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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本书《亲爱的蜂蜜》的写作过程中，笛安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愉快、乐在其中、喜欢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待在一起、写作完成时舍不得离开他们。她笑着“坦白”，对于一个没那么喜欢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不常见。在这本书里，她想写写“当一个人带着小孩去谈恋爱会发生什么”。这不是一本有“野心”的小说，她在很多场合里这样介绍。她想讲一个小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单亲妈妈在一起，后来和小孩也有了感情，又在这样的时刻，两个大人的感情遇到问题。回头再看，在这样的小故事里，她放进去的东西却比想象中更多“成年人面对孩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某些时候一样无助。可能就因为我没有刻意地想要追求一个多大的命题，还蛮成功地表达出一种怅然若失的东西。在某一个层面也表达了我对自己的人生到此刻为止的一种总结”。

有读者以“妈妈”的身份作为笛安的一个分界点，觉得她成为妈妈之后。写出的文字变得温柔了。笛安觉得，生活里的另一种身份带给她的是一种视角上的转变。“过去的写作，我会有一点刻意，像是一个小女孩在告诉别人：你看，我其实知道世界很复杂，你看我是不是都懂，你不要小看我。但有了小孩之后，我反而没有强烈的欲望去讲世界有多么复杂，因为我变成了复杂世界的一部分。”

在复杂世界里，笛安在改变，看笛安作品的人也在改变。“人总是很难评价自己十几岁就读其作品的作家，因为你不能确定你们两个当中谁成长得更快。”有读者这样讲。笛安觉得如果读者进步了，去喜欢更好的作家，那是好事。在她心里，也有自己无法评判的作家——村上春树。18岁的时候，她读那本薄薄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大半夜看到男女主人公决别的时候，眼泪不受控地掉下来。“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我很孤独的青春岁月里，这个人好像抚慰过你。”看过那座山、那片湖，本身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