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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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不是写东西，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视频里，76岁的秦秀英用浓重的内蒙古口音感慨。
【编者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诗经》到汉魏乐府，来自民间的创作者用文学诉说胸中块垒。如今，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文字发表的壁垒，越来越多的民间写作者被看到，被阅读。第一财经阅读周刊“素人写作”系列报道，记录来自普通人的声音和他们的写作故事。以下是秀英奶奶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A面，很鼓舞人。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内蒙古农村老太太秦秀英，65岁开始重新识字，画画，学会写作、上网，进而收获诸多意外——2015年出版《胡麻的天空》，7年后又出版《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第三本《婆媳之间》，她负责的部分写作和画画已经完成。眼下，她正在老家搜集第四本书的素材。故事的B面，是两代人为了与过往和解而做的努力。秦秀英的小儿子吕永林、儿媳芮东莉是70后，他们通过高考实现了阶层跨越，一路读到博士。在上海安定下来后把她接到身边，发现一辈子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时代、命运和家庭无情拨弄的母亲，依然困在久远的时空，反复诉说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苦难，听得他们揪心、无措、沮丧、烦。最终，夫妻俩找到写作这样一种方式，让她在当农民、母亲、奶奶、外婆之外，多了一重新身份，母子、婆媳之间，也有了更加舒展、亲密的相处。“不是写东西，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视频里，76岁的秦秀英用浓重的内蒙古口音感慨。一切，就像宫崎骏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那扇魔法旋转门，被执着的人奋力打开后，色彩斑斓的新世界出现在眼前。
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吕永林和芮东莉的家与众不同。客厅里没有大沙发、电视，两面墙上装了若干玻璃大橱窗，充满艺术气息地陈列着植物叶子、果实，各种贝壳、螺、昆虫、鸟类羽毛，各色矿石，还有猫、鸟、马等的牙齿、骨头等。稀奇古怪的宝贝，是这些年夫妻俩和秦秀英一起，天南海北收集的。有一次，秦秀英在外面散步，带回来一颗直径一厘米出头的褐色牙齿。一开始，芮东莉担心是不是人的大牙，研究了很久，又跑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看动物标本，发现是猪牙。拳头大小的猫头骨是他们在公园里捡的，“可好玩儿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芮东莉说。她长着娃娃脸，在四川攀枝花一个三线建设工厂家属区长大，跟着邻居学了一口东北话，说话直接、响脆，性格也风风火火。无意间发现那具开始风化的猫尸体后，他们把它挪到隐蔽处，几个礼拜后再去，已经只剩一堆骨头，于是把头骨取回来，用双氧水再浸泡。橱窗里最醒目的摆件，是一具洁白的猪头骨，秦秀英好不容易找到后，从内蒙古寄来的。送货时，快递员不知道是啥，一直抱怨臭。“我还给洗、刷了呢，就是没有消毒水，”视频里，提到猪头骨，秦秀英就笑了，“东莉喜欢这些。”表情像大人给孩子准备了期盼已久的玩具一般满足。
“有时候我们三个人除了是亲人，还像同道中人。”吕永林这样评论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时间倒退十多年，他们不是这样相处的。吕永林至今记得，母亲65岁那年在上海，留给他的背影。
那时，他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做副教授没几年，芮东莉还在出版社工作，他们租住在上大附近一栋高层公寓的25楼。崭新的毛坯房散发着石灰和水泥味，夫妻俩从二手市场精心淘来床、衣柜、写字台、斗柜等家具。芮东莉还在水泥墙上悬挂干花，养绿色植物和小鸟，让家里充满勃勃生机。然而很多个傍晚，吕永林下班回家，却看到秦秀英总是独自一人，微驼着坐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沉默不语。远处是万家灯火，舍不得开灯的她在暮色的反衬下，显得格外苍老、孤独。吕永林忍不住问她：孤独吗？她平静地说：习惯了。秦秀英的回答，让性格细腻、温和的吕永林内心如针扎，觉得母亲有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白天，秦秀英同样这样把自己和屋外世界尽量隔离。62岁时丈夫去世后，她被接来上海的次数变多了。刚开始，她在公园里看到别人跳广场舞，也跟在后面跳。一旦有人过来攀谈，既听不懂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就往后退缩，结果来上海好多次了，一个朋友都没有。夫妻俩又没孩子，大多数时候，秦秀英就靠做家务、针线活打发时光，要么就是长时间默默坐着。儿子和儿媳妇在，家里才热闹些。但秦秀英只上过一年半小学，吕永林和芮东莉是大学同学，双双读到文学博士，两代人除了日常生活，没法真正交谈。何况她一开口，还忍不住像以前一样诉苦。“那时假期里刚回家坐下，还没等喘口气儿，婆婆就拉个小板凳坐到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絮叨个没完。”芮东莉皱着眉头回忆。秦秀英一倾诉，全家人情绪就跟着受影响。大女儿容易共情，听得表情凝重，偶尔还陪着掉泪。二女儿觉得有点尴尬，会紧皱眉头，劝她不要讲。大儿子表现得豁达些，微笑着打趣她又在翻陈年旧账。知识分子气的吕永林则神色复杂，只好继续翻手上的书，也不知道在母亲的啜泣声中，他究竟看得进去多少。芮东莉说，听不懂方言的她“最惨”，不好离开，只能“或者假装同情，或者假装悲伤，百般无奈地陪着”。后来才知道，每次老人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吕永林原以为，把母亲从生活了一辈子的内蒙古小城接到更发达的上海，她会开心起来。夫妻俩也全力陪伴，有空就带她逛公园、去外地旅行，但是一旦某种情绪被触动，她立马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后来他才明白，就像一棵树的根、茎、枝、叶是密切连接的，如果境遇没发生根本性变化，母亲眉间的哀愁不会真正散去。
大半生“干甚甚不顺”
秦秀英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总结自己“前半辈子命运特别不好，干甚甚不顺，动不动就遇上坏事情，躲也躲不开”。1947年，她出生在河套平原上一个叫“二喜民圪蛋”的村庄。七八岁开始帮家里撕棉花、搓麻绳，11岁那年割草时，突然眼前立起一条蛇，吓得她拔腿就跑，打定主意要上学。第二天上午，背着大人偷偷到学校报名。她跟着姐姐学过拼音，父亲也教过算术，插班上了二年级。秦秀英学习很好，语文、数学都考高分。结果到了1960年，家里没吃的，上学也没有干粮拿，就不再去学校了。老师几次捎话叫她回去复学，母亲都瞒着她。和家里姐妹一样，秦秀英17岁就结婚。那时北方农村家庭里女性地位卑微，妻子没有话语权，也没有经济权，都是丈夫做主。“文革”时，丈夫因为公公是小地主而受牵连，心情不好就找她“闹”，“打架、吵架，不怎么说话”。经年累月，温和、本分的秦秀英无法忍受了，想离婚。可哪有那么容易，“男方不好也不允许女的离婚，说‘好女不嫁二男’，再不好也要过下去”，最后秦秀英只得打消念头，“我也舍不得这些娃娃”。
她开始努力好好生活。和丈夫一起盖的房子有个大院子，里面里有水井、谷仓、鸡窝、猪圈、羊圈，还种着指甲花、牵牛花、蜀葵等植物。每当秦秀英走进院子，后面就跟着一群讨食的鸡、羊，金色的阳光洒在院子中央，晾晒的衣服随风飘扬。多年后吕永林回想起来，还觉得少年时期“拥有过最澄澈的天光”。“那时看电视，很多东西我一看就能记住。手也挺巧，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我缝的。改革开放后我勤快，啥都做得挺好。”一贯谦卑的秦秀英这样评价年轻时的自己。
上世纪90年代，一辈子都想离开农村的丈夫，终于和兄弟一起在镇上开了家木材加工厂，秦秀英也跟着到了镇上，但生活并没如愿好转。很快，木材厂经营不佳，年近五旬的他们只好四处打零工。丈夫骑着三轮车给饭店送酱油、醋，秦秀英去鞭炮厂做小烟花，每天做700件才赚5块钱。后来到油厂补麻袋，年纪渐长后，在女婿的帮助下开了个烟杂店，收入仅够糊口。在子女们的人生大事安排上，秦秀英也有很多遗憾，“娃娃们的命运都在父母手里掌握了，父母给思谋不好，孩子的前途就毁了”。大女儿从小就懂事，经常帮她担水，初一时看家里条件差，想回来帮忙干农活。那时土地刚包产到户，平均每家能分到几十亩地，是秦秀英人生中真正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一段时光，她觉得日子比大集体时代好，“脑子糊涂了”，就同意了大女儿辍学。到大儿子初中毕业时，秦秀英认为“种地能有甚出息”，“我刨了大半辈子也没弄下个甚”，有城市户口和工作才要紧，让他上技校学财会。毕业后，大儿子如愿分配到粮库上班，然而后来还是下岗了。秦秀英最愧疚的是老三，也就是二女儿红侠。红侠本来成绩挺好，已经考上高中，但丈夫一辈子都喜欢听教书的妹妹的话，硬要让二女儿在五原县读技校，结果1988年毕业，1992年就下岗。随后她在鞭炮厂、饭店打工，走街串巷卖廉价化妆品，还没结婚成家，就过早体会到生活艰辛。秦秀英特别自责、痛心，她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写，曾在地里冲太阳跪下磕头，求神保佑二女儿。芮东莉说，那个细节看得她“眼泪哗哗直流”。
被“改造”的母亲
吕永林是秦秀英最小的孩子，身材颀长，待人谦和，如今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和二姐一样，从小就展露出是“读书种子”。上乡村小学，参加县里数学、语文、毛笔比赛，都能拿一等奖。还像大姐一样孝顺，看到秦秀英袜子坏了舍不得换，就把买饼干的钱省下来，比赛结束后给她买了双丝袜。1990年，吕永林中考失利，离县里最好的一中差8分，只能上另一所普高。如果去了那里，就和姐姐、舅舅们一样，“一辈子被扣押在故乡的土地上”，没法走出五原县城。此时的秦秀英不再妥协，找亲戚帮忙，硬是把他送进了一中普通班，往更广阔的远方推了一把。可是高三时，丈夫又听了他妹妹的话，不想让吕永林上学，要他改学技术，为此和妻子天天吵架。那年高考，吕永林虽然考了全班第二，但没上大学录取线。秦秀英不甘心，让他复读。次年，吕永林终于考上大学，彻底离开家乡。17年后在上海，看着总是郁郁寡欢的母亲，就像当年自己的命运被母亲用力扭转了一样，吕永林也萌生出“改造”她的念头。那是2011年，作为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之一，芮东莉正在做自然笔记创作。夫妻俩觉得，种了几十年地，也喜欢花花草草的秦秀英可以学做自然笔记，“找点事做”。
《胡麻的天空》里记录了初学的情形。一开始，秦秀英说自己文化水平太低，没画过画，害羞推脱。和小两口磨了近半小时，尤其怕芮东莉不高兴，才勉为其难画了一幅。“任务”完后成得到夫妻俩的竭力鼓励，才没那么紧绷。后来，芮东莉“得寸进尺”，要求她写上日期、地点、天气等情况，每天下班回家还要“检查作业”。从来都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为别人着想的秦秀英，真的硬着头皮认真查字典，认字、写字。她是左撇子，左手执笔画画，右手执笔写字，把一本《新华字典》都翻烂了。2013年，吕永林调到上海大学教创意写作，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写作工坊”，把选题、结构、细节等拿来讨论、分享。自然地，他和芮东莉建立了“家庭写作工坊”，引导母亲写作。“她喜欢倾诉，最不缺细节。但没有写作技巧，文章开头啰嗦，不知道如何衔接上下文，思路也很跳跃。”他们一点点教她如何讲故事、写结尾。年迈的秦秀英一路走得踉踉跄跄，不时忘记儿子和儿媳妇教的各种知识，错别字也很多，“已经”写成“以今”，“那个”写成“乃个”，“衣”写成“农”。少不了沮丧、抱怨，也想过放弃，“我就是羡慕那些老太太，什么也不搞，就坐在一起，聊聊天度过一生”。最后，凭着一股轴劲，她写和画出了很多老家河套平原上熟悉的事物：死去的小狼，雪地里骑骆驼的年轻人，豌豆下的乌蛇，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芨芨草，缀满宝石般的浆果的哈莫儿……这些几百字到数千字不等的小文章，汇集成第一本书《胡麻的天空》。自从开始写作和画画，秦秀英更加努力和吕永林他们保持精神层面的某种同频。黄兴公园里有一片银杏林，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夜晚，经常坐在长木凳上看星星，她渐渐认识了木星、火星，还有别的星座。“如果照着农村老人普遍的道路走下去，她就不会再次进入子女的世界。”吕永林和芮东莉都认为，归根到底是秦秀英自己有动力，想改变自己，“她一直喜欢有文化，憧憬了几十年，终于有机会能把小学时学的一些东西捡起来，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
通过写作“报仇”
到了《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植物不再是主角，而是作为引子，引出秦秀英经历和见证的一个个人生。不可避免地，又会想以前的苦，“她回忆的套路就是首先想到不好的事”。芮东莉说，初稿也是千篇一律的“诉苦”，人物形象扁平，编辑甚至一度没有出版兴趣。他们再次耐心地引导她，“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苦的，想想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喜欢些啥？”慢慢地，秦秀英另一扇封尘已久的记忆之门才打开，一点点洒进光亮。她的父亲，不再是吕永林幼年印象中那个中风后躺在炕上不能动弹、说话含糊不清的姥爷，而是名字古典的“秦子元”。他喜欢听戏，曾经带着秦秀英走了十五里地看《斩窦娥》。手也巧，粉条做得好，大集体时代还被别的公社请去教人漏粉条，得到认可后特别高兴。“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哪怕是普通人，也有这样的时刻。”芮东莉很喜欢修改后的《父亲》，吕永林对姥爷也有全新认识——他内心细腻、丰富、敏感，和莫言笔下的单干户“蓝脸”很像，勤勉、本分、善良，“但为时代所不容”。修改时间最长、写得最痛苦的一篇文章，是写自己的四妹妹。作为全书最悲惨的人，秦秀英形容她的人生就像一颗“苦豆子”，开出的花素雅清新，结出的果子却极其苦涩、寒凉。四妹妹从小就长得好看，可惜有六根手指头，十多岁时去医院做了手术，笑容才多起来。她本来找了个城里人订婚，后来男方入党，工作也转了正，看四妹在农村前途还没着落，就提出退亲。四妹妹受打击后精神出了问题，变得有些疯癫，几年后，父亲半身不遂没法劳动，家里条件越来越差，只得把她匆匆嫁人。生了两个儿子后，她再次遭受命运的残酷锤击，被村里一个光棍强奸，此后精神疾病越发严重，连衣服也不肯穿，婆家把她圈到一个小房子里，门窗全部堵上。时间久了，人都蜷缩变形，没法站起来，死的时候，才47岁。芮东莉说，写四妹妹那段时，秦秀英整个人都很低沉。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随口一问：“四姨一辈子有啥开心的吗？”没想到秦秀英突然哭了，后来才终于想起，她读过三年民办小学，在村里算是“文化人”，订婚前曾教过一段时间幼儿园。那时，四妹妹对未来充满憧憬，教学认真，孩子们也很喜欢她。后来，秦秀英还补画了一幅四妹妹带着小朋友们弹玻璃球、跳绳的画。吕永林他们希望通过类似引导，让秦秀英改变之前的思维定势，“她的人生当中很多人也给了她温暖，再艰难的人生都会经历些美好时刻”。
但是有一些人，秦秀英始终不肯改变评价。“我婆婆为什么要写队长秦锁父子？是对他们恨之入骨。”芮东莉说，秦秀英通过写作“报仇”，宣泄内心的恨，因为四妹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都被“村霸队长”秦锁毁了。订婚宴上，他一看男方开来村里人没见过的东风车，再加上被秦秀英不小心得罪过，妒火中烧，当场借着酒劲把桌子掀翻、碗盘砸烂，被家人认为“兆头不好”。后来还多次卡四妹妹入党，而入党，又是四妹妹给男方许下的诺言，实现不了，哪怕领了结婚证，男方也不认可两人的婚姻关系。“那时一个小小的大队政治队长，就能把一个鲜活的生命给毁了。”说起这些，芮东莉也很气愤，“杀人不见血，太可怕了”。《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丈夫是秦秀英唯一没专门写的家人。吕永林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躺在床上给他讲民间关于忠孝仁义的故事，教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年迈后在上海与芮东莉相处，他也非常客气。可是他却没有这样温和地对待妻子。“解放了还是老观念，男的不做饭，不做家务，”秦秀英解释不单独写丈夫的原因，“他对我一直轻视，我也不喜欢。”
她是有地位的人了
出版了两本书后，秦秀英的变化是明显的。“以前显得很苍老，现在整个人有心气劲儿，创作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很多时间和精力，诉苦就少了，”吕永林感叹，“人还是要一些情感寄托的东西。”“我也是感觉到开朗了很多。”秦秀英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以前见了人不知道该说啥好，没话说。“有的时候说着过去的事，我会哭。后来写得多了，慢慢也就看开了，也敢写了。”如今，她对写作越来越自信，有了想法跟儿子他们讲讲，就开始动笔。闲暇时，秦秀英也看书。她的两本书都是刘震云作的序，她便读了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前为了练习普通话，芮东莉给她买过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的诗》，但她没法理解孩子们的想象，不感兴趣。前段时间赶在回内蒙古前，她花半个月时间读完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吕永林猜测，那个时代是她熟悉的，才愿意把这本砖头书看完。她还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吕永林说，社会的广泛关注，让她的个人尊严感得到极大提升。这对一个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毫无话语权、习惯了谨小慎微，每个月只有100多元农村养老金的老人来说，非常重要。“别人看老太太的眼光都不一样，老太太说话的分量也重些了。大家会觉得，她是有地位的人了，想对她说什么，也要掂量掂量再讲。”秦秀英把四个子女比作内蒙古荒滩上再普通不过的植物防风，果子同根同源，在秋风的吹拂下却飘向不同的地方。但和大多数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历经坎坷的他们非常内秀，很少像母亲在文章中那样袒露情感。吕永林说，自从秦秀英走上写作、画画之路，她就成为兄弟姐妹之间感情联络的新纽带。每出一本书，记者每写一篇报道，子女孙辈们都引以为傲，在朋友圈纷纷转发。上个月，上海电视台去内蒙古给秦秀英拍纪录片时，要一个方言“翻译”，本来在家带孙女的大哥非常积极，四处张罗，不仅和亲家协商那几天带孙辈的分工，还负责提供拍摄车辆，愿意兼做“翻译”，“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吕永林开玩笑说，“我们也没想到那么复杂，家里想得还是蛮周到的。”以前，因为方言、性格、生活习惯等的不同，秦秀英和芮东莉之间多少有些疏远。通过教秦秀英做自然笔记，目睹一幅幅画、一篇篇文章诞生，芮东莉对婆婆也有了更多了解，“她喜欢养兔子、养鸡，养猪也是一把好手，以她的勤快和擅于学习，在农村当个养殖户，完全可以把一个家经营得很好，让几个子女好好读书。但是没办法，遇到那个时代，遇到那样的人。”然而，对于人生中大多数时光都自感无限悲苦的秦秀英来说，暮年出现的这些暖光，不足以照亮她所有的过往。“苦是诉不完的，会一遍遍，一轮轮！负能量说来就来，然后我们毫无准备，劈头盖脸又遭受她的负能量的暴力！”芮东莉快人快语，一旁的吕永林依然是微笑的眼神。“所以我们都以一种艺术性的方式来把情感宣泄出来。”芮东莉说，他们正在准备新书《婆媳之间》，讲相处的日常。婆媳关系中男人的作用甚为关键，吕永林也会写文章，这将是他们三人的联手之作。“我一直没琢磨透，为什么快乐的事情她记得淡、讲得少，脑海里占据的都是苦恼的、创伤的记忆？”吕永林说，可能还是跟秦秀英的生活状态、感受、个人意识有关，不愉快的事才会在大脑中覆盖得太深太深，“我跟东莉意识到这一点后，会反思。我们的生活要朝着明天，朝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