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病房里的母亲，只想救下入狱的儿子 | 人间

余安医生总是提醒我：“你是我这几年为数不多活着的病人之一，可千万别砸了我的招牌。同时，你也算是我的得力助手，我需要你。”

不可否认，她亦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之一，即便大部分病人在她手里一个接一个地离世。

2020年，我因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这一年，我见了不少有名的心理咨询师，接触后发现其大多差强人意，有人理论一大堆，盛名之下，却连与患者进行基本的沟通都难以做到，反而加重了我的病情。

我与余安医生的相识亦多有波折。有天，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我决定再去一家心理咨询室。朋友说那位心理医生是知名专家，曾在好几个国家研学，绝大多数患者家属对她都是赞不绝口，而且人美心善，随和，很能共情，对待病人颇有耐心。怕我信不过，朋友还让我去看那个医生的资料：“余安真的是很好的医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余安医生的名字，约好时间后，我如约来到她的私人工作室。刚介绍完自己的病情，只听见“啪”的一声，工作室的门突然就被撞开，一个满嘴粗话的男人冲了进来，未及我反应过来，便一把揪住余安的头发，将她摁在办公桌上连扇了几记耳光，然后骂骂咧咧：“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衣服洗了？为什么？！”

我连忙拿出手机拍录，警告男人放手，说自己是律师，等警察来了一定会作证。余安医生挥手制止我：“千万别报警，这是我的家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我自己能处理好。”而后，她又哀求男人：“算我求你了，有事回家说，别当着我病人面撒气。”男人松了手，一言不发，往桌上重重锤了一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出了办公室。

见余安医生趴在桌上，头发凌乱，连声叹气，我就问她受伤没有，需不需要我送她去医院？她小声说：“不忙，我得先整理一下自己。”我便很识相地说：“我还有事，下次再约吧。”结果我起身正准备出门时，她却又拦住了我，双手遮住半边脸道：“实在对不住了，给我几分钟就好，你受的伤比我重，作为医生，我不想你就这样走了，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没有等，直接走向电梯口，却发现大厦的电梯正在检修，便站在一旁发愣。过了一会儿，余安医生也走了出来，看着与被打之前一样干净利落，仿佛脸上的红肿是自己不小心印上去的。她面带微笑，指着电梯道：“要等一会儿了，要不去我屋里坐坐？”我点头，之后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就自嘲道：“有些尴尬本来是我的事，反而令你不知所措，可我们不能让伤痛在自个儿身上停留太久，你说对吗？”

因为这句话，我再次走进了余安医生的工作室，然而不到10分钟，我又想走了——余安医生居然推荐我看“羊皮卷系列”。我明知故问：“哦，写在羊皮上的书？”她笑道：“这是世上最伟大的一套励志丛书，文字优美，涤荡心灵，涵盖了所有人生。”

我问余安医生还有什么要推荐的书，她认真地答道：“卡耐基你听过没？”我听完，默默地戴上口罩，掏出手机，这时，余安医生像是灵光一现：“哎，我怎么忘记那两本书——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布鲁克林有棵树》，你看了会流泪。”见我不吭声，她又向我发问：“你知道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10年前，其次呢？”

我看着这个为我劳心费力、但完全不对我胃口的心理医生，有些感动——她正殷切地盼着我回答：“你尽管说出自己的答案，错了没关系，我有正确答案。”

我无奈回答：“其次是‘现在’。”

“很好，好聪明的小伙子，你是有智慧的呢，还是有福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她不停地夸赞我，“我推荐的几本书你一定要去看，我相信你能看懂。”

我终于忍不住呛声：“我听说您在好几个国家研学过，想必外语应该不差，文献也没少看。海伦·凯勒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作家，理应把人家的名字叫全，至于《布鲁克林有棵树》，也是我儿时的读物。您是很好的心理医生，但我现在不是小孩了。”

余安医生并未因我的讥讽而恼怒，她给我剥了个橘子，自己将橘子皮放鼻子下方嗅着：“我听说过你童年不幸，但同时也看得出来，你小时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我以前难过时，就爱闻橘子皮的味道。”

我心里真诚地感谢她想拉我一把，但这些对话让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说自己“该回去吃药了”，起身告辞。

从余安医生的工作室回去的路上，我打定主意，以后就老老实实地吃药，不再轻易接触心理医生了，就算呕吐、头晕、发胖，我也认了。我本想减轻痛苦才去接触心理咨询，但几次试错下来，反而令自己情绪更为糟糕，甚至还曾被心理医生删除过，因为觉得我“不听劝”。

刚进家门，朋友就打来电话，说余安医生忘了加我的微信，问我是否愿意将联系方式给她。我回答得很干脆：“不可以，不是所有名医都适合病人的，我不会再去了。”

“那她要是作为当事人想见你呢？”朋友怕我恼怒，小心翼翼问道，“如果是她需要你帮忙，你会不会愿意？”

我说，那没有问题，但是那样的话，得她来我办公室坐坐。

很快，我就又接到了余安医生的电话：“我是想来看看你呀，我自己的事情先放一边，还有病人需要你帮忙。我们得去医院病房谈，具体情况见面说，你能过来吗？”

那时能支撑我动起来的，就只有工作了。我答应了余安医生，约定两天后见。那两天里，她从早到晚，每一个时段都会给我打好几个电话，哪怕我说话语气不耐烦，她也是细声细语：“我想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听到你的声音，我还想一千零一夜都讲故事给你听，之后你就慢慢走。”

两天后，我们在一家医院的病房再次见面。余安医生原本想让我先去她的工作室会合，好提前告知我一些病人的基本情况，而后又打来电话，说医院那边准许我带着核酸报告进入病房。疫情期间，怕防疫政策随时变化，所以她让我赶紧过去。

她亲自来医院大门口接的我，一身白大褂，手机一直在响，忙碌中透着干练。医院的保安和保洁都跟她打招呼，一个保安笑着说：“大家忙得四脚朝天，连觉都睡不好，但余大夫越发容光焕发，真是奇了怪了。”一位年老的主任也跟着开起了余安医生的玩笑：“跟在你身边的是你儿子还是小情人啊？”余安医生挽着我的手道：“我要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小情人，做梦都笑醒，是我儿子啦。”说着，她哈哈大笑，然后对我说：“老主任人很好的，喜欢开玩笑，你不要介意啊。”

看得出来，余安医生确实是一个很随和的人，短短的一段路，很多人都会停下来与她交谈几句。病房里的病人见到她更是兴奋不已，有个老头当众撒娇：“亲爱的余大夫，都是这鬼疫情害得，这段时间我见的鬼都比见的人多，还好有你在呢。”余安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递给老头：“魏爹爹，你会长命百岁的，可不能危言耸听吓唬自己病友啊。前几天你吵着让我送你一张照片，我打印好了，不能用于商业活动哦，要不然我找律师告你！”然后挨着我道：“这就是我的律师，看你怕不怕。”那个魏老头一把抢过照片：“我下辈子再捧你做大明星咯。”

魏老头刚消停，窗户边那床的帘子又缓缓拉开了：“余医生，你带着律师来了啊？”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上了年纪的女人，大家叫她康妈妈，她身子枯瘦，宫颈癌晚期，医生已不建议手术治疗了。不过五十来岁的她，看上去与余安医生像是两代人。她坐在床头不停地咳痰，过了几分钟才跟我打招呼：“你好啊，律师，既然是余医生带来的，我也不说废话了——你敢替杀人犯说几句公道话吗？”

我点头：“该受的惩罚要受，该说的话要说，该留下的命要留，我不怕被骂的。”

“还是你们读书人聪明，人是要受得起骂。我受不起啊，最后害了我儿子。那些人也是可恨，几十年欺负我们一家人，好端端人也被刺激成了神经病了。”康妈妈拉着余安医生的手道，“我儿子是杀了人，可是当妈的知道他心里的苦啊。”

余安医生安慰康妈妈：“做母亲的记挂儿子是没有错的，人想活个明白也是没错的。您要好好接受治疗，做儿子的支撑。既然律师来了，您就将外面的事情就交给他去处理。”我也表态：“我会尽力了解您儿子的苦，与他一起在法庭上说出来。”

康妈妈抬头望着我说：“这就定了，律师费多少，你直说。我大不了不买骨灰盒，不葬墓地，骨灰扬了算回事。趁还剩着几根骨头，当妈的总要给儿子一点支撑。”

我说：“我还欠着余医生的咨询费，她不肯收。到时候我帮您申请法律援助，当是还余医生的人情了。”余安医生也爽快地接话：“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时魏老头叫嚷道：“放心，我到时候开一个画展，肯定爆满，有艺术家在，不怕没钱！”见余安看着他不说话，他就又撒起了娇：“余大夫的照片我才不拿去卖！”

经过这次医院的会面，我觉得自己之前或许对余安医生有些偏见——她确实是一名好医生，病房里的病人们的态度不会骗人，我确实也没见她在病人面前摆过脸色。

出了病房，我迫不及待地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好像有些敬佩余安医生了。朋友似乎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一开始也纠结，不知道让你找她是否合适。我知道关心则乱，但看着你那么痛苦，想着怎么着也得试一下，至少她心善。”

朋友这才告诉我，余安医生的本职工作是医院的临床医生，后来因个人原因调岗后，才开始兼职做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免费给一些病人做临终关怀”。朋友的奶奶临终前怨天尤人，记恨丈夫曾跟一个“丑八怪”出轨，整日念叨自己吃了一辈子苦，就算死也要将他一并带走，最后是余安医生揭开了老太太的心结：“在男人出轨的那一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就不是夫妻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下辈子再也到不了一块儿了，您揪着不放，他还以为自己很重要呢。只当他是可怜人了，不懂珍惜眼前人的都是可怜人，您吃了那么多苦，以后有大把的好日子过。”

就这样与余安医生聊了几次后，老太太突然就释怀了，说“去他的老头”，最后走得很安详。

听朋友说了我的情况后，余安医生很上心，还做了几页笔记，记下了我从童年到现在的多次应激创伤，列出了会刺激到我的话题以及词汇，用惊叹号标注出来。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在意我生死的人其实不多，余安医生这样做，着实令我感动。

后来我们变得无话不谈，我也曾揶揄过她，说为啥一见面就给我推荐那些不太高明的心灵鸡汤书，她却是一本正经地说：“病房里的那些病人可喜欢了。”

我说：“我信，人到最后，最在意的是陪伴，因此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开心。”

余安医生马上举手回答：“要是你能陪着我，随便你说什么，我也会开心。”

我问她：“您看起来好年轻，却听说儿子都成年了，您今年到底几岁呢？”

她双手叉腰道：“四十几岁咯，你觉得只有二三十岁，我也会夸你好眼神。”

若非我之前亲眼见到她在办公室挨打，我定会以为她童年幸福，家庭美满，因为她的性格太好了。但她告诉我：“之所以一听到你的经历，我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帮你，多少是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心理医生也有可能是病人。”

原来，她也是儿时被父母抛下的孩子——因上面都是姐姐，她又体弱多病，所以不到两岁就被送到了亲戚家。后来因她学习出众，父母后悔了，才又花了点钱强行将她接回了身边。那时她已经十岁了，所以她说自己的童年“动荡不安”。即便现在快五十岁了，她仍心有余悸：“我梦见自己越来越年轻，从五十岁到四十岁，再到二十岁，好像很美好的样子，突然就哭醒了，因为到了十岁以前，我化身成了一个肉球被人踢来踢去，最后又变成一只老鼠，左右乱窜，人人喊打。”

谈及自己的丈夫——就是那个在工作室打她的男人——她满是纠结：“我读硕士，读博士，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要不是他全力支持，恐怕完不成学业。”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要怪就怪疫情，他那么好的一个人，从不坑蒙拐骗，也不是经营不善，就因为病毒来了，生意赔个精光才导致性情大变。我给病人做手术时不会有任何犹豫，但面对他，我做不到手起刀落，所以我们都是被困住的人。”

至于她现在为何主要做临终关怀，则是：“因为这种看似无用，又没法赚钱的事，没有人去做。那些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很多都是活活吓死的。好多病人，活得体面，死的时候却是一团糟，还有些病人，生死都没有体面过。”

所以，余安医生再给我灌输心灵鸡汤时，我也总是乐于配合了——因为她在做“没用的事”的嘛。她念：“未来不迎，过往不恋。过好当下，活出一生。”我便脱口而出大喊：“鸟要振翅，人要奋志。”

一顿呼喊发泄后，我内心依旧黯淡，但余安医生在眼前，我就没有那么慌乱。我想，病房里的那些毫无求生希望的孤独患者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有人在，有人在乎他们。

之后，只要我有空，便会以志愿者的身份跟着余安医生去病房。而余安医生不但会在自己的医院给病人做临终关怀，一有时间还会去其他医疗机构做志愿者。

康妈妈的儿子康建，涉嫌故意杀人，一死一伤。当我接手案件时，检察机关已经建议法院判处康建死刑。我告诉康妈妈，法院判其死刑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要再看。

康妈妈虽然难受得呕吐，却较为开明：“不能人要死了就谁也不管了吧？我死了不能怪医生，我儿子没留住，也怪不了律师。我们娘俩命苦，那就结伴着去那边。”

我不禁有些心疼康妈妈，备受苦厄，却最是明理，她的儿子亦是如此。我初次会见康建时，他一见我就哭了，不停地说话：“我妈妈都那样了，还要记挂着我。希望她一定要好起来，我被判死刑是活该，但我妈妈一辈子都是大好人。”

康建当时19岁，稚气未脱，脸上还长着青春痘，胡须一看就是从未剃过的。会面大概有十几分钟，他都是在谈及自己的母亲：“我妈妈从不得罪人，就算小孩顽皮不小心打破我家窗户，都是先问他们有没有伤着手，连我自己家的狗都没见她骂过……自从我爸爸去世后，我就没见她买过新衣服。我们姐弟给她买的衣服，或者贵一点的水果，都会被她拿去卖掉，说我还没有成家……”

“如果罪有应得才会得病，那我妈妈绝对长命百岁。”康建咬着手指哭了两三分钟才止住，“请您帮我转告医生，一定要给我妈妈用最好的药。还有，现在家里那栋房子也没啥用了，您让我姐帮忙卖了它，给妈妈治病。”

当时已是初冬季节，见康建还穿着单衣，我就问他怎么没通知家里寄衣服和被子。

康建哈了一口气说：“我年轻，阳气重，狱友都搂着我取暖，没事的。现在医术发达，把钱留着给我妈治病，或许还有希望。”

“不麻烦你妈妈，我到时候跟你姐姐说一声，寄几件暖和的衣服，花不了多少钱。”

“真的不用，我有个仓友犯的事不大，很可能是关多久判多久，过几天就开庭了，我俩体型差不多，他说临出去之前会把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给我。我姐也不容易，家庭条件一般，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最小的才两岁，还要去医院照顾我妈。”康建像是哀求一般，“我横竖是要死的人了，不想再影响家人的生活，钱难赚。”

我想，既然康建不嫌弃别人的衣服，刚好我还有几套睡衣，到时候可以让他姐姐寄来，便不再劝他，而是郑重其事纠正他的观点，“在我眼里，没有当事人横竖是要死的。作为律师，我要监督有关部门至审判完成，而不是等到审判完成。救治你妈妈的医生也一样，世上的人都要死的，但病床上没有横竖要死的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看守所的人更是如此，否则容易产生冤案。”

“我当然后悔杀人，不过重来一次，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那边太过分了。”康建又一阵抽泣，“我们不是没有忍耐嘛，也找过村里，可那个女人就要恶语相向。”

其实我来见康建前已经与康妈妈详谈过，大致了解康家与被害人那边多年来的恩怨，却还是想听听康建最真实的想法，这样到时候我也好展开辩护——我确信了，他不像是会隐藏自己的人。

康建与被害人梁满芳是邻居，康建的父亲年轻时与梁满芳的丈夫还是朋友。当年梁满芳丈夫家境不好，几兄弟挤在一间破屋里，二十五岁了都讨不到媳妇，连媒人都不愿意上门。他想盖个房子好说媳妇，无奈自家宅基地太窄，分到他名下的只有不到五十平方米。他盖房都要四处借钱，更别说买宅基地了。再说了，那时农村盖房，还得留出地来建猪圈和茅房，如此一来，他这块宅基地，就算能盖房子，盖出来也是四不像。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康父主动提出，可出借自家的部分菜地给他使用，让他别盖猪圈和茅房了，等以后娶到媳妇，两口子一起努力，赚了钱再去旁边田里盖一个大房子。他大喜过望，主动立下字据，写明自己是借康父的地盖的茅房和厕所，只要康家任何人要，随时可回收。当时康妈妈对于丈夫的善意并未反对，只说帮人可以，但不卖地。

房子盖好没多久，梁满芳便嫁了过来。结婚后前几年，她丈夫每年都会给康家拜年，说自己没赚到钱，又生了小孩，恐怕还得暂时借用康家的地。康家老两口都说没关系，反正小孩还小，暂时也不用盖房，让他不必焦虑，日子慢慢会好的。

约莫十年后，梁满芳的丈夫时来运转，在外面做包工头赚了些钱，真的在对面田里盖了大房子，之前的老房子也没人住了。而此时，康建父亲查出身患癌症，他想着，既然邻居一家人盖了新房，自己又时日无多，就想替儿女们将借出去的地收回来。他以为不过就是通知对方一声，将猪圈和茅房拆了，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哪想梁满芳一听说康父要收地，连夜找来娘家人加固了猪圈和茅房，七八年都没再养过猪的她还买了两头小猪关在里头。而梁满芳丈夫则总是借口“忙”，不露面。

梁满芳装傻充愣：“我不管你们之前的那些破事，反正我嫁过来那天就晓得这猪圈和茅房都是我在用，没听说是跟谁借的，你不能自己得了癌症，还见不得人好。”

康父倒也没跟她计较——当年借地时她确实不在场，要胡搅蛮缠也没法说，反正自己手里有她老公的字据，男人之间商定的事，犯不上与女人争吵，便执意要拖着病体去工地找梁满芳丈夫。康妈妈想陪着一起，丈夫先是不让，最后只有康妈妈答应他“不插嘴、不发脾气”，他才勉强同意，说朋友之间要好聚好散。

工地上，面对虚弱的老邻居，梁满芳丈夫全程没有接茬，只是问：“我知道你需要钱，就说你要多少。”康父说：“我从查出癌症到现在，从没向你开过口，你应该知道不是钱的事，过来跟你说一声，地我拿回去了，你的红砖木料什么的，我不会要，你自己拿回去，做人凭良心，其他我不多说了。”

梁满芳丈夫抽了一根烟，许久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既然你不要钱，那行吧。”

康家夫妇回家后，限梁满芳三天内拆除猪圈和茅房，说是她丈夫的意思。梁满芳指责康家夫妇撒谎，当众开外放给老公打去电话。手机那边先是“呃，呃……”了几声，随后说：“我的原话是‘你们不要钱，就算了’，没同意拆咱家猪圈茅房。”

尽管如此，康父还是等了梁满芳三天，见对方毫无动静，才叫来挖掘机。梁满芳躺在猪圈前撒泼打滚，又说猪圈和茅房是她用身子换来的：“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喂猪，突然被一个男人捂住嘴，他在我身上乱摸，我挣脱一看，是姓康的，简直翻天了，当即表示要报警，是他苦苦哀求，说把猪圈和茅房送我们了……”

三年前恰好是南方冰灾，村里人都记得康家夫妇当时在外面做小生意，连过年都没回来。见扯谎没有效果，梁满芳又去村委会撒泼，去镇上闹，村委会和镇上被吵怕了，就和稀泥说，康家让她三尺又何妨？康父认为，若是明事理的人，让就让了，但梁满芳的行为与明抢无异，自家土地登记簿上明确登记着土地权属，还有她丈夫亲笔写的字据，还有村里的证人证词，再说，给了梁满芳三天时间才让挖掘机来，算仁至义尽了。

村委会最后撂下一句话：“既然双方都这么轴，我们管不了，你们自己看着办。”梁满芳便以此为由，提出两家平分地基：“既然村委会发话了，那我就大度点，一人一半算了，你们别给脸不要脸。”

康家自然不同意，梁满芳便天天在家大喊大叫骂人：“得癌症的坏东西，占人便宜没好下场的病秧子，见色起意的短命鬼。”后来康父卧病在床，说不了话，她便对着自家的鸡鸭指桑骂槐：“发瘟的畜生，浪费粮食，占了我家多少便宜，要死就死，吊着一口气干嘛，是怕没地埋吗？”康父去世那天，梁满芳身穿大红袄，在家门口唱歌打腰鼓，将家里的一只公鸡活活摔死，口中念念有词：“发瘟的，让你叫，报应来了。”

成了寡母的康妈妈含泪忍受着这一切，想着丈夫不在了，女儿也不过15岁，儿子还小，自己不能有事。哪想梁满芳没完没了，后来只要路过康家，就会大骂：“得癌症死的，哈哈，他家的人是得癌症死的，羞不羞？”康妈妈找过村委会，也报过警，村干部和警察对梁满芳也进行过口头教育，但后来他们就不管了，说女人之间有点口角很正常。

康妈妈一直在外面当月嫂，赚的都是辛苦钱，女儿16岁也出门打工了。康建上高中后见母亲和姐姐打工辛苦，自己的成绩一般，便坚决要辍学去打工。康妈妈拗不过儿子，就想着一家人努力打工赚钱，盖个新房过小日子，也算有盼头。可康家盖新房时，梁满芳变本加厉，又出来骂人：“癌症真是个好东西，自从男人得了癌症，女人在外面就好赚钱了。”

房子刚建好没多久，康妈妈就查出来得了宫颈癌。她想着家里只剩几万块钱了，儿子尚未成家，无论如何也不肯办住院手续，说是回家收拾东西，却再不肯出门。康建极力劝说母亲去医院，康妈妈却说，都是命，不浪费钱了。康建又求母亲去住院，康妈妈哭喊着“没用的”，让儿子以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说着说着，母子俩就一起抱头痛哭。

偏偏此时，梁满芳和娘家的一个嫂子出现在了康家门口，梁满芳拍手叫好，大声对她嫂子说：“又一个得癌症死的，这是乱来才会上身的病，禽兽发瘟，是要死一窝的。”

康建听见了，再无法忍受，朝屋外喊：“你有完没完？再不滚我弄死你！”

梁满芳毫无收敛，扭着身子骂人：“小畜生有能耐啊，你妈的癌症不就是你弄出来的？”

我看了那天的监控视频——康建是突然冲出去的，没有说话，四下环顾，梁满芳依旧出言不逊。随后，康建捡起门口的一把铁锤，砸向梁满芳的头，边砸边喊：“癌症，癌症，癌症死的……我让你闭嘴！”他一共砸了三下，见梁满芳倒地，就停止了击打。梁满芳的嫂子曾试图阻止康建，在混乱中被康建一把推开，跌到了旁边的小沟里，手臂骨折。

当康妈妈反应过来跑去门口阻止时，梁满芳和她嫂子已躺在了地上。梁满芳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梁满芳嫂子经司法鉴定为轻伤。

杀人之后，康建欲拿菜刀自杀，康妈妈求他自首：“是妈妈不对，我该去医院的，我就想给你省点钱，却惹了祸。你不要死，先去自首，就算活不了，我们都要给自己、给别人一个说法。”

康建丢下刀，向母亲跪下磕了几个头：“妈妈，跟你没关系，是我没用，活到成年都没能耐保护你，只会鲁莽行事，你一定要去医院，用了药至少没那么痛。”

说完，康建打电话自首了，被警察带走时，他还对围观的村民喊：“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杀人犯，但与我妈妈无关，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再被人骂了！”

在看守所，康建最关心的除了康妈妈的病情，还反复叮嘱我：“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是否还有很多人在骂她。您到时候一定要说真话，不用担心我的情绪，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要是他们骂我妈，那我写个道歉信会不会好点？”

会见完康建后，我又赶去病房。大概是康妈妈跟病友们也没隐瞒过儿子的状况，病房还能动的病人见我一来，都过来打听康建的情况，让我务必想办法“救”他一命。

康建的姐姐康红也在，看上去疲惫不堪，头发蓬乱，顶着严重的黑眼圈，手机一直在响。她接通后，反复地说着：“妈妈很快就回来。”刚结束通话，手机又响了，挂断后，接着又响起，她不得不接通，忍不住喊：“妈妈也是有妈妈的！”

康妈妈在一旁小声劝说康红：“我知道你辛苦，你们姐弟俩以前也是这么粘人的。”

我过来是想告诉康妈妈一声康建在看守所至少目前情绪稳定，能吃能睡，让她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好接受治疗，这样就是对康建最大支持。我不确定是否真如康建所说，会有狱友将自己的衣物被褥给他，最终还是跟康红提了一嘴，问康建穿多大码的鞋子和衣服，若是能给他寄点钱，至少能改善一下伙食。

这时，隔壁病房的一位大婶掏出二百块钱递给我：“律师，麻烦你给康建买件衣服。”康红马上挡在中间：“张婶，这里面的病友，谁的日子都不宽裕，大家没有瞧不起我们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张婶直接将钱塞我手上：“就说是得癌症的张婶想给康建买件棉毛衫。”魏老头也走了过来：“律师，我们加个微信。”当我掏出手机时，他又改口了：“要不你出示个收款码就行了，我也给康建买双棉鞋吧。”

我看着眼前一个个的病人——他们同样是生死未卜，或经过了九死一生，走廊上从来不缺掩面而泣、强颜欢笑的家属——他们此举何尝不是对自身命运的怜惜？

想到这里，我便劝说康妈妈母女俩收下这些好意：“或许这样能带给康建一些力量。”

张婶叹气道：“都是被嫌弃的苦命人，就当是我们外面的叔叔阿姨陪他说会话。”

其实，张婶是我接触时间最短的一个病人。她患的是胰腺癌，经过多次放化疗，虽然身材消瘦，但余安医生说她心态好，治疗的效果不错。我刚见她那会儿，她看上去比其他病人的精神状态要好，她喜欢串门走动，能长时间跟人聊天，也吃得下东西。

可一个月不到，我就接到了余安医生的电话，她说张婶要出院或转安宁疗护区了，还在问康建案子的进展，而且多次提到了我，想必应该有事想向我咨询，好像也是与她儿子有关。

我听了有些惊讶，愣了一下。余安医生以为我没听懂她的意思，解释道：“当病人到了安定关怀期，这就意味着常规治疗对他们没用了，医院会通知TA出院或转安宁疗护区，毕竟临床的床位紧张，其他等着放、化疗的病人要过来。”

我没能与余安医生一起去探望张婶。那一年无论是在我自己身边还是社会上，皆充斥着死亡，或是天灾或是人祸，很多人都不在了。现实告诉我，走了的人就真的回不来了。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像踏入沼泽地，越是挣扎越是深陷，最后清醒地沉沦，将自己和世界整个淹没，没有半点痕迹。

后来我得知，张婶的病情突然恶化，是因为突然接到了网贷公司的电话，催债的人语气不好，让她通知她儿子，“还钱！”张婶说自己儿子绝不会去碰什么高利贷（她以为是高利贷），对方便恼羞成怒，出言不逊：“原来一家子都是无赖，不还钱我就公之于众，让他没法做人。一个大男人连六百块钱都要借，借了又还不起，听说还花女人的钱，软饭男！连叫花子都不如，哪来的脸活着？！”

可张婶对自己儿子再清楚不过了，“自尊自爱，从小到大几乎没啥陋习，虽然家境一般，却不占人便宜，不找人借钱”。张婶丈夫爱“买码”，经常找亲戚借钱，从来不还，所以上大学时，儿子还抱着张婶说：“咱娘俩都争一口气，再不找人借钱。”

儿子大学的学费是张婶做家政赚的，儿子没问家里要过一分生活费。儿子大学毕业后，本来是要被保研的，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选择了就业，还在公司找了个女朋友。那女孩张婶见过，是大家闺秀的样子，她相当满意。之后张婶生病了，女孩还来医院看过她两次，还说等她好了，就能见证儿子结婚了。儿子每次都是叮嘱张婶安心治疗，钱的事完全不用担心，他有一帮好兄弟帮衬自己，实在缺钱，就是一句话的事；又说单位的同事听说了他家的情况，捐了一万多；还有他女朋友家里条件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她说一定要治好“准婆婆”的病。

张婶将网贷公司的人骂了一通后便挂了电话，愤怒之余还隐隐不安。她想到，儿子这段时间明显比以前忙，每次来医院缴费都是待不了多久就要走，皮肤明显黑了很多，平日有洁癖的一个人，突然就不爱讲究了，身上总是散发一股汗馊味。她决定找儿子问个明白，却一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她又拨通了儿子女朋友的电话，对方先是问“哪位？”待张婶表明身份后，女生似乎有些惊讶：“啊？”又支支吾吾道：“我与他早就分手了，也是一言难尽。”

那个女生告诉张婶，她儿子被公司裁了，欠了她和同事的一些钱，“当然，我们也没打算让他还的”。张婶这才知道，是自己拖累了儿子——为了给自己凑医疗费，儿子想尽了办法，发动众筹，能开口借钱的人全问了个遍，依旧不够。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又遭遇裁员，只得去送外卖，无论什么单都接，就算是电梯停电，二十几层的楼梯他照样爬上爬下。

得知真相后，张婶并没有拆穿儿子，只是儿子再来医院时，她总是要拉他的手，摸他的脸，说自己有个好儿子，身体好了很多，想看着他结婚生子，轻轻松松过活。

哪想一个月不到，张婶的情况急剧恶化，肚子鼓得很大，腹部剧痛。意识还清楚时，她断断续续朝着丈夫喊：“我们的儿子在送外卖，你要疼他。万一我有什么情况要好好说，千万不要吓他。骑电动车很危险，我怕到时候他火急火燎的伤了自己。”

张婶还来不及办理出院手续，便离开了。她老伴用她手机给儿子发消息：“儿子，妈妈想你了。”

张婶的儿子当时正在附近送外卖，想着赶忙来见妈妈一面，再将剩下的外卖送完。所以他出现在医院时，外卖服外面还套了件大衣。当他赶到病房时，发现桌上的杯子、饭盒、水果还在，母亲的床却空了，只有余安医生和康妈妈站在那里。

余安医生对他说：“孩子，妈妈在下面，你想哭就哭出来。”张婶儿子望着墙上“禁止喧哗”的标语，摆了摆手，低着头。

在电梯里，这个年轻人还不忘裹紧外套，用手理了理头发，自言自语：“不能让妈妈知道我在送外卖，她会担心。”走出电梯后，他的电话响了，应该是催单的，他接了电话，开始两句还能平静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让您饿肚子了。”然后，人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来：“对不起，我没有妈妈了，我没能见着妈妈最后一面啊……”

张婶生前曾请求过余安医生，说她怕冷，想回家，到时候别将她往冷库里放。所以她的遗体被送至太平间时，也没有进行冷冻。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说摆外面违反规定，不能放太久。此时张婶儿子已经给殡仪馆打过电话——悼念厅满了，就算拉去烧，也要排队。

年轻人求余安医生帮忙，余安医生连忙向工作人员求情：“我们应该给家属一个安放悲伤的地方，这个孩子不烧纸、不祭奠，就想陪会儿妈妈。”在她的担保下，工作人员同意不收死者家属的裹尸费、转运费（太平间收费也确实不便宜），只同意张婶儿子留下来陪母亲两个小时——前提是没有新的遗体送过来。

为了满足张婶“回家”的愿望，余安医生帮着她儿子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太平间——其实就是拿了一套家用的旧被套垫在了担架车上，在临时带来的塑料置物架上摆上了张婶生前喜欢的手撕日历，还有一把早就用不上的梳子和一面小镜子。余安医生伤感地说：“看上去就好像张姐会马上醒来梳洗，再撕下一页昨天的日历。”

之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了，余安医生主动帮张婶儿子讨价还价——不搞“丧葬一条龙服务”，无需寿衣、寿棺，骨灰盒也不要，能省则省。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她：“你这样不怕得罪医院的同事吗？”余安医生回复：“说我在太平间挡了谁的财路，我是认的。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说道说道，问问他到底要发多大的财？就不想想有些病人确实困难？人家托付我的事，我得做到。”说着，她给张婶儿子看了他母亲生前的视频——这正是张婶的意思，她笑着留言：“妈妈痛归痛，却最是心疼你。我治病没省钱，最后不该让儿子为难。”

骨灰盒是张婶托余安医生在网上买的，只需要几百块钱，而殡仪馆差不多样式的骨灰盒动辄几千。余安医生不忌讳这些，她那时当即就答应为张婶签收保管骨灰盒。

张婶的事终了，当余安医生再次回到病房时，脸上又会绽放出微笑，原本死寂的病房，再次有了欢乐。

余安医生说：“病友的离开会对其他人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即便流泪，我还得浇灌这些虽然枯萎、却忍受剧痛滋生勇气想再次盛开的患者们。”她照例还是与他们讲一些平日我瞧不上的心灵鸡汤，诸如：“不要灰心，不要抱怨，我们所承受的苦最终都会化作一粒解药，令我们在淬炼中浴火重生。”她总是不急不躁地倾听每个病人的要求，说那些患者像小孩一样，在经历一场轮回，再次回到了生命的起点，人最初活着就是无忧、任性、吵闹的，那才是可爱的。

我不再替她的言语感到尴尬，因为那些话我听着也觉得越发动人。对于有些人而言，这是人世间的声音，每一次听到都算是奢侈了，它们无需多深刻，还能听到就好。

我也逐渐与这些病人熟络起来。有一个比魏老头还事多的爷爷，一直当自己是“神童”，因此大家都叫他“神童爷爷”，他爱拉着我说话，说“只有你这种‘知识分子'才能和我搭上话”。他爱下象棋，我却从不让着他，只因他太嚣张了，总说什么“人棋合一，所向披靡”。于是每次下棋他都嫌风水不好，换了好几个位置，还是赢不了我。我再来时，他就不下棋了，改考我数学简便方法，神神叨叨，毫无逻辑，见我答不出来，就哈哈大笑，让我做他的“关门弟子”，喊一声“师父”就好。

我忘了他得的是膀胱癌还是尿道癌，反正一问他“身体是什么问题”，他就生气，说自己一表人才，最后被这该死的病折磨得像个小丑。他听说我在做康建的辩护律师，就送了我一把蒲扇，说是诸葛亮传下来的：“羽扇纶巾，诸葛亮就是用的这种蒲扇，你下象棋靠的是风水，打官司得展现实力呐。”我说，“羽扇纶巾”指的事周瑜。“神童爷爷”却突然一脸严肃，“是说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人也一样，有时候脆弱得风一吹就散了，哪还有罪与罚？”

医院的病友们虽不懂法律，却有着自己朴素的法律观，都争着与我讨论。换作以前，我最多搪塞几句，不争执，更不会予以纠正，而面对他们，我乐于探讨，尽管知道他们给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我也像余安医生一样，与他们认真交谈，并在手机里记下他们的建议，并对他们表示赞扬与感激。

因为我知道，下次我再来，有些病友也许就见不着了。

遗憾的是，我承载着病人们的希望，却还是落得一场空。

我向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提出变更罪名——康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他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他的作案工具是在门口随意捡的，没有预谋杀人的故意和准备，而是在被害人的挑衅、刺激下丧失理智而发生的激情犯罪行为，且其行为有节制，应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其实，律师向检察机关递交法律意见书，主要是我们对法律的探讨，起到提示、释法的作用，按照目前普遍状况，律师的意见大多不予采纳，个别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因而多数情况下，不会产生实质的法律效力。尽管如此，我每次都会认真提交，总是想着，万一能给有关部门提供参考意见呢？万一我是对的呢？我和余安医生一样，也许是在做着无用功，一时不会有所收获，但既然接了案子，就应该坚持，那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在维护国家的辩护制度。

至于相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等，我之前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以及录音，证实了被害人梁满芳确实在康建家门口，对其母子有过辱骂行为，与康建的供述一致。

就在康红带我去村里查看案发现场及搜集证人证言时，她的两位堂兄问我有没有可能救出康建。在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又问康建是不是会被枪毙。我说不大方便透露案情，但我会尽力争取为其做罪轻辩护。

过后他们又拉着康红问“律师靠不靠谱”，“辩护到底有没有用”，“提梁满芳与康家的旧怨到底是为啥”之类的问题。这两位堂哥之前与康红两姐弟还算亲近，康红便说：“律师和我们一样，是想让弟弟活下来的，我们先争取邻居的证人证言，能进一步证明梁满芳自身的过失，然后再与她丈夫商量一下，作出相应的赔偿，看能否拿到谅解书，尽可能地为我弟弟争取死缓甚至无期徒刑。”

当时我确实拿到了一些邻居的证词，即便我提出要拍下他们的身份证，他们也乐于配合，还说虽然打官司的双方都是邻居，但还是要讲公道话，并承诺开庭时一定会出庭作证。

可我回来后才三天，便接到了其中一个村民的电话，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无端指责我“不会做人，拉老实人垫背，唯恐天下不乱”。我听得云里雾里，问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就扔下一句话：“总之，我们是被你蒙蔽了，人家的事那么好掺和的？”

与此同时，康红也同康妈妈商量，说堂哥们建议更换律师，他们说我把事情搞砸了，惹得梁满芳丈夫大发脾气，扬言一定要让康建以命抵命，决不谅解。只要将我换掉，堂哥们愿意自掏腰包，请有关系有背景的大律师来辩护。

康妈妈当着康红的面给我打来电话：“我这个糟老太婆还没糊涂呢。我要请你这两天抽时间赶紧去会见一次康建，会见的费用我额外付给你，你帮我带几句话进去，这不违规吧？”

我赶去医院，发现康妈妈在纸条上写着：“康建，你记住了，相信蔡律师就是相信妈妈，万一哪天妈妈不在了，你也要相信他。其他任何人给你带话，你都要如实告诉蔡律师，听取他的意见，越是绝望时越要清醒、坚定。”

康妈妈坦言，她一听康红讲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两个侄子是想着，我反正救不活了，康红已经嫁出去了，康建一死，我家里那套房子就归他们了。”怕我对康红有意见，她又解释道：“我的女儿我知道，不坏的，只是没啥心眼。”

我向康妈妈表示，自己可以将纸条带给康建看，但关于堂兄的事，我不多言，在判决书下来之前没必要告诉他这些。对康红我丝毫没有责怪，她很不错。

很快，康红的一个堂兄弟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干脆就挑明了说，我们不至于那么坏，让自己的堂弟去死。我们打听了，梁满芳家里那位可能愿意出具谅解书，但要康建房子的一半来赔偿，康建那套房子是祖传的正屋，我们不能让它落到外人手里。”

我回复说，房子的事自己无权掺和，康妈妈母子的任何决定我都无权干涉。

那个堂兄又不避讳地表示：“康建成了杀人犯，就算拿一套房子出来买命，还是要坐一辈子的牢。换作是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样至少不会给家族造成实际损失。”

我问他：“人命是这么算的吗？”

他立即反驳：“杀人犯不该死吗？”

我每次做辩护律师时，都要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尽管我的声音微弱无力，但总是会耗尽所有力气去回答：我们不要轻言杀戮，即便法律要定一个人的生死，必须得慎之又慎。而想保证量刑得当，必须得严格遵循审判程序，不是世人一张嘴，嫌疑人就该死，那与杀人犯无异。如此下去，总会有冤假错案的出现。我总是妄想告诉每一个人，不要以批斗的形式针对某个行业，然而，我总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无一例外。

果不其然，我对康建堂兄说的话被他录了音（当然，说话前我已经做好了被录音的准备），有人打来恐吓电话说“你怎么还不去死！”一些本地的营销号，更是骂我“诅咒世人该死，只有杀人犯该活着”，然后上纲上线举报我攻击司法：“狡辩康建的案件属于冤假错案，瞎了狗眼。”还有一些女性抛出言论：“康某与其律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康某杀的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母亲，一个长辈，女人命贱，总是被打被杀被家暴！那个律师因儿时被其母亲虐待过，因而对女性怀有切齿之痛，而乐于做帮凶！”

我想躲到余安医生那里去，特别想听她说那些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她却告诉我，就在这天，康妈妈也转去安宁疗护区了——她想省点钱，再者，她情况也确实不太好。

病房里，康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康建的案子我相信你，我每次做的梦都是好的，他能活。”我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心愿了，心里发虚，自然地想将手往回抽。她却紧紧抓住不放：“让我久握一点，下次你再去看康建时，帮我握住他的手，可以吗？”

我感觉一阵胸闷，突然哭了出来，稀里糊涂地问：“或许康建的堂哥真的认识一些相当有能耐的律师，要不要过问一下？或者咱们找更好的律师吧。”

康妈妈放开一只手给我擦眼泪，另一手依然紧握着，同时改了称呼：“我的好崽，你不能放弃。你的事余医生跟我说过，说来你也是在和自己搏斗，定的是自己的生死，不怕的啊，我满身是癌，但我没有放弃自己，不放弃儿子，也不想放弃你。过些天我不在了，你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康建，那不是放弃，我撑到了最后。”

我问她，若梁满芳的丈夫提出要用康家的房子来作为赔偿，是否答应？她毫不犹豫：“只要是我有的，都愿意舍出去，作为赔偿没问题，不过得康建来定了。自家别有用心的人，想要就得抢，我们绝不会拱手让人。”

康妈妈最终还是在康建的案子开庭前走了。我后来有时候想，还好她没等到这次开庭。

公诉方对我提出的法律意见予以反驳，他们认为，康建作为成年人，又曾做过泥瓦匠，应当知道铁锤的伤害性大，而且击打的是头部这样的要害部位，还是连锤三下，情节恶劣，与此同时，鉴于他还攻击了试图阻挡其行凶的另一被害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康建愿意认罪认罚，向梁满芳家属道歉，但拒绝以房子的一半产权来换取谅解书。我在开庭前约见了梁满芳的丈夫，见面还算顺利，虽然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什么悲伤，但也没有我以为的刁难，能够正常沟通。

我先是问梁满芳丈夫有何要求，即便是抽康建一顿，或者骂他没有人性，都会代为转达。

“事已至此，做错了事就要承认后果。”梁满芳丈夫兀自抽起了烟，“我犟不过我老婆。”

我本来点醒他一句，是非对错真不该由梁满芳一个人承担，最终还是忍住了，假装无意间提起了一句康建的父亲：“都说他是个很厚道的人。”

梁满芳丈夫不接话，狠吸了两口烟，咳了几声。

我便直言了：“若康建被判了死刑，当然他身上背了人命，也算是罪有应得。不过也可以说，康家三条人命了结恩怨，不欠谁的了。反过来说，康建要能活下来，欠了你这个长辈一条命，这是起码的是非对错。”

梁满芳丈夫没有回答，突然起身离去：“如果在法庭上说这些，就不好了吧。”

数月后，法院一审判处康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得知判决结果，我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恨自己没能让事情恢复成它本来的样子。似乎一场疫情，不但让我们失去了健康，生命，还有理性的思考，务实的精神。

余安医生竭尽所能地安慰我，让我跟她学心理学：“人的伤心是有尽头的，有人懂它的那一刻，便有了快乐。”见我拒绝，她又劝道：“活着本身就在打破虚妄。”

大概是怕我崩溃，余安医生再度开口跟我说起了她自己的事。

她说她喜欢橘子皮，是因从小被人送来送去，大人将她当成包袱一样扔掉，没人在意她在垃圾堆旁边翻江倒海地吐，她想着再上车时跳下去摔死一了百了算了，就在这时，一个捡垃圾的大娘塞给她一块橘子皮，说：“晕车很痛苦，但不是什么大事，吸口气就过去了。”

此事一直温暖着她：“真就一片橘子皮救了我。后来我告诉自己，哪怕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浑身脏兮兮的，哪怕身上只有一个或许是捡来的橘子，最后只剩下一片橘子皮，只要我们有心去帮助别人，或许就能将人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余安医生给我看了她屋子里一大堆的材料，是有关相关部门增加安宁疗护试点以及殡葬改革建议的。她调侃道：“用这个劲来发论文评职称，说不定成专家了。”

数年来，她跑卫健委，跑民政，劝说社区医院设立安宁疗护病房，忙得脚不沾地，也受够了冷眼。好几次，她被社区的居民团团围住，骂她别有用心，扬言要打断她的腿：“从头到脚都散着晦气的女人，将社区医院变成死人堆放地！”

为了替那些“被健康抛弃，也被健康人抛弃的患者”说话，她不顾个人安危，朝人群喊：“他们不是死人，只是多了一身病痛，到底只是没有我们幸运，睡一觉醒来还能看到明天，但他们的尊严还在，即便剩一秒钟，也该被温柔对待！”

人群里似乎有人被说服了，走过来对她说：“你说得对，谁家都会有老人病人，但是现在我们家没有，所以就不能在我们所在的社区当做‘安宁地’，我支持你去别处。”

余安医生心性乐观，说自己从不委屈，“至少有人不再反对建安宁病房，这就是一点改变”。于是，短短5年时间，本地已经有了近200张床位，医养结合的机构越来越多。

“我们想为社会做点事，彰显个人价值，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个的事，那就只要遵从内心，一往而无前就好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曲折是常态。若是被误解，被伤害，就当是在给自己消业障。或许我们也曾在不经意间，伤害过一些善良人。”

余安医生说，她丈夫或许就是被她伤害的善良人：“我不肯离婚，是想着他曾经为我、为儿子付出了太多。我怕别人指责我忘恩负义、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他，所以不肯听取他的诉求，与病毒一起将他逼成了一个酒鬼、一个隔三差五家暴的人。”

说着，她对我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你还愿意做一些人的橘子皮吗？我过几天打算离婚，需要你的帮助；病房里的很多患者说好久没见你，他们并未对康建的案子失望，说不过就是走了一个过程而已；还有个姑娘说有话要亲自对你说。”

我又熬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我找余安医生的丈夫谈了，他说他有对自己失望的权利，有离开的权利，不需要同情，就是不爱了，想逃离家庭，一个人蜷缩着。

离婚后的余安医生反而更显年轻漂亮，她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改变的勇气。”

我鼓起勇气再次会见了康建。一审判决后，我极力劝说他上诉并更换律师，他同意上诉，却没让我推荐的律师接手，说是愿意等等我：“换成别的律师也都一样，您该做的，该说的，都做了说了，我上诉是不想放弃。您的手心传递的是我妈妈的爱，若您不嫌累，那就再陪我走一程，我不想死，但万一有那么一天，我不怪任何人。”

我见过很多被判死刑的当事人，他们杀了人却不甘心面对死亡，想尽一切办法要活下去，实在没辙后仍愤愤不平，骂遍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人，包括自己律师。所以我没能拒绝康建，在一个人有所悔悟、萌生善意时，我希望他有一双手可以握。

张婶走了，康妈妈不在了，神童爷爷也再没能与我下象棋。他走之前面带微笑，大家都说，他很有可能是在笑余安医生——他的最后一盘棋是余安医生陪他对弈的，余安不大懂得规则，走马的时候要在棋盘上比划日字，卒子尚未过河就横冲直撞。之后几天，神童爷爷总是发笑：“放眼天下，就那个小律师能在风水上胜我一筹，他有天助，没办法。”

那个想和我说话的姑娘叫蕙兰，才20岁，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查出自己患了骨肉瘤，笑称“可能是太专注于高考而误了病情”。我第一次同余安医生去到她的病房时，她已下半身瘫痪了。她是那样年轻，尽管戴口罩，还是会画淡妆，还念叨着“卡粉了”。

蕙兰想找我说话，是一次偶然在走廊上听见我和康妈妈说话，得知我是律师，说是声音很符合她的胃口——她高考后填报的是法学专业。

这个姑娘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英语特别好，说话时总爱夹杂几个单词。而我则告诉她，我高考没及格，四六级考了好几次。她听了哈哈大笑，说可以教我学英语，“附带着撩妹的技巧”。为了答谢蕙兰，我说要送她一个礼物当做学费，她应下了：“你送我一个沙漏吧，沙漏可以一直轮回，看着流逝的时光倒过来再流一遍。”

她还喜欢话剧，想让我陪她演给病友们看。我说我只演过《无间道》的一个片段，她拍着手说：“是不是梁朝伟爷爷他们在天台上演的那场戏？”

我听得一愣：“梁朝伟爷爷？”

蕙兰摆动脖子：“可不是，我才二十岁哪，他快六十了。”

说着，她低下头：“我还没谈过恋爱，没相过亲，没能穿律师袍。我是一个连仙人掌都会养死的人，早知道自己的二十岁如此与众不同，或许就不拒绝那个小时候流鼻涕长大了满脸青春痘的男孩了。”

我偶尔也会跟她提起康建的案子，说自己对不起康妈妈和那些对我抱有希望的病友。蕙兰又冒出一句我听不懂的英文，我点了点头，装作自己听懂了，她则以师长的口吻对我说：“小蔡，你听懂了个屁。那句话我就不给你翻译了，你没有对不起谁，这就只是你的案子，与病友们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想鼓励你，就像你和余安医生鼓励我们一样。至于结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有数，不必为难自己。”

还有一次，蕙兰突然当着她妈妈的面，让我靠近她的胸口：“你过来听一下我的心跳声，是滴滴答，还是滴答滴，也有可能是滴滴滴，你听了以后就不要忘记了啊。”我有些不好意思，蕙兰妈妈却点头同意，于是我将耳朵贴在蕙兰胸口：“是‘动次打次’的声音。”蕙兰笑着说：“那你要永远记得这‘动次打次’的声音，它好舍不得停止。你要像我一样，永远年轻，永远勇敢。”

蕙兰走的时候，我没有过去医院，在一家架子鼓培训室敲了一天的鼓。余安医生说，蕙兰给我留了话：“你告诉蔡律师，‘我一个人行走，不再孤单’。就这一句，他懂的。”

最不可能走的魏老头，在康建一案二审判决后也走了。

他得的是淋巴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幸福癌，不会死的”。他看着满头白发，其实也才五十几岁，却很乐意别人将他当成“爹爹（爷爷）”辈。

他是美术老师，年轻时因为自己喜欢的姑娘在四川，便考了过去，之后一直留在四川工作。他说与妻子结婚三十年，从没吵过架，地震那年，妻子不幸遇难，短短几天，他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余安医生当时作为心理专家对他进行应激干预，自那以后，他常找余安哭诉，说想念爱妻。在医院，他也曾不无伤感地对我说，“我爱她呀，感觉自己在坐牢，该刑满释放了。”

魏老头的画展还是开成了，是卡通肖像画，就在殡仪馆的悼念厅。他画了张婶，康妈妈，神童爷爷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病友，唯独余安医生的肖像是上了色的。魏老头本来吩咐他女儿，说不能把余安医生的肖像画跟病人们的摆一起，怕不吉利，余安医生却坚持要把自己的肖像画摆在那些患者的中间，“我最不怕的就是晦气”。

魏老头本想让我将那些画带去法庭上，他还写了一张纸条：“兹证明癌症患者不该被歧视，被辱骂。被告人康建心疼母亲大人，情有可原，盼法院从轻判处。”我当然不能将画和纸条作为证据呈上去，却拿着康妈妈的画像又去了村里，一遍一遍地问当地村民：康爸爸不在了，康妈妈走了，康建被判了死刑，真就大快人心吗？你们愿意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被别人拿走吗？

见他们默不作声，我只当人心依旧冷漠，发动了车子准备离开。这时一位老者拦住了我的去路，手上拿了一碗甜酒，说：“你都来两次了，喝杯酒再走吧。”

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存心害我是吧？我只要一沾酒，恐怕交警就马上来了吧。”

老者依旧双手端着碗：“小伙子莫说笑了，甜酒没度数的，你喝了陪我聊会儿天酒气就散了，再说谁害人往酒里加鸡蛋的？你放心好了，我写了一封求情信，让人挨家挨户去签字摁手印去了。我这里是穷乡僻壤，但不出刁民，有懂大道理的人。”

我连忙端过碗一口气将甜酒喝了，里面的两个鸡蛋也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老者看着我笑：“小伙子喝酒吃蛋的这个劲，真让人欢喜呐。”

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了村里关于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请愿书，而梁满芳丈夫的谅解书也被老者送了过来。

康建一案二审开庭时，我在做最后的陈述时也差点哭了。我说：“被告伤害他人性命，是犯罪行为。但俗话说，‘利刀割肉疮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我们真的能逮住一个人，就往死里攻击吗？人真的可以无所节制地在他人身上释放戾气吗？我推己及人，自己作为律师，什么话都没说，什么事都没做，就因为是律师，都会招致一些谩骂，都难以忍受，这是我们尊崇法治精神时想看到的场面吗？”

法院最终在二审进行了改判，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判处康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只要康建这两年在监狱里好好改造，就不用执行死刑了。

尾声

余安医生还与往常一样，笑嘻嘻地对着病人说着一些俗套的心灵鸡汤。

我最近一次见她，是病房里一个得癌症的大哥冲自己的妻子扔东西，抱怨说，明明在做化疗，偏要转到安宁病房来等死，他不甘心，说去肿瘤科肯定有新药能治好自己的。

余安医生轻言细语地安慰那个大哥：“一个有风度的男人，无论在外面经历了什么，自身承受着怎样的不甘，都不应该向自己的女人发脾气，她可是一直陪着你的女人，一辈子没找人借过钱，为了给你治病，找亲戚借了遍，就等着你变好。”

我知道，余安医生那双手一直在握住那些绝望的人，让他们感知人间最后的温度：“安宁病房最后连呻吟声都没有了，没有患者能发出声音，死一般的寂静，尽管医护人员早已无能为力，但他们还活着，生死之间最是孤独，希望有人能握他们的手。”

余安医生其实也没能治好我的病，但这个世界需要这么一双手，勇敢而温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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