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荣欢
编辑 | 陶若谷
“你甚至希望自己吃的是安慰剂”
如果不是近期有朋友来咨询新冠口服药，刘参几乎没怎么回想几个月前的试药经历，尽管偶尔会看见书架上那一大叠试药期间填写的资料。这个五一，陆续有“未阳人”感染新冠病毒。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仍恐惧于上一波感染潮，问刘参是否需要吃辉瑞来减轻症状，避免加重病情，有的甚至想要吃药预防。据刘参观察，这波感染的人症状都不算重，基本上是发烧头疼，没人再提“小刀拉嗓子”或者浑身疼痛。“是药三分毒的”，刘参这么劝朋友们。他也没推荐自己试过的那款，“推荐一个上市时间比较短的国产药，吃了效果好与不好很难说，不想担那责任”。但在那个时候自己试药，他仍觉得合理，“我当时症状比较重，而且有感染克雷伯杆菌的肺部基础病”。去年12月，全国大面积进入新冠感染潮，刘参所在科室（非新冠相关）的病人大多躲回了家，只剩下4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一位患糖尿病的大爷，脚和屁股周围有坏死的创面需要每周手术清理；另一位高位截瘫的大爷也没办法出院回家，没有人能护理。最严重的一位年龄最小，还不到六十，但因为痛风结晶四肢都烂了，内脏也都衰竭，靠着插管维持生命。他们也不愿意回家，觉得回家没有医疗条件，比新冠更可怕。没几天，他们连同值班的护士和大夫接连感染，两位患者去世，包括最年轻的那位。发着烧的医生都在坚持上班，很快，刘参也病了。工作群里大家商量着，谁症状轻一些能够值班和出门诊——当时所有的护士都病倒了。医院里的药也变得紧缺，没有布洛芬止疼，有同事说可以去急诊挂号开药，另一位立马回复说，自己前天去开已经没有了。当时刘参高烧不退，网上那些电钻钻头、砖头拍身体、水泥糊鼻子症状统统都有。院里发的药他不愿意吃——对中药存有疑虑，他觉得对退烧和止疼作用不大。无奈之下他在小区邻居群里，求布洛芬和一顿午饭。这条朋友圈被一家药企的朋友看到，问刘参愿不愿意参加一款新冠口服药的第三期试药。刘参通过私人渠道打听了一下，这款药物实验的前期数据不错，健康受试者的安全性良好，初步疗效也显著。前期一千多人都没事，而且这款药跟已经上市的辉瑞药理类似，刘参没再犹豫，成为受试者。虽然从大学就开始帮忙招募受试者，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也不知道具体流程。当时的辉瑞一药难求，在地下交易市场价格被炒到1-3万，远高于原价2300元，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天价，而且还买不到。国产药如果上市，将比辉瑞便宜不少，如果纳入医保，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能负担得起，而且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在这样的心理动力之下，12月15日早上，刘参和女友一块儿参加试药，在指定的医院门口跟另外四位受试者做身体检查。其中两位男生看起来早就认识，一位女生不停咳嗽。他不知道其他人的背景，但猜测可能和他一样，都和药厂有联系。做检查的地方在医院一块不对患者开放的区域，两个医护人员给他们抽血，还要做带CT值的核酸检测。CT值越低，就说明病毒复制得越快。不过这只是一个初筛，根据化验结果才能决定是否真的符合受试者条件。当天晚上七点，接到医药公司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的通知，刘参和女友返回医院，签了知情同意书和保密协议，领了一盒写有名字和编号的药还有几本厚厚的资料，到了指定宾馆入住。当时医院根本没有床位，这家宾馆也是特地选择的，没有中央空调，像老式的招待所，防止交叉感染。入住当晚吃了第一顿药。刘参轻轻舔了一下白色药片，“没啥大味”。他猜不出来自己吃的是真药片还是安慰剂。随着病情一天一天好转，他也不去猜了，“不在意了，你甚至希望自己吃的是安慰剂，（至少）没有副作用”。
●试药期间每天要填写的资料。讲述者供图。
刘参和女友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和其他试药者没再见过面。接下来的5天，他们每隔12小时要吃一份药，有工作人员会提醒，并回收填写的问卷和情况记录照片。期间主任发来慰问信息，言语间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科里实在太缺人了。也是在试药期间，刘参远在老家九十多岁的爷爷感染新冠后去世了。刘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感情很深。爷爷奶奶都是因为脑梗住院感染的病毒。刘参希望放开得更早一点。如果更早一点，爷爷还没有脑梗，抵抗力也更强。意识清醒下，他可能会更配合做各种治疗，求生意志可能会支持他活下去。刘参一直坚定支持疫情政策放开，“这一步早晚要来的”，然而真的轮到自己的亲人受波及，心里又升起怨恨，“明明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好”。来得太晚的还有这款药，刘参觉得，虽然他试的这款药审批已经加快了很多，但等到上市，去年那波感染潮已经过去，人们不太需要它了。病痛连着失去亲人的痛，又赶上大降温，让刘参觉得待在宾馆难以忍受。他和女友商量要不晚上偷摸回家住，又一想，第二天大早还得赶回来，何苦呢。没有明确的“禁足”。一日三餐由宾馆的工作人员送到房门口。他们可以订外卖，自己下去拿，没人过问。最后两天，退了烧的刘参和女友甚至跑到楼下旁边的餐馆吃了碗面。最后一天早上，他们退房走了，像普通住客一样。那个“抗击病毒小分队”微信小群，再也没动静，也没解散。从试药宾馆出来的下午，刘参就回医院上班了。没有同事好奇他的经历，只有一个问了下，“给了多少钱？”回家后的两周，他们继续记录身体状况，寄给医药公司。试药就这么结束了。
被“遗忘”刺痛
刘参的生活和工作似乎回到日常，和其他人一样。每天上班，去餐厅吃饭，到商场逛街，跟朋友们聚会，不需要再做核酸，上班路上不再戴口罩。一排十几个废弃的核酸检测亭，路人望了一眼，继续规划各自的远游，其中一位感概“好像一下子忘了那三年”。今年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种遗忘刺痛着刘参。打开车后备箱，没有用完的白色防护服塞在黄色的半透明袋子里。疫情常态化以来，时不时出现集中爆发，医院的管理也不断升级。门诊患者通常要扫几次码才能见到医生。有次街上遇见老病患，刘参一眼认出，可对方从没见过他摘下口罩的样子，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主治大夫。住院部更严格，哪怕病人在病房去世，家属都不能去看。大夫的日常工作量也随着疫情起伏不定。那时候科里床位的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十。每每疫情趋于稳定，总有大批患者四面八方赶来，手术常常从早排到后半夜。刘参和同事们还要轮流去支援做核酸采集和疫苗注射。2021年冬天，一个区域突然爆发疫情，早上上班的时候，刘参临时接到通知，当天下午统一乘车去那里打疫苗和采核酸。做完下午的手术，刘参匆匆上了大巴车。在疫苗接种点，刘参负责录入信息，每天要录入四五百人。干了五六天，突然有个志愿者扫码异常，他们居住的酒店被集中封闭，刘参和同事们只能原地待命。两天核酸排查正常后，他们被送回医院，又换另一批医务人员过去支援。回到医院的第二天，刘参又接到去另一个片区上门核酸采样的任务。入户上门不能坐电梯，要提着十几斤的保温箱上二十几层。没走几步面罩里全是哈气。每采完一栋要在楼下换防护服，湿透的衣服被风一吹，浑身透凉。正赶上小学模拟考，他敲门的时候家长说孩子正在考听力，要考完才能开门。考听力那20分钟，楼里，医生们都在门外等待。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刘参总在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刚开始去支援核酸采集的时候，他还觉得挺高兴，“不用带脑子，医患关系稳定”。干得多了，不禁开始抱怨，“我一个主治大夫天天干这个”。对职业的尊重感，也随着公众厌倦做核酸骂他们“白无常”而逐渐消退。感染潮中，他的两位患者去世了。那位不到六十岁的患者是他好朋友的父亲。即使关节化脓，浑身的血液里都有了脓，他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他跟刘参说：“我就在医院待着，真感染了，生死有命。”刘参12月底回到老家，一天跑三个医院，分别去看望感染的奶奶、外婆和舅妈的母亲。他在朋友圈“跪求”辉瑞，想买台心电监护仪。前一天还在急诊支援的他，站在奶奶的病房束手无策，“我为那么多陌生人做了那么多事，可为你，却什么都做不了”。他深深感觉到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偶尔去治愈”。当时奶奶已经发展成“白肺”，医院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是用了些抗生素，没想到后来老人自己挺过来了。花了三年时间，刘参还是不能了解新冠这种病毒的规律。爷爷之前心脏没毛病，每天还看报纸。奶奶身体差一些，有冠心病、心绞痛等基础病，脑梗后大部分时间都不认识人。“但奶奶就是比爷爷命大”，刘参当时变得有些迷信，甚至在家人住院期间每天烧香祷告。过去三年，他作为非相关科室的大夫，医院没有专门组织过新冠病毒学习，疫情变化时，也没有一本可参考的《诊疗指南》，基本是靠自己阅读资料、跟同行交流，去学习和摸索。不像之前，病人得了病，可以去查资料，请教专家，总能摸索出来一套治疗方法。即使一些疾病现阶段治不好，也知道怎样控制。而面对新冠，“无计可施”是他最多的感受。刘参会想：“下次出一个新的病毒，是不是一样无计可施？”直到现在，呼吸科有几个感染了新冠的病人还没完全恢复，间断性发烧，核酸检测总是阳性。后来长期卧床长了疥疮，刘参每周都给他们做手术清理烂疮。有次他跟同事感慨，“现在（外面的氛围）就好像没这个病了”。
服药的不止他一个
感染潮后，刘参的工作量比疫情之前还忙。各地患者蜂拥而来，一天最多要做八九台关节手术，从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到午夜。但他觉得每天情绪低落，提不起兴趣做任何事情。能让别的科室收治的病人他都尽量推出去。之前遇到一些难缠的病人，他总要耐心解释，不成就怼回去。现在他不在乎了，即使患者投诉也无所谓，每晚回到家几乎都蜷在沙发里，好像身体里的电量都耗竭了。“生活中所有的快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吸走了。”刘参说。主任也看出了他的反常，提醒他要调整状态。他觉得没办法靠自己去调节，就找朋友拿了点抗抑郁的药，吃完睡觉和情绪好多了。科室里服药的不止他一个。一个刚工作两年的年轻同事，去精神科问诊开了抗抑郁的药。他没有避讳同事，所有人都能看到以前乐呵呵的机车少年变得寡言，烦躁时还会怼前辈。本来每顿只吃一两片，他自己加到4片，整个人恍惚，走路打漂。就这样他还是觉得不够，“还是吃少了，可能吃8片就不难受了”。他问刘参：“刘老师，怎么死没痛苦？”一项针对22家北京市属医院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及失眠状况比例分别达 32.51%、35.06%与18.92%。另一篇题为《新冠疫情下某三甲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心理状态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的论文也提出，随着疫情的结束，有相当数量的医务人员的心理反应向慢性化发展，存在创伤后应激症状，并出现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等不良结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急诊部主管倪晓东这两年去医院开讲座的时候，明显发现讲完之后的提问环节变久了。以前顶多两三个人简单问问，现在变成门诊一样。从聊天中，倪晓东感受到过去三年的经历让很多医生感到迷茫，不知道到底干了什么，以致于恢复正常生活后也不敢让自己停下来。有位中年医生觉得自己荒废了三年，必须继续学习，带着业务书籍和工作电脑休假，但实际上一页没看。他告诉倪晓东，“停下来就会产生负罪感，周围大家都在忙，停下来就是个罪人。”一位20多岁的年轻医生在辞职离开上海前，哭着跟倪晓东聊了聊。父亲去世不能回去、错过弟弟结婚，他说不清楚自己留在上海的意义是什么，面对家庭“像个手足无措的路人”。他试过跟主任请假回家，主任为难地拒绝了，说你看现在大家都没有回去。那之后他也没脸去开第二次口，他其实也能理解主任的无奈。年轻医生总共去过心理诊室两次，第二次他已决定辞职，大哭一场，离开的时候还朝倪晓东深深鞠了一躬。那之后他再也没出现过。那天倪晓东也很难过，突然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像年轻人的主任一样无奈。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很多四十多岁的医务工作者“撑不住了”。感染潮后，倪晓东接诊了一家老年医院的副院长，46岁，疫情第二年专门从任务繁重的三甲医院换岗，想着能多陪陪家里的老人。没想到很快就赶上疫情爆发。老年医院因为感染风险高，直至普通民众解封，他们仍没有放松管控。
被封在医院里大半年，他一直没能见到母亲，最终在感染潮永远的失去了母亲。母亲去世一周，这个平时神采奕奕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的中年人，蜷在座位上，苍老了许多。他觉得母亲并没有享受到他作为医务工作者带来的便利，反而因为工作，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今年以来，倪晓东发现朋友圈里部分同行离职，有的转去做教育培训，有的去经商，还有的到了医美公司。他们大多是入行5到10年，还有一位工作12年。医务工作者们的心理状态也在影响着家庭。现在，倪晓东经常会接诊一些医生朋友的孩子，在12到14岁的年龄出现心理问题。伴侣之间的情感问题也在解封之后爆发。
最近，刘参的抑郁情绪缓解了一些，一个没有下肢的瘫痪病人通过七个月治疗，每周手术清理创面，从拳头大的烂疮恢复到小指指节那么大。他觉得“算有点意思了”。今年1月底，他试的那款药也顺利上市，被纳入医保。
回想起试药经历，刘参说，“其实我有时候做事情也挺冲动的，是因为生病难受的时候，做的决定不一定很理智，对吧？”他始终在想关于“意义”的人生命题，他找不到答案。有时他想起读过的一本书《西线无战事》，士兵捉蝴蝶被敌人打死，他死去的那一天新闻报道里只写了一句话，“Nothing happened”，他觉得可能每个人最后都是这样。
五一小长假跟女友去了场音乐节，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刘参注意到大家都不戴口罩了，恍惚了一下。
（文中刘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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