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新构：利科自身性主体的“下降”诠释逻辑

2023-05-23 16:05

批判与新构：利科自身性主体的“下降”诠释逻辑

吕金妹

作者简介：吕金妹，安徽大学哲学学院。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23 年 04 期

原发期刊：《世界哲学》2023 年第 20231 期第 70-83 页

关键词：自身性主体/ 反思诠释/ 语言分析/ “下降”逻辑/

摘要：面对西方近现代的主体瓦解危机，利科坚持主体存在论，秉持批判与新构的态度对各流派进行调和，通过自身性主体、诠释、语言、反思、迂回、他者和中介等核心概念，走上了蕴含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下降”之路的主体求索，完成了对主体哲学的三重超越，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在于：首先对传统和现代的主体概念进行批判，重新构思出自身性主体的在世存在；接着从反思的原则、形式和内容等层面进行革新，视主体形成于与他者的在世交互活动中，须对蕴含在世生存经验的语言进行意义诠释才能通达主体的反思与认识；最后，利科构建了承载意义的语言中介来承担具体且迂回的主体反思任务，逐步抵达主体存在之本体的初衷。这在断裂的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诠释学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开启了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使得动荡的主体哲学有了坚实的此在生活世界之根，并为始源性的存在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在西方哲学追寻本体的漫长历史中，主体“我”被视作一切认识的本原和基底，成为近现代根本的思维特征，确立起了主体哲学研究，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却面临着“死亡危机”。在该背景下，主体求索成为P.利科的哲学主旨：在《意志哲学》第一卷，他运用胡塞尔意向分析和身体现象学描述主体意志的基本结构时，逐渐与意识的实践本体论相结合，指出“主体意愿与非意愿互为依存……自由是人性而非神性”①，初显出从新维度研究主体的端倪；这一点在第二卷中被明晰化，《易犯错的人类》借“恶”预示了主体研究需转向间接的象征理解之路，《恶的象征》直接点明主体研究须转换方法论，因为“人类犯错的现实性无法直接从经验的完满性被理解，只能从传达经验的语言来通达”②，利科以此打开了主体哲学和诠释学结合的新道路，为两门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主体研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折。

纵观新道路的理论脉络，其灵感来自柏拉图对“逻各斯”的两种内涵的解读，走的是“从存在论返回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下降”辩证之路(the path of the descending dialectic)，③完成了传统主体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等维度的超越，为落魄的主体重新找回了存在之家。然而，该核心的隐性脉络零星地散落在利科著作中，且他自己也曾坦言“著作缺乏连贯性，每一本著作都是为了回应特定的挑战”④，导致其兼容并蓄的主体思想变得更加难以被把握。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利科的英法原著及汉译文本，从他对主体哲学的批判和新构的调和视角切入，就以上维度解析利科自身性主体哲学的内在“下降”诠释逻辑，以期能够系统且深刻地呈现利科主体思想的批判精髓、创新精神和理论贡献。

一、主体的裂变与重构

基于早中期著作的主体论述，利科在晚年的《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中，直接将主体“我”概括为两个分裂的极端：一是在自然科学推动下达到顶峰的“被推崇的我”(le cogito exalté)⑤；二是受结构主义思潮冲击的“被摧毁的我”(le cogito brisé)⑥。面对主体在积极和消极间的摇摆，利科并未非此即彼地站队，而是深入二者的立论之基进行批判，找出站位不稳的原因，并试图在微妙的平衡之处勾勒出新的主体概念。

1.对“积极主体”的批判

源起于笛卡尔“我思哲学”的积极主体，经康德的“先验统觉”、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胡塞尔的“纯粹自我”的推崇和发展后，达到了不可撼动的中坚地位，但后来却遭遇了无主体危机，利科认为“主体的摇摆不定就出现在它的诞生地上”⑦，为此，他回溯到笛卡尔，就“主体自身的奠基性”⑧和“不证自明的优先性”两方面展开反驳。

笛卡尔的主体问题肇端于他对知识的怀疑和对澄澈确定性的追求，在不断怀疑和求证的尽头，他找到了“我思”，它通过世间经验性的“我思”活动便可到达绝对理性主体。利科认为这样的基底在本质上缺乏持续性，⑨没有抓住“出自怀疑的确定性来自于我存在”⑩，会暴露出怀疑的不彻底性和不可靠性，最终使主体在理性认识中陷入迷惘，该弊端出现在了《第三沉思录》中“我”最终让位于上帝的论证里——源于“我思”的真理认识受时代桎梏表现出“间歇性”和“有限性”：前者体现在“我思”的主体性活动是短暂瞬间的，并非时间长河中不被中断的动作；后者指“我思”受制于空间和主观经验，难以通达全部的永恒真理。面对该诘难，笛卡尔企图通过上帝的永恒性来维持“我思”之“我”的永恒完满性存在，作为第一真理的高位“我思”便让位于上帝，退居到了第二位求上帝作保，失去了最初立意的、为一切认识世界的活动奠基的基底位置，造成源于基底又否定基底的悖论。

再看“我思”主体的自明确定性。根据《第二沉思录》的推导，出现在怀疑尽头的“我思”乃一切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点”，可使人按照“思维”的理性秩序去怀疑和认识世界本真，而在认识中，一切都经得起怀疑，只有“我思”是确定、自明且不容怀疑的，它是人类怀疑行为的终点，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第一原则，即主体“我”是在先决确定性模式下确立起来、满足于该模式且无需证明的抽象主体。(11)对此，利科基于海德格尔“如果主体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那主体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的发问，认为自明性是对主体此在存在意义的遮蔽，并进一步指出“主体不是被给予的已存在的自我，而是被抛入世间的一个任务”(12)，这个任务是“我在”的反思任务，需要“对我们生存努力和存在欲望的占有”(13)，只有这样，主体才能在努力达成反思而指向主体自身的过程中找到存在。

2.对“消极主体”的疗愈

积极主体的崇高位置被消解后，利科转而治疗消极主体的症结。自休谟以经验主义怀疑绝对主体后，尼采将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发挥到极致，甚至怀疑起“我思”的存在合法性，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双重冲击更是耗尽了主体的生命力。面对该危机，利科试图从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本身找到疗愈之道，证伪无主体之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打破了绝对自我意识，拉康以镜像分析论证了先天主体的虚构性。为守护主体，利科从两方面析论精神分析的深刻主体内涵：他借助梦之象征解读出人类具有欲望、意志、渴望和努力等最古老、最根本的能量和力量性东西，并认为梦中的无意识是对绝对意识的颠倒性还原，它向下深入到冲动层面，使得传统主体观中的对象和目标发生了经济学式的倒转——对象不再是纯粹主体的朝向之物，而是令主体产生冲动的目标，也即对象由冲动需要满足的目标而定，甚至自我自身也可以是目标，身体可以是自己之爱的对象，作为自我之爱的继承者，自我的内驱里存在着“力比多”，驱使人通过自恋以虚幻具体性的方式向“我思—我在”的程式里填充真理，(14)“这个我思起初以我思—我在占据了一个奠基行动的位置”(15)，放弃了直接意识的虚幻“我思”。这种体现冲动的精神分析被梅洛-庞蒂称为主体考古学，彰显了主体的存在之根在于欲望，可见精神分析并非否定主体，而是揭示出主体的后天成长性以否定先天自明性。另一方面，利科还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佐证精神分析的主体性，他认为角色辩证运动能够在运动中获得自身确定性并将自己带到成人或意识的位置，(16)即直接意识总是基于先前运动、具有在经历中介后被重新肯定的特点，这种倒退式的自我确立与弗洛伊德的意识还原考古学有“异途同源”之妙，且主奴斗争中的自我认可与精神分析中的“满足欲望、获得快乐”都体现着主体的目的性。

面对结构主义的“无主体”挑战，利科追溯至理论源头，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立论之基施展他的批判。索氏视语言系统为科学研究对象，由四公设搭建——“共时较历时的优先性”“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和“语言系统的封闭性”均是在“语言和言语之分”的第一公设上衍生而来。利科从第一公设开始批判：索氏静态语言观忽略了动态的“言语自我革新与自由组合”(17)，以致“共时的语言科学研究”无法应对言语意指给语言系统带来的变化；其次，语言符号差异性的研究局限于语言内部，将产生语言变化和差异的主体因素排除在外；最后，语言系统在本质上并不封闭，因为语言理解需要诉诸被结构主义所排除的言语本身和言说行动，而这都是主体发出的活动。利科因而指出“只有言语现象学才能重解符号意指或超越性关系”(18)，借拾起被结构主义轻视的“言语”而守护住被抛弃的主体，凸显了主体于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必要性，从而击碎了肇始于结构主义的无主体之说。

3.构建自身性主体

完成对绝对主体和消极主体的批判后，利科对二者保持相同的距离，(19)在中立的位置上，基于主体存在论构思起自己的主体概念，并结合词源学给予了清晰的阐明。

他从语词歧义性剥离出隐蔽的真正主体。根据海德格尔的此在论可知“我在”比“我思”更加根本，当主体有“思”的意识时，实际上他已是思考存在的普遍主体(la personne)，但为什么拥有优先存在性的普遍主体会陷入以上两种极端误区?利科认为是形容主体的语词“同一性”(l’identité)的语义混淆所致，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主体哲学中关乎人不变的、自明的相同性(la mêmeté)，指“数量上的相等性”“质量上的相同性”“不间断的连续性”和“时间中的持存性”；(20)二是“自身性”(l’ipséité)，指主体在时间维度上发生的变化限度(le sens de changeant)。(21)利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主体，应是主体研究的焦点，遗憾的是它被以往主体哲学的相同性遮蔽，还未被认识就被粗暴地打入了“人之死”的牢笼，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地勾勒出宝贵的“自身性的主体自我”概念，他从“性格”和“承诺”入手：“性格”指主体的在世身份特征，由“习惯”组成，历时性的习惯由无数个共时的自身小习惯事件构成，最终在评价中得到识别(l’identification acquise)而被保存下来，可见“自身性的主体”隐藏于“习惯”的表象之中；“承诺”指此时的主体做出承诺，再由时间延展后的主体履行承诺，这是

行为负责的体现，展现了主体的发展性，正是于此意义上，“自身性的主体”明晰地暴露出来，利科为其赋名“自身性主体(Soi)”(22)。

在分离出自身性主体后，利科并未丢弃相同性主体，而是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联，刻画出自身性主体的构成特质。在以往研究中，相同性的显性特征成为界定主体同一性的主要内容，但也使得主体在时间上极易被攻击，造成主体的衰颓，利科反思了该问题，将自身性视作同一性的重要构成，并借用词法搭配来阐明隐蔽的自身性主体的同一性：“Même”在表示不同主体的相同处之外，还出现在名词之后以示对同一个体的强调之意，如“elle-même”(她自身、她本人)，强调“她”这个主体在时间上的同一性，将该词法方式用于自身性主体，便出现了自身性主体的同一性“Soi-même”，它很难如相同性那般显著，与后者有着明显区别，却又真实存在且参与到相同性的构成中，有着“自身性—相同性”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关系，最终形成自身性主体的同一性。利科于此解决了以往主体哲学中以相同性代表同一性而招致的发难，在清晰构建出新主体的同时，为其奠定了具有生存意蕴的存在论基础。

二、反思的困境与新生

在新构主体及同一性后，利科面临通达自身性主体的新疑难，涉及了近代知性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因为主体自我的反思认识问题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一样悠久，早在普罗泰格拉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已有朦胧的主体反思意涵。但笛卡尔出现了与古希腊哲学的断裂：“我思”是为认识活动奠基的静默单子式主体，古希腊那种觉知在场、受当下处境塑造的生命主体性，没有被继承到，而突然走向了另一方向，静态主体成为基础，存在者被表象化，通过系列性推导便可进入无限制的对象化领域，人由有条件限制的实存逆转式地越向了对于存在之构造的无限主体。海德格尔据此批判我思主体是落后于经院哲学的，因为至少经院哲学还关注主体在世的某些实存状况，只是将其放在了神学笼罩下，而笛卡尔根本就不在乎这些，甚至是直接回避了这个问题。(23)利科也认为笛卡尔关于主体自我的反思哲学还未达到反思，因为反思必定有个返视、向回看并思考的过程，遗憾的是传统我思哲学并没有向回看，故只能被称作意识哲学，而“真正的反思哲学是与此正相反对的”(24)，因此利科批判了传统主体哲学中的直接反思认识观，致力于为自身性主体创立间接的诠释认识论。

1.对“我思”之思的批判

“我思哲学”在数学背景下发展而成，具有浓厚的自然科学认识论痕迹，将先验主体视作一切认识的最终本原，该观点在康德哲学和前胡塞尔现象学中被强化，“我思故我在”命题也以各种形式被延续，但从该命题得到的“主体之思”具有以下问题。一是这种“思”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无法解决主体在时间上的持存性问题：从“思”到“在”的命题中，“我”既是作为主体的一个存在，又是做出思考行为的主体，“我存在”和“我思考”融于一体，在就是思，思就是在，没有论证内容的推演过程，无法在逻辑层面由前提到结论式地被演证，主体在迈出第一步时就停在了不堪一击的绝对地位里，经不起持存性的考验，一旦出现确定性问题便需寻求主体之外的上帝来做担保，可见这种“直接之思”是空洞且幼稚的直觉之思。二是这种“思”是直接的自明认识，“不需依靠以后补加的反思就能确认自身存在”(25)，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反思意识。不同于这种将意识直接作为确定性的既得存在，利科认为对自身性主体的认识和把握无法直接获得，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所衍生的梦境、臆想、思辨和想象等活动是与其构成的层面分离开的，主体意识是被压抑的事物，无法通过意识直接对主体本身进行把握，在通过“扭曲、转化”后的意识衍生物了解意识系统时，需要适用于它们的解释之术才可通达意识，(26)进而了解到主体自身。故而，经由“思”而直接通达“在”的来自我意识是虚假且盲目的，“思”不应作为主体认识的起点，它无法作为仲裁“存在”的尺度，(27)而应当是需经努力达到的终点。

由此可论，作为主体哲学之源的“我思哲学”，与其称为反思哲学，不如说是朴素哲学向外对象化寻找本原转换成对内找寻时最终出现的直接内意识沉思。它完成了将哲学本原对象转向主体的反转，将人作为主体带到哲学研究的中心，但未有实质性内涵发展。可见，“我思哲学”并非主体如何认识或建构自身的反思方式，主体哲学尚是颗无根之果，通达自身性主体需走新道路，由上而下地去把握主体之开端在其相关物的形而下的显现，将产生于它的东西与其联系起来进行反思，通过这种方式才可将主体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世界并于其中把握自身，这显然已是新反思认识论即将出现的征兆。

2.间接反思的构建

利科继承了导师J.纳贝尔(Jean Nabert)从生存角度对费希特延时性反思的发展，即“反思是对我们生存努力的重新占有”(28)，并从奥古斯汀的灵魂膨胀说中得到了“主体反思需观看过去的记忆”的启发，这与他所坚持的现象学“倒回”“观看”等核心概念不谋而合。但是，现象学的单子式纯粹自我同样存在直接之思的以上困境，故而利科对其进行批判性改造，结合生存解释学去寻找新的反思道路，具体可从反思的原则、形式和内容等层面进行析论。

传统反思都因直接性被诟病，利科改造意向性为主体反思带来了新的间接性原则，使语言成为反思的关键性中介。先验现象学将优先性赋予了先验主体的自我意识，把一切现象的认识还原到先验主体本身，意向之物须在空乏的意识内部找寻，使得现象学不得不面对纯粹自我的问题，否则意向分析便失去立足点，但一旦讨论直接性的纯粹自我，胡塞尔便会与他致力于反对的旧式形而上学纠缠不清，“陷入无尽的探索、徘徊、进步又退步的过程中”(29)。对此，利科认为主体的实际意指行为才是意向性的首要本质，(30)物的本质待主体朝向而发生意义，世界是主体意指的意义世界，实施意指行为的主体是经验性的，它在海德格尔的在世语言中被表达。再结合自身性主体的“我在”之根，居于此在世界的自身性主体透过意向性的朝向结构被把握时，主体内部对外部的意向朝向之本质，就被升华为语言符号对现实世界的指涉，且语言符号在对现实世界的意义指涉事件中还指涉着自身性主体的成长与建构，语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而利科直言道：“语言是中介(médiation)、中项(médium)和中间物(milieu)，正是在它当中并且通过它，主体才能定位自身，世界才彰显自己。”(31)超越论的纯粹意识主体哲学自此转移到了相对客观化的语言世界上，内意识里的直接性主体之思走向了以语言为中介的间接实在性的主体反思。

在重构现象学的反思原则后，基于“理解作为诠释学任务始终已经包含着一种反思的向度”(32)，利科欲将反思哲学嫁接在诠释学上，修缮“我思故我在”式的空洞反思形式，并把处于探索程序中的嫁接物称为“诠释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herméneutique)(33)，对“现象学原则上的自我反思”和“诠释学”进行深入解读，挖掘二者互为依存的前提条件：现象学意义上的诠释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沉思中都有出现——胡塞尔意指赋予行为的直观描述中所出现的意义是与实际场景相符合的偶然性意义，需经诠释性澄清工作才能得到确定性的逻辑单义，同时，利科还认为胡塞尔在沉思的第五部分对唯心主义的描述中也渗透着诠释，诠释的运用就处在关于哲学的建构体系和描述体系之中，(34)现象学反思不断被主体自身的生活经验所蕴含的意义超越，自我在现象学中实际是通过自然、文化和心理等各层面的诠释来被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撇去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诠释学发展之外，诠释学中的现象学因素更体现在从意义探寻意识、间距化的悬置内涵、语言符号服务于语言经验、历史回归性等方面。经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细致论证，利科完成了嫁接任务，将简单断言式的我思哲学改写成“我在”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I am”)，兼顾我思的确定性和自我的不确定性，(35)反思哲学自此拥有了具体而间接的反思诠释学形式。

我思哲学遗留的他者问题成为利科改造反思的第三层契机。在萨特和列维纳斯的他者对立观中，利科主张构建自我与他人的在世共在，即自身性主体应保持对他者开放，“只有当他者觉察到我或我觉察到他者时，我才是我自身”(36)，同时还需通过理解他者来扩大自身的理解。(37)作为“间接反思原则和形式之共同基调”的语言就被注入了蕴含他者在内的在世活动的实在内容，在利科看来，语言是自我通过他者来把握、领会和认识我们自己的方式，语言在自我与他者的生存互动、镜像映显等活动中不断被填入有关自身性主体的生存性内容，激发出生生不息的语言活力和创生性，承担起认识自身、反思自身的理解中介，反思因此成为“从他者到自身”的语言理解的第三人称间接反思，不再是直接又虚空的断言。

通过以上层面的批判和构建，利科为自身性主体带来了间接的反思认识论，赋予反思哲学以具体的原则、形式和内容，解决了传统主体的确定性误区和空位之谈，规避了让位滑坡危机，反思哲学与诠释学的结合也令后者发生了由存在论返回到认识论的新开端。

三、理解的短程与长程

主体哲学的方法论诉求因笛卡尔独断专言和“人之死”而被忽视，利科在嫁接的基础上试图恢复诠释学的方法论来填补。主体的间接反思发生于人的生存活动的实存意义理解中，这类活动具体是由人在生存世界中创造出的各类中介来表现，可见反思是理解中介意义的漫长诠释道路。然而，诠释学的方法论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后几乎被遗忘殆尽，他们轻视局部的理解方法，一脉相承的是理解本体论、语言存在论的短程理解。(38)利科对缺乏方法论的直接语言诠释观进行了批判，并创造性地借用英美分析哲学铺设了迂回的语言分析之路，试图在恢复诠释学方法论时借机根治诠释学的核心疑难，解决反思的方法论问题。

1.短程语言理解的批判和改造

海德格尔的直接询问逆转了传统哲学纯理性思辨导向，将存在植入人的实际生存世界，认为存在是在此在中不断显现的东西，需对人的此在相关物进行理解，这种理解活动正是人的存在本质。伽达默尔进一步证成语言在向我们诉说存在，(39)并认为主体的自我理解发生在语言游戏的谈话中，(40)认识实际世界中的主体需要通过理解语言来显现和发生。对于这种用存在模式代替认识和方法问题的颠倒性思考以及在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理解存在论，利科秉持着折中态度：他赞成语言的确是理解出发的层面，(41)承认主体需经生存世界的理解而达到存在，但也批判这一论述并不是已完成的已知材料，而是一个期待达到的视域或意图达到的目标，(42)且这个目标需要借助于语言分析的迂回道路，(43)渐进式地抵达。

利科“借助语言分析”并非照搬分析哲学对语言的符号逻辑分析法，因为分析哲学存有先天的认识论缺陷，即依存于语言内部系统的封闭性语言，在追求语言理解时却陷入了“需要诉求被封闭性结构所排除的外部世界”的二律背反。(44)为此，他汲取了索绪尔传人本维尼斯特(

Benveniste)的语言学思想，建立起新的语言分析概念——这是将言语视作不可再分单元的话语语言学(language as discourse)，(45)这些单元属于不同层次，不是索氏那种忽略全部现实性的、以符号为单元的符号学(sémiotique)，而是以句子为核心单元的语义学(sémantique)，(46)主体反思的意义诠释正是在话语语义的分析理解上进行。

与此同时，为避免语义诠释陷入主观心理主义，利科以“单一识别(singular identification)—普遍述谓(universal predication)”的两极性为基础，(47)辩证地刻画出源于生活世界之话语的客观永恒性。他首先根据“事件—意义”“含义—指涉”和“言语行为”阐释了瞬时性话语作为诠释对象的客观存在性：话语在具体时空中因指涉世界的事件而具有生动的意义，使语言符号系统获得了现实的信息，(48)意义由此被短暂地“固化”下来，令话语得以超越事件本身成为可理解的客观含义对象，具有了新的指涉功能，可开始新一轮的指涉事件以增生新的含义，成为待理解的无穷意义空间。这之中的“固化”是主观性话语意义客观化的关键步骤。利科认为话语作为言说者发出的瞬间言说事件，不免与主体粘附在一起而具有主观性和变动性，他在J.塞尔(John Searle)和P.格莱斯(Paul Grice)的影响下，结合意向性，视话语为言说者的意向外化之物，再借用J.奥斯汀(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阐明了言说者所意向的话语意义的客观化结构，即言说者所意向的话语意义在言内行为中表现为命题内容，在言外行为中表现为主体的意向之义，如此，话语便从言说的瞬时语境事件中脱离出来，通过意向性将事件意义嵌入到了语言符号中，最后通过文字记录完成语义客观化。此外，利科还从话语的对话性考证了语言持存性：人的经验属于自身，存于自身的意识流之中，无法直接传至对方的主观意识之中，可现实中却确实存在着你我之间的经验传递和地球生活的信息传递，这其中正是话语的客观意义在传递着活生生的主观经验，(49)只要人类生生不息，交际沟通就不会结束，意义会经话语事件持久地传递和发展下去。

利科经周密论证，将以符号为基础的语言分析改造成话语语言学的语义分析，彰显出反思哲学与分析哲学既区别又互相依存的辩证内涵，还在该辩证法内使诠释学的新话语中介摆脱了心理学和存在论的旧式成见，重新拥有了客观属性。在该基础上，利科走上了迂回的语言理解道路，对承载话语意义的语言中介物及含于其中的主体反思进行探索。

2.长程话语理解的中介物拓展与主体诠释

由于诠释学被符号世界的敞开性所归引，(50)承载话语意义的符号语言中介成了泛化意义上的媒介物，利科就此走上了中介物延扩之路，从意义的文本载体扩展到行动，最后升华至叙事，主体反思也在蜿蜒曲折中从一般性诠释走向了深化扩展，逐渐抵达本体意蕴。

(1)文本中的主体理解范式

在明确话语意义是主体反思的诠释对象后，利科认为话语的最终目的地是“刻录”(inscription)成文本，将时空性的话语事件所蕴含的“道说”含义在书写中固定下来，(51)文本成为承载话语意义的媒介物，主体的反思认识则在文本中介的诠释中发生。而当动态的口头话语变成静态的书写文本时，话语会发生什么?给诠释带来什么问题?该如何面对?主体又该怎样完成反思?

话语成为文本时，其转瞬即逝的事件意义被固定于书写之中，失去了对具体时空的语境指涉，造成四层“间离化”(distanciation)：一、鲜活的话语事件与意义相分离，话语本身作为指涉事件，因特定时空语境而拥有具体意义，当话语刻录成文本时，指涉消失，只留下含有意义的固化文本，事件与意义相分离；二、作者的心理意图与文本的话语意义相分离，当作者完成了“将话语的意义信息刻录进抽象的语言符号”后，不论有多少刻录技艺(规则)和风格(体裁)，文本都独立于作者存在，其意义也与作者心理意义分离开；三、文本与其所产生的初始社会历史情境相分离，成为没有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的独立存在；四、文本世界与此在现实世界的分离，话语事件所关涉的是言说发生的现实世界，容许人类进行面对面语境的交流互动，展现的是现实维度的真实世界，但在书写文本构建起来的世界是个放大的概念，包含文本所展现的被固化的现实指涉世界、诗歌所构建的意境世界和小说构建的虚构世界，换言之，是各类文本所筹划出的另一个世界，它与现实世界相分离。

“间离化”标志着话语在成为超越时空的客观文本时受到创伤，给诠释带来了方法或本体的二难问题：一方面，“间离化”使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成为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诠释学便有了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这对象在本质上是人类归属于且参与其中的共同历史实在，它与主体共在，却要将其分离出来作为对象，这就陷入了“是采取方法论态度而丢掉我们所研究的现实的本体实在还是采取本真的态度而放弃人文科学的客观性”(52)的非此即彼困境。

然而在利科看来，“间离化”并非置诠释学于两难境地的枷锁，而是连接二者的创造性条件，这体现在文本具有人类经验的历史性时，还有着跨越时空距离的交流特点。因此，在第一层分离时，话语的意义在转瞬即逝中被解救下来，文本固定住了所言说的东西，(53)把握住了话语在辩证法中最核心的意义，使人类思想可以绕过言说直接被文字记录，故而文本所造成的间离是对话语意义成果的保护，使其有可能作为诠释对象；在第二层分离时，文本意义逃离了作者的有限视域，具有了语义自主性(sematic autonomy)，文本得以向无数、无限制的读者观众打开，此在观众在阅读事件中会赋予文本新意义，实现新一轮“事件—意义”的辩证法，这对诠释至关重要，因为需要诠释的意义正是在文本与读者的“书写—阅读”辩证中被确定，辩证法的完成是诠释的开始；第三层分离使文本脱离过去的时空因素，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被理解，与新主体发生联系与交融；第四层分离，虽然诸如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文本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第一层指涉，但并不意味着它与指涉彻底断裂，而是到达了更高层指涉，具体来说就是，文本中的虚构世界具有指涉世界本身的无限可能性，此在世界的自身性主体只需通过阅读向文本敞开自己，让文本与此在世界发生指涉关系，主体在关系中经过想象性变异，失去旧的自我时得到更大的自我，这是反思诠释必须包含的生存之根，也是自身性主体以读者身份出场的标志，(54)世界问题于此得到了新的回应。

在以上论证下，利科得以宣称文本是主体反思的重要媒介，自身性主体的理解建构与文本阅读中的意义理解同步进行。(55)这将主体研究带到了诠释学的核心疑难处，即隐含于施莱尔马赫、暴露于狄尔泰、激化于伽达默尔的二难诠释窠臼，主体须克服说明或理解的对立问题才能被把握。为此，利科在文本阅读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说明—理解”为核心的辩证诠释过程，并视之为解决人文科学悖论的方法论范式，(56)它包含两个过程。一是从“

”(understanding)到“说明”(explanation)：利科受启发于E.D.赫希(Eric Donald Hirsch)，将诠释学的经典矛盾对子转换为“猜测”(guess)与“证实”(validation)(57)，对文本意义的

是整个诠释中的低阶理解，需依赖语篇结构进行整体猜测，主体再结合个体因素对文本进行评价、本地化和个人化理解以构建或猜测出独特意义，对象征和隐喻的理解则在揭示多重意义中择其一，该过程也包含“证实”的成分，但并非数理逻辑的实证，而是逻辑似然性和质化可能性，(58)通过证实的理解，整体意义猜测在个体殊相中得到特定化的确立，带来了人文科学独有的客观性，文本的客观性知识由此诞生。(59)二是从“说明”(explanation)到“

”(comprehension)：

发生于文本的两个特性中，“文本对情境的无指涉性”令文本拥有结构分析的字面说明，展现出它所筹划的客观意义世界，“文本因阅读而具有的特定指涉性”可令居于此在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对该意义进行“据己化”(appropriation)的深度语义学理解，批判性地抛弃前主体，从其所筹划的世界中得到一个扩大后的自身性主体，发展出不同的性格、习惯、身份和品格等在世标签，达成主体对自身的高阶理解。

如此，文本“间离化”所招致的两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文本诠释一端的说明方法论和另一端的理解存在论连接起了辩证诠释的拱桥，拱桥的顶点处就是自身性主体的建构，文本诠释在主体自我理解中攀至了巅峰，(60)整个过程正是利科反思哲学中的具体反思。

(2)行动中的主体深化

在构建起文本作为认识主体的第一层媒介之后，利科视“行动”为广义文本的扩展媒介物，是揭示主体为谁的主要准则，(61)其意义诠释是认识主体的必经途径。

行动之所以可被视为反思的媒介之一，在于行动和主体的关联性和归属性：从话语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行动和主体紧密相连，奥斯汀认为主体的言说行为是行动，说话就是做事，言说主体和话语人称代词连接起来，当通过语境来理解话语时，实则理解主体及其意向，主体与语言行动一同被作为理解对象；另一方面，由于意向的介入，行动蕴含了“做某事的意图、根据某种意向行事的动机和指向某事物的欲望”(62)等主体性因素，使得行动受行动者的施事而产生，但同时，行动总有着承受的他者，这体现在施动者在作为施动主体时，还于行动中作为一个他者的承受者被指明，也体现在通过行动与承受的他者产生互动往来，因此可说行动归属于施动主体，对行动的理解是认识主体的迂回媒介之一。

利科从文本的四层“间离化”类比了行动可作为诠释对象的客观性：首先是行动意义的固化，与言语行为相似，行动也拥有意指结构，具有“事件—意义”辩证法，“行动·事件”如同转瞬即逝的言语事件，而“行动·意义”则类同于可被反复识别的言语意向之义，所“刻录”下来的也正是此部分；其次是行动与施动者的分离，形成了行动自身的社会维度，成为一种固化下来的社会现象，不再受其最初的施动者影响，“行动·事件”便在时间的长卷上刻下一个个印记成为档案，具有了客观的“行动·意义”以供理解，类似于话语事件在纸上刻录成文字，脱离了说话者拥有了独立的话语含义；再次，“行动·意义”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对最初发生的社会情境的超越，从对具体语境指涉中解放出来，可无限指向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最后，行动是开放的，向人类此在实践发生的新情境打开，拥有新的指涉关联事件，供任何“读者”解读，在对它所含的、同有的“行动·含义”解读中得到实际的意义诠释。如此，行动如同“文本”一般获得了客观性，使得说明和理解相照面，(63)呼唤蕴含“说明—理解”辩证法的文本诠释范式进行理解，以使主体在人类行动的理解中获得“据己化”，实现主体自身的深化扩大。

(3)叙事中的主体同一

利科在文本和“类文本”行动的诠释中得到了不断发展的自身性主体，但在时间维度仍是模糊且破碎的，难以达到同一性，无法满足本体希冀。为攻克难题，利科在梳理洛克、休谟和D.帕菲特(Derek Parfit)等学者的“同一性”研究后，另辟蹊径地指出：人是在叙事中做出行动的人，“人的同一性是通过把首先应用到被叙述的行动的情节编排活动转移到他身上来理解的”(64)，而蕴含故事情节的叙事又是置于时间维度实现的，因此可由叙事之维来把握主体同一，凭借叙事相互交织的三个锚点令居无定所的自身性主体在反思诠释中抵达同一性。

其一是叙事语言的容置性。如前所述，自身性主体形成于其存在于世的生命经验，这些经验只有以特定方式讲述出来方可被理解，且主体反思以阶段性或碎片性展开，因此在认识以生死作为生命之卷的开端和结尾的人类主体时，(65)叙事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媒介物，甚至可以说，语言得以成为理解中介的条件正是因为叙事。也即，主体是谁取决于与之相关的故事叙述，通过将一段段的生命经验故事置入语言中，将片段性的时间经验超越时间的间距归置成整体的生命故事，向我们显现主体是为谁的同一性特质。此外，在通过语言符号讲述人类经验形成文学作品时，会产生象征和隐喻等修辞方式，所带来的意义增生与诠释使主体之存在深深地置于语言家园之中，语言与主体融为一体。

其二是叙事行动的仿造性。在世的自身性主体因多重、繁杂和琐碎的行动事件而显得脆弱，一直处于变化和发展的形态中，难以形成自我不朽的同一性，但通过叙事媒介的模仿是很好的通达同一的途径，它可将人类经历的杂乱无章的生存行动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组织编纂起来，形成有叙述逻辑的情节结构，人的无序行为便成为可被理解的生命意义单元，实现了对生存主体的筹划，(66)这样就连通了关于主体认识的行动世界和意义理解，即主体是谁取决于其展开的生命叙事。另一方面，叙事本身作为行动，可塑造出真理叙事和虚构叙事的“两歧性”对象(67)——前者意在叙述真实事件，是历史学得以成立被研究的基本前提，主体可通过对承载历史的叙事文本的理解占有以认识自身，后者是对前者在组织事件需按线性时间需求的补充，(68)历史叙事按照时间来梳理，而虚构叙事则在历史叙事所提供的说明素材上，对事件进行没有时空限制的想象性变异，越过时间线筹划出另一个向主体敞开的可能世界，供主体理解自身，逐渐通达存在。

最后是叙事时间的连通性。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认为，所有叙事作品的共同性乃是时间性，并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时间论”和奥古斯汀的“心灵时间观”中提出了“被叙述时间”的概念，将叙事作为时间的表现方式。时间成为可以反思主体的人类时间。主体杂乱无章的实在事件可被归置为时间轴上的“实数点”，对已经经历过之事的回忆和预塑形、对已经经历之事的情节化构造，以及对前两层模仿的阅读和再塑形，如此循环，形成“关于过去时间的理解·关于现在时间的结构化·关于未来时间的解读”的叙事化时间线，自身性主体在该过程中不断被追问、审查和评价，产生“谁经历了这个事”“谁做了模拟行动”和“谁经历了阅读诠释”等问题，而经反思评价后的关于“谁”的答案则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负责的自身性主体，也正是在叙事时间线中获得的不断发展的同一性，在生命的终结处，抵达本体的希望之乡。(69)经此艰难漫长的迂回反思诠释后，利科最终抵达了目标，即自身性主体不是理解的起点对象，而是需要经过努力行动去达成的本体存在。

四、余论

近现代的主体哲学多在“上升”辩证法之顶端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进行直接探究或暴力断言，将主体的生命力消耗殆尽，使哲学根基变得岌岌可危。利科认为主体之源并非干涸死亡，而是需要新的求索之道，并走上了艰深的“下降”辩证逻辑之路。他在遵循诠释学嫁接到现象学的传统下，把现象学的诠释学植入法国的反思哲学中，并始终以“批判和新构”的调和者身份，在生存哲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语言学、现象学和诠释学等学派间进行沟通，通过相同性—自身性、自身—他者、反思—分析、意义—事件、说明—理解等辩证思想构建起极具综合性与跨学科性的主体理论，对如何重建主体、把握主体、达成反思等难题作出了回应。其中蕴含语义分析的反思诠释，消解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立，缓和了诠释学内部延续已久的说明与理解的冲突，解决了真理或方法的两难诟病，使诠释学走向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融合道路，实现了“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70)。

利科的这些努力对主体哲学影响深远。占据哲学基底位置数百年的自明确定性主体，旨在将关于世界的一切认识归于静默的单子式主体，这种旧式形而上的主体性不但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更疲于解决哲学内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带来的各类危机，可见主体再也无法被直接把握成统一永恒的实体物或确定性主体。利科将传统主体改造成了与他者在世共存、须经反思诠释理解进行把握的自身性主体，正是对革新主体性形而上学之诉求的有力回应：他以“生存”为根基，与肇始于笛卡尔的传统主体性分道扬镳，新构了生机勃勃的“我在”“我能”“我做”“我负责”的在世主体；他以“反思”为纲领，为空洞的主体反思注入了具有实践内涵的内容诠释；他以“中介”为途径，为直陈式的主体断言带来了迂回长程的方法论之路。自此，分析哲学的客观意义之“真”变为“反思中介的真”(71)，意义诠释成为反思核心，主体再也不是直接透明的纯粹主观自我意识，而是“下降”为实体性的个体殊相在现实客观世界中的自我反思，主体永远是在意义诠释的占有活动中不断抛弃前我、塑造新我的扩大式自我。同时，在生生不息的具体反思活动中，主体通过自身证实(l’attestation du soi)，逐渐摆脱原始幼态且带有主观精神色彩的欲望自我，“上升”到了成熟丰盈并具有客观意味的理性自我。利科于此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式继承，近代主体性得以确立的“怀疑”正是在这下降又上升的辩证精神运动中被逐渐克服，走向新的精神确定性。

诠释学和主体性的双重求索推进了存在论走向事件化、无限化与实践化。海德格尔在痛斥旧式形而上学对古希腊存在论的遗忘时重提存在，“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72)，重建本体、寻回存在、守护基底的任务成为近现代哲学的主旋律。利科基于海德格尔的逆转式存在论和狄尔泰的生命客观化原则，对作为存在者的自身性主体进行迂回的语言分析和诠释，存在展现于关于人类主体之在的具体反思活动中，对存在的直接把握转换成对主体的间接理解，存在论因此有了现实的生命之基和具体的通达道路，传统僵化的西方实体性存在论由此发生了彻底改变。质言之，存在不再是静态固定的某一本原物、基础存在物或绝对观念，而是在语言理解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事件化存在，它因此在的存在者的在世生存性活动而成为具有无限确定性的存在，也正因此，古近代哲学所追求的静态本体在利科这里只能是一个希望之乡，碎片化的主体反思正是存在不断映显自身的过程之一。此外，反思诠释中的主体在世行动及其咎责均受到实践道德的善之规约，展现了充满实践理性的在世存在，存在论由此推向了伦理学，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更宽广、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注释：

①Paul ,Freedom and Nature:The Voluntary and the Involuntary,E.Kohák tran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6,pp.4-86.

②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Thompson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xvi.

③Cf.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Thompson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19.

④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32页。

⑤⑥⑨Cf.Paul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du Seuil,1990,p.15; p.22; p.20.

⑦参见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10页。

⑧Paul ,Du Texte à l'Action: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du Seuil,1986,p.29.利科认为海德格尔及其继承者的现象学颠覆了“主体想自我奠基于自身的鸿鹄之志”(toute prétention du sujet à se fonder sur luimême)。

⑩Paul ,The Crisis of the Cogito,Synthese 1(1996):p.59.

(11)Cf.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D.Ihde ed.,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p.242.

(12)Paul ,Freud and Philosophy: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D.Savage trans.,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45.

(13)(16)利科：《论解释——评弗洛伊德》，汪堂家、李之喆、姚满林译，人民出版社，2018，第48页；第495页。

(14)(15)参见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20，第298页；第298页。

(17)(18)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p.250; p.251.

(19)(20)(21)Cf.Paul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du Seuil,1990,p.35; p.12; pp.140-143.

(22)为传达“Soi”既作为在世活动的主动发出者，又须在活动中承受活动给自身带来的变化，并反过来理解自身的内涵，笔者结合法文语法后选择文中译法，与其他主体概念相区分。

(23)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109页。

(24)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135页。

(25)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商务印书馆，2020，第57页。

(26)(27)Cf.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238; p.238.

(28)Paul ,Freud and Philosophy: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D.Savage Trans.,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45.

(29)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商务印书馆，2020，第406-407页。

(30)Cf.Paul , l' de la Phénoménologie,Vrin,1986,pp.10-11.

(31)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20，第314-315页。

(32)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151页。

(33)Paul ,Du Texte à l'Action: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du Seuil,1986,p.55.

(34)Cf.Paul , l' de la Phénoménologie,Vrin,1986,p.269.

(35)Cf.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266.

(36)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32页。

(37)Cf.Paul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Essais d'Herméneutique, du Seuil,1969,p.20.

(38)参见张能为：《语言与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语言存在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39)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539页。

(40)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163页。

(41)(42)Cf.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10; p.19.

(43)参见何卫平：《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从哈贝马斯到利科》，《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44)参见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20，第102页。

(45)(47)(48)Cf.Paul ,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6,p.7; p.11; p.9.

(46)Cf.Paul ,La Métaphore Vive, du Seuil,1975,p.91.或可参见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93页。

(49)(51)Cf.Paul ,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6,p.16; p.27.

(50)参见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20，第78页。

(52)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Thompson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93.

(53)Cf.Paul ,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6,p.27.

(54)(55)参见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21页；第164页。

(56)Cf.Paul ,The Model of the Text: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New Literary History 1(1973):p.104.

(57)利科将“猜测”对应于施莱尔马赫的“预言层面”(divinatory)，将“证实”对应于“语法层面”(grammatical)。[Cf.Paul ,The Model of the Text: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New Literary History 1(1973):p.106]

(58)(59)Cf.Paul ,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6,p.78; pp.78-79.

(60)参见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20页。

(61)Cf.Paul ,Action,Story and History:On Re-reading Human Condition,Salmagundi 60(1983):p.65.

(62)Paul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du Seuil,1990,p.87.

(63)Cf.Paul ,The Model of the Text: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New Literary History 1(1973):p.105.

(64)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211页。

(65)Cf.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s(2nd e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8.

(66)Cf.Paul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du Seuil,1990,pp.186-187.

(67)参见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147页。

(68)Cf.Paul ,Time and Narrative III,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32.

(69)Cf.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24.

(70)何卫平：《西方解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从哈贝马斯到利科》，《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71)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佘碧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435页。

(7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21，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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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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