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乘风破浪》三公舞台上王心凌等五位“姐姐”改编的《星星点灯》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事件的导火索，便是原唱及词曲作者郑智化得知歌词被乱改后的发文。这位曾因《水手》《星星点灯》《老幺的故事》等经典作品叱咤上世纪90年代流行乐坛的音乐人，在微博上表示“震惊、愤怒和遗憾”。被删改的歌词，原为“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在节目播出中则成了“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在“肮脏”与“晴朗”、“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删改之间，其实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星星点灯》，歌词早已不是第一次被当作花田般修剪枝叶了。这首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典励志歌曲，由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歌手郑智化担任词曲创作并演唱，在当时红遍大江南北后，又在反复的翻唱传播中获得新生。2018年5月，央视音乐频道《全球中文音乐榜中榜》节目中，《星星点灯》的歌词就被改为过“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同年12月，央视音乐频道另一个节目《榜上榜》中，又被改为“现在的一片天是希望的一片天/星星在茫茫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直到近期《乘风破浪的姐姐》所用的版本，大体可以推测为沿用了央视修改的第一个版本。从立意上来看，《星星点灯》的励志主题仍然不过时，而歌词却反复被修改，且算不上“与时俱进式”的时代演绎，主要是为规避因歌词带来的节目下架乃至停播的风险。要知道，一档节目的幕前幕后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来自上游的赞助需要节目曝光，也就影响着投入成本。因此，不想要“赌博”的节目，往往会提前选择自我优化，解除风险预警。另一方面，很可能是为迎合所谓的“政治正确”。就像《星星点灯》传达的苍凉悲寂感，带有一定的批判性和人文励志，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却被改编为了甜美Disco打底的女团风，颇有一些迎合当下女团当道是为了给人们“注入元气能量，才能迎接每一天”概念的意味。而在演绎这首歌的“姐姐”之一王心凌看来，节目组的改编委实打破了原歌曲的叙事性，改成活泼的舞曲也只是单纯把难度加大。或许可以看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在音乐竞演节目《炙热的我们》中对《星星点灯》的改编，尽管词曲被改动得更“面目全非”，但保留了整首歌的精髓和气质，更因改编歌词“于是学会了幽默/没闯祸先认错/青春作一场交易”等，契合了年轻群体成长的情感共鸣，获得了众多好评，成为二创范本。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是删改几处歌词，还是进行全新二创，其前提都需要跟词曲作者或版权方获得授权，即有一个“清版权”的流程。在这一流程中，词曲作者也可提出改动建议、亲自审核、版权分成等要求，倘若出现改编过大超出接受程度，甚至可以拒绝授权。也就是说，只要词曲作者/版权方不同意，很可能有钱也拿不到授权。否则，就侵犯了词曲作者的改编权（财产权，可转让）、保护作品完整权（人身权，不可转让）。之于郑智化，其歌词所传达的主题和价值观，更是丝毫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作曲本身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不论郑智化是否将词曲版权完全转让，为什么他会不满删改激动发文了。
歌词被改的情况，其实我们早就不陌生了。而背后被改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各有隐情。从平台来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节目审查。作为主流平台，各种上星卫视、主流网综，考虑其性质定位、受众之广，这就意味着在节目传播中更会慎之又慎。程度较轻的，便是字幕修改，多为谐音取代。比如周杰伦在2018年春晚将《告白气球》中的“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改为“留下唇印的醉”；还有徐佳莹在《歌手当打之年》演唱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就因“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烟”，在字幕上被和谐为“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眼”，被网友犀利吐槽“这是要做二郎神”。
再稍微严苛一点，就是修改歌词，甚至会有一首歌改多版本的情况，不同节目里修改的内容也不一样。比如陈粒的《易燃易爆炸》，就有《歌手2018》《天赐的声音》等多达四个节目版本的歌词修改。
不过修改歌词这种方式，其实是国内外均常见的歌词审查。比如今年在韩国引起现象级热度的歌曲《Tomboy》，出自于女团（G）I-
DLE队长田小娟之笔，歌词中含有大量脏话、大胆用词，也导致在送去类似于央视地位的KBS电视台审查后，不仅将Fxxking消音，还将“I like to sex on drinking
whiskey”中的“sex”用“eh”取代。
另外，还有直接删除原歌词的做法。比如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就被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删到只剩“歌词大意”显示。
当然，最严重的便是直接禁唱。2017年，蔡依林就曾因歌词被禁止在上海演出时献唱《Play我呸》。而这种做法，在韩国也十分常见，早在2017年，防弹少年团就因含有隐形俚语等审查结果，被禁止在放送节目表演歌曲《Wings》，哪怕是今年，也仍因含有俚语被节目审查后要求禁演多首歌曲。但也有如同二手玫瑰乐队一般，现场演出时与所报备的歌词内容不同而被处罚的。2017年，二手玫瑰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中唱到《黏人》时，将带有粗口、脏话的不文明用语悉数唱出，最终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对其主办方北京非凡京奇文化做出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8万元。此案也是北京因演出活动中存在禁止内容行为被处罚的第一案，也可以说是演出活动因爆粗口被处罚的第一案。近年来，由于牵扯到女性话题，身为“辱女”重灾区的说唱歌词，也成了众矢之的。像是近日MC热狗新歌《LadyBoy》中将邓紫棋谐音“凳子骑”以及Angelababy押韵“卑鄙”，就引发了舆论讨伐。而另一说唱歌手未来星也曾因《除非她就是你》中的“如果你不乖的话，那么明年我就可能会把你卖到印度”，引来舆论讨伐。
就像上文所说，韩国会因含有俚语、脏话被勒令修改歌词，那么在国内最典型的就是网络神曲，其歌词大多被认为不仅低级还充满恶趣味，比如《香水有毒》《小三你好贱》《伤不起》等，难登大雅之堂。而曾经火爆千禧年的《那一夜》，因充满暗示性的男女夜话歌词，被阎肃、徐沛东等艺术家痛批，还在2017年被评为“网络神曲十大恶俗榜”第一名。
不难看出，除了因迎合“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歌词被“阉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低俗、性暗示和恶趣味。基于这样的现状，其实可以借鉴海外已有的“13禁”到“19禁”的各年龄段分级审查。目前，华语乐坛还尚未形成明确的分级制度，也就意味着大人、小孩接触到的视听内容是平等的。
在这一方面，同为亚洲国家的日韩则是在提前审查歌词内容后，将出现歌曲的节目进行分级，比如韩国音乐节目《人气歌谣》，就被定位15岁以上可观看，保护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身心健康的同时，也保证成年人接收不同作品的权利。
37年前，李宗盛和张艾嘉为了《忙与盲》的一句“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张床”送审时未能通过标准，被认为带有一定性暗示，不得不改为“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歌词面临的处境甚至更严苛了。考虑到歌词文本的价值观导向，对于歌词的审核固然重要，但一旦过度敏感，很容易就滑向审美窄化、限制表达空间的极端。毕竟，当“政治正确”成为衡量创作本身的指引时，无疑会让音乐人乃至创作者畏手畏脚、小心翼翼，难以突破和推陈出新。过犹不及，这对于文艺创作和传播来说，都算不得是什么好事。话题内容：如何看待《星星点灯》歌词被改？歌词创作还有哪些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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