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哈金丨真理的替代品

方法论史

欧几里得模式与归纳主义

拉卡托斯说，起初数学证明是真科学的模式。结论要被证明并且绝对确定。任何不完全确定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科学从定义上就是不可错的。

17世纪以及实验推理方法，使之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情况只是变成我们从演绎走向归纳。如果我们没有确定的知识，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拥有立足于确定基础的或然知识。正确的观察充当了确定基础。我们可以对可靠的实验进行总结，做出类比，得出科学结论。验证一个结论的观察种类和数量越多，那么结论成立的概率就越大。我们不再拥有确定性，但是我们有高概率。

这样，在方法论的发展道路上就有两个重要阶段：证明和概率。休谟认识到了证明的失败，并且在1739年之前对概率产生过怀疑。对于有关未来的普遍陈述或主张，特定的事实根本无法提供“好的理由”。波普尔同意这一点，拉卡托斯也同意。

证伪主义

拉卡托斯简化了一部分方法论史，但是扩充了另一些部分。他甚至提出波普尔1、波普尔2和波普尔3，分别对应于拉卡托斯从波普尔那里学来的越来越成熟的观点。这三者都强调猜想的检验和证伪，而不强调它们的证实或验证。简而言之：“人类提议，自然裁决。”即我们构想出理论，然后由自然界来抛弃错误理论。这意味着，可错的理论与对于自然的基本观察之间存在相当尖锐的区别。观察一旦成立，就是无可置疑的最高上诉法庭。与观察不一致的理论必须被抛弃。

这一猜想与反驳的过程，让我们欣慰地想到了一种客观的、诚实的科学。但是并非如此：首先，“所有理论生来都要遭到反驳”，或者至少这是很常见的：明知道并非与所有已知事实相符，还是要提出某个理论。库恩关于解谜式常规科学的论述就是如此。其次(在拉卡托斯看来)，理论与观察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最后，伟大的法国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提出了主张，他认为理论的检验是通过辅助假说进行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天文学家预测说，在某个方位将会发现某个天体，但是这个天体却出现在其他方位，他并不需要修正自己的天文学。他可以修正望远镜理论；或者就现象如何不同于实在做出适当的解释，如开普勒；或者提出一种天文学光行差理论，如斯托克斯(G. G. Stokes)，或者认为多普勒效应在外太空会有所不同。因此，一个矛盾的观察并不必然反驳理论。迪昂可能认为，修正理论还是辅助假说，这是选择或约定的问题。迪昂是一位杰出的反实在论者，所以这样的结论很有吸引力。它与波普尔和拉卡托斯身上科学实在论的坚定本性是相冲突的。

因此证伪主义者有两点补充：第一，除非有更好的竞争理论，否则不推翻或抛弃理论。第二，如果一个理论能够做出更为新颖的预测，那么它就比其他理论好。传统上，理论必须与证据一致。拉卡托斯说，证伪主义者并不要求理论应该与证据一致，而是要求理论应该在实际上超出证据。

请注意，最后一条争议已久。大体上说，归纳主义者认为，与理论一致的证据就能支持理论，无论是理论先于证据还是证据先于理论。更具理性主义和演绎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会坚持拉卡托斯所谓的“莱布尼茨-休厄尔-波普尔的要求：规划良好地建造分类架，一定要比记录里面的生活事实快得多”。

研究纲领

“研究纲领”一词有两种拼法，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可以用美式拼法“research program”来表示研究人员通常所谓的研究方案，即使用界定清楚的理论和实验想法的结合，以特定的方式解答某个问题。一个研究纲领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小组可以承担、寻找资金获得帮助等等的研究方案。拉卡托斯所拼写的“research programme”有所不同，它更为抽象，更有历史性，它是一个理论发展序列，可能持续几个世纪，也可能在沉寂了80年之后，通过注入全新的事实和思想而得到复兴。

在具体情况中，辨别理论发展的连续性通常比较容易，但是给出一个普遍的说明相对较难。拉卡托斯为此引入了“启发法”(heuristic)一词。这里“启发法”是一个形容词，描述指导发现或研究的方法或过程。自从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出现伊始，人们就谈论帮助机器解答问题的启发式程序。在《如何解答它》(How to solve it)以及其他优秀著作中，拉卡托斯的同乡兼导师、数学家乔治•波利亚(Georg Polya)提出了现代关于数学启发法的经典研究。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研究很多要归功于波利亚。拉卡托斯后来采纳“启发法”这一思想，使之成为辨别研究纲领的关键。他说，一个研究纲领由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加以界定。反面启发法说：扔掉它——不要在这里碍手碍脚；正面启发法说：存在一个按重要性排列的问题域——只需要考虑清单上最顶端的问题。

硬核与保护带

反面启发法是一个纲领的“硬核”，是一组从不受到挑战的核心原则。它们被认为是不可反驳的。因此在牛顿纲领中，硬核包括三大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如果行星出现了异常，牛顿派科学家不会修改引力定律，而会试图假设存在可能看不见的行星，如果需要的话，这一行星可以通过其对太阳系的干扰来探测，从而说明这一反常。

正面启发法是日程表，确定哪些问题需要研究。拉卡托斯设想，一个健康的研究纲领可以在众多反常中积极地摸爬滚打，但是依然充满活力。在拉卡托斯看来，库恩对于常规科学的看法，使得哪些反常成为解谜活动的目标，变成是偶然事件。与此相反，拉卡托斯认为问题有等级之分，有些问题被系统地挑选出来加以研究。这一选择在理论的周围建立了“保护带”，因为我们只关注那些预先规定好的一组问题，有些可能的反驳被完全忽略。拉卡托斯因此追随波普尔，说明了在科学中为什么证实看似如此重要。人们选择某些问题进行研究，得到解答就会觉得得到了辩护；而在另一方面，对反驳可能毫无兴趣。

进步和退化

一个纲领的好坏由什么决定呢？好纲领是进步的，坏纲领是退化的。一个纲领是理论序列T1，T2，T3…。每个理论必须至少与先前的理论一样与已知事实一致。如果每个理论依次都能预测到先前的理论未曾预测到的新事实，那么这一序列在理论上就是进步的。如果其中的一些预测成功，那么它在经验上就是进步的。如果一个纲领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那么它就是进步的。否则它就是退化的。

退化的纲领是逐渐变得自我封闭的纲领。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是巴斯德，他对微生物的研究挽救了法国的啤酒、葡萄酒和丝绸等行业，这些行业当时正遭受各种各样有害微生物的威胁。后来我们开始用巴氏方法对牛奶进行杀菌。巴斯德还发现了一种可以预防炭疽热和狂犬病的微生物。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研究纲领，其硬核是：迄今为止无法用寄生虫或器官损伤来解释的所有器官疾病，都要用微生物来说明。当许多疾病不是由细菌引起的，正面启发法就会引导人们寻找更小的微生物，即病毒。这一进步的研究纲领包含了退步的子纲领。对微生物的狂热就是如此，以至于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营养缺乏病也必定是由病菌引起的。

在20世纪早期，热带病领域的领袖人物帕特里克•梅森(Patrick Manson)教授坚持认为，脚气以及其他一些营养缺乏病都是由细菌传染引起的。实际上脚气病流行是因为大米的蒸汽除壳新工艺，这一工艺来自欧洲，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以米饭为主食的中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生命。大米外壳中的维生素B1在除壳时遭到了破坏。多亏了日本海军部的饮食实验，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不是因为有什么微生物，而是在除壳大米中缺少了东西。当所有实验都失败后，梅森坚持认为在除壳大米中有细菌，而在未除壳大米中没有，是细菌引发的灾难。这一做法在理论上是退化的，因为梅森理论的每一次修改都是在新的观察之后，而不是之前。他的理论在经验上也是退化的，因为在除壳大米中找不到微生物。

事后诸葛亮

我们无法预先判断一个研究纲领是不是进步的。想想巴斯德纲领的重大问题转换，其中病毒取代了细菌，成为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灾难的根源。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猜想，认为癌症——癌和淋巴瘤——是由病毒引起的，并且取得了一些罕见的成功例子。例如，有一种奇怪而可怕的热带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它使得住在距离赤道约5000英尺的居民四肢畸形肿大，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普遍的癌症病毒纲领又怎么样呢？拉卡托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宽容地对待刚发展的纲领；纲领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气候并变得经验上进步。”很是，然而即使纲领过去是进步的——甚至比巴斯德的纲领还要进步——也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遇到挫折，请思想开放，尝试多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这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选择没有过往记录的新纲领。我们很少知道有比巴斯德纲领更进步的纲领，虽然巴斯德纲领的一些失败已经出现在营养缺乏病理论。寻找癌症病毒这一努力是进步还是退化的？如果我们想确定“抗癌大战”有多少要花在分子生物学上，多少用于病毒（当然二者不一定相互排斥），那么拉卡托斯也许无可奉告。

客观性与主观主义

拉卡托斯说，起初数学证明是真科学的模式。结论要被证明并且绝对确定。任何不完全确定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科学从定义上就是不可错的。

17世纪以及实验推理方法，使之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情况只是变成我们从演绎走向归纳。如果我们没有确定的知识，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拥有立足于确定基础的或然知识。正确的观察充当了确定基础。我们可以对可靠的实验进行总结，做出类比，得出科学结论。验证一个结论的观察种类和数量越多，那么结论成立的概率就越大。我们不再拥有确定性，但是我们有高概率。

这样，在方法论的发展道路上就有两个重要阶段：证明和概率。休谟认识到了证明的失败，并且在1739年之前对概率产生过怀疑。对于有关未来的普遍陈述或主张，特定的事实根本无法提供“好的理由”。波普尔同意这一点，拉卡托斯也同意。

知识的增长

在拉卡托斯的努力之中，有一点很确定：知识是增长的。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建立没有表象的哲学。拉卡托斯从这样的事实开始：无论我们如何看待“真理”或“实在”，我们都知道知识是增长的。这里要注意三个相关的方面。

第一，你通过直接观察就可以知道知识已然增长。这并非来自普遍哲学或历史的教导，而是来源于仔细阅读一系列特定文本。毫无疑问，现在的知识比过去的天才掌握得还要多。用拉卡托斯本人的例子说，在卢瑟福和索迪(F. Soddy)的工作以及发现同位素之后，人们对原子量的认识显然要比一个世纪之前普劳特(W. Prout)之后的科学家所梦想的多得多——普劳特在1815年曾假设氢是宇宙的材料，原子量是氢的整数倍。我举这个例子是要提醒大家，拉卡托斯的出发点是深刻的，但也是基本的。要点不在于存在知识，而是存在增长。关于原子量，我们要比以前知道得更多，即使将来我们会以全新的、拓展的方式重构这些领域。

第二，某些历史事件显示了知识的增长，这无须论证。我们需要的是分析，分析会告诉我们增长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增长，什么不是。可能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同位素的发现不是真正的知识增长。拉卡托斯的态度是不要与这些傻瓜争论——他们可能是懒惰的，从未读过文本，或者从未参与相关的实验结果。我们不应该与这样的无知之徒辩论。当他们学会如何使用同位素或阅读文本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知识确实增长了。

这样的想法引出了第三点。如果进行明智的分析，知识的增长可能会区分出理性活动与非理性主义。虽然拉卡托斯是这样表述的，但是正确的说法并非如此。多年来增长最连贯、最持久的是犹太法典的注解。这是理性的活动吗？我们会立刻发现，如果“理性的”一词用于正面评价，那么它是多么的空洞。我们知道，注解是原典中最富推理的部分，大部分比科学文献更富推理。哲学家经常会提这样一个乏味的问题：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占星术就其本身不是科学。这不是棘手的划界问题所关注的。心理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声称自己是科学，波普尔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研究纲领的机制——硬核和保护带，进步和退化——如果有其价值的话，不是区分理性的、推理的与非理性的、非推理的，而是区分哪些推理会走向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所谓的“客观知识”，哪些推理追求不同的目标、具有不同的思维轨迹。

评价科学理论

因此对于当下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拉卡托斯没有提供面向未来的评价。他最多只能面向过去，依据自己的标准，评说为什么这个研究纲领是进步的，为什么那个不是。至于未来，从他的“方法论”几乎推导不出什么启示。他说我们期望自己的方案时应该谦虚，因为竞争纲领可能会最终胜出。如果我们的纲领陷入困境，可能会固执己见。我们的箴言是要增殖理论，宽容评价，诚实“打分”——看看哪个纲领在产出成果并应对新的挑战。这些不那么像是真正的方法论——一组设想的科学价值观，独立于意识形态。

如果拉卡托斯是在对理论进行评价，那么我必须认同他的最具特色的批评者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第17章，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拉卡托斯的主要攻击，在于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不是为当前的科学工作提供建议的很好工具。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从来就不是拉卡托斯分析的目标，我认为分析有更为激进的目标。拉卡托斯口气明确，看法坚决，不乏自信。拉卡托斯对于当前这个或那个的研究方案，做过很多有趣的评述。但是这些尖刻的旁白，对于我认为的拉卡托斯哲学，仅仅是附带的，并且独立无关的。

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只是追溯的，这是个缺陷吗？我认为不是。不存在有意义的普遍规律，可以很好预言当前一些研究的未来。有的仅仅是自明之理，老生常谈。具有好想法的一个研究团队，可能至少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运用想法获取成果，这样的研究团队正确地从公司、政府和基金会那里获得了钱。也有其他温和的社会学归纳。例如，如果某个团队越来越关注于保护自己免遭批评，不敢开拓新的分支，那么它就很少产生有趣的新研究了。研究合理性的哲学家恰恰可能忽视了主要的实践问题。你是如何放弃资助已经支持了5年或15年的项目——很多年轻人投入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发现收获很少？这一现实生活的危机与哲学没什么关系。

现在有一种时尚存在于科学哲学家中，拉卡托斯可能称之为“新辩护主义”(the new justificationism)。持这一立场的人们写了整本整本的书想要表明，靠屈指可数的少数规则就可以建立理论评价系统。他们甚至建议，为了知道如何资助现实的科学项目，政府应该资助科学哲学的研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官僚主义的东西，与拉卡托斯试图理解客观判断内容的做法混为一谈。

内史与外史

拉卡托斯理解客观性的工具是他所谓的历史。科学史家，甚至那些颇具思辨想象力的科学史家，认为在拉卡托斯那里看到的只是“令人发指的历史劣作”。这是盖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在《科学的想象》(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中的描述；很多同仁都深表赞同。

拉卡托斯从“‘内史’与‘外史’的非正统的新划分”开始，但是随后的进程不甚清晰。外史通常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它们并不直接影响科学的内容，但是会影响或者说明知识史上的一些事件。外史可能包括这样的事件，例如苏联发射第一颗环绕地球的卫星“伴侣号”(Sputnik)之后，美国把大量的经费投向科学教育。内史通常是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思想史，它关注的是研究者的动机、他们的交流方式以及思想渊源的脉络——谁从谁那里学到了什么。

在这个谱系中，拉卡托斯的内史是一个极端。它要排除任何主观的或私人的东西。它与人们的信念无关：它是某种抽象化的历史。简而言之，它应该是黑格尔式异化知识的历史，是匿名的、自主的研究纲领的历史。

这种关于知识成长是客观的、与人无关的想法，在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证明与反驳》(Proofs and Refutations)中已经有所预示。在第146页关于数学本质的精彩对话中，我们发现：

那就是拉卡托斯重新定义“内史”的种子，这是“理性重构”背后的信条。《证明与反驳》的教诲之一，就是数学可能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自主的，有其内在的客观性特征，可以从数学知识如何增长来分析。波普尔已经提出，这样的客观知识可以是实在的“第三世界”，拉卡托斯也喜欢这样的想法。

波普尔的第三世界隐喻令人困惑。根据拉卡托斯的定义，“‘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第二世界’是意识世界，是精神状态的世界，尤其是信念世界；‘第三世界’是柏拉图式的客观精神世界，是理念世界”。我本人更倾向于波普尔的看法，他说第三世界就是图书馆收藏的专著和期刊的世界，是图形、表格和计算机存储的世界。这种“人外的”(extra-human)东西，所说的语句，比任何柏拉图式的说法都要更加真实。

如果说成是三个世界，会让人觉得神秘，但是说先后出现三种各有其对应规律的实体，就不难理解了。首先，存在物理世界。其次，当感知的、反思的存在从物理世界中突现出来，就有了第二世界，对第二世界的描述不能以任何一般的方式还原为物理世界的描述。波普尔的第三世界更具猜想色彩。他的想法是存在一个人类知识的领域（语句、印刷品和录音带），它有自身的描述和规律，不能被还原成第二世界的事件（类型还原），就像第二世界的事件不能还原成第一世界的事件一样。

拉卡托斯坚持以隐喻的方式表达这一思想：“人类知识的产物：命题、理论、理论体系、问题、问题转换、研究纲领，在‘第三世界’中存在并增长”；知识生产者存在于第一及第二世界。我们无需如此隐喻。这是一个很困难但很直接的问题：对于无法还原为主观信念的历史或心理的“异化的”、自主的人类知识，是否存在广泛而融贯的描述体系？“第三世界”理论的具体说法，正好为数学内容提供了领域。它承认数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但也是自主的，尤其独立于心理学。拉卡托斯“非心理学的”内史，拓展了这一主题。

内史是对实际发生事情的理性建构，它解释为什么科学史上发生的很多好事情值得称为“理性的”和“客观的”。拉卡托斯有一句相当合理的格言，是对康德名言的模仿：“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听起来不错，但是康德还说了别的东西。对于不加反省的科学史，我们要说的话，康德本人在关于逻辑的讲演中已经直接表达出来了：“纯粹的博学是库克罗普斯式（Cyclopean）[库克罗普斯（Cyclops）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译者注]博学，它少了一只眼：哲学之眼。”拉卡托斯想重写科学史，从而让科学史上“最好的”事件就是进步研究纲领的例证。

理性重构

要通过内在的案例分析来描述知识的增长，这是拉卡托斯的问题。他猜想，知识增长的单位是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来界定），研究纲领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退化的，最后，知识的增长是进步的纲领战胜了退化的纲领。

为了检验这一猜想，我们选择一个案例，案例必须表明是科学家所发现的东西。因此这个例子应该现在受到科学家或那些在相应的知识分支从事研究人员的尊重。这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正统，而是因为既定领域的工作者要比外行更能掌握要点。费耶阿本德称这种态度为“精英主义”。它是精英主义吗？拉卡托斯下一个指示是我们所有人都去阅读我们能够找到的所有文本，涵盖研究纲领所跨越的整个时期以及所有的实践者。是的，这是精英主义，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有这么多时间去阅读。但是它有一个反精英的思想前提（相对于精英的实用前提）：如果文本是现成的，那么任何人都能够阅读。

在我们阅读的原文中，我们必须选出一组语句，表达当时的工作者想要发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发现的。别理会人们对它的看法、很有创造力的花招，甚至别理会他们的动机或角色模式。在确定好资料的“内在”部分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试着把结果组织成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

就像大多数研究一样，不要期望猜想与所建的数据可以立刻符合。有三种修正方法可能提高猜想与所选数据之间的符合度。第一，我们可以从数据分析动脑筋；第二，我们可以修正猜想；第三，我们可以断定选择的案例终究无法例证知识的增长。我将依次讨论这三种修正方法。

所谓改进数据分析，我并不是说作假。拉卡托斯在论“证伪”的文章中说了一些不太聪明的话，他在正文中肯定了一些历史事实，但是在注脚中却又收回，要求我们对他的文本持极大的保留态度。读历史的人因为这样被愚弄而非常生气，因为其中毫无要点。拉卡托斯开小玩笑不是在理性重构的过程中，尽管他说是的。正如其他研究一样，试图重新分析数据并没有什么不妥。这并不意味着做假。它仅仅意味着重新思考或选择事实、整理事实，或者把新的研究纲领赋予已知的历史事实。

如果数据与拉卡托斯的猜想不能调和，那么还有两个选择。第一，案例史本身可被认为没有呈现知识的增长。这一策略很容易变成“反例除外”，然而在这里外史约束会参与进来。拉卡托斯可以总是说科学史上的一个特定案例之所以与他的模式不符，是因为这一案例是“非理性的”；但是他这样也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只有当我们能够说出非理性因素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做。外部因素可以是政治压力、腐朽的价值观，或者纯粹的愚蠢。拉卡托斯的历史是规范性的，因为他总结一个纲领的既定部分“不应该”误入歧途，而它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受到了与纲领无关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得出某个特定案例不是“理性的”这一结论，就允许与当前的科学智慧唱反调。

然而，虽然拉卡托斯原则上支持这一点，但是他对职科学家的隐性评价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没看见拉卡托斯愿意承认，说爱因斯坦、玻尔、拉瓦锡或哥白尼参与的是非理性纲领。［如果这样］“实际科学史中有太多的东西”将变成“非理性的”。在拉卡托斯的纲领中，除了知识史本身，我们无法诉诸别的标准。宣称知识史完全是非理性的，就是放弃合理性。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费耶阿本德会讨论拉卡托斯的精英主义。合理性完全是由当前的共同体所谓的好东西来界定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衡爱因斯坦等人的超人地位。

拉卡托斯然后用进步的研究纲领来定义客观性和合理性,并且认为如果科学史上的某个事件的内史可以被写成进步的问题转换序列，那么它就是客观的、理性的。

推理的剧变

皮尔士把真理定义成科学探究所达到的理想终点。在他看来，方法论的任务就是描述探究的原则。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探究不会聚，那又如何呢？皮尔士对当时有关科学革命的讨论非常熟悉，就像我们目前一样。他确定知识的“剧变”(他是这样称呼的)不是被其他事物替代，而正是探究的自我修正特点。拉卡托斯的态度与皮尔士相似。他坚决反对自己认为的库恩思想，即知识变迁是通过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非理性“改宗”。

正如我在导论中所说，我并不认为对库恩的正确解读，会有拉卡托斯发现的天启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然而，拉卡托斯对库恩著作的反感背后，是一种相当深刻的焦虑，对此必须正视。它与费耶阿本德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评论有关：拉卡托斯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最多不过是在迎合“近两百年”的重要成就而已。

知识体系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过去决裂。迄今我们都很熟悉，新理论可能完全取代替之前的概念组织方式。拉卡托斯的进步纲领和退化纲领很好地试图说明，这样的取代什么时候是“理性的”。但是拉卡托斯的所有推理都认为，假说-演绎推理模型是理所当然的。在对波普尔的修正中，拉卡托斯理所当然地认为，猜想的提出和检验是针对保护带所选取的某些问题。当一种全新的推理风格浮现的时候，更为彻底的知识断裂发生了。费耶阿本德对“近两百年”的嘲讽，其效力就在于拉卡托斯的分析不是关于无时间性的知识和理性，而是关于特定的推理风格所产生的特定种类的知识。这种知识和风格有特定的开端。所以皮尔士对剧变的恐惧就变成了：难道没有可以产生新知识类型的其他推理风格吗？拉卡托斯对真理的替代不是一个局部的、最近的现象吗？

我是在陈述这一担忧，不是在论证。费耶阿本德对于不同的推理模式甚至古代的观察，提出的主张虽然耸人听闻，但是难以置信。我本人的著作《概率的突现》(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1975)以更为平实的方式指出，我们现在关于归纳证据的部分观念是在文艺复兴末期才形成的。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中，历史学家克龙比(A. C. Crombie)——我从他那里借用了“风格”一词——写了六种不同的风格。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细阐释过克龙比的思想。现在不能信奉新风格的突现是剧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概念工具的累积体系，在风格上增加风格。这就是克龙比的教诲。显然，普特南和劳丹都希望如此。但是这些问题只是最近才有所提及，而且被完全曲解了。这要求我们警惕从知识的增长出发来解释实在性和客观性，尤其当这种增长主要关注的只是由特定的推理风格所产生的特定知识。

更为糟糕的是，我怀疑推理风格可以决定它所产生的知识的确切本性。希腊的假设方法产生了几何学，它长期作为哲学家的知识楷模。拉卡托斯猛烈抨击欧几里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将来他会不会也抨击假说-演绎模式，以及由此得出的研究纲领理论呢？这一模式的最为显著特征是，假定有理论实体，出现在高层次定律之中，然而会带来实验结果。成功科学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只是在18世纪末才有局部的表现。康德向我们的时代提出的客观性问题，是否可能正是这种新知识提出的问题呢？如果是，那么拉卡托斯试图根据过去两百年的知识，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完全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种类的增长走向关于真理和实在的理论，那会是错的。拉卡托斯设想过写一本书，但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题目叫做《科学发现的逻辑变迁》(The Changing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一书名。拉卡托斯可能就像希腊人一样，把永恒的真理仅仅建立在人类知识史的某个时段上。

关于这一担忧，还有一种乐观的看法。拉卡托斯想要做的是阐述西方科学的某些客观价值，但不诉诸真理的摹本论。也许这些客观价值是近代才有的，所以他把自己限制在过去两三百年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外在的方法评价自己的传统，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呢？

来源：[加]伊恩·哈金 著，《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王巍 孟强 译，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91-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