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教孩子们认识高铁、梅花鹿和幸福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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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红河的一个乡村小学里，孩子们不知道的东西有很多：

他们不知道梅花鹿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荷兰是世界上另一个国家。

他们没有见过高铁。

做数学题的时候，题目讲一个人坐出租车，怎么算价钱，他们会先问，“什么是出租车？”

去到红河的前几个月，这种知识的鸿沟，是最让做公益的薛寒难过的，“我们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他们其实还没有机会知道。”

薛寒和同事们想要做的，是努力填补这些鸿沟。大多数的孩子，或许也不会成为科学家，也很难有机会从事那些被认为更体面的职业，可能在几年后，他们依然会出门打工。但薛寒觉得，至少那时候孩子们不是赤手空拳，至少老师们带他们看过了一点点世界。

“谁住在故宫里面”

那是2021年一个寻常的春天傍晚。云南省红河州的一所乡村小学里，上完了一天的课，放学了，寄宿的孩子们一边等着开饭，一边围在新来的老师身边。

老师随手拿起桌上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世界景观建筑。翻开前几页，出现了柬埔寨的著名景点吴哥窟，大家不知道这是哪儿，围上来：“老师，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老师开始讲吴哥窟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了迷，人越来越多，很快聚集了二三十人。后面的孩子看不见书上的图片，老师就举起来给他们看。

讲完了，他们要求老师再讲一个。再往后翻，就出现了故宫。孩子们甚至也不知道故宫，有人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老师，现在是谁住在里面？”

这个问题，对这位名叫薛寒的老师来说，是一种心灵的震动。她是一家公益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在北京长大，高中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人大附中，后考入北京大学，是那种简历闪着金光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在公关公司工作过两年，却始终无法从工作中感受到价值，很快辞职，成为一位国际志愿者，在柬埔寨工作了接近十年。2020年，她开始在云南红河做公益。

孩子们的提问，带来的震动是强烈而隐秘的。一方面，她眼前的乡村已经建设得很好了，水电网都齐全，而且村里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但另一方面，村小的孩子，不知道的东西又很多：

做数学题的时候，题目讲一个人坐出租车，怎么算价钱，他们会先问，“什么是出租车？”

去到红河的前几个月，这种知识的鸿沟，是最让薛寒难过的，“我们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他们其实还没有机会知道。”

在这个傍晚之前，作为一位十年的公益人，薛寒对自己的工作该怎么做，有很清楚的规划。她觉得他们应该主要做硬件，学校看起来挺好，但边边角角的东西还可以建设，比如，给孩子们筹款买冬衣、安玻璃、修床板、完善教师宿舍、把教室建设得更好……

她之前没想过做支教，因为支教需要一套系统的课程，支教的志愿者来来往往，也很容易没有持续性，之前有过新闻，说支教老师来来去去，反倒让孩子们伤心，“我们会想，支教是不是主要满足了支教老师的心情”。

但后来她发现，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这所村小的老师不多，能教的东西也有限。在整个红河，情况也都相似，网上有句玩笑话是“你的语文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这确实是可能的——有时候，同一位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还要教音乐、体育和美术。

所以有几次，村小的老师们临时有事，薛寒帮忙代过课。在课堂上，她发现，孩子们是真的缺少很多知识，当不同的老师来做分享的时候，他们愿意听，有好奇心。而且她意识到，孩子们比他们想象得坚强，他们对新知的渴求，超过了一切。

是特别快乐的”

薛寒是以她明亮的大嗓门儿出现在电话那头的，“嗨！”一下就把沉闷的气氛点亮了。

她是那种现代都市生活中少见的人，声音特别明亮，能量十分充沛，聊天中时不时哈哈大笑。谈到红河，她总会很顺口地说，“我们村儿！”

十多年前，薛寒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她本来循着传统的“精英道路”，进入了一家国际公关公司，服务的是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但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她意识到——有哪儿不太对劲儿。

这份工作有很棒的地方，同事很好，她自己也正逐渐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但她总是忍不住想，他们除了为客户提供建议、解决问题，在商业上带来价值之外，对更广泛的普通人来说，这份工作有提供更多的帮助吗？

她是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人，大部分人通过成就自我即能获得意义感，但薛寒想要走得再远一点。这也许和她的成长经历和个性有关系。在人大附中，她参加过保护流浪动物的社团。到了北大，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报名成为志愿者，被分到鸟巢的媒体部，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服务结束的时候，记者们会来感谢她，送她小礼物。这是一种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段经历对她影响很大，“那一个月时间，我特别高兴，你就是去服务他人，帮他们解决问题，你什么也不图的时候，是特别快乐的。”

此后的人生里，想要帮助到别人，对于薛寒来说是非常本能的呼唤。想明白了这一点，她很坚定地提了离职，办完手续后，在同事的车里大哭，但她心里也很清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下去了。

“你能再教我一遍吗？”

薛寒去到云南红河，要从一个意外的电话说起。

2020年秋天，之前薛寒带过的学生志愿者，突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上来就问：“姐，咱机构还有钱吗？”

这个学生正在自己的 Gap Year，报名到云南红河的一所乡村小学支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所）。天气转凉了，海拔又高，当地已经很冷了，他穿着羽绒服，“上课都冻得想哭”，更心疼班上的孩子，很多还穿着单衣。他想给全校404个孩子定制统一的保暖衣，需要七万多块钱，但他没有募款渠道，就想到了当年带着他们在村里建过小学的薛寒。

接到这个电话时，正好是薛寒和同事们的迷茫期。疫情开始了，他们原本的公益项目不能如期推进。他们走访了很多省份的农村，但始终没想得太清楚哪里需要他们去做些什么。直到这个电话，把薛寒他们拉到了红河。

到了那里，他们发现，学校还是有很多需求。她通过北京一所学校的义卖，给红河的村小募了一笔款，解决了孩子们冬衣的当务之急。再比如，教室的玻璃碎了，他们帮忙补一补，宿舍条件一般，他们想办法完善。还包括帮着忙碌的老师代课。虽然是些小问题，他们能帮着解决，其实也不错。一天一天的，就这样留了下来。

2021年春夏，薛寒开始尝试探索支教以及线上支教的可能性。

第一次尝试，是在学校的一间小房间里，她用投影仪播放了一部国家地理的纪录片。她最初的想法，不是想上课，只是觉得寄宿的孩子们晚上太无聊，想丰富一下他们的生活。但这次的效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孩子们特别愿意看，一个个小脑袋凑过来，哪怕是站着，挤在门口，他们也坚持看完了。这让薛寒有了信心，觉得这种形式，孩子们是接受的。

第二次，她的尝试更进一步——当时学校刚有了电子屏，他们就开始用专业的课件，线下给孩子们上课。虽然不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但她发现，只要好好准备，做好了课件，孩子们也是愿意听，而且会积极地互动，会记得那些知识。

再之后，到了暑假，孩子们回了家，薛寒也回到了北京，她开始尝试线上支教。

最早，她线上支教的对象只是一个小女孩。这也是偶然开始的——这个小姑娘，当时正在村小读五年级，和薛寒关系很好，时不时的，她会打微信视频给薛寒聊天。她有一种童真和好奇，会扔出一长串问题：“这是你的房间吗？能给我看看你后面是什么吗？你家里人在吗？你的窗户外面是什么样子？北京的路是什么样的？”

两个人聊了很多次天，薛寒提出来，“要不我给你讲讲故事吧”，后面变成，“要不我给你讲讲课吧”，小姑娘也很乐意。

她们就开始了微信视频里的课堂，一周两次，约好时间，女孩准备好纸笔，薛寒给她讲故事，每次再学几个英文单词。她会很期待，每次都会守着时间打给薛寒。后来她提出来，能不能再叫上她的表妹和朋友？她们也想听。这堂课就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

薛寒教她们学英文，是从身边的东西教起。比如，今天女孩和妈妈去地里摘黄瓜了，薛寒就教她黄瓜的英文单词，桃子的英文单词。她学得很认真，有时候忘了读法，会发语音给薛寒：“老师，你能再教我一遍吗？”

和“僵尸好友”一拍即合

在线支教的初步尝试中，薛寒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招募了志愿者，用腾讯会议的形式上课。每次上课前，她要挨个去通知，挨个记录会议号。她排课的方式，也相对原始——就是手动填写一张Excel表。整个流程的效率不高，课程也还有待开发，当时她正在思考，怎么让这件事变得高效。

恰逢其时，2022年7月，她接到了另一个电话。

首先是在微信里，一个多年未联系的朋友蹦了出来，问她：“薛寒，你是不是在云南做公益？”颠簸的山路上，电话打了过来，网络断断续续的。这个电话，来自腾讯SSV（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数字支教实验室的严霁玥，她想问一问，她们是不是能一起做些事情。

五年前，她们在微信上被共同好友介绍认识，但从未聊过天，笑称彼此为“僵尸好友”、“躺在通讯录里的人”。但现在，正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们在为同一件事情工作——那就是数字支教。

当时，腾讯SSV的数字支教实验室刚成立不久，正在探索如何把更好的课程输送到乡村。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平台，提供师资，帮助老师和孩子们建立起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关系，保证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其中重要的实现路径，就是和公益机构合作。

严霁玥和同事们广泛调研过许多支教领域的公益机构，发现在信息化方面，的确有改善空间。有的机构用的是自己研发的会议软件，很小。有的一会儿用企业微信，一会儿用个人微信，或者是别的会议软件。这些如散沙一样的点，缺乏一个聚合它们的产品。

而严霁玥所在的团队想做好这件事。腾讯在成立SSV之后，有专注数字支教落地的团队，有数字化技术与资源，还有多年沉淀下来的公益志愿文化，大家愿意用专业能力，为乡村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们当时想的是，找一家公益机构聊一聊，它可能体量不大，层级不多，但是在一个地方扎得很深，基层最需要什么，对什么有痛感，他们最清楚。

这与薛寒对自己的定位完全契合——比起宏大的数据、组织、影响力，她更在意具体的人。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组织的小体量。她开玩笑说，其实很怕被人问，“填一填你们的规模，你们计划怎么扩大影响力”。在她看来，她能帮助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村小，得到一些点点滴滴的、细微的反馈，这已经值得了，“非常开心”。

不久后，薛寒从云南回到北京，到腾讯数字SSV支教实验室亲自走了一趟。她看到了产品的demo，也提出了自己的需求，比如更有效率地排课、更好地监督老师的课程内容以及更高效地收集学生反馈等等。

“至少他产生了除了打工之外的想法”

现在在“企鹅支教”小程序上，已经能看到严霁玥和薛寒的工作成果。

支教平台，最核心的是课程。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设计出适合乡村孩子们的课程。

薛寒始终记得，她在村小上课时，孩子们看到数学题说“小明打出租车几公里几块钱”，还没到做题那一步，首先问的是，什么是出租车？这道数学题，首先就变成了一道孩子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题。出题和做题背后，关乎城乡差异和教育公平。

所以她设计了一门课，找出了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点，比如出现过的动物和节日，类似梅花鹿、端午节，解释这些名词，又发散开来，讲到跟它们相关的文学作品、诗句和成语。通过这些配套他们的课本。她想帮他们了解世界，让他们保持好奇心，弥合乡村与世界的鸿沟。这些课程都已经在企鹅支教平台上线，更多的乡村学校和学生都可以免费使用。

西部的学生们，普遍没有说普通话的环境，就像红河的小学生，很多都是哈尼族，上了小学才开始学说普通话。因此，数字支教实验室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开发了一套针对孩子们的普通话课程。目前，普通话课程已经在1000所乡村小学落地。

所有的非学科内容，包括美术、音乐、体育和心理健康，在线课程都有涉及。对于村小的学科教育之外，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补充。甚至，还邀请到了各行各业的大咖来为乡村孩子们上课。音乐领域有郎朗的“三分钟音乐故事”，科学领域有航天专家的课程，体育领域有姚基金打造的篮球专项课。

孩子们在成长，心理同样需要关心，他们也有“幸福课”，课程会在这个阶段，教孩子认识自我，制定目标，分清什么是“理想我”，什么是“现实我”，它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另一个被提到很多次的课，是职业启蒙课。孩子们远在山村，接触到的职业太少，在职业启蒙课上，老师们会介绍各种各样的职业，帮孩子们树立人生目标，让他们看到可能性。

数字支教实验室的另一位志愿者，曾经在广东肇庆的一所小学上过职业启蒙课。第一节课上，她问过班上一位姓卢的同学，长大后想干什么，当时他的回答是“去广东打工”。但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她再问同一个问题，卢同学的回答变了，他想做演员。“我想，不管他长大后能否真的实现理想，至少他产生了除了打工之外的想法。”

腾讯的支教平台，也在数字化方面给公益组织带来了便利。比如小程序的智能约课、排课、督巡课功能，解放了公益组织的生产力，告别了过去的“手动挡”。再比如小程序的“双师制度”，线上的老师负责提供优质的教学，线下的老师会保证更好的互动。另外一个功能是“小队模式”，解决的是志愿者讲师的流动性问题，老师们可以组队上一堂课，一起讨论、备课，如果有人临时无法上课，那么他/她的队友，可以及时顶上。

整个流程运转下来，课程有了，志愿者有了（甚至有了一万多人），上课的平台也顺畅了。

5月18号，采访这天，严霁玥打开SaaS后台，向我们展示了每天的课表。仅仅是在重庆一个地区，一天的课表就满满当当，下午的一个时间段，有70多节课在同时进行。

跟我们预想的不同，很多学校没有把这些线上课安排在下午放学后，而是安排在黄金时间，比如，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两点。足以见得，学校对于远程课的内容和效果的认可。相将于传统的线下支教，这种新的远程支教方式，不仅让落后地区也能够享有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也让支教老师们的陪伴变得更可持续。不论他们在哪儿，依旧可以在云端陪伴村里孩子的成长。就在今年的儿童节当天，腾讯SSV专门推出了一条故事短片，讲述的正是数字支教的故事。

支教主题微电影《大人请回答》

比较快乐”

每一个参与支教的老师，可能都会记得一些可爱的瞬间。

中国油画院的张晓鹏老师，也是一名长期参与说线上支教的志愿者。有一天，她打开摄像头吓一跳——一把菜刀出现在了眼前，原来，镜头上撞上去一只蚊子，镜头花掉了，校长看到了，顺手抄起菜刀，把蚊子刮了下来。乡村的环境，就是这样质朴和粗犷。

就是这样的环境，但孩子们乐在其中。他们期待每周几节的远程课，一到三年级的孩子，会更活泼一些，视频连接的瞬间，就会听到他们的笑声。而到了四五年级，孩子们略略懂事了，就会变得很害羞，也不好意思说话。

但他们有表达喜欢的方式——每一次，有新的屏幕到了学校，孩子们都会抢着搬，他们甚至会争执起来，都要求把这块屏幕装在自己的教室。让薛寒她们同样意外的是，有一次，有个孩子偶然说出了一位支教老师的全名，实际上这位老师只为他们上过几次课，但孩子们都记得。

做这样一个平台，大人们的想法很简单，不是渴求给孩子们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不是俯视。教育或许是世界上最不功利的事情，她们想的是，为孩子扩宽一些人生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里，老师和学生彼此看见，是很动人的过程。严霁玥记得，之前他们下乡回访，就是在红河，一个学生的爷爷带着两个鹅蛋，一大早赶到学校，请老师帮忙煮熟，悄悄塞进了志愿者的包里，志愿者离开后才发现。“你想想为了这两个鹅蛋，（他们）协调了多少人”，这是他们的情意。

严霁玥还记得，上次她去红河，有个孩子问她：“老师，我数学考了四分，能不能去当特种兵？”她很难给他一个答案，但会跟他说，你今年六年级毕业，不能辍学，坚持把初中读完，你就有可能成为特种兵。初中学历是一块敲门砖。她承诺他，“我六月份还来，要看你上初中。”

很多时候，教育可能就是这样，立足人的一生成长，像埋下一颗种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成大树。身处这样的现实之中，大多数的孩子，或许也不会成为科学家，也很难有机会从事那些被认为更为体面的职业，可能在几年后，他们依然会出门打工。但薛寒和严霁玥都认为，经过了这些课程之后，至少孩子们不是赤手空拳，至少老师们带他们看过了一点点世界。

某种程度上，对于薛寒自己，来到红河，也是她职业生涯的某种转折。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出生长大的她从小习惯于任何人之间的距离感。但在红河，这种距离感被打破了——村小的老师，天天喊她回家吃饭，孩子们自然地依赖她，因为她怕高，他们会叫她“怕高”老师。

在村子里，大家很自然地一起吃饭，一起玩耍，有家的感觉。这种自然让她觉得，也许保持距离感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她变得更加开放，与这样一个陌生的山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深深的连接。

数字支教也拓宽了他们工作的可能性，比如让效率更高，让更多人参与，让形式更灵活，也让孩子们更喜欢和欢迎。这些也都让支教这件事本身更有生命力，更加可持续。这些源源不断的反馈，也让薛寒，让她所在的小小团队，更有信念感，觉得这件事儿他们能干，而且还有这么好的伙伴们在支持，他们并不孤独。现在，她的课程已经遍布了红河的13个学校，到这个学期结束，会扩展到20个学校。直到现在，她和同事们聚在一起还会聊，“如果当时没有霁玥找到我们，没有那个电话，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把它在这么多的学校铺开、落地。”

在采访的最后，薛寒讲起了两件她印象很深的事情。

第一件是关于她2021年暑假教过的那个小女孩。她们刚认识时，小姑娘喜欢唱歌跳舞，对学习的热情不大。但跟着薛寒学了一段时间英语，她的学习兴趣变得更浓烈了。有一天，薛寒发现，小姑娘居然学着她的样子，在黑板上教比自己小的孩子们英语。

现在，小女孩已经上了初中，也是偶然的一天，薛寒遇见了她现在的班主任，那位班主任很轻描淡写地说：“如果当时不是遇到了你们，我觉得她现在不会是这个样子。”但这句话对薛寒分量很重，她想，放弃原本的职业、走上这条道路、这么多年她内心渴求和追寻的东西，也许不过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会觉得，教育，确实是有可能通过你的陪伴，去改变一个人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前两天。薛寒和她的搭档，开着车，去离学校一个小时车程的快递点取快递，那是一家企业捐给孩子们的文具。是很大一箱东西，他们装不进后备箱，只能当场拆掉。

那天风很大，风里还带着土，两个人灰头土脸的。薛寒的搭档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是不是坑了你？你北大的同学，要是知道你现在在街边拆快递，他们会怎么想？”

薛寒哈哈笑了，说：“他们应该会很羡慕我吧？这多好呀。”

搭档又说：“当时你要是没离开公关公司，现在应该在CBD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了。”

薛寒又笑了，她说：“不不不，我还是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一个村儿比较快乐。”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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