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只有新中产才能救内需
产业低迷，消费乏力，中国经济陷入空前的低压期。
上周，我带了一支企业家考察团去日本，发现市井繁荣已基本恢复。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景气还很差，日本观光厅和财务省推出了一个针对性的刺激政策，凡是入住酒店的国民可退返20%的房费，并最高补贴5000日元的交通费用。此策一出，鼓励了外行旅游，加上日元贬值以及中国、新加坡和中东游客的增多，如今，东京的酒店房价居然比疫情前还涨了17%。
听闻此言，我心有戚戚焉。
要提振当今低迷的中国内需，恐怕也要盯着消费更有韧性的城市新中产，通过现金补贴的方式，刺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碰到很多来自北京的宏观经济学家，大多主张加大金融供给。他们建议“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要怕钱多，应该继续卯足了劲地印。有人提出发行万亿国债以及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发行城投债。还有的呼吁社保基金大举入市，把千年静水的股市托起来。
这些京派学者的对错，众说纷纭，不过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软肋——
其一，印出来的钱从基建项目立项到最后的开锣启动，起码六到八个月，这其间，无数翘首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们已经断气在路上了。
其二，市场的现状恐怕不是钱不够，而是不敢花。去年，居民存款增加了18.6万亿，今年一季度居然又多了10万亿。你如果能想出办法把这28万亿刺激出三分之一，萎靡颓地的经济就翻身而起了。
需求派的主张主要有两个：一是刺激楼市，我不久前撰文《吴晓波：只有救楼市才能救内需》，引发网上争议喧嚣，至今余波不绝。二是发行一万亿消费券，普惠万众，通过乘数效应鼓励全民购物。
其实，能够立竿见影的需求刺激政策还有一个，便是激发新中产的家庭升级热情，采用“精准滴灌”的办法，在消费的关节处下大功夫。
其一，符合消费升级的需求，起码有三万亿以上的产业规模；
其二，以刺激制造业复苏为核心，同时带动服务和金融两业；
其三，在少不在多，精准滴灌，击一点而能动一片。
普查全部产业，能够同时满足上述“重要关节”特点的是“三家”：家电、家居和家装。
说到“三家”，很多人以为除非购买新房，不会产生此类需求。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当今国内的房屋市场，有2.6亿套房子的房龄已经超过二十年，普遍有更新家电和软硬装修的需求。
根据对京沪苏杭等一二线城市的调查显示，每年有3.5%左右的存量房会进行更新装修（全国的平均数为2.6%）。以上海为例，全市目前存量房屋总量约1100万套，若以每年38.5万套装修更新数，每套改装支出为30万元（全国客单均值19万元），便有1155亿元的市场规模。
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全屋定制渐成都市潮流，很多家居公司，譬如尚品宅配和索菲亚等在一二线城市的二手房和翻新房业务的比重已经超过60%。其他如恒洁、九牧等卫浴公司的数据几乎类似。中国泛家装产业的年市场规模约为5万亿元，是新中产消费升级的大池子之一。
今年以来，家电、家居、家装产业可以说是哀鸿遍野。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全国家电零售规模为1554亿元，同比下降3.5%（和2019年Q1相比下降了15.2%）。家具制造业同比下降12.6%。住宅家装业在去年创下8.9%下滑纪录，今年“3.15”之后再陷疲软。
如果能仿效日本刺激旅店业的做法，以及借鉴2008年“家电下乡”的若干政策，对城市商品房的装修翻新进行精准补贴，则可能在供需两端同时发挥效应，起到激活、盘活和复活的作用。
对“三家”消费进行精准补贴，可以起到三方面的成效：
首先是刺激城市新中产重新规划家庭消费，通过较低的成本支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撬动“三家”消费，将极大地刺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复苏，既可以缓解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又可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就业难题；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近年以来，中国家电及家居产品在节电、节水以及环保材料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旧换新，同时能起到节能减排的“双碳”目的。
我在家居装修行业调查时还发现，很多家电和全屋定制公司都推出了三到五小时的“闪装”服务，可以帮助有翻新需求的家庭减轻时间和成本压力。
综上所述，建议中央政府针对“消费关节处”，尽快出台财政补助政策，设立一万亿元左右的“专项补贴”，精准鼓励城市新中产进行家电、家居和家装消费，枯棋局面或可一解。
刺激楼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项政策的松绑修订，而且利益相关方错综复杂，操作周期较为漫长。相比之下，对“三家”需求的刺激，则更能快速见效和容易执行。
天公久旱，枯地待灌，树活草长，万物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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