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落榜生”和“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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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那年，陕西考生陈忠实走进了考场。

这一年高考语文作文有两个题目可选，一个是记叙文《雨中》，另一个是议论文《说鬼》。

本来更擅长写记叙文的陈忠实，或许是自恃成绩优异想给自己来一次挑战，最终选择了议论文。

事实证明，他赌错了。他不仅记不清究竟是如何落笔“说鬼”，更可怕的是作文根本没有写完。

后来回忆此事，陈忠实说，铃声响起，看着监考老师收走试卷，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我走出考场……这时才意识到尿湿裤裆了。”

那一年，是1962年。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大学缩招。陈忠实所在的西安三十四中学，往年有大约半数能考上大学，结果在这一年几乎全军覆没。

高考失利，再加上大学缩招，让陈忠实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寒门子弟，想通过高考、通过复读来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破灭了。

成绩优异的陈忠实，之所以在20岁才参加高考，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在他上初一时，哥哥正在备考师范大学，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学生，只得让陈忠实先辍学，等哥哥考上师范，再让他继续读中学。

陈忠实的哥哥之所以报考师范，理由是不要学费，毕业后包分配。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志愿”是什么。

高考失利后，陈忠实开启了在农村基层长达20年的清苦生活。

为此，他的父亲耿耿于怀，临终前仍在向陈忠实“忏悔”，请求原谅：“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

如果不是1992年陈忠实写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生活得以改善，他的一生或许都在遗憾中度过了。

而陈忠实能写出这部足以文史留名的巨著，也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初夏》等9部中篇、80多部短篇小说。

更重要的是，陈忠实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偶像——柳青。

柳青的日子比陈忠实还要清苦，经历的磨难也更多，看起来比陈忠实还更像陕北农民。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写出了皇皇巨著《创业史》，成为陕西乡土文学开创者。

同时，他也成为了路遥的“文学教父”。

01

柳青其人

1972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工农兵作者座谈会上，陈忠实第一次见到柳青。当时陈忠实30岁，只是台下的一名观众。柳青，才是台上的主角、偶像。

因为特别喜欢柳青的小说《创业史》，陈忠实经常把这部小说放在随身携带的背包里。一旦被人拿走或者找不到了，就再买一本。前前后后，一共买了7本。

因此，诸如《接班以后》、《高家兄弟》等陈忠实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论是语言、农村氛围的营造，甚至是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

同理，路遥的成名作《人生》，以及这部中篇小说的“长篇版”小说《平凡的世界》，也都有柳青的影子。

尽管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荣光属于陈忠实、路遥等人。客观来说，从血与火的历史中一路走来的柳青，才是最能代表陕西历史、陕西人民的作家。

关于陕西人的典型，1935年毛泽东到陕北后，在其谈话和文章中都引用过这样一句俗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这句俗语，除了称赞米脂县出美女、绥德男性阳刚之外，也是在赞扬高佩兰、杜瑞兰等米脂婆姨，李子洲等绥德汉子投身革命的热情。

柳青虽然出生于陕西榆林市吴堡县，不过，在1928年，他14岁时就随长兄来到米脂县东街小学读书，并在同年加入共青团。

两年后，他又考入绥德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受到当地师生学潮斗争的影响，经常上街演讲，与国民党、土豪劣绅斗争。

由于学生运动过于激烈，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学校被关停，柳青被迫返乡种田。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退缩，而是换了一条更持久的战斗方式——文学斗士。

后来，他在榆林第六中学、西安高中求学期间，开始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作品。同时还自学英语、俄语，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1935年12月9日，抗日救亡运动燃至陕西。当时身为西安高中《救亡线》的编辑，柳青不断发文鼓舞西安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次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更是在多家刊物担任编辑呼吁人民抗日图存。

当然，他不只是在后方奔走呼号。1938年西北临时大学被日军频繁轰炸后，柳青并没有跟随学生流亡，而是选择跟着八路军前线打仗，同时进行创作。

危难之际，中国从来不缺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和文化斗士。

柳青的难得之处在于，在建国之后尤其是在“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主流话语已经确定的那段时间，有的作家看着诸多限制知难而退，有的作家随波逐流，他却选择成为一个文坛“硬汉”。

柳青，要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创业史》。

写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1955年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后，返回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被当地急剧变化的形势所震惊：

“一股风”来了，全县都办起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又一股风来了，农民纷纷涌入信用社把辛辛苦苦攒的钱拿出来去镇上挥霍；又一股风来了，就敢定“一个萝卜千斤重”的生产目标……

作为从穷苦山村走出、半生参与工农革命的柳青，深知要想改变延续千年的小农思想和土地制度，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辛的过程，一时的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他通过《创业史》中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系列极其真实的人物形象、如同纪录片似的生活场景，形象地说明了生产实践中，实事求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性。

口号，应该有。政治审美，也应该有。但是，在现实中，就应该尊重现实。现实，是要和活生生、复杂多变的人打交道的，看到人最真实的内心，满足人最真实的需求。

道理是简单的，只是敢说的人，很少。

要知道，当时，连作家们都在“冒进”，有人表态说，自己一天能写1万字，有人说自己很短时间就能写一部长篇。

只有柳青，即便在被强迫表态时，也坚持说实话：“我身体不好，写不快。有时一天只写几百字，甚至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尽力写吧！”

1959年，柳青倾注6年心血的《创业史》第一部终于问世（当时书名叫《稻地风波》）。

他事先想了很多个名字，最后确定为“创业史”，创业的意思，是农民从一无所有到有地有房创家立业。

结果，由于他刻画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系列形象太过“真实”，而远离时代“典型”，进而引发文坛巨大争议。

但是，这一次，柳青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针锋相对地与之“搏斗”，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文学立场——

实事求是。

按照柳青的计划，《创业史》共有4部。但，由于长达4年“牛棚”中的迫害，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尽管1972年，周总理特别关照下，他的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但还是未能治愈一身伤病。

1978年6月13日，柳青在医院内完成《创业史》第二部的定稿，不幸病逝。四部曲，终成遗憾。

02

柳青传人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在创作他的成名作《人生》时，开篇就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不是路遥的原创，而是出自柳青《创业史》中的经典句子。

文人多自傲，顶级文人更是如此。然而，路遥却尊称柳青为“文学教父”。

一般来说，作家会称呼自己引路人为老师、导师。路遥用了“文学教父”这样一个低频词语，既表达了自己对柳青的信仰般的崇敬和如父之情，也暗暗表露自己“接替”教父完成未竟事业之意。

和柳青接触最频繁的时段是路遥在《延河》杂志做编辑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路遥是他的责任编辑。

每次见到柳青，“他都会给我讲到很多海阔天空的独到见解”。

路遥不仅用心研读了柳青的一系列著作，还认为柳青的言行举止帮助自己“提升了一个作家必备的精神素质”。

路遥和柳青二人都是陕西榆林人，因此，路遥曾问过柳青这样一个问题：“你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自己的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

每个作家都只能写出自己经历的时代，柳青虽然是陕北人，但一生最壮阔的岁月是在关中平原。

“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这么一大块土地没有陕北人自己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在接触的过程中，柳青看到了路遥的潜质，就告诉他，“我这辈子也写不出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该挑起来。”

柳青去世的第二年，即1979年，路遥就开始撰写《人生》这部小说。或许是，当时太过“故意”，导致成品无法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深层含义。

1980年，路遥又重写了一版，还是不满意。同年，路遥写了一篇悼念柳青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他雕刻《创业史》人物，同时也雕刻着自己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比他所创作的任何艺术典型都更具有意义。”

或许是领悟到“小说就是作者自传”这层意义，出身远比柳青苦寒的路遥，将自己“苦水里泡大的一生”、不服输的劲头、倾注到高加林身上。

柳青写出了属于他的时代——“十七年”。到了1981年，《人生》稿成，路遥终于写出了属于他的时代——“改革开放”。

《人生》主角高加林既是路遥，也是一代青年。他们出生于农村，又被城市文明、商品经济所诱惑，不想和父辈一样困守在土地上，但是农业户口身份又让他们无法真正走进城市。

他们，就这样被卡在了时代的路口。

现实中的路遥，依然如此。尽管1982年《人生》发表之后，路遥名满天下，可依旧无法摆脱贫穷。他向自己的弟弟借了500块，才去北京把奖领了回来。

尽管如此，如同那个常年住在破庙、终生清苦、巨额稿费全部捐献“文学教父”柳青一样，路遥依旧没有放弃写作。

柳青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

1982年《人生》发表之后，路遥用长达6年时间，枯坐寒窑，终于完成了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

而由于家庭贫困，长期营养不良和身体透支，写作过程中，甚至出现吐血。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不幸去世，享年42岁。

《平凡的世界》并非只是《人生》的加长版。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未完成的现实主义史诗，路遥要完成自己的史诗。

好友贾平凹曾这么评价路遥：他拿生命在写作，我不如他。

路遥去世的这一年，陕西另一位贫穷的作家50岁的陈忠实写出了自己的时代作品《白鹿原》，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50年历史变迁的雄文。

其实，在1992年1月29日，陈忠实就已经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话，“窑洞里再听不到最后一丝生息”。

但是，此时他还不确定这部作品，能否在这样的时代出现。就嘱咐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暂时保密。

直到这年早春的一天，他在广播中听到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

陈忠实觉得时候到了。他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也很看重自己人生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就去信说，想请思想前卫的年轻编辑过来审稿。他怕“老顽固”将自己的毕生心血一笔抹杀。

为了这部作品，陈忠实在一孔破窑中啃了4年馒头咸菜。如果这部作品不成，他做好了靠养鸡来糊口的准备。

结果，1993年6月，《白鹿原》出版之后，瞬间走红。由于第一版只印了14850册，导致盗版蜂起。同年10月，就加印到第七版。后来，每年都要加印。

《白鹿原》最初是在《当代》杂志连载，海外华人看到上半部之后，也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找下半部。

据不完全统计，《白鹿原》的盗版版本超过30种。

《白鹿原》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因为陈忠实所写的不仅仅是从清末写到解放战争的历史，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史，更是在描写剧烈变化的时代中精神和心灵的寻根之旅，是传统道德与新时代融合的史诗。

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的评论家称《白鹿原》为“一代奇书”、不输巴尔扎克、不输诺贝尔文学奖小说……

我们无从得知1972年的工农兵作者座谈会上，坐在观众席的30岁的陈忠实，第一次见到“为人民写史”的柳青，内心是如何的激动。

但是，陈忠实用《白鹿原》这一客观事实证明，他不仅要接过柳青的大旗继续为人民写史，还要寻找、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

03

耕读传家

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大二学生陈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原因是，这年6月到7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表演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等37个内容全新的剧目，这一系列表演不仅获得周总理亲自指导，还获得毛主席高度认可。

因此，陈莲有了一个困惑，“京剧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走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音乐界怎么办呢?”

陈莲在信中说，长期、大量、无批判地学习西方音乐文化，已经给“我院师生”产生深远影响。有些学生不愿意为工农兵演出；有的学生认为“钢琴是音乐之皇”；有些学生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产生抵触情绪……

毛主席看到该信内容后，认为信写得很好，并在9月27日做出了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

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就反复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

简而言之，古今中外的文化优点都可以学习，也应该学习，但是要明白谁是主体，谁是客体。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从这个层面来说，陕西，不只是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曾经有秦、汉、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的文化大省，陕西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一条“根脉”。

尤其是，陕西“农耕文明”时期的遗产，在当下激荡的国际环境中，更能够帮我们认清自己从何而来，更加明白未来向何处行。

刚刚过去的5月，就是一次“历史的回声”。

具体来说，是5月18日，在全球瞩目下，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这是中国与中亚5国建交31年来，6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

地址之所以选择在西安，因为在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向西绵延万里，开启了改变世界的文明交流史。

如今，西安的市花是石榴花，而石榴树就是来源于中亚。

源自古文明的记忆，就是当下行为的指引。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就越需要文化遗产的指引，越是需要和文化根脉重新建立牢固的关系。毕竟，文化“主体”越明确，越是能生出“战胜不确定性”的信心。

为了减缓传统建筑、器物、民居、风俗等文化遗产的消失，2012年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就已在全国启动了传统村落调查和保护工作。

11年来，已经有8155个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53.9万栋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4789项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所谓活态传承，主要区别于“博物馆式”的对“旧物”的保护，而是将“旧物”融入新生活，服务于人。

在这方面，“为人民写史”的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可谓是一个典范。其中，被国际专家誉为“东方人类古代传统文明居住村寨的活化石”的韩城党家村，更是典中之典。

党家村始于元代，距今约700年历史。

至今保存有古塔、古暗道、古井、祠堂、私塾、看家楼等传统公共设施，100多处元、明、清三朝的四合院，上马石、拴马桩，石雕、砖雕、木雕，一应俱全。

初次造访，看着砖墙照壁上“忠义”、“孝悌”、“山高”、“水长”的题词，再看着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村民，尤其在看到全国独一无二的韩城“社火”抬神楼，会产生一种“桃源穿越感”。

山河合抱的党家村，时间流逝得很慢。千年耕读文化，凝固于此。

而同样起源于元代的韩城行鼓，却又彰显着当地人的与时俱进。

这种本来是骑兵庆祝胜利的军鼓乐，在1997年赴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大型庆祝活动，为韩城人赢得“中华第一鼓”的美誉。

2008年，韩城行鼓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前暖场演出，尽显豪迈之气。次年，又参加英国爱丁堡国际军乐艺术节。近些年，又参加俄罗斯国际军乐节、台湾新竹国际花鼓艺术节等国内外活动。

韩城行鼓从最初的军鼓乐，到宗庙祭祀，再到婚丧嫁娶，再到和旅游融合，如今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渭南的合阳县同样散落大量始建于明清的古建，国家级传统村落多达7处。南龙亭村为代表的耕读忠孝文化，南长益村为代表的庙会文化，西同鞮村为代表的宗祠文化……除此外，还有提线木偶、面花、跳戏等30多项国家和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31篇《诗经》出自或者描写合阳，当地还被誉为“中国爱情诗之源”。

位于铜川市的陈炉古镇，则是耀州窑国内唯一遗存的“炉火千年不绝”的烧造基地。

沿着陈炉古镇的瓷片路，能看到可追溯到1400年前的北周时期的各种瓷器碎片。

走在千年古路上，才会有穿越千年历史周期的眼光和胆气。

陕西境内的近现代历史遗迹更是数不胜数。比如，毛主席曾称赞的杨家沟。这里不仅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取得辉煌胜利的标志点，也是离开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杨家沟保留了大量的革命旧址。当地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之后，对张闻天、任弼时等旧居，印刷厂、报社等旧址进行保护维修，使之符合现代生活习惯，形成了成规模、成体系的民宿和写生基地。

米脂县，除了拥有杨家沟这样的召开“十二月会议”革命老区，还是全国唯一以谷物命名的县份，种植小米的历史已经有四五千年历史。但，米脂并没有将小米局限于谷物和传统加工方式。

2021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SCAJ2021这一亚洲最大的国际咖啡展会上，基于米脂小米的创新饮品“小米咖啡”亮相国际舞台。

并且，该品牌还和圆明园联名推出“朕的咖啡”，充分拿捏了“中式养胃+西式提神”。

作为“貂蝉故居”的米脂，还有小米面膜这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混血儿”。除此外，米脂的各种萌态的米贴画，以及打铁花，等非遗项目也获得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

距离米脂县30多公里的绥德县，同为革命老区，也同样热切拥抱现代化。尤其是全民抗战时期“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给当地留下了“郝”IP。

近些年，绥德当地大力引进榆林旅投、陕西季鲜林、中盛牧业、陕果集团，努力借助红色资源实现产业跃迁。

绥德，也不认命，也渴望改命。

尾声

2016年，陈忠实老爷子也走了。我们又少了一位真实历史的记录者、对话者、建设者。

不过，历史仍在继续。

从陕西的GDP来看，在全国仅排第14位。但是从2023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来看，其增速有望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陕西，正在走出阴霾。

客观来说，地处西北大陕西并没有太多高精尖产业集群，陕西能取得当下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生活着一群顽强而坚韧的人民。

不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始终都在。

我们今天再次提及柳青、路遥、陈忠实，不只是回望历史和致敬民族文脉的守护者。也是希望更多的时代青年，能成为柳青、路遥、陈忠实，能成为梁生宝、孙少平、白嘉轩等等有血有肉、实事求是、和时代对话的人。

正如柳青在《创业史》开篇写道：“我这是在写小说吗？不是，我是在写历史。”

一个人要想“创家立业”，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人的痛苦，很多时候是无法在个人奋斗和历史进程中找到平衡。

尽管柳青、路遥、陈忠实都不在了，但，时代之轮始终滚动不息。

如果你感觉被时代卡住了，可以多去陕西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时代最厚重的底色就投射在那片古老又年轻的土地。

在真实的土地上，你会重新认识自己。而只有先认清了真相，才会有真正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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