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场电影学堂,陈可辛大师班的影响力让小编为之震惊,开始前1个小时,会场前便排起长龙。从业40余年,陈可辛导演、监制的作品近60部,去年刚刚到了耳顺之年的陈可辛,仍在用一种年轻和乐天的状态,去拥抱世界和电影创作的各种可能性。在现场主持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的互动下,陈导讲到关于《金枝玉叶》系列、《甜蜜蜜》等港产片的珍贵幕后记忆;他对待人物、故事以及市场的博弈与坚持;面对流媒体,成立泛亚洲制作公司Changin Pictures之后的愿景与转变等。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大师班的自由氛围中,我们能感受到导演十足的真诚和乐观。像陈可辛自己所说,“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生活里面,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我相信明天会更好。”除了本场大师班,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6月9日—6月18日)还有非常丰富的学术论坛、创投、科幻周等活动,深度促进电影产业沟通和国际文化交流,千万别错过!今年正好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三十岁生日!30年来,上影节记录了电影文化的更迭、见证了时代风采的履新,更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追梦之路。今年,依旧会有众多影人在上影节的舞台上续写他们与电影的故事。以下是后浪电影(id:pmovie_wx)为大家整理的陈可辛大师班完整内容。 天生乐观射手座陈可辛的电影成长路POST WAVE FILM
沈奕斐:你是怎么进入电影这个行业的?有什么契机吗?做电影的起点会是什么?陈可辛:因为我爸爸(陈铜民)是导演,他追了一辈子的电影梦,结果很辛苦,也没有很成功。我从小看到他每天回来就是想到要拍的东西,结果有拍不成的,有拍成的,导演嘛,就是要找观众、听众。我每天看着他跟我讲故事,跟他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记得很小就看一些完全看不懂的电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所以我跟我爸爸不是很传统的父子关系,像朋友一样。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做电影。其实他是不同意的,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不是学霸,要进好的大学不容易。从香港搬到泰国去住,因为我家是华侨,在泰国住的时候就去了一个酒店,酒店经理是香港人。我爸爸说去念酒店管理,住的是酒店,在酒店里面吃,所以念大学的时候选择了酒店管理,但念了一个学期就熬不下去了,我就偷偷转了电影系。年轻时期的陈可辛与曾志伟沈奕斐:漂泊的生活,对于你后面的电影生涯有什么影响吗?陈可辛:我11岁小学毕业,中文只念到六年级,所以没有自信。我中文半桶水、英文半桶水,对我来讲,到哪里都不适的人,有很大的危机感。但是我的家庭温暖,尤其跟爸爸关系太好了,使得我有两面的矛盾。最近大家常讲一个词儿“温暖写实主义”,我特别相信这个,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生活里面,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所以特别乐观。陈铜民、陈可辛儿时的陈可辛与父亲陈铜民 “高端影评人”不怎么喜欢我的电影POST WAVE FILM沈奕斐:如果落到现实里,往往是更悲伤、更悲剧性的东西有那种张力,最后的基调又让人感觉是温暖的,您会怎样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陈可辛:这是没有办法说的,因为你要对自己诚实才能拍到好看的电影。这是我的信念,我一辈子的经历: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我觉得都是好的。因为要是没有这些不好,就没有今天的好。所以我的电影就卡在中间,它不是最卖钱,最商业的电影,永远把人性的不幸或阴暗面或不想碰的东西都碰了。但当你挖出来讲的时候,一些比较艺术性的电影就会把这个血淋淋的东西写得很悲观,觉得那个是现实。偏偏我就相信那种血淋淋的东西讲出来之后,它能解决的,取决于自己能不能解决,我自己能解决的时候,会有人觉得这是商业的妥协,所以我的电影在高端影评人中的口碑也不算很好。2023上影节·陈可辛大师班现场沈奕斐:您在乎高端影评人的评价吗?陈可辛:没有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电影,不在乎是骗你的。夸你的人只有一种,骂你的人有很多很多,所以我看得都是骂你的影评,不会看夸你的。我唯一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我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没有做过任何一部电影,是我不相信的。人本来就是矛盾的。我最新的一部电影希望很快能上,讲打网球的《李娜》(现名《做自己》),整个剧本里她的人生很多有趣的东西,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她每天深深地相信自己,也深深地怀疑自己。《李娜》拍摄幕后(现名《做自己》,2018)沈奕斐:现在年轻人说的躺平、内卷,是两个对立的词汇,其实很多人身上躺平和内卷是两个状态不断在切换,有的时候你会躺平,有的时候又觉得还可以再努把力,您在拍片过程中是不是也在这两种状态中变换?陈可辛:矛盾一直有,但躺平从来没有过。我很希望能够躺平,什么都不管了,去享受生活。我选择电影行业,开始有个很天真、很傻的理解就是做电影导演挺好的,你充满热情做一部戏,做半年、一年,你就停了,这个东西就完了,你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去找新的故事,去环游世界,找新的灵感,再回来再拼搏。但是原来没有中间那段(休息的时间),拍完一部你已经担心下一部要怎么做,而且电影是一个很困难的行业,你越成功、压力就越大,下一部作品对你的要求更高。 《金枝玉叶》是命题作业?POST WAVE FILM
陈可辛:《金枝玉叶1》是一部命题作业,当时已经拍完《霸王别姬》的张国荣,他回香港说想跟我合作。 两年前我们本来要合作一部戏,结果他突然说要去拍陈凯歌导演的戏,后来他回来选择我们公司,我们是几个电影人开的新公司,就觉得怎么样也得想一个故事给他。我想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比较接地气的,另外一个就是《金1》,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也用了很多我们自己在娱乐圈里面知道的一些事情。明星也是人,也有生活,也有他们的婚姻、爱情、关系的问题。就用了很多我自己有感受的,我见过的,甚至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把《金1》的故事写出来。等写出来之后,其实是很老好莱坞片套路的电影,所以它能够达到最大公约数,到今天为止,我在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还是《金1》。其实这部电影跟我的爱情观完全相反。它是一个童话故事,我从小都不看迪士尼童话的,其实挺违反我的爱情观的。拍完这个电影大卖,我记得那个月我整个人都是在飘的,那种成功感是我到现在,等了30年还没有等到的。《金枝玉叶》主创在日本沈奕斐:《甜蜜蜜》《投名状》都没有?陈可辛:没有。每一部电影都觉得口碑不够好,票房不够好,都觉得差那一口气。沈奕斐:《金1》那么成功,拍《金2》的时候,把一个童话故事马上拉到了现实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处理?为什么不持续成功的道路呢?陈可辛: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拍《金2》,飘完那一个月之后,我要拍一个我的作品,要拍一个我相信的东西,就拍了一部电影,结果那部电影大败,花了很多钱,结果公司快倒闭了。我们是5个导演的公司UFO,成也在我,败也在我,到最后公司要卖给一家大公司,那个大公司把我们的债务都拿掉。但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拍《金枝玉叶》续集。“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简称“UFO”因为《金1》的成功,《金2》拍的时候就很“顺”,“顺”不是剧本顺,是指你要到哪里都会给你拍。我们当时又没钱拍戏,酒店不给拍,不像现在的电影行业那么受尊重,那时候的电影行业很底层的。我当时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拍一部小成本电影,就是《甜蜜蜜》。公司不情愿地给了我几百万,两部一起拍,因为《金2》要赶暑期档上映,所以《甜蜜蜜》拍了一半就停了。纽约那部分,和所有曾志伟在香港部分的《甜蜜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出来的。《甜蜜蜜》拍摄幕后我还记得去纽约的时候,《金2》在香港上片,疯狂做宣传,十几年没见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要票。结果一上片之后,大家就傻了。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戏?第二天我就去美国拍《甜蜜蜜》了,去美国的每一天,都看到票房一直掉。我记得拍完《甜蜜蜜》回来是没有人管我的,我有很多时间去剪片、做后期,一个多月没有人搭理我,我可以自己慢慢剪片,因为人家都不追你什么时候要上,没有档期也没有计划,就等于完全被打入“冷宫”了一样。我跟我的剪辑每天很沮丧,觉得这个戏还挺好看的吧?但这个东西很主观,拍的时候很懵的。我们有一个习惯在尖沙咀天星码头附近放,因为那个电影院最大。当时没有首映,那个时候是午夜场,半夜大概一点多散场了以后去咖啡厅喝东西,去检讨,看是否还要修改,那是第一次观众看到你的电影,他们喜不喜欢可能还需要回来调。第二周才正式上映,回来的时候,平常走10分钟的路,我走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一路上每个同业都抓住你聊他多喜欢那个戏。但是这次没有飘,是踏实的感觉,心想我还能留在这个圈里,继续拍电影。《甜蜜蜜》拍摄幕后 导演要做选择题张曼玉经典哭戏险些被剪POST WAVE FILM
沈奕斐:这个经历可以给到年轻的电影从业者很多信心,比较简单的条件一样能够拍出好片。陈可辛:一个好片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碰到最好的团队,和一个好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要非常坚持你的信念,但是过程里面不停地有人打击你,从投资方到演员,每个人都会有他的要求,每个人都可能把你带偏。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大艺术家,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码在一起去创作、去做选择的职业。我常说导演其实是最容易的岗位,因为其他岗位都必须懂得演戏、写剧本、剪片、摄影……导演可以什么都不懂,但要做选择题。沈奕斐:《甜蜜蜜》里有一个场景,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过世了,首先她是笑了一下,然后再哭,听说这个场景拍了好多条,但你最后选择了第一条,这跟我们常规意义上悲伤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样。陈可辛:我当时是选错的,所以导演不一定是对的。我第一下没有想到她这么演,我理解她笑的动机,但我觉得有痕迹。张曼玉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眼泪流下来。 我觉得演员最需要的就是脆弱。张曼玉有强悍,但她有脆弱,那个脆弱是很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学表演都学不来的。她突然来一个笑,我就懵了,我说不行,她解释给我说为什么这样,我说我明白,完全理解。但我觉得她在演。我们拍了8条,她最后说我真的哭不下去了,她说我想了一遍,家里每个人都死了,我的狗都死了。后来说好了,回去剪吧,所有人都觉得那条最好,当时没有绝对说服我,是没有找到一条比那个更好,更感动我的,但我还是想拿掉那个笑,可惜一镜到底拿不掉。我用了很多年都不理解,直到我亲身感受到那个情境。《金鸡2》(2003)我拍《金鸡2》,找了张学友来演一个角色,当时我们在配音间里配音的时候,突然间我收到电话,说柯受良去世了,柯受良是我跟学友的好朋友,尤其跟他的关系特别特别好。我真的是把他推在墙边,两手抓住他的肩膀,我说小黑走了。他突然“嘿嘿”笑一下,笑完才哭,跟张曼玉那个笑一样。20年后,今年我爸爸去世了。他平常很健康,是突然间走的。我接完电话之后,第一个反应没有笑出来,但是我心里觉得很荒谬。我生活中是不哭的,但第一下反应是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电影伙伴与亲密关系POST WAVE FILM
沈奕斐:我看到《金鸡》您是监制,吴君如来表演。你怎么处理跟她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这个片子是为君如量身定做的吗?陈可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细腻的人,很多人说我拍女性题材好看,其实我也没有站在女性角度,只是站在人的角度,或者我作为男性我看女性的角度。可能我没有那么封建,没有那么大男人,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也相信女性比较强,所以我拍的女性会挖得比较深一点。我记得当时君如说跟我拍戏很辛苦,我只是监制还不是导演,每天都在现场,真的在盯每一个细节,因为那个故事也是我提出的,导演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不介意大家一起去弄。君如压力很大,她每天都面对不同的男人,老的、小的、盲的,要跟她拍很亲密的戏,她真的在现场大哭。这个演员有点特别,因为别的演员拍完就回家了,这个演员回家了我还是碰到她,所以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导过她一部戏,也是有点不太敢做这个事情。因为究竟是一部戏重要,还是婚姻重要呢?陈可辛、吴君如沈奕斐:技术上、专业上有追求,要求对方一定要达到,但是你忘了她是你的爱人?陈可辛:对,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于电影的想法和认同感,对自己的自尊心,各方都有。我说了、提了之后,她会认为是你觉得我不够好吗?人家不是跟你生活的话,就不会那么痛。跟你一起生活可能会很痛,所以我还在学习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我很世故,但是回头看很多事情,到今天我还是Too young,too naive。沈奕斐:你有天真的一面。陈可辛:我觉得我很理解女人,但原来我一点儿都不理解。 对技术没兴趣最关心人和故事POST WAVE FILM
沈奕斐:您在内地来拍了非常多耳熟能详的片子,包括《如果·爱》《投名状》《十月围城》等,我觉得很多导演都会有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您好像没有这种类型的限制,包括你后来关注了《亲爱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片子,您怎么样看待无法用类型进行归类的身份?陈可辛:是优点也是缺点,但我是一个要生存的导演,电影其实永远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只是能够回本就很难了。每部电影都是很困难的,大家看到的那个数字很多,其实后面庞大的制作数字跟宣发的数字,压力大得不得了。《亲爱的》拍摄幕后我一直都很有危机的意识,所以我得顺着市场的要求去改变。但这个改变不是完全的改变,是在形式上改变,包括在地域上都可以改变,我们不说“不忘初心”,但你要坚持自己要说的东西,因为一改变,那个电影就不会好看。比一部不卖钱的电影、口碑不好的电影会更伤这个导演,因为会记住一辈子的。拍每部电影,好的、坏的,你们喜欢不喜欢都是我的,不管有什么影响,投资方也好什么也好,只要我妥协了我都认了。在那个情况之下做得最好的,我都无愧于心,每部电影都必须要坚持的。《如果·爱》(2005)很多人都笑我,我拍《如果·爱》,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喜欢音乐剧的人,我是在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音乐剧,因为我女儿要去念音乐剧。我也不喜欢看任何体育赛事,在中学都没有玩任何运动,所以个子才那么矮。拍网球、排球的时候,我一直回头看我的副导演和监制,这个行不行,这个像不像,我也很讨厌动作片,我看电影的时候一看到打,我就快进,一看到下面有字幕讲话了就停下来,我只想听故事,只想看感情和人物,所以我对于场面、技术这些都没有兴趣。但是我要拍《投名状》《如果·爱》,这些对于我来讲都是极致痛苦的事情,包括《夺冠》《李娜》。但是它有足够的人物去支撑我。我要拍怎么样的电影,我可以找一些技术专家来帮我。《夺冠》(2020) 成立泛亚洲制作公司拍有世界共性的中国故事POST WAVE FILM
沈奕斐:现阶段您成立Changin Pictures的目标是什么,除了刚才讲到继续在电影上有个人的表达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理想或者想法吗?陈可辛: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短剧,1976—1980年,当时很多美剧是短剧,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那些剧不会永远延长下去的,8、10集。那些剧的影响对于我,可能比年轻导演喜欢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可能影响更深。沈奕斐:当时你去了好莱坞一阵子又回来了?陈可辛:是的,我去了好莱坞那两年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因为它让我在产业方面学习了很多。我们以前在香港拍戏都是独立电影,虽然是商业电影,但是导演说的算。到好莱坞所有东西都有制度,说白了就是上市公司,年轻人面对投资者,面对一大堆的提议、建议、审核各种不同的要求。2023上影节·陈可辛大师班现场因为我拍的电影不停在变,比如一个演员给好东西给你,你变不变呢?肯定变。来了那么多好的艺术家、好的演员、好的摄影师,好的指导,在你原有的路上加了分,你要吗?当然要。但是好莱坞拍电影就是不要,所有人参与的,包括监制在现场,都觉得加了这一句好得不得了,但是在制度上必须要发电邮、打电话,打回总公司还有时差,而且面对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说“可以”,你才能改,审批完了之后电影都拍完了。所以那个制度非常不合适我的创作,太没有灵活性。我们拍戏,香港人是很灵活的,突然想到什么就可以加,在好莱坞的那两年挺郁闷的,回来之后做了泛亚洲的合作,建立了很多泛亚洲的关系。当然,后来在内地拍戏是我很幸福的十几年,拍了很多我想拍,观众也接受,也不赔钱的电影。沈奕斐:高端影评评价也蛮好的。陈可辛:也还行,开始高端一点了,但是还没有到最高端。我觉得挺美好的十几年,但我就看到流媒体里面开始有改变了,美剧开始能在两个小时以上,以更长的时空去讲故事。我们有时候被时长限制,使得一个故事只能把它讲得七七八八,根本没时间讲透,也没时间把人物的内心描述得更细腻,这种情况下,我很向往拍这种短剧,就6、8、10集,甚至5集。观众看流媒体的习惯也不一样了,可以用一个周末、一个晚上看完,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就想尝试一下。而我看到在国际流媒体平台里,还没有中文故事的代表作,我就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有很多全世界都有共性的故事。大家都是人,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我今年60岁了,这是我人生新的开始。但我们要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的故事拍给全世界看。这些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加上现在中国市场还是很大的,它能给你资源去拍一些可能比传统电视剧不一样的东西,譬如长剧变短剧,短剧变更短的剧,让国际观众看到中国的另外一面。但为了要达到共情,因为在电影人跟观众中间隔着很多层,有中间方、平台、制作方、宣发等等,觉得这个行,这个不行,有固定概念,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可以妥协。可以找一些中国故事,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又看得懂,甚至有一些故事可能会有一些外语,有不同的语言在里面,综合语言,会使得这个电影或者这个剧更有影响力。 如何挑选故事和编剧?POST WAVE FILM
观众提问:您刚才说很多片子,不会直接做编剧,那您是怎么样挑选故事和编剧,以及你们是怎样的合作模式呢?陈可辛:我几乎都是很深度地参与在每个剧本中,所以我既不是编剧,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导演,编剧最讨厌的导演。《投名状》(2007)我记得《投名状》里面编剧名字有9个,当时有另外一个编剧在访问里说,他的编剧一辆小巴都坐不下。你说初心是什么?我相信的是什么?不可能有人相信一样东西一辈子的,这也是我的成长,我的年龄开始大了,我的关系、婚姻、父亲的身份等等会给到我不同阶段的表达诉求。我以前常说,拍电影就像看心理医生,有问题解决不了的,可以找一批很有才华的人跟我一起去探索。昨天晚上我颁了一个奖给跟我合作十年的张冀老师,他是唯一一个我没有换的编剧,十年里面已经写了4部。 电影创作的“肌肉记忆”POST WAVE FILM
观众提问:我是编剧组的成员,算是学术派成长起来的学生,有很多的创作肌肉记忆,您在面对市场,无论是商业还是年轻人等各方面的要求,是怎么样很笃定地做出妥协的呢?第二个问题是我看到您很多片子里有喜剧元素,您是怎么看待您的喜剧和人文关怀对于电影的从业者或者高端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的关系的?沈奕斐:如果《风尘三侠》是喜剧,《金鸡》是喜剧,还有什么别的在你眼里是喜剧的吗?陈可辛:其实我的喜剧都不是很喜剧,但我是搞不了笑的,这是很吃亏的地方。因为搞笑是最大公约数,我的喜剧都是来自人物,喜剧本身就是悲剧,因为喜剧演员都有一个很灰暗的东西。2023上影节·陈可辛大师班现场有时候回家问君如好不好笑,因为我的笑点跟她不一样。您刚才说到创作的肌肉记忆,这句话我没有听过,我真的觉得我得好好研究一下,我拍了两部体育电影才开始了解原来有肌肉记忆这回事。我只能说,我的强项也是使我的电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的地方,就是我喜欢感人的东西。我看电影,喜欢找到能让我哭的地方。因为我生活里不哭,看电影我会哭,这个是我的创作肌肉记忆,我看剧本或者跟编剧聊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哭。高端影评人就很不高兴,说你不就是在煽情嘛。但不喜欢就是煽情,喜欢就是感人。我还记得《如果·爱》里面,周迅离开金城武的那场戏,在一个地下室然后关门走。走了之后,金城武就冲上那个窗,看到外面下雪,周迅站在那儿,她知道他的头伸出来看着她。但是我们在镜头中看不到周迅,只看到她的鞋,而她就踢了一堆雪到那个窗就跑了,我们聊剧本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如果·爱》(2005) 演员身上的脆弱感POST WAVE FI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