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runch&Bistro和淄博烧烤之间，是阶层的裂缝还是共同的隐痛？

1895年，发明Brunch这个词的英国作家盖伊·贝林格（Guy Beringer）如此描绘道。在那时，Brunch不属于周末夜里没有party的人，也不属于要早起打工的人，它属于清晨猎鹿的英国绅士，到家后由仆人端上一顿丰盛大餐。

几年之后，Brunch之风从英国刮到美国。人们逐渐把早餐视为“工作日的开始”，早午餐与之相反，意味着“周末的欢庆”。欢庆在当时是“有闲阶级”富人的专属。班尼迪克蛋——如今早午餐的经典菜式——就发明自上流人士云集的纽约华尔道夫大酒店。

二十年后，早午餐才从富人的世界流转到中产的餐桌。食物社会学家Farha Ternikar认为，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时值二战结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希望从每天三餐烹饪中解脱出来，早午餐则是那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一餐并作两餐，省时省力。她们既在家庭内部推动早午餐，也开始在周日上午出门和朋友享受晚起的周末。到了80年代，最初的实用追求慢慢被消费文化重新包装，早午餐逐渐变成了创意阶层青睐的时尚休闲，代表着精致闲暇与有格调的松弛。

早午餐进入中国的过程与此类似，经历了从奢华专享转变至某种富有松弛感和氛围感的城市白领休闲。90年代末期，上海外滩的奢侈酒店最早开始供应早午餐，打出的口号是“休假时睡到自然醒，享用一顿丰盛的早午餐”。到2010年左右，早午餐才从豪华酒店漫散至大街小巷的各色餐馆。

Brunch: a History
Farha Ternikar

如果说早午餐的风潮刮起经历了近十年，那么根据美食公众号“FoodWine吃好喝好”的推测，Bistro在国内的风行或许只用了短短三年。

Bistro最早起源于巴黎，本指平价家常小餐馆，由公寓的地下室厨房演变而来，往往主打酒加简单的家常菜，特点是上菜快、价格亲民。有一种传言是，Bistro这个单词本身就是从俄语的“快点”演变而来。

而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Bistro最早由在华外国人开的葡萄酒商店发展而来，这些店除了卖葡萄酒，也会引进奶酪、香肠等一些佐酒小食。后来，“以餐带酒”的Bistro变得流行，它们供应的菜肴较之前精致了许多，且以供应融合菜作为特色。另一方面，Bistro同样将“闲适”“松弛”作为卖点定位，尽管价格高昂，但它与Fine Dining的区别被不断强调——Bistro的就餐环境更加轻松惬意，力图打造富有巴黎情调的家常与放松。

“Chill”、“松弛”、“休闲”是小红书用户描述Brunch与Bistro时的常见关键词。它们真的意味着松弛生活吗？

不便宜的定价或许难以让大多数工薪族松弛下来。在小红书，人均200元以下的Brunch被网友专门挑了出来，列入高性价比餐馆，Bistro则有“平价中餐的涨价密码”、“新型价格刺客”之称，人均价格通常是三五百甚至更高，且常常被质疑有过度提价的问题。美食公众号“企鹅吃喝指南”的Bistro测评发现，上海价格虚高的店铺不在少数：两片吐司夹五花肉，切成四口大小卖出98元；小笼包上放片伊比利亚火腿，可以卖到三颗108元；一碗普通的葱油拌面，普通面馆10元的价格，在Bistro分量减半，价格翻5倍。

除了高开销，“排队”也是热门店铺打卡的关键词。休息日排队数小时是正常现象，在周末打卡网红店铺的行为被称为“周末特种兵”。在上海，大多数Brunch都需要线下取号，探店笔记会提醒人们提早排队：“周末基本早上9点过开始排队，最舒适的方式是8点开门就来，这样出品稳定，拍照人少。”“想十一点美美地去吃一个Brunch，没想到居然等位已经排到了200桌左右了，浅等了两个小时。”夜里Bistro的排队状况更甚，曾有博主记录来上海后尝试某Bistro的经历：“下午三点半放号，四点线上取号已经排到100多号了，五点多到店门口人满为患，为了吃上排到了晚上十点。”

无论是清晨八点排队等号的Brunch，还是108元三颗包子的“价格刺客”Bistro，消费者的付出似乎已经与“two B”本身主打的“松弛”相距甚远。为什么要花大价钱购买这种体验？在用力营造松弛感时，我们真的感到了休闲放松吗？或许是时候想想我们的休闲是否变了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指出，“休闲”在19世纪后逐渐远离了原初的含义。《牛津英语大词典》对“休闲”的定义是：“一段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消磨的时光。”他认为，现代人连休闲也要被绩效滚轮无止境地推动，必须将精彩丰富的活动排满日程，不然就有白过了周末之感。“休息日”从宗教意义上来说是“禁止从事任何工作的日子”，如今已演变成以消费和展示为日常活动的日子，甚至是一个比工作日更累的日子。

雷布琴斯基认为，如果“休闲”一词可以用来诠释三件不同的事——第一是指容许做某些事，第二是指容许做任何事，第三是指容许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20世纪后，第一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多，在量的增加上也是最快的；第二种（也就是拥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去形塑自己的休闲时间）却罕见许多，通常只见于艺术家和有创造性的个人；最真切的休闲是第三种，如今我们已经所剩无几。

“‘工作日-周末’循环的意义何在？它是不是芒福德（Lewis Mumford)）或埃吕尔（Jacques Ellul）等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日常生活的规格化和官僚化的另一征候？周末是不是只是物质主义文化的一种狡猾的营销伎俩，是一种促进消费的诡计？抑或是用来治疗职场生活的空虚乏味症状的虚假安慰剂? ”

社会学家乔纳森·葛舒尼发现，当代社会里休闲时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且越来越多地被各种消费行为填满，想要获得更多休闲时间反而要付出更多劳动。不管是疫情期间一度流行的“Glamping豪华露营”，抑或一顿睡到自然醒的Brunch与深夜的Bistor闲谈，投身这些活动不仅要求人们有一定财务基础，还需拥有可支配时间，纵使最终很难说它们是否让我们真正感到放松。

真正的“休闲”是稀缺的，这或许就是为何Brunch和Bistro都不仅仅意味着一顿饭。实际上许多流行文化产品都透露出了一种讯号：与其说它们代表“放松休息”，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物。美剧《绯闻女孩》一集的开场旁白就是这样说的：

“上东区人星期天不懒惰，慵懒的星期天是为穷人准备的，他们太懒了，什么也不会做。上东区的居民在星期天会吃早午餐。”

普莱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曾在《微小的总和》中指出，如何花费休闲时间已经成为阶级区隔的重要标志。在奢侈品变得逐渐普及的时代，炫耀性消费已经难以成为“志向阶层”划分阶级身份的标志，相反，他们在“非炫耀性消费”中更进一步，各种各样的花式“休闲”活动兴起便是其中的标志之一。与其问出为何人们沉溺于营造松弛感，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真正的“休闲”与“松弛”缘何变成了难以获得的东西？又是什么让阶层自证的焦虑蔓延到人们周末的饭桌？

《微小的总和 : 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
[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著 尹楠 译 
理想国·海南出版社 2023-1 

当我们把目光从北京上海移开，投向淄博，便能看到千万游客争相体验坐在小火炉旁吃小饼卷葱夹肉串。与Brunch和Bristo相反，“高性价比”在淄博烧烤的走红过程中被频频提及。众多美食测评都指出淄博人异常实诚，烧烤总是尽量多送免费尝，淳朴厚道的民风全国少见，满当当一桌人吃饱喝足不过消费百元。

如果说Brunch与Bistro的浪潮中影绰浮现出绩效焦虑与阶层自证的渴求，那么要怎么看待坐火车去淄博吃烧烤这件事呢？《再回首后的向前：〈漫长的季节〉、淄博烧烤与本雅明》一文从文化心理角度理解淄博烧烤的走红——站在苦闷的季节，淄博烧烤可以容纳我们对旧时代的追忆——它以一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面貌突然出现，没有价格刺客，不讲“氛围”营造，人情温暖、分量实诚。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赵丽蓉小品《打工奇遇》在20余年后的再现，代表了市民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交锋。花大钱享受服务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在经济转型期无法被‘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的传统市民价值所接受。而转眼当下，当市场已经深入人心时，淄博人心中的某个部分，仍然像赵丽蓉一样始终站在旧道德的一侧，但代价则是经济的相对落后。而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念执念，现在这种残余则再一次迸发。”

就像对松弛的摆拍往往源自不够松弛的现实，对烟火气的赞美常常发端于不站在烟火里的人，一边是经济学家刘煜辉称淄博烧烤从专业上来看是消费降级的一个现象，另一边，这座烧烤之城本身早已伤痕遍布。几十年里，它从重要的工业之都，滑落为人才快速流失、产业相继衰落的边缘化城市。2013年的淄博是一个涵盖了资源枯竭城市、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的城市。有评论者将烧烤的走红与产业跌落后的大量“下岗”联系在一起：烧烤简单、成本低廉，是快速就业之路，而在烧烤摊喝几瓶啤酒，更是苦闷人发泄惆怅的刚需。

另一边，城市白领阶层享受的“Chill”也代价不菲，很难说不确定的未来是不是人们将“松弛感”常挂嘴边的隐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前路愈加明灭不定，人的阶级自证需求也会愈发强烈紧迫。《收入不平等》一书提到，有学者曾对不同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焦虑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对未来的悲观值与人的阶级身份焦虑感呈正相关，在经济发展下行、收入差距增大的周期，人们更担心自己的地位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一边是一百八一杯的Bistro自然酒，大城市的“周末特种兵”耗力维系着“Brunch周末主打一个松弛感”，一边是五元一个大鱿鱼的淄博烧烤，坐绿皮车的“旅游特种兵”也全力投身“30小时往返1300公里”。绩效与阶层焦虑在松弛感餐桌上的盘桓，是否和怀旧随着淄博烟火气的升腾如出一辙？乍看呈现出巨大裂痕的二者之间，背后是否埋藏着同一份意味深长的现实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