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 | 王立铭：我们难以定义什么叫进步

2022-07-12 04:07

王立铭：1983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现为浙江大学教授。作品有《生命是什么》《上帝的手术刀》等大众科学读物，新书《王立铭进化论讲义》于今年4月由得到图书出版。

Yi：YiMagazine

W：王立铭

Yi：“在一万年文明史上，人类文明的进化在少数几个时间节点突然提升到惊人的水平，仿佛一夜间进入一个新世界。”你在新书中表示，我们这一代地球人正处在间断平衡的“断裂期”，一系列有深刻影响的改变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将要发生。旧的传统和经验注定要失效，据你观察，哪些明显的传统和经验在失效？它们在被什么替代？

W：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要补充两点。第一是断裂期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只是不见得每代人都会恰巧赶上；第二是断裂期发生的，不一定是人类视角下的“进步”，也有可能是倒退，或者发生某种混乱和难以定性的变化。

所以关于哪些事情正在发生断裂，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在过去两三百年时间里，人类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社会制度还是经济水平和观念。科技在不断持续刷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认为我们可能正在发生的一个剧烈变化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处于大停滞的前夜。从生物学来看，上一次革命是19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革命，到现在也70多年了，没有新的革命再出现。第二是可以从很多学科看到，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科学时代。拿物理学举例，理论还在继续发展，但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验所能验证的范畴。所以比较要命的事情就是，科学革命迟迟没有到来，社会发展可能会减速甚至停止。

科技的高速增长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有明确方向和目标的历史发展路径，但是伴随着增长的结束，历史的方向感会没有那么强烈，我们不知道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景。这也是我所说的传统和经验正在失效的一个标志。我举一个稍微细节一点的例子，比如，在一个高速增长、存在明确目标的社会里，我们知道工业时代的组织形态——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形态——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个人效率和分工优势。尽管马克思把它称作“劳动的异化”，会有对人的压榨感，但从结果上来讲，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而如果高速增长期结束了，这个明确的组织形态方向感也就失去了，它不见得是在低速增长时期最适合我们的形态，因为效率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需要去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简单来说，伴随着我提到的这些前提的失效，人类世界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都需要重新思考和变化，组织形态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Yi：相对于古人，现代人的知识成倍增加，但在智力上似乎并无显著跃升。如果千年尺度并不能看见明显的智力跃升，那么在进化论里，智力跃升是多大时间尺度内可以讨论的事？

W：这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讨论，如果从纯粹生物学的角度来讨论，当然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我们常用于衡量智力的生物学指标是脑容量，现代人的脑容量大概是1500毫升左右，五六百万年前的远古祖先只有四五百毫升，等于增加了两倍。如果要指望这种尺度的智力跃升，当然是不太现实的，这是以百万年的时间尺度在进化。

但从生物学意义之外的其他尺度来讨论可能又不一样了。比如对现代人的某些智慧特征（特别是和逻辑思维、记忆力、空间想象力有关的）有一个衡量指标是智商。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是弗林效应，在过去几十年间用于给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测算群体的智商平均值。结果就是研究人员发现，在“二战”之后，平均值每10年会提高三个点。他们就提到这个结果大概是跟战后经济的发展、儿童营养水平的提高、公民教育水平提升这些因素相关。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群的智力水平还是会以稳定的速度进步的。

第三层我想说的是，抛开大脑以百万年计的生物学变化，我们在过去实际见证了两次人类智力水平的跃升。一次是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一次是两三百年前发生的科学革命。它们的实质都可以回归到我们的工具和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发生了变化。基于这个基础，如果要讨论未来人类的下一个明显智力跃升，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个层面。举个现实的例子，比如很多人都在讨论的脑机接口，想要实现的是人的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联网。在工具意义上，人的智慧可能会得到另一个维度的提升。这不见得很快会发生，但一旦发生，它会产生可以和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相提并论的飞跃。

Yi：你对神经生物学比较熟悉，我们离脑机接口还有多远？包括从马斯克的进展来看，我们现在大概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W：从技术和底层课题来讲，马斯克没有带来什么新的进步。他的脑机接口技术实际上科学家们20年前在实验室里就已经实现了，比如用电极读取少数几个神经细胞的活动，用它来控制一个机器手或者光标的移动。马斯克的贡献很大程度在于让普罗大众知道了这件事情。

从现在的技术来看，要实现还是有很多障碍的。包括我们怎么读取成千上万神经元的活动，这是一个技术障碍。然后我们读取了这些活动之后，怎么通过算法来解码细胞的活动，真正把它变成机器可以理解的语言，把我们的思想转化成代码，存储在电脑里，甚至可以互相联网——这些都受到底层科学的约束。这两条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可以实现的方向，所以肯定还需要很长时间探索。对于我们这代人是不是能看到这件事的发生，我不太乐观。

Yi：现代人越来越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你怎么看？是现代人的神经细胞的生理机制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吗？还是一些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W：我觉得解释可能在两者之间。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情感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我之前有本书讲到，美国有研究说“二战”结束后出生的人相较于战前出生的人而言，精神和情感疾病的发病率要高出10倍左右。全球61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数据，所以这几乎是一个跨文化现象。

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确实会提高情感疾病的发病率。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人脑在过去一万年时间内都没有发生什么显著变化，也就是说，人脑可能更适应文明时代以前的采集狩猎生活，到了现代社会，两者之间就会出现错配。比如说，采集狩猎时代，我们显然不会是一天三顿饭的规律生活，基本上是饥一顿饱一顿。而到了近几十年进入现代生活后，我们需要按照工作节奏，一日三餐地规范生活。这些饮食习惯和生活是我们祖先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它会对人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功能造成冲击。

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在野外采集狩猎，我们其实不需要和特别多人打交道。但现在我们每天要处理很多和人，尤其是和陌生人交往的信息，对一部分人笑脸相迎，对另一部分人咬牙切齿，不断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中切换。这是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处理过，所以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在长期内，我们既没办法快速改变进化本能，也没办法快速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我们要对这种长期生理反馈的错配做好准备。

Yi：在《进化论讲义》后记里你提到书的缘起，当时正值中美贸易摩擦白热化状态，你与何帆在一班飞机上讨论人类世界看起来又到了一个范式转移的关键时期，很多默认有标准答案和现成解题思路的问题，比如和平与发展、全球化、公共危机的统一行动，似乎需要重新检讨。3年后来看，你是否更坚定了这种判断？能否再展开讲讲这种转变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影响。

W：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脱钩去全球化，本质上都是分蛋糕的动作，蛋糕不做大，分蛋糕的动作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激烈。所以可以说是坚定了我的判断，没有科学革命，人类就要进入一个过去两三百年没有适应过的停滞阶段。

对普通人来讲，我们要适应所谓的新常态，它可能意味着低速增长，甚至不增长。因为我们这一代普通人实际上是高速增长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40年间见证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在新常态里，我们的对于世界的观念和行动都要发生一些变化。从高速增长切换到低速增长和停滞，这意味着社会议题可能会从促进增长到促进公平转变，从鼓励冒险向鼓励安分守己转变。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相当痛苦和纠结的过程，很多观念都需要重塑。我发现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要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在新的时代里活得比较幸福。

Yi：生存竞争推动了生物进化，但特别激烈的竞争往往会干扰创新。你给出的建议是远离热点，避免扎堆前往那些诱惑巨大、存在高强度竞争的地方。对个人选择来说，也是这样吗？比如年轻人在专业选择问题上，会很纠结。热门的专业往往是现实中回报明显的领域，而“天坑”专业往往就是没有悬念的坑洼之地。

W：这确实是个比较纠结的问题。首先，过度竞争会干扰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商业世界中我们也能看到，竞争激烈意味着你要寻求效率的最大化，因为落后一步就可能万劫不复。所以需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提高效率上，那么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有额外的资源去探索新的方向，也就会干扰创新。至于是不是一定要选择一个偏远的新边疆，倒不一定。因为远离热点的新边疆可能是一些苦寒之地，意味着那里资源贫瘠、生活环境严酷，才导致没有繁盛的物种。

在商业里我们经常讲，要“远离红海，去探索蓝海”，但是蓝海得是一个没人发现但资源丰富的地方。进入蓝海要有心理准备，在传统意义上的苦寒之地活下来，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的。这对年轻人选择专业也适用，比如我学的就是被称作“生化环材”天坑专业中的一个，生物学被称为天坑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确实不是随便进来躺着就能享受到资源的领域。你需要有独特的能力和心态挖掘它的资源，确实不容易。反过来讲，竞争激烈的领域也是因为大家纷纷涌入，涌入肯定是因为资源利用比较容易，比如学计算机，可能一毕业就能找到收入还可以的工作，这个领域也就成了红海。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要辩证来看。

Yi：你认为创新往往产生自“冗余”，适度的冗余具备“反脆弱性”。“冗余”的环境如何能创造出来？另外，我们看到无数家长在“鸡娃”，希望提前抢跑。但给孩子“冗余”一点的环境，实际上是奢侈的——小到家庭，大到工作环境，似乎留给我们的弹性空间都不多。你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矛盾？

W：我确实同意要给孩子创造一些“冗余”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至于如何创造，我认为跟“鸡娃”并不完全矛盾。我自己也是个父亲，所以也会思考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鸡娃”这个动作本身没问题，但目的是什么要想明白。我们希望能给孩子创造一个下限，保证他掌握基本的生存能力，或者基本的知识储备，使得他能不落后于整个群体。保住下限，这个“鸡娃”的目的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很多人“鸡娃”的心态是为了强求一个上限。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防止孩子不落后，而是希望孩子能领先，我觉得这个目的就会有点问题。因为这会落到我刚刚讲的激烈的竞争中去，妨碍创新。

有一本书叫《园丁与木匠》，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教育。里面就提到人的出生不是一张白纸，实际上个人的特性、性格倾向、价值观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等等，很多因素会受到先天的生物学特征影响。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颗含有很多信息的种子了。那本书的理念是说你作为父母和老师，应该要做一个园丁，保证种子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内，按照他孕育的信息去更好地生长。而不是要做一个木匠，把一块木头雕塑成样板，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因为每个孩子都有天生的特质。盲目刺激，往错误的方向发展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也就是说，作为家长，就别那么急了，你还不如允许孩子有更多空间去探索，等孩子真正找到感兴趣的方向之后，你再用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他。

Yi：你在《生命是什么》里其实也提到这个概念，有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刻，你说“人是DNA的器皿”。DNA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效用？

W：我很喜欢用蓝图来比喻DNA，基因信息就像一张绘制了人一生命运的蓝图。“蓝图”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我之前讲的人在出生的时候不是一张白纸，你的智力水平、身高、体重、性格、倾向、意识等等方面都已经有蓝图；第二是说蓝图并不是一个成品，就像一个指导建筑物建设的蓝图，从指导信息到成为一个建筑物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步骤，步骤是由后天的经验和环境来配合完成的。所以DNA就像这样一个角色，它影响很多事情，但并不决定这些事情。

Yi：有什么是你早年深信不疑，如今深表怀疑的东西？

W：进步。我们这几代人大部分都是相信进步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很多年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默认进步是生活的常态。另外，我们的教育也告诉我们人类的发展是单线程稳步提升的过程，所以我们也相信进步是必然的。

但我现在非常怀疑。原因之一是我们刚刚聊过，人类世界现在可能就处于一个间断期。另外，我们也看到人类历史发展不是单线程向上的，很多时候会陷入循环往复、钟摆式发展的过程中，它没有清晰的目标和路径。第三是，从进化的概念来讲，我对进步的怀疑也是成立的。你可以看到，生物没有统一的生存法则，只要能生存和繁衍就是胜利。所以生物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它们各自通过占据不同的生态位来实现生存和繁殖。也就是说，生存和繁殖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有分歧的，这意味着你没办法定义什么叫“进步”。

Yi：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经过世的人可以活过来，并回答一个问题，你想问谁？问他什么？

W：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第一反应是曹雪芹吧，我想问问他，《红楼梦》后面本来要写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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