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猴子变的吗？”
“人只是基因的奴隶？”
“生物间的竞争，是否只有赤裸裸、血淋淋的斗争？”
进化论，这可能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科学思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懂点儿”进化论；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对于进化论的理解充斥着各种过时的、甚至是被颠覆已久的观点。
然而，它却又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思想工具，“如果要从古往今来的人类科学思想里，找出一个对人类（至少是现代人）影响最大的，非进化论莫属”。
越是形势艰难，“进化”越显示出它颠扑不破的力量。因为相较于生物几十亿年的进化尺度，只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人类显得就像“沧海一粟”。
从“进化”本身，我们能习得如何从更高维度、更长周期、更接近本质的视角，来理解波诡云谲的环境、理解人本身，甚至是依此“指导”社会发展、商业向前和人的进化。
身处“新旧路径”交替、环境剧变的当下，从进化论来看人类社会、看商业，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启发。第24期《进化》，我们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进化论讲义》作者王立铭聊了聊。
他说，“进化论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本文为采访内容精编，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王立铭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进化论讲义》作者
采 访：徐悦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问：“进化”是目前舆论场、企业界的一个热词，在复杂形势、看不清方向时，很多人会用“进化”勉励自己跟上时代变化、不被拍死在沙滩上。
但就像您在《进化论讲义》这本书里，引用的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的话，“进化论有个奇怪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进化论”。关于进化论，您认为目前最被人们广为引用、但却是误读的认知有哪些？
王立铭：近些年，在生物学之外，会看到大量的人引用、提起进化论的概念。
比如，会把一家公司、组织比喻成生命体，把公司、组织的变化与生物世界的一些变化相类比。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意味着很多人潜意识里，已经认识到人类世界的很多问题没办法用几个简单的规律进行总结、归纳，不像物理学里，有了“牛顿三定律”就可以推演地球上所有物体的运动轨迹。如果让我来描述，它可能有点像节假日的购物广场——有一座主体建筑物，有几个出入口，每层有基本的功能设计，人流的高峰和低谷也有大概的时间规律。但这个“秩序井然”的广场里，还是充满各种意外：每个人为什么来、几点来、和谁一起来、来了做点什么再走、走的时候是打车还是搭乘地铁，等等。这些都是变化多端、无法预测的。一个人原本计划晚上7点回家吃饭，路上看到某个店铺做活动，打算多逛会儿再走；两个陌生人一前一后走路踩到脚吵起架来，周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更复杂的思想体系来帮我们理解这个真实世界。进化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工具。但我必须得说，当大家引用进化论时，对于它的认知确实存在着不少误解，知识层面的误解倒问题不大，毕竟大家都不是生物专家；但对于进化论的错误认知，一旦影响到、延伸到对于人类世界的理解，就可能会有问题。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自私”这个词。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这本书流行后，“自私的基因”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很多商业组织的领袖经常会引用道金斯的这个观点来说明一些问题。道金斯认为，生物个体其实是基因的载体和奴隶，是基因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繁殖而开发出来的工具。在科学意义外，这个概念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成了很多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点：“既然生命的本质是传递基因，而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那么，当我们撕开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整个生物世界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修罗场。一切规则、道德、秩序，都只是遮掩和粉饰，我们的底层本能就是纯粹自私。”最大的问题出在我们对“自私”的定义上。如果我们仔细看进化论、道金斯的理论，实际上他对自私的定义是非常道德中性的，并不是人类世界“狭隘理解”的带有损人利己的含义，“只管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自私”其实可以分成3种：双赢的利己又利人、中性的利己不损人，以及比较负面的损人利己。在生物界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案例，生物最大化自身的生存繁殖并不是通过影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反而是通过增加其他人的利益来实现的。
另一个误解是“竞争”。刚才讲到的人们所理解的“自私”，有一个潜台词：一个人的生存、繁殖，必须建立在损害其他人生存繁殖的机会、掠夺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这种误解本质上有一个隐含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不管是生物需要的食物、栖息地、交配对象，还是人类世界中的国土、市场等，都是有限的。人类的生存空间往往被看作一个大小固定的蛋糕。因此，人类世界的唯一主题就是互相斗争，确认这块蛋糕到底应该属于谁，那么我们就习惯性地把它理解成血淋淋、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进化论刚进入中国时，它讲述的生存竞争，被当时的一些人理解成“弱肉强食，丛林社会”的种内竞争关系，并且推广至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之上。不光在中国有这个误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片面强调种内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给整个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它为入侵弱小国家、屠杀落后民族、歧视残障人士等恶劣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明确指出：生存竞争的含义很宽泛，不光只有这一种血淋淋、赤裸裸的形态。甚至连他本人都避免使用“竞争”这个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词，原文的说法是“struggle for existence”，直译为“为了生存而努力”。在进化论的视角下，除了这种你死我活、你胜我败的竞争外，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竞争”是会帮助生物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斑马和瞪羚这两种食草动物都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生活习惯类似，也共享着相同的食物来源。按照人类狭隘自私的理解，它们为了争夺同一块草地，应该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但事实上，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不在于它们热爱和平，而是它们在漫长的交流中，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技能：斑马主要啃食草原表面的嫩草叶子，取食容易，但纤维比较多，营养不丰富；而瞪羚主要啃食青草的根部，吃起来比较费劲，但营养成分更足。我们看到，竞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了。因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动物实际能够利用的资源总量在变大，从原来只有草的叶子变成草叶和草根。两种生物在资源总量变大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不同类型的资源，使之进入一个和平相处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竞争不一定需要你死我活，还可以有做大蛋糕、双方都得到好处的竞争关系。既然如此，“自私”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建立在损人利已的基础上。
问：在进化论中，竞争是一个能够同时贯穿生物世界、人类世界和商业世界的概念。
刚才您讲到竞争不一定需要你死我活。但在商界中，我们经常还是会看到，大公司在做大后，时刻会提防小公司“颠覆式创新”，总是想要把希望掐灭在火苗时，不让小公司有发展起来的机会。您怎么看？
王立铭：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得把竞争这个话题稍微展开讲一下。在达尔文看来，生存竞争有3种形态：一是刚才你说的种内竞争，我们一般把它理解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一种是种间竞争，就是斑马和瞪羚的例子；最后一种叫环境竞争，指的是生物和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适应关系。我们必须得承认，任何一个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这3种竞争它都需要经历。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递进关系”——需要先掌握种内竞争的能力，才谈得上去掌握种间竞争，也只有前两者都有了，才能去适应更大尺度的环境变化。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市场上所有成功的企业一定都是种内竞争的胜利者。赢得种内竞争是生物个体和商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先活下来才谈得上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创造更多可能性。一般来说，在商业世界中，一种全新商业业态出现的早期、参赛选手同质化程度很高时，最容易出现商业意义上的种内竞争。比如，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门户网站、社交工具、视频网站的竞争、在线团购领域的“千团大战”等，其实都是商业意义上的种内竞争。在这些案例中，不同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大同小异，争夺的用户群体也是同一群人，因此资源效率和狼性就成了关键制胜要素。所以在今天中国的商业世界，商界精英对于竞争的理解，往往还停留在种内竞争的层面。他们习惯于把一切新入局的公司看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强调狼性文化、效率第一，掀起一场又一场以资本为武器的商业“种内竞争”。因为要是无法胜利，就谈不上有后面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进化带给他们的路径依赖，这本身是一个很难避免的思路——用“种内竞争”的视角去理解其他潜在竞争者。但对于一家想要基业长青的公司来说，赢得种内竞争还远远不够。相反，有很多事例证明，如果商业组织过度迷恋种内竞争的逻辑、希望把所有潜在竞争者都消灭或者吞噬，反而会出大问题。首先，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可以占据所有的生存空间。这是资源的总体约束导致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空里，生物能够获得的能量、资源总是有限的，这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把所有的生存技能都发展得特别完美。像刚才斑马和瞪羚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最完美的生物应该是兼具两种优势——既能吃草叶子，又能吃草根，还能把两者获取食物的能力都拥有，进而可以在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里成为胜利者。但实际上，我们很少在自然环境中看到这样的生物，因为它的能力、能够调动的资源都是有天花板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它所有的能力都想发展，那么它的每个能力都会发展得比较平庸。既然如此，我们就会看到绝大多数生物只能“被动地选择”，在某种能够帮助它生存和繁衍的技能上投入更多资源、做得更好，然后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回到商业世界，可能也是类似的道理，把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都看成种内竞争、在别人的技能点上都要超过它，这本身就是奢侈品、是无法实现的。在中国互联网领域也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案例：阿里旗下的社交工具“来往”和腾讯的微信正面作战，进行熟人社交领域的种内竞争，输得明明白白。但阿里转而投入偏工作场景下的社交工具“钉钉”，和微信错位竞争，发挥自己在企业级服务方面的优势，最终取得成功。阿里在社交软件的战场上，就是通过寻找全新的生态位，把种内竞争转换为种间竞争，并因此成功地生存下来。另外一点，就是“共生”。刚才讲到把所有潜在竞争对手都消灭，一是做不到；二是，即便能做到，也未必需要这么做。在自然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存策略，与其把所有对手都看成种内竞争的对手、需要消灭；还可以把它看成环境的一部分，和它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协作关系。比如，我们都知道蜜蜂和蝴蝶要替许多花传粉。从人类视角来看，蜜蜂和蝴蝶完全是贡献者的角色，只有植物是获益者。但实际上，两者是双赢关系：植物需要昆虫帮忙传花粉，这样它才可以更好地繁殖；昆虫在传花粉的过程中，也可以吃到花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一方觉得自己应该攫取更多资源，把另一方当对手，比如昆虫进化出一种能力，只吃花蜜、不传粉；或者植物进化出一种能力，欺骗昆虫来传花粉，但是不生产营养足够丰富的花蜜。最终的结果就是，它可以占得一时的便宜，但从长期来看，它使相互依存的一个物种灭绝了，结果就是自己会灭绝。从这个角度来讲，“转变视角”能够帮助生物更好地生存。问：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公司“强者恒强”“马太效应”的可能性。您在书里写到谷歌的例子。2015年，谷歌宣布调整企业架构——通过创办一家名为Alphabet的“伞形”母公司，把旗下较为成熟的搜索业务与其他较为早期的业务单位分拆，分别作为独立子公司运营。
独立后的子公司除了谷歌之外，还包括专攻生命科学领域的公司Calico和Verily、智能家居公司Nest、深度学习公司Deepmind、投资公司CapitalG、无人驾驶汽车公司Waymo等。
在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一种可能性——大公司不断用较少的资源去做创新尝试，进而在大多数领域实现“赢家通吃”，最终成为一个大而不倒、基业长青的“巨无霸”？
王立铭：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自然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首先，生物都是环境的产物，商业组织也一样。环境又是会发生剧烈变化的，而且总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完全没法预料的方式发生，类似于小行星撞地球这样的事件。因此，在一个出现剧变的自然环境和商业环境中，什么样的生存技能能够保证生存下来？这是无法提前预料的。即便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愿意投入更多资源、更多自由去探索一些新的生存技能，包括像过往安卓的拓展，这固然很好，但要想指望这样的东西，就能帮助它抵抗完全无法预料的、史诗级的环境变化，那肯定是做不到的。我们想象一下，当有一个全新的、类似于过去互联网这样的东西被发明出来，比如脑机接口等。我相信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新的公司会成为新时代的谷歌，而不是谷歌2.0。其次，还是刚才那个逻辑，占据很多生态位的生物，它在每个细分生态位上可能都不是活得最好的那个。还是以谷歌为例，安卓系统相当于帮谷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找到“第二曲线”。但是，不管是产品能力，还是盈利能力，安卓系统都不如iOS系统。所以即便谷歌可以做到占据许多生态位，但在每个生态位上，它都无法做到“支配”。这两点就决定了，能够霸占现在所有生态位、还能保持基业长青、一直不被淘汰的公司，是不会出现的。问：您在书里引用了哈耶克“乡间小路”的比喻——“最初田野间并没有路，但每个人穿过田野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选择一条自己觉得最快、最安全、最舒服的路径来走。一个人如果顺利穿过田野，他留下的脚印就很可能被别人跟随。
如果一条路走的人实在很多，踏出的脚印和路线明晰，也就更容易吸引其他人走上来。正因为每个人都在用脚‘投票’，田野中最终踏出的那条路，往往真的就是最好走的。在整个过程里，没有设计师精心的设计，也没有群众的共同讨论和商议。”
进而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世界里的大多数秩序、组织、规范，都是遵循进化的逻辑自行演化而来的。
但是在商业世界、社会生活中，我们似乎还是会看到“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顶层战略设计的存在，政治家和企业家“远见”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比如任正非20多年前预测“迟早会和美国在山顶相遇”。跟随环境进化，与“周期”“客观规律”等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王立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地球生物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它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只能通过进化的方式来进行无目的的探索、尝试，最终得到一个正确的方案。
就像哈耶克讲的“乡间小路”的例子。在他的案例里，走出这条小路的人是不需要掌握地理测绘、道路设计的知识的；但人不同，人既然有理性、有智慧，当然要拿出来用。一般来说，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或者设计一个复杂系统，有两种思路：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种理性，我称它为“有目的的设计者”，有一个特定目的，要去设计一套东西；另一种思路就是，不代入理性的角色，而是用进化的方式，“乡间小路”就是如此。我管这叫“有边界的推动者”。这两种思路有不同的使用场景以及不同的优缺点。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在路径清晰与不清晰的不同情况下，两者的使用方式就不太一样。当已经有先行者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时，比如莱特造出一架飞机，这就意味着这条路径已经清晰，后续就是要优化、提高效率、提高安全性。当路径清晰的时候，利用人的理性去做“有目的的设计”，是效率更高的方式。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商业世界中，有大量的时间是路径不清晰的，比如某件事情从来没有被证明有效时、环境发生剧变时，可能就像今天的情况，不管是商业环境还是政治环境都在变，意味着过往的成功经验可能失效了。当遇到这种路径不清晰的情况时，大家依旧很难抑制住理性的冲动，还是想用“有目的的设计”去解决问题，毕竟人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有很强的智慧。但最终失败的概率会很大——历史上有大量这样错误的案例，包括设计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语言和文字，绝大多数类似思路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有的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时，一个看起来比较笨拙、但最终可能能帮助我们得到正确路径的方式，就是进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有边界的推动者”——要明确哪些事不能做，在能做的范围内尝试各种各样的路径，看哪条路能走出哈耶克所讲的“乡间小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如此。一开始搞改革开放时，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大一个刚从农业社会转型而来的国家，到底怎样才能发展出现代经济和现代技术。当时所说的“摸石头过河”，本质上就是在某种边界限定内，比如基本政治制度不能改变的基础下，允许大家走出一些新思路。最终确实更好地帮助我们找出解决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我们刚开始搞改革开放时，是不是有人有足够的智慧能够事前设计出一条完美的路径，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大概率是没有的。第二个，还是跟“理性设计的冲动很难避免”有关，它有一个基本前提和默许，即认为人的脑子也好、人类世界也罢，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地作各种文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类世界和生物世界有一个共同特点——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是会受过往环境深刻影响的。铁路轨道的宽度设定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今天全球主要铁路网中，两根铁轨之间的距离是143.5厘米。这个宽度是英国人史蒂芬森在主持修建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的铁路时制定的，并在之后百年间被很多国家采用。史蒂芬森制定这个数字，主要是因为在铁轨上跑的，由马车制造商制造的传统马车车厢，车轮之间的距离是143.5厘米。至于马车车厢为什么要做这个设定，大概率可能跟马的体型有关系（比如两匹马并行拉车，那么两匹马屁股宽度的总和就决定了车厢的宽度和车轮的间距）。结果可能就是，马的身体宽度影响了马车车厢的宽度，又进一步影响火车车厢的宽度，从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全球铁路网的设计参数。今天，牵动火车的动力装置已经屡次升级，和马没有一丁点关系了；工程师们也明确指出，如果能够增加铁轨的距离，对于铁路的运输效率来说就会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种变革大概率是永远也无法发生了。毕竟，改造全球铁路网需要付出的成本实在过于高昂。因此，铁路工程师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在原有设计上修修补补。这个联想还可以再进一步：世界各国主要通过铁路进行火箭的运输，而铁路隧道的直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火箭的粗细，从而限制了人类发射的外太空探测器的尺寸。如果未来有一天，人类的飞行器在宇宙找到外星文明，外星人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地球人类的飞行器长成这个样子，寻根溯源的话，其实是地球上马匹的屁股大小决定的。再比如，前些年我们身边特别流行日本的所谓“工匠精神”，一时间寿司之神、煮饭仙人成了人们敬仰和效仿的对象，很多人认为只有这种专精一艺的死磕精神才是成功的正道，中国人缺乏这个东西应该学。但实际上，放到进化的逻辑来讲，日本工匠精神的缘起可能就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催生的，比如它可能就诞生在一个环境特别稳定、同质化竞争又特别强的时代。在敬仰工匠精神的同时，我们也经常会提及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指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陷入持续的经济萧条），提及日本在互联网时代、电动汽车时代、5G时代快速落伍的遗憾。所以说，生物进化不可能是所有方向都探索，只能在原有基础上“小修小补”。比如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例，一个人摸第8块石头过河的前提，是建立在前7块石头的选择、决定的基础之上的。人类世界、商业世界的变化也是一样，是受一些历史经验、历史路径约束的，不管是传统思想、文化，还是社会制度、生活习惯，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或者改变。之前所有选择的积累，决定我们接下来的选择是很有限的、只能朝少数的方向走。而许多做判断、做预见、做理性设计的人是没有意识到这点的，或者说他们低估了这点所造成的困扰。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尊重这些“约束”，而不是随意、轻率地认为这些约束可以被任意抹掉。
问：在当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企业家处于信心冰点的背景下，在进化论中可以给到他们哪些启示？
第一，生物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环境带来的挑战特别剧烈时，比拼的就是生存和繁殖的效率。谁能利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生存和繁殖的需要，谁就是最容易胜出的物种。所以这时，生物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牺牲效率来换取更多的可能性。在商业世界里，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在蓝海要高速增长，在红海要苦练内功”，可能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有性繁殖”。我们知道，有性繁殖其实是一个效率很低的繁殖方式——一雌一雄要在一起，然后繁殖一个后代。这首先是增加了麻烦，得先找到配偶；其次，繁殖后代的效率降低了一半，因为它只传递自身50%的基因，剩下50%来自于配偶，传递基因的效率降低了一半。但有一个很反常识的现象是，地球上那些既能有性繁殖、又能无性繁殖的物种，在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有性繁殖。因为这时候生存压力很大，它不知道哪些基因的组合、哪种生存方式，能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所以它就需要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让自己的基因和配偶的基因进行充分重组、排列组合，生出更多样性的后代，进而确保这些后代中有一部分能适应这个残酷的环境、活下来。第二个经验是“边缘创新”。地球上，新物种出现速度最快的环境，并不是像热带雨林、草原这样物种已经非常丰富的地方，反而是南北极、沙漠、高山这种看起来非常贫瘠危险的地方。这个看似反常识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可能是因为在这些物种贫瘠的地区，现存生物种类有限，因此生存竞争不是太激烈，留出的空白生存空间、生态位比较多，有益的变异相对容易出现。所以在环境非常残酷时，虽然会导致灭绝和淘汰，但它也带来全新的、大量的生存空间可能催生新物种的诞生。这也是一个经验，或者至少是一个安慰。第三，在这种残酷的环境里，我们要找全新的生存方式。但前面我们讲过的“路径依赖”告诉我们，在进化历史上，生物要想做大胆的、革命性的创新，是很难的。因为它自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备、精密的系统，而创新在很大概率上会导致真正的破坏，而不是创新。那怎么给创新更多的机会、降低创新的代价呢？就需要适度地“浪费”资源，储备看似可有可无的冗余。在很多时候，冗余会被认为是一件降低效率的事情，毕竟多养一些人、多干一些事、多建立几个组织最终可能并没有什么用。但进化历史告诉我们，冗余的基因也好、冗余的器官也罢，甚至是冗余的生物个体，往往意味着在冗余上面做突变、做探索、做尝试的代价是很低的。毕竟冗余的意思就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哪怕真的破坏了也无所谓，但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创新的概率就会更大。对于这一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们应该是最感同身受的。科学史上大量的发现和发明来自意外，比如X射线、原子核、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青霉素，等等。这恰恰是因为原始创新无法提前规划，支持科学探索最好的办法就不是重点盯住几个众望所归的人并期待他们产生突破，而是支持一定规模的科学家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高强度的竞争一般都会导致“内卷”，而相对宽松的环境才是能够实现创新的一个原因。在残酷和多变的环境里，这也是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在环境剧变下，需要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但其实要想酝酿真正的创新，还是需要有一些“闲人”、有一些冗余才可以的。
问：在人类几千、上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是否诞生了哪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弱点”？
王立铭：人在进化过程中，有没有留下什么弱点？这个当然是有的。
首先，我得讲一个基本原则，“进化是一个唯结果论者”。它只管结果——一个生物只要能够成功地生存和繁殖，它都会被自然选择定义成“胜利者”。自然选择是不会关心哪个具体参数是不是优化到了什么程度，它只看结果，所以这就导致一定会有许多缺陷被积累下来，只要不会干扰到生存和繁殖都是“无伤大雅”的；同时，也有许多曾经的“优点”，当环境变化后就变成缺陷，还没有来得及被淘汰。这两个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种环境下，看任何一种生物，一定都是充满了缺陷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从生物学特征来说，人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新生儿出生后，没有任何独立生存的能力，除了吃奶、除了哭以外，什么也干不了。可想而知在野外生存时，是会有巨大问题的，这意味着父母要花许多精力照顾他。但这种“缺陷”，实际上是某些巨大优势所带来的必然代价。巨大的优势包括两个：一个是人的直立行走。大概在6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从四条腿变成两条腿的直立行走，这带来许多优势，包括视野的拓宽、解放双手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脑容量、大脑体积在变大，过去600万年时间里增大了差不多3倍，导致人类智慧的出现，在物理上具备了可能的条件。这两个优势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如果人的胎儿的脑袋长得太过大，妈妈是生不出来他的。因为直立行走导致人的骨盆结构没办法去生那么大脑袋的孩子。“妥协”的结果就是只能在孩子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先把他生出来，之后再进行大脑的发育。我们看，为了更好地执行直立行走和大脑袋这两个优势，人就不得不承担相当惨痛的代价——出生后非常脆弱的生存能力。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缺陷的时候，往往会有更大的好处去“掩盖”这个缺陷，这才使得它能够留存下来。其次，刚才我们也讲到第二种可能性——当环境变化时，原来的生存优势可能会变成劣势。这点在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我举两个例子。人在一万年前开辟了农业时代之后，人的文明进化速度是远超人在生物层面的进化速度的，所以可想而知，人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生存技能就变成一种负担，甚至是缺陷。比如，人的社交能力是在采集狩猎时代、甚至是更早前就已经形成了。现在我们认为，人脑能够处理的熟人关系差不多在150-250人之间，可以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具体特征，和他们进行比较有效的信任和社交。这个数量和采集狩猎时代的人群的数量是基本一致的。但人发展到今天，所需要打交道的人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量级，可能每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都有上千人，更不要说在社交媒体上经常需要看到成千上万人的消息，并且与他们互动。实际上，要想和这么多人建立信任、建立有效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今天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信息茧房、互联网上大量的言语暴力、选边站队、“后真相时代”，等等，本质上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社交能力相当于停留在了采集狩猎时代，它没有随着文明的进化而快速发展。这当然就会导致一些缺陷。还有一个例子是人脑。所有动物的脑袋都会“学习”，这也意味着它能够响应环境的变化。但问题是，包括人脑在内的所有动物的脑袋，它响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方式，都可以认为是“线性外推”的；或者说，它会默认环境变化是以一种缓慢的、可预测的方式在发生。这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环境的变化从来都是非常缓慢的，即便是像小行星撞击地球这种史诗级的灾难，实际上它所导致的生物灭绝也是发生在百万年的尺度上，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是，在人类建立文明以后，环境变化的速度相比过往是远远提速了的。比如我们曾经说“代沟”是几十年跨度上的人无法互相理解，而今天可能我们和晚几年出生的人之间都已经无法互相理解了。人的能力被限制在“线性外推”所默认的缓慢变化的环境里，而这种认知体系是很难适应目前这种飞快的环境变化的。这是进化留给人类的两个历史包袱，一个是社交能力，另一个是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所以这时候，“讨伐”其他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被洗脑、被谣言误导了，或者是批评某个社会制度没有建立好、信息过滤和审查得不够严格，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意识到，当这个问题如此根深蒂固、根植于科技发展和生物本能之间时，我们首先得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性、以及改变它的艰难性，有一个更充分的认识，然后才谈得上怎么去解决它。它本质上都是因为，习惯了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处理变化非常缓慢的信息、然后又只会对这些信息进行“线性外推”的人脑，在进入到一个快速变化、拥有亿万成员的一个信息环境时，所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王立铭：确实很难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很有效地去克服。
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社会的许多社会问题，实际上有着很本质的生物学原因，很难完全克服，包括像精神疾病的高发可能也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些问题，它不是因为我们现代人有多笨、有多蠢，或者现代制度有多坏，而是人脑的进化历史所留给我们的一个历史包袱。只有承认这个基础，才谈得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如果延伸到真实世界中的其他问题，包括怎么和陌生人相处、怎么建立一个能够有效沟通的组织、怎么在陌生社会中建立信任、怎么保证信息有效且准确地传播、怎么建立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人的社交能力和认知能力，实际上都是在文明时代来临前就已经形成了的。
问：您在《进化论讲义》里写到，“如果说人类生物学层面的进步最终将依靠基因科学，那么人类文明层面的进步也有一个终极版本——脑机接口技术”。
前阵子，马斯克投资的脑机接口公司宣布有了新进展，5年内使用脑机接口治愈耳鸣，10年内解决大脑和脊椎损伤。目前在这个领域，有哪些前沿的进展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
王立铭：其实在脑机接口的科学突破上，马斯克并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贡献。他做的那个工作——在猴子脑袋里插个电机，进而可以控制光标的移动，早在20年前神经科学家们就能够实现了。不光是猴子，在人身上也可以实现。
当然，他在技术上还是有一些贡献的，比如把植入电机的电极和装置都做到高度工程化和创伤尽可能小。从概念上来讲，我们知道，人类大脑是一个由大约86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这么多神经细胞，彼此之间建立了差不多100万亿个连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类大脑想象成一个由860亿个晶体管组成的、拥有100万亿个节点的CPU。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精确采集这860亿个晶体管、100万亿个节点上每时每刻发生的活动，应该能够从中解读出人类智慧，解读出我们大脑此时此刻正在想什么、做什么；也应该能直接向大脑输入电信号，改变大脑的工作状态。要是再能利用模型把这些电信号还原成人的思想意识、输入电脑的话，甚至还可以实现大脑和电脑的联网，或者大脑和大脑的联网。等这一切实现之后，人类文明的进化速度将提高到一个无法想象的水平，甚至可以让人类脱离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直接定居于虚拟数字世界，实现“长生不老”。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理想，在很多科幻小说里都有这样的情节。但今天距离我们实现它，还有着无比遥远的距离。我们现在所谓的“脑机接口”技术，所能够读取的神经细胞的电活动，大致在几百个到几千个神经细胞左右，距离860亿个还有着巨大的鸿沟。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太能理解这些电活动是怎么编码意识、情感、思考等东西的。它是一个极其长远的愿景，在今天还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目前它唯一有价值的应用，仅仅是可以帮助帕金森患者控制自己身体的运动、帮助瘫痪患者控制机械臂，等等，大概处于这么一个水平。
问：英国《自然》杂志5月中旬发表了一份新的研究成果，利用脑脊液内关键靶点Fgf17因子，将年轻小鼠的脑脊液注射至老年小鼠的大脑中，能够逆转后者的记忆衰退，提升记忆力。
您在书里也曾写到，“在未来，基因科学的发展会让我们看到一种更终极的可能：人类可以直接操纵基因、直接主导自身的进化”。
但如果从长远来看，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人岂不是有更多机会、更多样的选择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好”，与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将越拉越大。您怎么看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偏向性”？
王立铭：确实有这种可能。实际上，大家一直不太愿意承认这么一件事：人类一直有一个理想，通过技术进步帮助我们实现世界大同，尤其是那种低成本、推广起来比较容易的技术。有一些东西确实也做到了。比如生产出来的廉价工业用品，它们保证了全世界相当一批人的生活比中世纪的贵族都要好得多，生活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但我们确实也得承认，大部分技术在刚刚进入人类世界时，往往是扩大而非缩小阶层分化和人群的割裂的。毕竟技术总是有门槛和成本，通常是认知能力、财力最顶尖的那部分人会先享受到，过去像汽车、互联网的发明都是如此。近年来，一种被称为CRISPR的基因编辑技术在小鼠、植物和人类身上取得一系列突破。2019年，乔治亚大学的科学家团队成功通过这项技术培育出食指大小的白化白色龙蜥蜴。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白化症患者的视力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当然也不例外。等它真正成熟后，肯定也还是最有钱、对这项技术前沿掌握最敏锐的那部分人，会最先得到它的好处，不管是通过投资，还是亲身体会到对自己疾病、健康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它的成本逐渐降低，就会有更多的人享受到它。唯一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与其他技术不同，基因编辑技术是“可遗传的”。其他技术，比如互联网，上一代使用后，不意味着下一代也同样会使用，还是得重新学习。但基因编辑导致的能力提升，是可以直接遗传给孩子的。它会放大一个新技术进入人类社会中导致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的危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人类在讨论基因编辑时，凡是涉及到修改人类生物学性状的技术，都会非常小心。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伦理讨论，可能会对整个人类的世界观、社会结构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目前可以接受的是，比如要是后代真的有严重的遗传疾病，携带某种威胁健康乃至生命的基因变异，直接在胎儿阶段修改，或者通过这种方式治疗疾病。这是一个道德上、监管上都可以接受的合理诉求。但要是指望通过它来提升某个性状，比如让孩子变得更聪明、提高身体的强壮度，创造一批很厉害的富二代出来，目前这在伦理上还是无法接受的。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不需要那么担心，因为人体这些复杂的特性，包括智商、情绪、健康水平等，虽然它确实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ABO基因的变异决定人的血型、FTO基因的变异会影响我们是不是肥胖、ALDH2基因的变异决定我们喝酒会不会脸红，等等。但它往往不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而是大量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通过改变单个基因是不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及改变某个基因会不会产生副作用等，实际上我们现在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还有很远。所以它是一个长远需要担心的事情，但今天可能还没有到特别值得担心的时候。作为一个科学家，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强有力、也确实对人类有益的技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它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是不是可以帮助人类适应外星球的生活，帮助人类“殖民”火星？或者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文明时代的种种新特性？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怎么为这些新技术找到一个对人更有好处的应用场景，发挥正向作用。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书的最后提到，人类目前进入到一个范式转移的关键时期，传统的经验和路径正在快速失效，而新经验和新路径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默认有标准答案和现成解题思路的问题，比如和平与发展、全球化等，似乎需要重新检讨。这注定会是一段充满希望、也充满混乱和迷茫的探索期。
就像梁济一百多年前的那个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您有什么看法？
王立铭：我想说两点。第一点，这个世界既不会好，也不会坏。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时候，会用“理性”来默认人类社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存在。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这个结论肯定是错的。但是他的论证过程，实际上能反映很多人的潜台词，即通过比较人类社会、世界各国不同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最终我们能找到一个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这样一来，历史就终结了，大家都往那儿发展去了。实际上，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历史从未终结。它既不会变好，也不会变坏，它只会变，不以人的客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个世界的变化，包括客观环境的变化、你的对手的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就像进化论里非常有名的一个概念“红皇后效应”：你只有不停奔跑，才能停在原地。环境的变化从来都是多变和不可预期的，因此你也只能不断求变，可能表现出来像是一切在变好，也可能表现出来一切在变坏，甚至表现出来你一直在原地绕圈、没有任何进步，瞎忙一场。无论如何，这个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世界，可能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件事，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灯塔、没有终点。它就是一个在混沌中长期震荡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能够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个客观规律。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承认这个环境从来都是这样的。甚至我们说得悲观一点，人类历史过去这几十年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偶然，更必然的结果是大尺度上的不可预期。所以谁最先认识到环境的多变是一个硬约束、一个大前提，那谁才有可能抛弃幻想，真正找出自己在这个环境里新的生存方式、把自己协调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上去。第二点，在“历史从未终结”的这种持续变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面临的选择并非无限的，而是受过往经历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但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经常讲，“进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它从来不会做革命。在进化历史上，不可能有一个生物为了学习另一个和它毫无关系的生存技能，而突然间舍弃掉自己原本的生存技能。因为在舍弃和学习的过程中，它就已经被淘汰掉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生存技能上“小修小补”，将就着、得过且过地往下走。所以在永远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也只有这样的生存方式，只能基于自己过去的资源禀赋和路径，在这个基础上“小修小补”，找到在多变环境里的任何一个时间断面上的生存技能。但稍微值得乐观的是，这本身也创造了机会，这时恰恰也是创新最容易萌芽的时候——很多传统方式被打破、许多优势物种被淘汰，因此不管是新的生存空间、新的生存技能，还是新的商业实体，可能都会在这个环境里诞生出来。总的来说，地球生物进化永远都处在“现在进行时”，一方面，要在现有的环境约束下持续优化和改善；另一方面，要被动地等待可能随时从天而降的环境变化。既要因地制宜，还要拥抱变化，这是地球生命一直在努力，但永远也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Yesterday is history，tomorrow is a mystery，but today is a gift，that’s why it is called present（昨天已成为历史，明天却依然是谜。今天是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它为什么被称为present<是双关语，一为“礼物”，一为“当下”>的原因）。这句话，我想也能送给亿万年来始终努力求存的地球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