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沉思录的文章《六月是你的网暴》借着武汉小学生被撞身亡后母亲因网暴自尽，以及四川地铁大叔被诬告偷拍，和泼水节消防员帮女子拔除拖鞋三个事情连起来聊了聊网暴这个话题，这三件事都是近期发生的与网暴有关的事情，而且这前后国家还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预示着关于网暴现象的管理终于要进入一个新阶段。

不过有的读者看完不满意，认为我们聊网暴是避重就轻，应该重点聊张薇事件突显的性别对立，仇男现象等问题。我们把这三件事情放一起聊，本身就是因为这三件事都与网暴有关。就目前来说，网暴现象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与普通人相关度更高的事情，它的发生不限定于人群阶层和性别，亟须被治理，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与性别对立问题有关就可以无视它背后更广泛的网暴和流量运作机制，尤其对于张薇来说，她不光对流量的运作很熟练，其高中女同学还曝料在高中时就被张薇霸凌逼到差点自杀。

集中爆发的网暴与性别对立现象

当然，最近涉及到偷拍，性别对立的话题也还有好几件，有同样是乌龙的，之前成都地铁还有一起男子地铁让座站起后被两女子怀疑在鞋面安装摄像头偷拍后澄清事件，杭师大女生怀疑男生偷拍后双方和解事件，也有真正的违法侵害事件，BBC的纪录片《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曝光了一个在日本运行的涉及中国人的偷拍团伙被抓获（其中有前几年游戏圈知名的FF15诺克提斯“官方COSER”藏新宇，这个事件被一些人试图描绘成“不尊重女性的东亚社会”甚至是“中国特有”的事件）。除了这些，还有天津大学食堂男生因吐槽猫屎太臭被一女生将盖饭扣到头上，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三个女生霸凌一个女生，男生试图帮助被霸凌女生并录像，导致三名霸凌女生报警事件等等。

如果在平常，像最后两个事情就属于一般的学校内冲突事件，并不值得大众过多讨论，但很不巧的是，以上提到的这些事件基本都发生在最近半个多月内，尤其张薇事件的影响力非常大，直接让上述其他事件的关注度和上纲上线的性质也上升了一个层级。这也是在张薇事件参与者中两拨情绪比较极端的群体都如此急切，并且不想把事件的争吵停留在网暴和诬告本身的原因。

一拨人认为真正的偷拍产业链真实存在，让女性都感受到了被侵害的威胁，怀疑受到侵犯是自己的权力，就算怀疑错了行为本身也正当。张薇在大众舆论的翻车让真正的犯罪被无视，让女性怀疑的权力受到压制等等，尤其在叠加了近年来也在国内产生不少影响力的一些话术，如雄性原罪论，异性恋原罪论，东亚原罪论之后，这种怀疑在一些激进者中变成了一整套的性别仇视理论（持这种思维的也没有统一的性别）。

另一拨人认为一些群体那种“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犯罪者”的思维非常极端，大部分人都是正常遵纪守法的人，而现在社会舆论和司法对女性出格言行的包容程度远大于男性，让普通老实男性受到压迫，再叠加婚恋彩礼等日经话题，这些人认为应该借张薇事件展开斗争，争取自身性别的权益，等等，其中一部分极端者更试图捡起类似当年欧美米格道，红丸之类的“武器”。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并不能把这两拨人完全看成两种立场的冲突。我们并不能清楚知道这其中有哪些人是有目的的挑动者搞事者，有哪些是想从中渔利的人，有哪些是真正有犯罪倾向和行为的人。就像张薇，从她对同学的霸凌经历来看，这是品性问题，并不关乎她针对什么性别。

性别冲突议题，关于女性，关于男性

目前，传统媒体和管理机构对网络性别议题和冲突的反应和处理方面，表面看起来是显得有些迟钝，不合时宜的，然而网络舆论每天都在进化之中。性别冲突对立问题起码在网络上确实是一个已经必须正视，不能回避的问题。

然而，即便在激进女权主义舆论与性别议题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无论是激进女权主义舆论的既得利益者还是这些既得利益的反对者，两方在基本理论素养上都是惊人的无知的。客观地说，这符合大众级别的认真水平。所以，我们还是想讲对可能身处于网络性别与身份政治漩涡的普通男男女女讲一些可能有用的基础理论，观点与思考。

（警告，本文很长，一万七千多字，但很推荐读者们看完，如果你现在没什么时间可以收藏一下有空了再看）

对女性朋友讲这些，并不是我们要“反女权”，反对两性平等，不让你们维护自己权益，而是想从我们的思考指出一些当下那些激进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和根源上的误区，尤其是进入中国之后的，如果放任这些源自西方的激进思想在中国继续下去实现其目的，那最后对中国人，甚至是整个第三世界人民产生的后果大概率不是广大普通人凭性别和身份政治就可以避免。不愿意听对当下的激进女权理论批评的可以直接划走，也别浪费时间对线。我想总归还是有人愿意看看的。（当然那认为两性不该平等的，或者认为自己是人上人，或者认为中国人有原罪的更不用看了）

对男性朋友讲这些，不是说不让你们去“斗争”，让你们去当什么“沸羊羊”，而是放眼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做事情总归还是要有相对正确的理论方法。倘若你有过接触打着“男性权益”、“男性解放”为旗号的各种团体，应当可以认识到其组成人员之鱼龙混杂，指导思想之混乱不堪是不言而喻的。

固然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生的侵害男性权益的案例使得当代中国男性对某些之前一度不屑一顾的领域开始了亡羊补牢式的重视，但这样的重视却同一些可以被轻易归类于犯罪者、恐怖主义者乃至法西斯主义者的理论与相关人物混杂在一起。

不客气的说，只要现代社会的起码规则还在，这些东西就永远也只能在见不得光的地方传播，也因此很难在更广泛的领域获得支持。至于某些梦想回归前现代社会的人（目前，这类人投射的欲望景观是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这样的社会对绝大多数男性来说绝对谈不上有什么权益可言，或许最终能恶性竞争出一个“阿尔法男”，但其脚下绝对是更多男性的血泪尸骨。

再比如说米格道，这种在欧美已经退了版本的东西如果再被中国一些人捡起来，那产生的效果极有可能完全不是这些人想看到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和压迫提供了希特勒崛起的基础那样，比如当前中文互联网地区米格道所推崇的一位“偶像“Andrew Tate”正在遭受罗马尼亚有关方面对他涉嫌贩卖人口的调查。这种盲目推崇带来的反效果随时有可能将男性群体的权益再度打入深渊。

和广义上的“男性权益”团体里的绝大多数人不同，笔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亦或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广义上的“女权主义”团体里的绝大多人也不同，笔者也不是以精神分析、后现代、解构主义等方法论的一般左壬，笔者仅站在自身的左翼和唯物主义立场。

笔者在书写本份文本中所使用的书籍，从哲学到社会科学再到自然科学，涵盖的都是属于可以纳入主流视野的文献资料，由于多年英文阅读与书写造成的长难句习惯，这里的文字可能会让你感觉佶屈聱牙，但是看完笔者汇总，梳理的这些资料，不管你觉得对不对，相信也不会认为笔者是在无的放矢。

以上，先打一些防杠BUFF，下面进入干货。

我们身处于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之中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以当前占据主流的知识构建体系来进行讨论的话，女权主义是一项被广泛认为隶属于“进步主义”或者说“左翼”框架内的理论与实践。客观的说，这并非是错误的认知，任何不承认这一点的人，无论此人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在根源上对抗法国大革命以来，历经无数能人志士所构建的追求更加平等自由社会的现代社会理论基石所衍生出来的女权主义的。

但就像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哲学领域也分出了数种路径一样（更别说还有与马克思主义并行但截然相反的理论了），女权主义这一与“左翼政治”高度相关的理论，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这一个路径。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的“女权主义”词条中，将女权主义大致分类为以下三个：自由主义女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激进主义女权。

在我们以前的两篇文章《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重新思考左翼，性别与身份政治》与《“北大宿舍聊天”爆火下的身份政治与性别治理》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一些女权主义流派的基本划分，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南希弗雷泽和朱迪斯巴特勒两大代表人物间的分歧和理论演变，当下爆红的上野千鹤子的相关理论及其问题，激进/后现代女权主义与文化霸权，新自由主义之前的联系，第三世界学者对激进/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判等等，这里不再复述。还没看过的读者可先看完本文再去翻之前文章，我们放在了今天推头的最后两条。

最开始以“两性平等”为主要议程的女权主义真正登上世界的舞台基本要等到19世纪中后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恩铭在《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一文中指出，学界普遍认为，自美国女性政治觉醒掀起女权主义运动之日起，美国历史上共出现了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其时段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浪潮大体一致。

具体而言，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终于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浪潮起于20世纪60年代，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浪潮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至今。近年来则有人将2012年以来，通过新兴媒体工具（主要是互联网工具）以席卷之势横跨全球（从洛杉矶到伦敦，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德黑兰，从德黑兰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女权主义浪潮归类成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第四波女权主义。

前两波历史下简单概括，第一波女权浪潮目标为女性获得基本的男女平等和政治权利，第二波主要涉及参政，就业、晋升、教育平等权，女性健康、生育、堕胎以及其他诸多涉及女性利益的各种权利。从第三波开始有了鲜明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强调女性问题涉及多种族、多族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习俗、多元文化、多性取向、多元价值等各种问题；主张跳出原有的女权主义思维框架，呼吁消除社会性别角色和偏见等。

比较前沿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当前深刻影响我们社会各个层面的女权主义浪潮同第三波女权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并最终将其称之为第四波女权主义。E.Ann Kaplan在2003年的时候就充满预见性的指出，第四波女权主义的特点是将第二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汇聚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后现代主义了）。

虽然也有其他质疑的声音，认为仅仅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将过去两波女权主义议程统一在一起，是否足以称之为第四波，但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实体在实践上对第四波女权主义的极度推动（从社交媒体到脱口秀再到电影电视剧），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的今天，去否认第四波女权主义的存在恐怕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合理性。滑铁卢大学教授Diana.C.Parry等人总结了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的四个主要原则：

将前两代女权主义浪潮产生的议程的边界模糊化

由新兴技术驱动

各地的女权主义者通过全球化相互联系

对性暴力以迅速和多元的反应著称

这四个抽象出来的原则对于熟悉当下网络性别对立舆论环境的人来说应该不难理解。关于第一条原则，既然第四波女权主义已经将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议程统一起来，那么必然造成过去的历史性分类统一在同一个标签下，过去的模糊边界进一步模糊到没有边界可言的地步。

关于第二条原则，推特ins微信B站微博豆瓣抖音小红书批量出现的性别对立话语消费者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和再生产ta们的政治议程。关于第三条原则，伊朗发生以女权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反建制运动，你朋友圈的ta们也大概率转发二三手的新闻与评论来表达对伊朗女权主义者的支持。

关于第四条原则，只要看看央视主持人朱军案、看看《无限恐怖》作者被诬告却难以维权、再看看唐山打人案与丰县八孩女案中，一些人在互联网和现实层面上掀起的、对男性整体视为”犯罪者“的侮辱与污名化就明白了。最终，像#MeToo这样的全球性运动，最终给每天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公众植入了一个概念，即针对你女性的性暴力不再是个人的，而是结构性，是男权社会乃至是男人这一群体的错。

在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主导的舆论和政治运动中的情绪失控与极端主义态度在今天也仍未被得到重视与干预，不如说，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体更是乐于推动，这一点当下在中国大陆也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马克思女权主义的得与失

在国内网络上，五六年前的自称女权主义者与当下自称的女权主义者在构成上产生了不小区别。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下的激进流派与传统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女权和平权主义者在很多方面分道扬镳。这一趋势在上野千鹤子那里也可以得到体现。

我们之前文章已经讨论过，上野千鹤子所言的马克思主义女权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否定与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发展，其特点是仅仅抓住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及其分配的共同点，论证女性解放需要改变物质基础与权力分配而已。

就像上野原书引用的道菲（Delphy）的话：“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析女性的压迫并无帮助，那么‘即便完全舍去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首先，我们要肯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的作用与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其存在的缺陷，以及为什么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会被激进派称为“用阶级矛盾取代性别”，“左翼爹味说教”的原因。

讨论马克思主义女权的历史实践，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中国和苏联。

出于中国与苏联在成型过程中的实践性，这两个地区在女性权益领域展现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特征：非学术化。即便马恩原典中有在今日可以被分类为女权主义文献的篇章，但那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面向，这个特点决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流行的女权主义的根本性区别：

当代流行的、可以被称之为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的最核心论点，是将被该群体垄断定义的男女性别矛盾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ta们认为这种性别矛盾是最本质、最核心、最不容质疑的社会矛盾，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下的女权主义叙事并不否认男性也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

这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论述中看出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是这么写的：

……（中国）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即便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下的妇女解放逻辑同意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产生的社会环境下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但这种支配并不意味着这就是社会最本质、最核心的矛盾，性别矛盾是并不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逻辑的第一点就是要求女性也一样参加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

今天，中国大陆男性对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不满来自于除了多年的话语霸凌和权力霸凌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第四波女权主义者们存在很多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属性，TA们对体力劳动本身是极为抗拒、甚至认为是下贱的。这种现象也只有到了现在才能广泛存在，因为前几十年的社会并没有这种可以养活大批脱产者的物质经济基础。

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不同，尽管第四波女权主义（在此为图方便，就不再对并列的种种子分类做列举，统称为第四波女权主义）被冠以激进之名且看起来十分“激进”，但其视角所诞生的所有批评、描述和分析都针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上文所提的上野千鹤子所代表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日本经验与其他人可能代表的韩国经验，也是不能直接套到非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去的，更别说套到经历过社会主义风暴洗礼的中国大陆头上了。

为什么正统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在近些年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了？这是因为第二、三波乃至第四波的女权主义理论恰恰是建立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逻辑或者说妇女解放逻辑（以后统称妇女解放逻辑）的反对上的。因而，即便基于妇女解放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逻辑依然可以对第四波女权主义进行批判，但是依然不能够更加直观、更加彻底的在新时代重新审视性别关系，从而为解决性别对立问题找到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女权与当今的激进理论的冲突在哪，为什么很多激进理论者明明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却仍然在自称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纠缠不清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

在今天我们同诸多第四波激进女权主义碎片化知识的消费者进行辩论和斗争的过程中，“在邪恶的、压迫女性的父权制之前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母系社会/母权制/女权制社会”是一个经常看到的论点，任何对这方面议题有过正经了解的人都清楚，即便这个说法已经被扭曲到某种意义上面目全非，我们也依然要承认，这个说法的源头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然而，这本可以说是左翼女权主义（包括妇女解放）起源的书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基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生物学、考古学研究成果而写成的著作真的在今天也要以一种不可质疑的态度去观看吗？

在引用当代生物学、人类学观点之前，我想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些可以用来“魔法对轰”的东西，固然目前以简体中文为主要阅读语言的读者们所见的大多数是以恩格斯的结论为先验的女权主义话语消费者，但是在这方面版本领先的海外，这个论述（指远古时代存在一个乌托邦式的母权社会）已经失去了先验性。

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的宗教学教授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 )在著作《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可以译为“史前母系时代的神话”）一书中就质疑了这个观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辛西娅·埃勒认为在面对挑战其真实性的证据时依赖母系神话，会让女权主义者面临虚无和无关紧要的指责，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而母系神话所依赖的性别刻板印象则不断地将女性之间的差异变得平淡无奇，夸大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并将女性赋予一个象征性、永恒和原型化的身份，而不是让她们自由地塑造适合自己性格、技能、偏好、道德和政治承诺的身份。

在书中，辛西娅特别指出了，这个通行于当代简体中文女权主义语料消费者当中的神话（主要用于支持所谓“还债论”），其实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她认为直到19世纪末之前，母系社会在西欧更多地被视为文学修辞，而非所谓的历史。这一切在1861年约翰·雅各布·巴赫芬的《母权》出版后发生了改变。巴赫芬引用了古希腊的来源（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这些来源充满了关于女性统治的参考），假设了一个以母系社会为结束的时代，随着男性和“男性原则”的崛起而结束。他很快就被一整群开创了新的人类学学科的学者所加入。

在19世纪末，母系神话在这里获得了文化教条的地位，大约持续了30年左右，直到100年后被女权主义者所接受，它才再次接近这种地位。由于进化人类学家很少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外部批评的影响，他们可以自由地专注于一些热门问题，例如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制是否先于父权制，以及奥马哈-克罗家庭血缘术语系统是否表明了群体婚姻。

在19世纪末，这个神话吸引了不仅是人类学家，还有其他具有非主流政治议程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并且显然在他去世时正在朝着自己的史前观点努力。

他的零碎笔记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接手，恩格斯在这些笔记和对摩根早期的《古代社会》的全面采用之间，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以及其他几本作品，将母系史前的神话作为社会主义起源故事制度化。不久之后，第一波女权主义者开始看到这个神话推翻父权制是普遍和不可避免的观念的潜力，几位欧洲和美国的女性——最有影响力的是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以及后来的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根据当时的人类学论文写了自己的母系神话史。

人类学家在世纪之交时突然放弃了母系制的想法（苏联人类学家是重要的例外，他们一直坚持母系神话——沿袭恩格斯的传统——至少到1950年代）。母系制论被驳斥不是因为其基础证据受到攻击（虽然有些人这样做了），而是因为其假设受到挑战。进化人类学的普遍前提受到了批评，而母系制论所依赖的人类学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对实地调查的新强调。但是当人类学家放弃母系神话时，其他人正在等待着接手。

在1900年至1970年期间，这个神话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支持者。埃里希·弗洛姆使用母系神话来反驳暴力、侵略和战争的必然性；威廉·莱希则用它来支持他的观点，即性自由，甚至纵欲，将导致更和平、更和谐、更少压抑和父权制社会；在荣格心理学的翼展下，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和其他人为所谓的史前女神向男神的权力转移增加了更多的原型象征层次（超出了巴赫芬已经提供的层次）。

著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赞美了“白色女神”，预见了一个末日，父权制的压制和猖獗的工业化将让位于史前女神的回归。大多数这种使用母系神话的人来自政治左翼或中间派，但极右翼的人也在引用它。德国的新浪漫主义哲学家和原法西斯主义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甚至在第三帝国的年代），谈论母系和女神，沉浸在血液和土地中，渴望它们的回归。

可以说，这个路径同女权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是基本吻合的，辛西娅也认同这个观点，她指出：母系神话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重新兴起，随着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开始认真接管它，从而在过程中实现了其意义的决定性转变。在此之前，大多数母系主义者认为父权革命要么是对母系的重大改进，要么至少是通向人类进步文明的必要而令人遗憾的一步。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母系神话已经明确成为了一个倒退的神话，一个失乐园的神话。

通过上述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开辟的，在左翼性别理论中占据先验性地位的那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人类学基础是何其的不牢固，而当我们被这种与知识权力互相交织的神话所产生的先验性与魅力所迷惑的时候，忘记其原本的副标题《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其实恩格斯过时的理论并不只有家私国中有关于原始社会这部分，比如《自然辩证法》也是，但并没多少人关心这事。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古老，甚至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推翻的当下，左翼是否应该继续抱着错误的前提所构筑的知识大厦不放，其实不应该是个问题，毕竟如果不鼓励辩证的，与时俱进的看待新问题，那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那么，对基于过时人类学、生物学而诞生的所谓母权制神话，有没有诞生于较近时代的研究可以对这些过时人类学和生物学进行证否的资料呢？遗憾的是，笔者并非相关专业的人，仅就个人绵薄之力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渡边邦夫教授所著《灵长类的社会进化》一书给出较为清晰的结论（渡边邦夫教授是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副所长、野外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从事灵长类动物研究）。

通过对多种灵长类的研究，作为唯一形成重层社会的类人猿种类，人类重层社会的进化基础大概率并非母系社会，因为其他类人猿都生活在非母系社会。所以说，古早性别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基于的人类学基础，可能仅仅是早期科学研究当中的错误，或者至少只是将一种特例且没有存续下来的情况当做了普遍的情况。

通过上述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当代简体中文网络中的许多高呼要回归到一个乌托邦式的母系社会这一论点的基础有多么的不牢固（即便源头是恩格斯那也一样不牢固）。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当下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被认为是“用阶级矛盾取代性别”，“左翼爹味说教”。

一方面，像家私国一书，在激进群体手中已经不再只有原本的内容和学术意义，而成为构建神话的图腾，而这样的图腾还包括建构论，生物决定论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更新，人类学的发展等等，让很多持唯物主义态度的人在心底不愿意承认通过这些神话图腾推衍出的性别政治叙事，然而鉴于像家私国和建构论等等一直以来的种种光环，又没法出来清晰的批判这种源头上的问题，只会复读阶级和经济物质基础等等，导致立场极为尴尬。（关于建构论的问题，我们下面会讲）

然而，即使我们现在指出这些问题，第四波激进女权主义者们会因此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理论言行吗？笔者不持以乐观态度，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为了实现身份政治诉求的话术。

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我们清楚的知道了恩格斯的论述的问题在哪，TA们也可以轻易的将其化为男性压迫女性更多年所以现在女性要求男性还债更合理的“还债论”。因而，这种还债论的本质就是将人类和动物王国共享的东西当做了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的基础，按照这个说法，我们每一位智人都是参与对尼安德特人灭绝的种族灭绝罪犯，应该集体自裁才是。

然而，来自印共（毛）、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有着深厚实际经验的阿努拉达·甘地在批判这种女权主义的时候就指出，人类和动物王国共享的自然基础是不可能成为压迫的基础的。在讨论罗诉韦德那篇文章中，我们列出了她对当下各类激进女权主义的总结性批判。

阿努拉达认为这些女权主义者的重点是证明女性受压迫是社会斗争的核心与动力：将生殖以及围绕生殖产生的婚恋关系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歪曲并抹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和意义，认为父权制分析逻辑下性别分工概念比私有财产更有用——

阿努拉达感到困惑，因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这是由于自然或生物原因——妇女在生育孩子中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统治。

事实上，女性在原始社会的作用非常重要，无论是食物收集还是驯养动植物，更复杂的分工必然是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原始首领开始占据剩余产品开始的，由于生产力条件限制，原始社会必然在大概率上决定首领是男性。

倘若第四波女权主义者们支持的话语结构同阿努拉达的论述类似，那么事情不会发展到今日的地步，今日这种堪称性别治理的身份政治，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

性别治理与身份政治

80年代后，深受后现代主义和建构论思潮影响的新左派人士开始了拒绝经济主义（这个行为表现在今日就是一些人们热衷宣称的“不要让阶级矛盾掩盖性别矛盾”），拥抱承认群体特殊性为正义的进程。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范式（经济主义的、身份政治的）都有其片面的部分：美国左翼思想家凯文·奥尔森指出，经济主义范式忽视了制度化的歧视形式，无法揭露各种虚假的普适主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霸权与特权统治；身份政治范式则倾向于具体化各种身份，并替代反对分配不公的斗争，甚至一些激进的支持者认为分配不公仅仅是错误承认的副产品。

美国女权理论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认为，当我们同时提出消除文化不正义和矫正经济不正义的时候，双方必然会造成冲突，因为承认诉求的通常形式是引发人们关注某个群体所谓的特殊性，然后通过肯定这种特殊性的价值从而使得这些诉求倾向于扩大群体差异。相反，再分配诉求的则是废除强化群体特殊性的经济安排，因此这些诉求倾向于缩小群体差异，这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简单化为双方互相要求对方“你给我闭嘴的”。

南希·弗雷泽用性别和族裔来举例同时遭受经济不平等与承认不平等的两难模式：女性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必须追求政治经济的矫正，这些方案将削弱性别/族裔的差异；同时也要追求文化评价的矫正，这些方案就固化了受歧视集体的特殊性。

对这种两难模式的同时追求造成了国内后来的一些女权主义思想对新中国头三十年把劳动女性宣传为“铁姑娘”的批判，认为“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遮蔽了女性的自身意识”，为了现代化积累而将女性拉入重体力劳动而造成的生理损害。

那么，假设我们彻底否认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尝试，而转向彻底的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再分配呢？南希·弗雷泽是这样描述这种情况的：尽管这一方案的目标是矫正经济不公正，但它却不触及产生阶级劣势的深层结构。因此，它必须不断地进行表面上的再分配。结果是把处境最恶劣的阶级标识为天生有缺陷又不知满足的群体，总是一要再要。

最终，这个阶级甚至逐渐成为特别受恩惠的群体，具有特别的待遇和不该得到的施舍，最终这种矫正分配不公的方法带来的恰恰是承认的不正义。

这样的情形在当代对少数族裔的政治运动，比如“BLM”和当前中文互联网围绕性别议题的种种争论中并不鲜见，甚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发展。

台湾学者何春蕤以《性别治理》为代表的对台湾性别运动和身份政治的研究对我们当下很有参考意义。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在讨论上野千鹤子那篇提到了一些，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限于篇幅，我们后面会单独整理出一篇文章，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何春蕤的理论都全盘肯定（比如其关于性产业合法化方面的理论）。这里我们再放一段有参考价值的内容。

《性别治理》一书中特别提到了台湾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后所产生的新公民主体对性别治理范式的推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个说法也同样可以拿来描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的、兼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之后的许多情况。

在台湾地区于1987年解除军事戒严后，升级转型改变了台湾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位置，民主化运动形成政治上温和细致的局势。但经济实力对照国政地位不明产生焦虑与挫折，民主化过程中积极挑战统治权威，逐渐形成自满自豪的公民身份想象。1990年代，台湾本土广告表达自己为“尊贵的世界公民”，表达自我定位和自傲情感。

90年代后，台湾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形成公民尊贵感，深信自己已经脱出第三世界，挤身先进国家的行列。“尊贵的世界公民”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更是公民自身对于自己强烈期望的体现。这种期望表现在随时自发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规训，以达到符合“世界”水准的文明高度，表明自身的“尊贵”。台湾民众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日益严格，在公共空间里举止文明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人际交往也越来越注重“文明互动”，不文明行为被禁止并追究责任。

但这也导致了更多的人将矛盾转化为法律问题，原本可以通过对话、论辩解决的问题现在都交由法院裁决。因此，尊贵主体成为了文明化的强势主体，但也在某些情况下压抑了情绪表达，积极要求惩治其他仍在冲动的主体。不仅如此，台湾的民粹氛围导致了尊贵公民主体的个人尊严和情感成为了左右司法的利器，并形成了“民众观感”和“民众期望”，给法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终造成法院的判案也向这些尊贵的人倾斜了。

这样的情况恐怕已经让不少读者眼熟了吧，是的，在历次国内舆论事件中，很多来自一二线城市的IP都承担了和何春蕤女士描述中的“尊贵台湾世界公民主体”一样的角色，他们的经济基础与话语消费结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能看到许多这类ip的人对台湾乃至台独持有支持态度的根本理由。

得益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北上广深新兴城市人口为代表的群体的文化需求激增。与之相对的，则是自80年代后苏联与中国大陆就在各个领域方面“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产生了经济交流而必然产生的文化交流中，这种显然带有国际政治支撑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体操作、国际公约、跨国NGO、文化消费品、全球风潮等席卷了因“去意识形态化”而失去了法理性执政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的脑海，其背后是特定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

何春蕤直言，仔细检视各地发生“颜色革命”的缘起脉络和扩散，就可以看到国家地缘政治与国际媒体力量涉入所谓“全球公民社会”的诸般操作。甚至不仅仅是伊朗，从还在战火中起伏的乌克兰到被华纳“开除哈籍”的JK罗琳再到我们每天所消费的各大媒体平台，这种通过暴力和霸权来达成的“普世价值”俨然已经在“议程设置”领域上获得了独占优先乃至不容置疑的地位。这种披着“性别平等”的皮行“性别治理”之实的范式展现出其无限上纲，罔顾国情世情人情的特点，不但排挤、更致力于消灭不一样的观点和立场。

可以说，今天的普世化的第三代、第四代女权主义实践已经完全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去中心化立场，成为了新一代急需挑落的“知识霸权”。

“建构论”的反思

稍微懂一点的激进观点持有者，都会拿所谓的建构论说事，性别是建构的，异性恋是建构的，什么都可以是建构的，唯独一到一些特定对象的时候，就变成原罪论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同所谓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结构主义高度相关的先验性的女权主义范式结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并最终宰制知识分子的脑海呢？

1996年，时任纽约大学教授的索卡尔向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稿一篇伪科学的文章，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引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在《社会文本》刊出该文的同日，索卡尔在《Lingua Franca》声明该文是恶作剧，令出版《社会文本》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蒙羞。

索卡尔自谓其文是“左翼暗号的杂烩、阿谀奉承式的参考、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完全全的胡扯”，说他用了学术界“在我能找到的范围中，有关数学和物理最愚昧的语录”。因为该篇论文的成功发表，索卡尔认为《社会文本》欠缺严谨的审查，断定他们“发表一篇有关量子物理的论文，不咨询任何了解这个学科的人，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而《社会文本》的编辑群则说他们相信该文“是专业科学家为他的学科的发展，寻求后现代哲学的某种认同所做出的真诚的尝试”。《社会文本》甚至把索卡尔的文章刊在一个特别版中。

索卡尔认为重点在于期刊出版论文非基于该文的正确或合理与否，却基于作者的头衔：“我的目标不是为了保护科学免受文学评论者的蛮行，而是保护左翼免受它自身其中一个流行支派的影响……有过百个重要政治和经济议题和科学和技术息息相关。科学社会学在最好时已去阐明这些主题。但轻率的社会学如同轻率的科学，无用甚至有反效果。”

这个后来被称为“索卡尔事件”或者“索卡尔恶作剧”的事情，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界向哲学为代表的文法学界开炮的第一枪。索卡尔本人后来在为《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一书撰写导言时认为，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草率思想包括至少五条分析层次上的混淆：

本体论：什么样的对象存在于世界中，关于这些对象，什么样的陈述是真的？

认识论：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关于这一世界的真实知识，怎样能够断言这些知识的可靠性？

知识的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人们对真理的认识

个体伦理学：一个科学家应该从事（或拒绝从事）什么样的研究？

社会伦理学：社会应该鼓励。资助或公众投资（或相反，阻碍、克税或者禁止）什么样的研究？

（我个人推荐大家认真的读一读，最好是同有数理化教育背景的朋友一起读一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这本论文集批判了当前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后现代、精神分析派语料消费者和知识生产者炒作的话题。倘若有人认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很烂，可以用2021年出版的《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替代，作者同样是索卡尔本人）

索卡尔特别强调，他绝不是认为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对科学的影响不存在，这些东西是应该根据科学与历史事实的最高标准来进行认真的研究的。他反对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形式，“极端形式”这个说法在今天其实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因为群体极化在第四波女权主义浪潮的演进过程中无时无刻不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特征，过去的“极端形式”在今天已经是“普遍形式”了。

而在索卡尔使用如此“巨魔”的行为戳破文法社会的傲慢之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生物学家保罗·格罗斯就同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数学家诺曼·莱维特联手于1994年写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一书去反驳今日劣化为各种简单的消费语料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碎片的谬误。

由此可见，知识界在“第三波女权主义”所崛起的90年代并非没有对社会建构论做出反击，而历史的发展遗憾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努力即便没有白费（因为确实在今天留下了可以对抗建构主义思潮的遗产），也确实阶段性的失败了——今天，理性主义被当做所谓“父权制”的遗留，许许多多不根据基本的事实而纯靠臆想骗取经费的研究大行其道。

就在不久之前，笔者甚至看到我国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基于女权主义的殷商历史构建，妲己变成了远古时代那个已经被否认的“母系乌托邦社会”的女将军代表，“girls power”就这样以一种消费主义态势展现在我们面前并被许多人奉为圭臬。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当代左翼的学术源头，只要我们坚持左翼的方法论就不会否认这一点。因而通过考察这些思潮的时间节点去思考建构论为基础的种种社会学、哲学理论并最终去思考其背后的经济基础是极为必要的，这也是笔者屡次强调时间的原因。

而当我们去梳理建构论大行其道背后的经济基础，我们最终会发现当下以建构论为核心思想的第四代女权主义浪潮的实质是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一个表征。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各种新思潮的崛起，西方社会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反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观点开始流行。美国社会学家乔尔·贝斯特所做的统计，近几十年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学主要杂志上的文章，讨论“社会建构”问题的论文数量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社会问题”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方面，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指数级增长。

根据《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研究》一书的说法，现在流行的以各种形态所展示出的建构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康德主义或现象学传统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爱丁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所谓“强纲领”：即科学知识不但受社会因素影响，也受科学家“利益”的直接影响，因而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出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而这正是索卡尔他们力图批判的。

我们可以看出，建构论的本质是对启蒙以来诞生的种种问题所产生的批判性思潮，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因为其原本的优越性会产生这样的质疑并不奇怪，只是从“我们应当关注和思考知识结构当中的权力关系”变成如今的“因为一切都是建构的所以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也能活下去”的歇斯底里的梦呓是不可能只靠书斋里的社会学家们来完成的。

事实上，几乎所有对此有研究的人都会承认，“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某种意义上ta们可以画等号。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再西方兴起的思潮，在艺术、电影、建筑、哲学以及 社会思想等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其特点同我们正在经历和反对的第四代女权主义浪潮话语消费者一样，都是强调反理性、反主流文化、倡导多元主义和非正统观点。

2000年之后，以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关的中文论文数量急剧增多。1986年-2014年，在中国知网中以“建构论”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查到相关论文345篇而以“社会建构论/主义”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高达2664篇。

不客气的说，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高校文科领域早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俘虏，而当使用着这些知识进行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大学教师们和大学毕业生们不断的进入社会，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成为社会中坚后，中国大陆在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执政方向上踏上与美国相同的“性别治理”与“身份政治”逻辑道路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那么，时间上和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在知识界大肆攻城略地并行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身为左翼的我们就应该打开当世左翼理论大家、称得上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硕果仅存的几位的“序列3”（笑）的大卫·哈维的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

大卫·哈维认为，和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化在时间上并行的是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自1970年以来的松绑、私有化。从苏联解体后成立的新民族国家和老牌的所谓“福利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与此同时，这些支持者们在今天都已经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经处于无可置疑的霸权地位，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常识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家丹尼尔·萨莫拉（Daniel·Zamora）和米切尔·迪恩（Mitchell Dean）的回顾中一窥自诩反对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俘虏的，在《福柯是怎么把新自由主义理解的如此错误》的一文中，丹尼尔指出，福柯不仅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的文化补充（让-克洛德·米歇阿Jean-Claude Michéa的说法），除了“补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之外，福柯的问题在于他隐含地接受了他们对市场的再现（representation）：对于少数者实验是一个较少规范、较少强制和更宽容的空间。

弗里德曼总是喜欢说“投票箱在没有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产生控制“，而“市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产生一致意见”。在他看来，市场的定义代表了一种比政治审议更民主的机制，因为它保护了个人的多元喜好。而这种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上的多元喜好，我们在同第四代女权主义浪潮的消费者作斗争的过程中恐怕已经见了太多次了。

如果我们采取《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的作者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说法，使得福柯这批人崛起的、发生于1968年5月的法国的“五月风暴”即便表面上是一种左翼激进主义的革命或者运动，但实质上60年代中产阶级的大学生的文化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资产阶级继早期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进行的一场旨在夺去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从结果上来看，ta们成功了。

附：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困境

相对主义认识论使社会建构论在方法论上遭遇“反身性”困境，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很难保证“强纲领”本身对科学所做的说明的合法性。

社会建构论以一种自大的态度使用“社会利益”因素全方面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用“社会决定论”取代了“自然决定论”，于是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陷入“方法论恐惧”。

对科学实践当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社会建构论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无法履行自身声称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

因此，尽管社会建构论对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进行了有力的反叛，但它始终未能走出建立在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表征观念。

不是结尾的结尾

以上，我们聊了在性别对立议题语境中，几个源头的理论性上的误区，以及产生当下一些现象的现实政治经济秩序基础。然而，这些对于我们想讲的东西，对当下性别议题所需要讨论廓清的东西，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想以理智的情绪在舆论场和现实中身体力行的去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读者来说，限于篇幅问题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讲到。

比如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关于比激进女权理论更激进的多元化理论和近年来的“反建制”话术合流现象，其背后隐藏的后现代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问题。后面会有沉思录的作者们继续讨论。

在结尾还是有些话想对大家，想对还愿意理性的讨论这个话题的人说。如果是理性讨论者，那对于普通男性群体来说，“还债论”，“原罪论”，“男性凝视”等等当然不能再被拿来成为侵害，污名化男性群体的话术霸权，但也要正视越是在现代社会，女性对“性”这一本质生理属性本身越会具有复杂的态度与需求，以及两性关系在私人与公共场域之间转化时的复杂属性与不确定性。

对于普通女性群体来说，我们的社会固然已经极大进步，许多导致压迫女性的前现代遗存已经进入退场尾声，但仍然存在的那些针对女性的犯罪与权益问题也必须持续推动解决。但是，在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我国说到底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所有人根本性的保障是来自于我们革命历史奠定的基石，而不是什么当今西方的潮流与“善意”。

虽然到了今天也仍然会有这样那样针对女性的犯罪现象存在，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在日本被抓获的偷拍团伙。但从犯罪率上看，我国政府事实上可以说是全球最有作为的。要看到社会主义体制，以及中国男性群体在实现这一进步，维护这种进步时的历史作用，不再拿西方舶来的“原罪论”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中的一切。

普通人在参与性别问题讨论时，应该首先排除一些试图污蔑社会主义中国的话术。（比如西方各种所谓的“性别平等指数排名”“性别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等等，关于一些话术的问题，我们以后文章再讨论）

后现代的风暴又借由网络撞在了大部分刚刚往现代生活迈步没多久的广大普通人身上，这也与女性群体休戚相关。比如推动性交易性产业合法化的问题。至今为止我国仍然是全球极少还在保持清教徒社会氛围的大国之一，对与黄赌毒有关的各种行为管理严格，这确实让当下消费主义环境和后现代思潮中的很多男男女女感到不自在，不满，但也只有这种环境才能对中国广大仍然处于基层位置的女性群体实现最大范围的保障。

然而我们看那些激进女权理论成为主流的国家地区，实际上黄赌毒方面都在越来越松弛，这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这也是我们仍然需要以理性大于感性情绪去讨论这方面问题的原因之一。

对于想了解女权思想，想追求更多思考与自身主体性的人来说，也不是只有文中提到的这些激进理论可选，比如可以看看帕格利亚这样的女权主义者的思考。

当然，对于已经在性别对立话题中完全上头的两方参与者那里，我们写再多的字恐怕也没什么用。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念叨“阶级矛盾大于性别矛盾”还是反父权者复读“反父权制不光解放女性也是解放男性”这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都已经没意义。扭转性别对立现象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实践范式，新的生活景观，最起码，需要左翼先拿出一些基于发达社会，但又超越后现代陷阱的两性关系理论，但就这不是我们能提供的了。

我们能提供的，就是给还想理性解决问题的人一些资料和理论的搬运和思考，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建议。后面我们还会继续有这方面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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