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爷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标题叫：

署名“潘晓”的读者，讲述了自己在家庭、工作和爱情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

这封信引起全国年轻人的共鸣。有人说它像一颗真实的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

6万多封读者来信涌进杂志社，对青年人精神危机的大讨论甚至惊动了中央。杂志社全体员工花了一个月去年轻人中做调研，他们发现，很大一部分青年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

四十三年过去了，类似的精神危机又隐隐出现。携程显示今年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三倍左右，一半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话来说——上学上班不如上香。

这背后的信号，是当下青年失业率，远高于社会失业率。

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开新闻发布会说，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一季度，说大家对青年人失业总量有误解，5月份，劳动力市场共有3300多万年轻人：

言下之意，似乎无需改善。不过国家统计局还介绍了失业率的统计方式：

我上个月面试过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他去年毕业，身边有同学从去年毕业到现在，简历投了几百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有个毕业的学长四次考研，全部失利，下一步的准备是回老家，像王响一样，开出租。

各地也很是紧张。河南发起“百日冲刺”，要求高校在8月底前将长期未就业毕业生“动态清零”；四川省长前几天公开对企业喊话，说当前是孩子们最需要帮一把的时候：

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次失业高峰是被普遍认同的。

第一次是1978-1985年，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返回城市；第二次是1998-2004年，国有企业大量员工下岗。

“潘晓”的出现，和第一次失业高峰有关。她的真实身份，是北京姑娘黄晓菊。

当年的报道说，黄晓菊身体不好，被父母送回北京的外婆家，既不能去插队，也没法升学，成了待业青年。她的同学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到街道办的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

这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是跟老人们一起缠线球。

但和很多同龄人相比，她已经很幸运了。1700万年轻人在“上山下乡”之后，回到城市。政府为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喊出一个口号：

为完成国家的招工任务，国有企业内部员工纷纷主动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

前首富宗庆后是最典型的返城青年。他本来是回杭州顶替母亲的教师职位，但因为文化低，只能被安排到校办厂。先叠纸箱，后来做推销员。

1978年，为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各个城市陆续组建了劳动服务公司，统一管理和分配社会劳动力。

很多新工作岗位就是在那时被临时创造出来，安置待业青年。

比如，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西安的市长亲自出面，要求各个机关单位把沿街的空地改成商业摊点，安置本单位的待业青年。

甚至将一些沿街居民迁走，把房子变成店铺；革命公园、体育场、西安铁路分局等繁华地带设置商亭，统一申请营业手续，安置待业青年，免缴地皮费和商场管理费。

北京的劳动服务公司起步晚，但因为底子厚，做成了很多事情。

东城区的出版社比较多，劳动服务公司就办发行部、邮局发行点，负责投递报纸；朝阳建国门外街道外国人多，就办起了西餐厅；前门游客比较多，就办了人力三轮车社......

赶鸭子上架的政策，种下很多服务行业的萌芽。

更重要的是，和国营企业不同，劳动服务设立的公司不因人设事，不吃大锅饭，不干涉自主权，严格划清所有制界限，独立核算，独立经营。因为没有所有制的羁绊，反而为日后改制留下了火种。

比如宗庆后后来抓住机会承包校办厂的经销部，并改制，有了今天的娃哈哈。

联想的前身，就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自办企业。当时研究所财务状况糟糕、又面临国家财政拨款断流，只能办公司搞钱。计算所给了新公司独立的财务、人事和经营权，

兽爷的好友包叔说，化解那次失业高峰所做的种种努力：

1994年秋天，劳动部门在杭州西湖边的新星宾馆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宣布返城青年的失业高峰已经基本化解。

新的任务又被提出来。就业工作重点要转向，要开始为分流安置国企富余人员服务，要搞：

在场很多同志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人疑惑国企怎么会有很多富余人员。

两年后，轰轰烈烈的下岗潮席卷全国。从1996年到2001年，中国累计的下岗职工：

东三省的大下岗不需赘述。就连上海也曾被下岗潮席严重冲击，别忘了，当时纺织业还是上海的支柱产业。

1991年开始，上海的纺织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限制纺织业的产量。50万纺织工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下岗工人的安置，要比待业青年难度大很多。这一次依然是国家力量出手，国有企业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安置自己的下岗职工。

比如上棉六厂的厂房交给家乐福；上棉二厂与上棉二十一厂的厂房变成了餐厅、保龄球馆、卡丁车场。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成了“一把手工程”、“4050工程”。上海工商局在一些在建工程项目周边搭建了临时经营摊点，让下岗职工摆小摊，安置了6000多人。

各行各业也响应号召，吸收下岗职工。最先做出表率的是上海航空公司，他们从下岗女工中招聘了14位空姐，年龄放宽到36岁，报名现场来了2000人。

之后，传呼台、公交公司、地铁、超市、房产中介都开始大量吸收下岗工人。

但对这座城市来说，失业高峰的冲击力还是太大了。

路明在《撕裂1999》里写过下岗潮对上海的影响：工人新村里，几乎家家吵相骂，夫妻争相用最刻薄的语言攻击对方。

每栋楼都有几户在闹离婚。离异的下岗女工，没有办法了，跟小囡说，做好作业自己困觉，妈妈夜里出去一趟：

连上海都是这样，可想而知其他城市的下岗职工多么难熬。

无论如何，上海式失业和东北式失业，带来的社会震荡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总结得很到位：

那次失业高峰对东北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延宕至今。

《漫长的季节》里有一点很令人唏嘘，下岗潮过去18年了，东北人的上升通道却依然没有打开。无论是比熊猫还稀罕的大学毕业生龚彪，还是技术骨干王响，最后都只能开出租。

有学者对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做过系统性访谈，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下岗人员，无论是再就业的成功率，还是收入，并不因为文化程度而变化。

相反，在东北，读书越多越惨。1995年之前，职工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再就业的概率竟然下降了0.21倍：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与健康状况，是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最基础的资源。它甚至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石——想要改善自己的收入低微，人们必须不断累积人力资本。这是大家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一种社会信念。

而在老工业基地的下岗潮中，这种信念崩塌了。由此产生的影响，比产业结构调整恶劣一百倍。

今年，关于“高考700分和存款700万你选哪个”的讨论，又开始了。

回看当年，东北和上海政府为了挽救失业率所做的，其实没什么两样，各个国企也在强压任务吸纳下岗员工；沈阳、抚顺、锦州等城市，都在鼓励下岗职工做小生意，很多临时执照或一次性经营许可证发给了下岗职工。

很多地方甚至允许企业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外，销售用来抵工资的产品……

唯一的区别就是，东北的下岗职工实在太多了。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里的数字显示，1998年-2004年，上海有30万人下岗，而东北的下岗职工是：

按当时的常住人口来算，上海每58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人下岗，而东北，每13.4个人就有一个下岗。

失业高峰不可怕，可怕的是东北大下岗式的失业高峰，它太坚硬了，时间也不能淡化它。

兽爷的好友包叔喜欢看东北的老年相亲节目，辽宁卫视的《爱的选择》、吉林卫视的《缘来不晚》、黑龙江的《相亲相爱》，大妈们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2002年年底，各省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开始陆续关闭，下岗和失业基本完成体制并轨，从此以后，只有失业，没有下岗。

两次失业高峰期间，政府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凭空创造了很多岗位出来，帮助很多人维持了基本生活。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而真相是残酷的。

很多人不知道，第一次失业高峰中，当大城市大办劳动服务公司的同时，广大农村也成立了劳动管理站。这些管理站的主要职责，是控制农村劳力进城工作。

比如株洲市，劳动服务公司的喜报说，一年安顿了7000位待业人员。但没有说的是，那一年有5000多名农民工被清退，为了给待业青年腾出空间。

第二次失业高峰中，做出牺牲的依然是农民。

1997年4月，北京出台规定，只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允许使用进京务工人员。比如屠宰、建筑、环卫、绿化、殡葬、装卸等工种。进京务工人员不能当收银员和营业员，不能做会计和文秘，也不能做饭店服务员。

所以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年代，凭空创造一个岗位，有时候意味着另一个人要失业。

当时的行政手段看起来之所以能奏效，其实最根本的是做对了一件事：

前段时间，全国总工会公布了一个数据：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农民工2.93亿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

其他两个数据也许会有出入，但8400万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外卖、直播、网约车，统计数据非常透明。如此说来，中国至少每5个职工中就有1人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外卖、直播、快递、网约车完全是新兴事物。第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是2009年成立的；第一个直播平台是快手的，2016年初上线的；第一家网约车公司易到，是2010年上线的。

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这些创业平台吸纳了天量就业。

这就是中国过去十年的就业现实。国企和政府录用的应届生人数不到应届生岗位需求的10%，大部分增量都由民营企业、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创造。

过去两年造成就业市场大幅波动的，也是因为能为毕业生提供近半数岗位的三个行业——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需求萎缩。

要么创造条件让创业激情回来，要么，就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了。

兽爷的好友包叔说，降低失业率可太容易了，比如600万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国家别把他们当做待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