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俞闲话丨只要努力不放弃，万事皆有可能

（本文源自2022年7月5日 直播“对话田浩江”）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请了著名歌剧家田浩江老师一起对谈，他刚好出了一本新书《角斗场的<图兰朵>》。田浩江老师一直在国外唱歌剧，近几年在国内也唱得挺多，他还演过《赵氏孤儿》。除了艺术方面的造诣，他的人生历程也非常精彩，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乐观和拼命，在最难成功的地方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经历让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可能。

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出事情来，并且付诸行动。首先要相信自己能做出事情来，当然你能做什么事情，要自己判断，并不是什么事情你都能做，比如你要上月球，没有航天器你也上不了。但如果你比较了解自己的爱好和潜力，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去做一个稍微超出你的能力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原则上是可以去做的。其次要付诸行动，要知道，光有梦想是不管用的，只有行动起来才能离梦想更进一步。

田浩江老师，1983年的时候，中国的剧院还不演歌剧，作为一个从中国到西方打拼的歌唱家，在去美国之前，他甚至连一场歌剧都没有听过。等到美国看了第一场歌剧之后，他通过自己不断的训练，经过十年努力，最终站在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上，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相对有名的男低音歌剧歌唱家，到现在为止的30年时间里，他总共演出了1400多场，而且在其中担当了很多重要角色。我相信了解了田浩江老师的人生故事，大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田浩江老师在国内知名度可能并不算高，因为歌剧在中国相对小众，但在西方，大家都很喜欢看。关于歌剧，大部分中国观众可能会知道帕瓦罗蒂、多明戈，而田浩江老师就是和帕瓦罗蒂、多明戈同台演出过的中国演员，也是在西方舞台上少数几个活跃且备受认可的歌剧演员之一。

实际上，我也只看过《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图兰朵》等几部有名的歌剧，其他的我也没怎么看过，因为我自己五音不全，唱歌都跑调，但我读完田浩江老师的传记之后深受感动，所以决定把他邀请过来，看看我们能从他的传奇人生中得到一种怎样的体验。

人的一辈子主要是在向别人学习和看齐的过程中度过，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步。其实有三种方式能让人进步，第一是前面有一个标杆，你愿意从他身上学些东西，这个标杆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老师，也可以是你在书上读到的某个人、某个故事。

第二是遥远的目标，当你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目标在等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愿意继续向着它前进。比如我们为什么喜欢旅游？因为尽管旅途劳顿，但你知道当你到达了目的地之后，你能看到你一生都想看的风景。

第三是内心的热情与渴望，当你充满热情与渴望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目标，你都会愿意往远方走。我觉得在我身上这三种动力是交替的，我是一个追求目标的动物，比如年轻的时候我想考大学，后来想出国，再后来想办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不同的目标在牵引我。我本身也慢慢养成了一种愿意从内心敦促自己，不管有没有目标，都要往前走的行为习惯。田浩江老师大概也有这样的心态，要知道，大部分80年代初到美国求生存的人都是“混”不出来的，但他通过自己艰苦的奋斗，最后不光“混”出来了，还“混”出来名堂了，“混”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骄傲，同时也“混”出了自己的体会与心得。

俞敏洪：热烈欢迎田浩江老师！今天见到你特别高兴。

田浩江：俞老师好！我80年代就出去了，在海外打拼了很多年，您开始做新东方的时候，我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也是在海外听说的新东方，很多留学生都是在新东方的帮助下出去的。但我那个时候没有托福，只会说：“How are you？”“Hello”“Bye”，然后就这么出去了。如果当时你早几年办新东方，我至少可以在新东方学了英文再出国，那样就会轻松很多，刚出去的时候真是太难了。

俞敏洪：要用我那时候的英文水平教你的话，你就更出不去了（笑）。田老师，前几天我认真读完了《角斗场的<图兰朵>》，还做了很多读书笔记，看完之后非常感动，因为你写出了你是如何在歌剧界从零开始奋斗一生的历程，从科罗拉多的小城市奋斗到纽约大都会的歌剧院，你不仅写到了自己人生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写到了与著名歌剧家的合作经历，还写到了自己振奋人心的奋斗历程。而且你的文笔非常优美且真实，我读完以后觉得这不光是一本人生回忆录，还是一本优美的散文。

这是一本绝对值得大家读的书，也许看完之后大家还是不懂歌剧，但一定会更懂人生。田浩江老师在这本书中将他的歌剧人生写得非常好，他中间写的不是歌剧，而是写自己人生的奋斗历程，只不过田老师是在歌剧界奋斗，我是在教育界奋斗，而你可能正在你自己生命中的某个“界”中奋斗，但我们奋斗的决心和梦想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田浩江老师你稍微讲一讲写这本书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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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江：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角斗场的<图兰朵>》，“角斗场”实际就是竞技场，《图兰朵》是歌剧的名字，如果大家有点印象，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有一段世界闻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这个咏叹调就是来自《图兰朵》这个歌剧。其实这本书写了不止两年多，我已经唱了30多年的歌剧，这本书实际上记录了我整个人生历程，所以这本书也可以叫散文或者随笔。在书中我写了有关歌剧界各种各样的人和故事，写了著名的歌剧演员、著名的指挥家，比如小征泽尔——出生在中国的日本著名指挥家，我也写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他已经80多岁了，但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歌唱。

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实际上是因为我到西方以后，登上歌剧舞台的过程非常曲折、非常艰难，因为歌剧舞台是西方的文化，我们中国人要想登上这个舞台就尤为艰难，而且我还是中国第一代去西方闯荡的年轻歌手，当时我们出去的时候，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退路可言，必须一直向前走。所以到美国之后我去读研究生，那时候我只会四个英文词，读研究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为了挣生活费我还要打工。我每天上声乐课、打工、学英文，一天大概12、13个小时都在奋斗。但结果是好的，最终我也如愿登上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要知道大概只有不到1%的歌唱家能够登上这个舞台，哪怕你是最好的音乐学院出来的，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我是唱低声部的，可能有二三十个人都希望拿到这个角色，所以竞争的残酷就在于，你要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别人就会失去机会，别人要是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作为中国歌唱家，我们在歌剧舞台上要300%地去努力，如果你跟他水平一样，你就没有机会，因为他是西方人，金发碧眼；如果你比他好200%，你可能会有机会；如果你比他好300%，那这个角色就是你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书里面讲的非常简单，并不是我个人的故事，而是歌剧界里的面面观，我用非常坦率的方式告诉你，要如何走上歌剧舞台，走上之后要怎样才能够站住，作为中国的歌唱家，你是不是能站40年？我岁数比俞老师还要大，但我觉得任何一项事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年轻人可以争取、可以奋斗，我们这些“老头”也可以奋斗，所以这是一本讲音乐、讲歌唱、讲奋斗、讲人生、讲最朴素的故事的书。

俞敏洪：早之前，我还看过张艺谋在鸟巢的《图兰朵》。

田浩江：我在这里面演达旦国王，我有胡子、有帽子、有大袍子，还有长头发，你应该不会认出我。

俞敏洪：其实还是有点印象，但原来没有跟你打过交道，读了你这本书，我一下就入迷了。我对歌剧是没有理解的，不管你里面提到的多明戈也好、帕瓦罗蒂也好，还是小泽征尔也好，这些人的名字我都知道，但他们到底有多好、多差，我其实没什么判断，我主要是被你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故事所吸引。一方面你写得非常真诚，另一方面尽管你是在写你和这些人相关的故事，还有你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演唱歌剧的故事，当然也有你和你的亲密爱人玛莎的故事。

我从这本书里读出的是人生的不易，以及不放弃所带来的美好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迅速联系到你，希望和你进行一场对谈的原因，因为我对一个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寻求自己的目标，从而达到自己人生的某个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今天之所以着力推荐这本书，不是因为田浩江老师是歌剧家，而是他通过歌剧这个平台展示了自我，展示了一个人一生的不易以及一生奋斗发展的历程，我相信这会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好的启发。

俞敏洪：你在这本书的第二篇专门讲了你的朋友耐特让你唱爱尔兰小调《丹尼男孩》，我原来没有听过《丹尼男孩》，我专门到平台上去听，发现它的调子跟《You Raise Me Up》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田浩江：《You Raise Me Up》的作曲家自己也说这首歌是在《丹尼男孩》的调子上发展起来的。《丹尼男孩》是世界著名的一首爱尔兰民谣，这首歌讲的是爱尔兰绿色的山、蓝色的水、山上的羊群，还有在山上回响着的苏格兰风笛，以及男孩和女孩之间的爱恋，是一首很伤感的歌。《Danny Boy》是它的英文原名，《丹尼男孩》是它的中文译名，它还有一个译名叫《伦敦小调》，俞老师一定会喜欢这首歌。

俞敏洪：我一听到这首歌就很喜欢，而且立马把它和《You Raise Me Up》联想在一起了。你的父母也是搞音乐的，你后来走上音乐这条路，受父母的影响大吗？

田浩江：受我父母的影响其实很大，但这是一种痛苦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是指挥家，母亲是作曲家，我小时候只要人不舒服了，他们就放贝多芬、舒伯特，我一听这些音乐就头痛，所以我小时候对西方音乐实际上是很抵触的。转折点是我还在当小工人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北京骑着自行车从海淀到东城，当时这个距离是很遥远的，去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住在五楼，我不想爬楼，于是我就在外面叫：“嗨，于老师，你在不在？”声音就很大。结果我朋友不在家，但四楼的一个窗户打开了，一位男士探出头来问我，“你是谁啊？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北京锅炉厂的工人。他就说，“你这个小伙子有意思，上来上来，我跟你聊聊。”于是我就去他家待了三分钟。

他是在铁道文工团专业学唱歌的，我当时20岁，他大概40岁，他说我的声音很不错，应该找一个老师学唱歌。就这样三分钟的时间，改变了我的一生。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老师学唱歌，一年以后就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离开了工厂开始进行专业的学习。但我不记得这位男士的样子了，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非常感谢他。

俞敏洪：这真是你的贵人啊。当时你父母没有发现你在音乐方面的潜力吗？

田浩江：他们有过这种想法，但他们自己就是搞艺术的，深知搞艺术这行太难了，所以他们并不是那么鼓励我。但他们觉得，如果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也是支持我的。我当时出国留学，他们就非常希望知道我在海外到底学习的怎样，我的进步是什么？我的前途是什么？可是当时哪像今天有手机，有微信，当时没有的，所以我就在Denver，给他俩录个磁带，说妈、爸，我现在在上什么课、唱什么歌，录好了就寄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的家里找个录音机，再把磁带放出来，然后再录一盘，跟我说，我们听了你唱的歌，再寄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太贵了，所以今天有了手机这样的工具真的是改变了整个世界。

俞敏洪：确实是。你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歌剧舞台的吗？

田浩江：我出国之前是中央乐团的一个合唱队员，今天叫国家交响乐团，当时我演过很多合唱曲目，也唱过独唱。我不是唱歌剧的，出国之前更没有看过歌剧，只会两个半咏叹调，那半个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学意大利文，我就出国了。到了纽约的第一天，兜里只有35美元，我看到了帕瓦罗蒂在大都会歌剧院橱窗里的海报，海报上的那张脸非常可爱，大家对帕瓦罗蒂的印象一定是毛茸茸的，脸上都是胡子，像个大熊一样，非常可爱，笑起来非常天真的感觉。我一看到这个海报，就立马萌生了要去看这场歌剧的想法。但看这场歌剧可不容易，去过纽约的人都知道大都会的票价有多贵，1983年的时候，光是买一张站票就要8块钱，问题是那会我兜里只有35块钱，但我还是买了一张站票。

俞敏洪：说明你对音乐无比热爱。

田浩江：其实我喜欢的是帕瓦罗蒂大狮子一样的头，但这场演出改变了我对歌剧的看法，因为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唱歌剧。我出国的时候肩膀上背着一把吉他，我想如果没办法赚钱，我就可以在街上弹琴，也可以有点收入。其实我是喜欢唱流行歌曲的，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不过命运就是这样，看了这场歌剧之后，给了我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希望能登上歌剧的舞台。十年后的同一天，1993年12月11日，我就和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的舞台上一起唱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

俞敏洪：从你第一次买站票看帕瓦罗蒂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到你跟他同台演出，中间横跨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中你都在干些什么呢？

田浩江：在丹佛大学读了三年的声乐硕士，那会我的英文太差，很多论文都没办法读下去，所以那时候我就到图书馆抄论文，抄了整整八本书。从学校毕业之后，我还在挣扎，因为还没有什么歌剧合同找到我，我不能养活自己，就只能打工。我们那时候出国的年轻人多少都有点打工的经历，餐馆里端盘子、打扫电影院、整理图书馆……我学过三年钢琴，所以我的打工经历还包括在餐馆里弹钢琴。说到这里，我觉得我必须提到一个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提到玛莎——我的夫人，我从开始准备奋战登上歌剧舞台的第一天，就是玛莎一直陪在我身边支持我。

俞敏洪：你和玛莎是怎么认识的？

田浩江：我跟玛莎是1982年在上海认识的，当时我正在准备出国的事情，她在复旦大学做遗传学研究。她出生于英国，在香港长大，又去美国读的大学，然后1979年回国做遗传学研究，所以她1982年的时候正好在上海。当时我父亲得了癌症在上海做手术，我们就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之后我就去科罗拉多的丹佛大学读研究生，而她就在科罗拉多医科大学做遗传学研究，所以我们正好在一个城市，而且她喜欢弹钢琴，喜欢跟我们这些国内出去的学生们一起唱歌。她经常给我们弹钢琴、做烤鸭，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我和她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好。

俞敏洪：你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对玛莎有了爱慕之情？

田浩江：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那一秒钟，你会察觉到你的心正在为她燃烧，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实际上只是朋友，大家只是希望能够在一起搞音乐。她喜欢热闹，所以我就组织大家到她家里去玩，就这样一点点开始的。虽然她在国外长大，但她十分爱国，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给你唱个歌吧。”我说：“好啊，你要唱什么？”她说：“我给你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她那会普通话非常差，说话都撒气漏风的，所以她唱起歌来也是丝丝拉拉的。但她真的有触动到我，这就是缘分。

俞敏洪：你1983年去了美国科罗拉多，玛莎当时也正好在科罗拉多工作，我想你是故意去追随她的，尽管在这本书中你没有写到你们最初的爱情故事，但你提到了玛莎陪着你失败，陪着你成功，陪着你痛苦，陪着你欢乐，陪着你走过了你的歌剧人生，她帮助你建立了很多人际关系。我觉得从你的书中就能看出来，虽然你们出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你们俩真的是天作之合。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我觉得冥冥之中你在追随玛莎的脚步，所以才义无反顾地出了国，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你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毕竟你对音乐如痴如醉。你在书中提到，你们俩在恋爱的时候，彼此在事业上都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所以你们是在最纯粹的时候谈的恋爱，而你为了向她有所交代，最后还发了誓：在1990年底之前，如果依旧拿不到任何一个歌剧院的合同，你就准备这辈子彻底告别唱歌，重新寻找你的生活出路。结果到头来，这个誓言让你越来越焦虑，因为在距离90年底只剩半年时间的时候，你还是什么合同都没拿到。那在那个时候，玛莎有没有觉得你这个人不太行？

田浩江：其实我去美国的三年时间里，我们都是普通朋友，但确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我并不认为她愿意成为我命中的伴侣，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她是一个科学家，很多人都喜欢她，她开朗而且非常有智慧。

俞敏洪：我看你们年轻时候的照片，玛莎比你长得漂亮多了。

田浩江：你说的太对了，她比我漂亮很多，而且她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比如她喜欢给朋友理发，有十年的时间都是她给我理的发，所以把我的头发彻底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没了。我很尊重她，我觉得她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女士，所以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会保持朋友间的距离。后来我们一起在丹佛做了很多场音乐会，还一起录了一盘爱尔兰歌的磁带，她弹钢琴，我唱歌，我硕士毕业的音乐会，也是她弹的钢琴，她弹的都是一些非常难的曲目，有勃拉姆斯，有美国的艺术歌曲，还有歌剧选段。

感情就是这样，该来的时候一定就来了。这段爱情来临的时候实际上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她是想帮助我。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没有人来找我唱歌剧，离开校门的那一刹那，外面是一整片沙漠，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还是做端盘子、扫电影院这样的工作。但玛莎这个人就是这样，她要帮助你，就一定会全力以赴，而且完全没有私心，她觉得我有歌唱的前途，虽然我都没有这个信心，但是她说你有，你不要放弃。我在书里还提到了另一个故事，我碰到了一对美国夫妇，这位先生是歌剧院的院长，他的妻子是歌剧院的音乐指导，这两个人与我走上专业的歌剧演员道路有直接关系。

俞敏洪：我觉得你生命中的贵人特别多，你在五楼下面喊一嗓子，结果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把你叫上去，跟你说你的嗓子很有前途，然后你就去跟人学唱歌了。你带着爸爸到上海医院去看病，结果又碰上了玛莎，她告诉你，你的嗓子很有前途，而且还暗示你可以去追她。我看了你的故事很感动，因为这对美国夫妇，Louise和NAT与你素不相识，而且他们一开始也是在纽约大都会，但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所以最后下定决心要到Colorado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歌剧历史的地方创造一个歌剧院，而你又偏偏碰上了他们。你去试唱以后，他们讲英语你也听不懂，他们说你来跟他们学，不收费，你也听不懂，结果过了一个月又碰上他们俩，他们俩问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们学唱歌，后来这位女歌唱家Louise教你唱歌，一教就是五年，而且一分钱没收，我觉得你也太幸运了。你的嗓子肯定确实有天赋，但我觉得你的为人处事一定也做得非常好，否则人家也不愿意这样对待你，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蛮幸运的，包括后来你跟帕瓦罗蒂和多明戈之间的各种关系，我感觉你跟人合作的时候，尽管可能受了很多冤枉，但你依然能够坚韧不拔地照着导演的意愿完成歌剧中的角色，我看了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除了你的嗓子以外，你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俞敏洪：到今天为止，你依然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

田浩江：坦率地说，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经常会唱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很重要，可能是受我父亲母亲的影响，他们14岁的时候就一起参加抗战，所以有一首歌叫做《松花江上》。这首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会传唱度非常广，大江南北的人都唱着这首歌走上了抗战的战场，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所以我到美国开的第一场音乐会就有这首歌，我到台湾第一次演出也唱了这首歌，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我跟二十几位当年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们站在雨里纪念“九一八”事变，也唱的《松花江上》。这首歌最著名的就是“九一八，九一八”这两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永远传唱下去。

我在书里有写到这么一章，在世界范围的歌剧院，不管你是多大的明星，上台之前都会紧张，每个明星紧张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招数来化解，比如大明星帕瓦罗蒂，他要在后台找一个用过的弯钉子别在兜里上台演出，这样他才能安心，多明戈要先穿左脚的鞋再穿右脚的鞋才能上台，再比如有的女高音上台之前要哭，演唱结束到了台下还要哭，但一上台她就是世界著名女高音的样子。我上台之前也很紧张，心跳加快，怕唱错、唱不好，我自己的招儿就是上台之前坐到琴房里面，弹一点小时候唱过的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这么唱几句，人就开始放松了。

俞敏洪：听说现在你每年都会参加一些华人演唱会，你还回国参加过春晚，你每年必唱的一首歌是《我的祖国》对吧？

田浩江：唱过很多很多次，尤其在海外，我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会很感动，有时候在海外我唱这首歌，台下的观众都会和我一起唱，尤其是从国内出去的人。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我在国内开音乐会也会唱到这首歌。

有一次我在丹佛的一家中国饭店里弹钢琴，那是玛莎帮我找的工作，边弹钢琴边唱一些中国歌曲，当时餐馆里有一个18岁天津来的端盘子的小伙子，他忙得要命，在餐厅里跑来跑去，当他路过我的时候，递给我一个纸条，然后冲我招了招手，我打开这张纸条，上面写了两行字：“田大哥，你可以给我唱唱这首歌吗？”我就冲他点点头说可以，然后他就冲进厨房端盘子去了，我就开始唱纸条上写的这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写的多好啊，“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给我们画了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我一边唱一边弹钢琴，等我回头一看，这个小伙子胳膊上、手上一共端着四盘菜，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完全忘记了送菜这回事，而他的脸颊上，都是泪水。如果一首歌能够这样感动你，它其实就太值得被永远传唱下去。虽然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好歌，但是这些曾经感动过我的老歌，我都会带在身上，不管我去到哪里。

俞敏洪：这个故事太让人感动了，我们人生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在自我奋斗甚至迷茫的时候不得不鼓励自己，甚至还在这个过程中感动了别人。我想，当时你在餐厅弹钢琴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你的前途在什么地方，但你依旧在为了生活而奋斗，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田浩江：我的心情完全是挣扎的，当时是1987、1988年，我和玛莎已经相爱了，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誓，我必须要能够走上歌剧舞台，必须能够有合同，必须以此为生，只有这样我才有资格和玛莎建立家庭。所以在1989、1990这两年，我完全拼了，每赚到一点钱，就从丹佛飞到纽约去，为什么去纽约？因为纽约是歌剧的重镇，最好的歌剧院、最好的歌唱家、最好的声乐老师、最好的经纪人全部都在纽约，那个地方聚集着各个国家的歌手，大家都希望能进到大都会歌剧院，希望能登上这个舞台。这当然非常难，所以1989、1990这两年，每年我至少飞纽约十几次，只要赚到钱就马上买机票去纽约上课、听歌剧、去博物馆看展览、去参加比赛，那时候的我，可以睡在朋友家的地上，带上一条面包、一瓶水，就在博物馆看跟歌剧有关的绘画和雕塑，没钱了就赶快回丹佛打工赚钱。我想我和俞老师是一样的，人就是这样，要坚持，而且要相信自己的坚持，这太重要了。

俞敏洪：在那个场合下，有点像鸟入森林，并且不知道哪棵树枝是你的栖息地，你即使去一百次纽约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你当时是内心坚信自己的声音早晚会被别人欣赏，所以才让你在丹佛和纽约之间来回飞了上百次？还是说你只是处于绝望想要去碰碰运气的状态？如果没有玛莎对你的爱，没有你对玛莎的承诺，你是不是就放弃了？

田浩江：这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我有一种敢拼命的性格，这对于事业发展是很重要的。说“拼命”两个字一点都不过分，我是经过十年特殊历史时期的，我在北京工厂做过六年半的工人，每天要抡大锤、用电焊枪，我到美国以后洗盘子、端盘子、扫电影院、扫糖果店，我干了四年左右，但我并不觉得苦，也不觉得怕。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兜里就35块钱，等于是分文没有到的美国，我只会四句英文，你说我怕什么？我还会失去什么？我最怕失去的就是玛莎，我最怕失去的就是给了我这么多希望的一个人。

所以第二，我必须要对得起玛莎，我必须要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我的银行账户在那四五年中，每个月都不会超过200块钱，就这么点钱，赚了就到纽约去拼，没钱就回来，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在哪里，我只能找老师们上课、去参加比赛，我能赢奖吗？我不知道；我跟这个老师学习是对的吗？我不知道；这个老师能让我唱进大都会歌剧院吗？我不知道。但你不尝试、你不去拼你就更不知道。所以那两年我真的是玩命的。

的确，我发誓，到1990年12月31日，如果还是不能实现以歌唱为生，我就一个音都不唱了，但距离1990年12月31日还差一两个月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找到了经纪人，还考上了大都会歌剧院。所以1991年3月18日，在丹佛的家里，我收到了一个大信封，是从我经纪人的办公室发过来的，里面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合同，这个合同有7、8页，上边写了给你什么样的歌剧、每一场多少钱，给你配的假期是多久、带薪休假给你多少钱……我当时哪见过这么多钱？没见过，数也数不清楚，于是我就打了个电话给玛莎，我说玛莎你能不能回家？她说我在实验室忙得要命，不能，没时间。我说你必须回家，她安静了大概两三秒钟，就说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应该结婚。”然后玛莎又安静了两三秒钟，说：“OK，10分钟以后我回家。”3月18日，那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怎么来的？是在美国奋战了8年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命运有时候是公平的，你付出多少，你可能就会有多少回报，我相信这个。

俞敏洪：你身上拼命的精神是从小就有的，还是后来遇到某种场景锻炼出来的？比如在工厂抡大锤抡出来的？还是到了美国被逼出来的？

田浩江：我只能坦白交代，我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小孩，这个叛逆当然不是说去做坏孩子，但是我不安分，我觉得我从小就不太安分。虽然我在工厂里抡大锤，但我会鼓动我的几个工友告病假，然后背个破毯子、背棵白菜，再到老百姓家里偷只鸡，一起到北京郊区的山上待上两三天，再带把吉他唱当时的那些“靡靡之音”，比如苏联的那些歌曲，《山楂树》《三套车》《红河谷》，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俞敏洪：我记得书中有一个场景，是你在德国波恩的时候。波恩这座城市到了晚上以后非常安静，那天下着雨，你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突然发现有三个人拿着手风琴在雨中唱着一些苏联歌曲，那个场景一下就震撼了你，你就那样站在雨中听他们三个唱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雨淋湿了。他们三个人只有你一个听众，当他们发现你在听，虽然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淋雨，但却一直在一首接一首地唱。当时的你有一种冲动，想要直接加入他们，但又怕打扰到他们，所以你就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听。那种场景，站在雨中听你熟悉的歌，不管是《三套车》还是《山楂树》，那种感觉是非常难以言喻的，所以看到你书中描写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是小时候在田头大喇叭中放你最熟悉的歌的感觉，另一个是，有一次我到西班牙，也是一个苏联来的人拉着手风琴在那一首一首地唱苏联歌曲，我站在那听了半个小时。当时是艳阳天，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中央公园。后来我把口袋里所有零钱都放在了他面前的盒子里。所以看到你写的这个场景，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听着苏联歌曲长大的。

田浩江：我在年末（2022年）的时候，会有我个人的One Man Show，我会在One Man Show里唱很多歌。我一定会唱《山楂树》，一定会唱《三套车》，一定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为什么？《山楂树》《三套车》都是前苏联的歌曲，在我们那个时候算得上是“靡靡之音”。其实这些歌放现在听根本就是抒情歌曲，甚至还有点伤感，像《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哦～那茂密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我们的山楂树呀为何要悲伤？”就这么几个音，一个小调，足以让我们动容。当我们一群少年夜晚工作回来，聚集到我的小屋，就拉着手风琴唱这首歌。而且当时不像今天还会提前打个电话跟你约一下，当时敲敲门进来都算客气的，多的是一群不认识的人一推门就进来了。他们叫我田小路，我的小名，说我们能不能坐在这里听你唱歌？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就一起唱，那是一段极其难忘的经历。

除此之外，我也一定会唱革命歌曲，我们当年是在“靡靡之音”和革命歌曲并行的影响下长大的，而且革命歌曲和所谓的“靡靡之音”也不打架，白天在工厂里听革命歌曲，晚上回家了唱“靡靡之音”，这两段经历我记了一辈子，到今天都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我想多说两句革命歌曲。我在老家农村里当过七个月的小农民，那会每天都是大喇叭把我叫醒的，放的就是革命歌曲。那时候我很小，但还是跟着表哥、表姐们拿着篮子和小镰刀去地里干活。大喇叭基本上每天都在放歌，你根本忘不了。所以当我半夜到了德国的时候，正下着大雨，我当时没有雨伞、没有帽子，我从纽约过来，穿的呢子大衣全都湿透了，然后就这么拖着两个大箱子在水里走。整条街上没有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旅馆在哪儿，也没有地图，不像今天还可以Google你的旅馆，当时根本没有。那时的我，冰冷、绝望、孤独，心里沮丧到了极点，身上全是湿的，还滴着水，我张口就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用尽了我所有的音量就唱起来了，我就看旁边的楼里灯亮了，露出一个脑袋，那些德国人就看，谁大半夜一点钟在街上唱歌。这种革命歌曲能让人立刻精神起来，立刻就有一种没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俞敏洪：你觉得我们小时候唱的这些歌，以及我们受到的艰苦奋斗的教育，是不是对我们这代人的个性或多或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代中，颓废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代人中，即使失败也愿意爬起来继续努力的人也比较多，你觉得这点是不是在你的个性中也有所体现？

田浩江：我认为我能够在歌剧舞台上站到将近40年，演过这么多歌剧，跟这么多明星、导演、指挥一起工作，和我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我为什么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当然可能和我努力、我的声音不错、我的音乐技巧不错都有关系，但我认为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我在台上演任何角色，他的心理是压抑的、高兴的或是俏皮的，不管怎么样，我过去的经历都可以帮助我，让我能够感受到角色心里的感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人生经历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转折、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高兴的瞬间、看过的每一本书，对我最后在舞台上塑造角色都有直接的帮助，所以这些导演们都很喜欢跟我一起工作，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都在讲这种时刻。

俞敏洪：在整本书里，你讲的故事基本都体现出了一种精神特质，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在最绝望的时候，你也是在努力证明自己，这真的非常了不起。那你遇到的最绝望或者最无助的时刻是什么时候？这些时刻你是怎么度过的？

田浩江：如果说最无助的时刻，可能就是你嗓子坏了，你唱不了了，你人累了感冒了所以没声音了，但现在你在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你演的是最重要的歌剧，你跟最著名的歌唱家们在台上一起表演，而且这场演出是直播，但你的嗓子就是发炎了，你的声带就是肿了，你的声音就是沙哑的，你怎么办？

俞敏洪：你有过快要演出了，但嗓子哑得完全说不出话以至于不能上台的时候吗？

田浩江：当然有，那是极为恐怖的，因为没有人同情你。歌剧这一行是很冷酷的，你唱得好给你鼓掌，你唱得不好，可能就会面临失去继续在歌剧院工作的机会。你唱得不好的时候，没有人会说，“Sorry, sorry, you don’t fell well, I am so sorry.”他们只会说， “You are a chicken,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mind.”所以，就算在舞台上你的嗓子不好了，没有声音了，沙哑了，但你还是要上台去唱。有重要演出的时候真是非常绝望，而且每一句、每一个唱段、在台上的每一分钟都很痛苦、很煎熬，但你只有坚持下去，你没有选择。当你坚持演完这部歌剧，最后坐在化妆间卸妆的时候一定会感慨万千，自己在台上的这三个小时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要回到这句话，当你走过那段最煎熬的过程，实际上对你自己来说，非常关键的就是你又看到了自己的可能性——我能够挺过来。

我觉得写这本书实际上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因为我是个歌唱演员，我不是作家，但我喜欢文学著作，对我来说写这本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也让我开始去想，下一步我可以做些什么。

俞敏洪：你的本职工作是歌唱演员，所以写这本书对你来说算是一个新的突破，当你拿起笔开始写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你能写完吗？

田浩江：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在写某些片段的时候，会掉眼泪、会笑，会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写？这个事怎么会这样？包括我写《丹尼男孩》的时候，我最后在丹佛大学筹款开了一场音乐会，我唱了《丹尼男孩》，唱之前我跟大家介绍，我说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20年前她教我唱了这首歌，今天这首歌，我是唱给她的。Louise当时已经得了脑癌，经过各种各样的放疗、化疗都不管用，但她还是挣扎着来到了我的这场音乐会。

我在写这段的时候一直都是热泪盈眶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我的人生中遇到了很多很特别的人，比如Louise跟我说“No charge”，当我知道“No charge”是让我可以免费学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的那种激动。就这么跟一个人学习了五年，一分钱没收。后来我赢了比赛，拿到了两千块钱的奖金，我高兴极了，我说我可以给Louise付学费了，可是她居然把这笔钱一笔一笔都还给了我，就在每次上完课之后。试问有哪位老师上完课是给学生钱的？而我就碰到了这么一位老师，不光不收我学费，甚至还把我付给她的学费还给了我，她说我知道你没钱。所以她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俞老师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包括你最近的变化。我觉得人生的一些经历是共通的，我这本书基本写的都是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阿根廷、智利、美国不同的城市演出歌剧的经历，我也写到在这些城市遇到的人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时候非常小的事情也能使你的人生经历变得非常愉快。也许看了我的佛罗伦萨，你们能对意大利会稍微有所了解，将来你们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这些。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停，往前走。

俞敏洪：这句话真的非常重要，很多人可能在生活或者事业中陷入了困境，他们便在某个点停了下来，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力量或者不想再往前走了。你可以在大都会歌剧院一直演下去，但同样你也发现，如果此时再不突破自己，你可能这辈子就变成了一个演出越来越熟练但却只能演一些无关紧要小角色的歌剧演员了。后来你为了寻求突破，尽管你和当时的经纪人保罗感情很好，他对你进入大都会也有恩，但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更换了经纪人，选择走向欧洲。也正是因为走向欧洲，你后来才会在包括像威尔第、普契尼等著名作曲家创作的歌剧中担当非常重要的男低音角色，这是你的重大突破，但这个突破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一个人需要突破的时候，这个勇气要从何而来？

田浩江：我认为这个勇气是需要借助外力的，有时候我们作为个人是很脆弱的，而且有时候面临一些很关键的时刻，我们可能会茫然，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亲爱的人，都会有自己相信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好朋友和家人，所以要有人可以帮助你，对于我来说，帮助我的人就是玛莎，我会和她一起商量。就拿这件事来说，我的第一个经纪人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恩人一样的存在，我在歌剧舞台上的第一个八年，每年的合同多得要命都是因为他，但他也有局限性，因为他的经纪公司比较小，只有十几位歌唱家，不像大的经纪公司会有著名歌唱家，而且他的业务没有发展到欧洲，所以他只能在美国的歌剧院给我找工作、找合同，打不开欧洲歌剧院的局面。

但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来说，你能够在欧美大陆的歌剧院演出是非常重要的，你在欧洲演出多，美国的歌剧院就重视你，你在美国的歌剧院演出多，欧洲的歌剧院也会重视你，只有这样，你的角色才会越来越重。所以我必须要对我和保罗的关系做一个决定，否则我的事业就会停滞。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这种比离婚还要痛苦的决定，所以在书中我也写到了，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他，我跟他约在了曼哈顿的一个中国饭店，我们就这么吃了四个小时，我始终都没有办法跟他说出那句，“保罗，我要离开你了”，我甚至说了无数的东西，我说，保罗你有局限性，你在欧洲没有关系，他说对，我在欧洲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会努力想办法给你找。

当我回到家里之后，我跟玛莎讲，我说我没办法，我说不出“我要离开你”这句话，我说玛莎我求你了，给他打个电话。于是玛莎拿起电话就打给了保罗，说“Tian decided to leave you，I’m sorry to say that.”保罗“嘭”一声就把玛莎的电话挂了，要知道他八年里从来没有挂过我和玛莎的电话，那一刻的我简直痛苦至极。我说玛莎，咱们开车走吧，我们去纽约换换心情，我真的很痛苦。于是我们就开着车上了高速公路，开了一会儿，需要加油，就跟着一辆车进了加油站，前面这辆车停了下来，一开门，一个高大的男士从车里走了出来，定睛一看，就是保罗。我们刚刚才经历了痛苦的离别，结果他一回头看到了我和玛莎，然后立马就坐回到车里关上了门，一脚油门就又冲上了高速公路，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保罗。后来直到他去世前，我都没有再见过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就到这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

俞敏洪：其实在守住做人的底线的前提之下突破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多朋友提了一个醒，即使是再好的友谊甚至是爱情，当它变成了你人生发展障碍的时候，原则上是要作出决定的，否则你会被囿于其中。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为了讲面子而相互退让，到最后要么你委屈了自己，从此牺牲了自己的发展前途，要么就是对方也在委屈自己，只不过你不知道。

我也有跟你差不多的个性，当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冲突的时候，我也不敢当面挑破，比如新东方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合伙人之间的互相争执和冲突，我通常采取的是鸵鸟态度，把头埋了，问题解决不了我不面对就完了，但不面对的结果是，要么是你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要么就是矛盾或者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的这个故事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当你遇到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一定要把事情说开，直截了当地让对方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态度，这其实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田浩江：一个决定之所以会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可能会关系到你怎么继续往前走，关系到你的前途、你的家庭、你的亲人。我很幸运遇到了玛莎，她是一个理智型的人，我是冲动型的人，所以我们之间存在着很自然的互补关系。我讲一个小故事，国内有一个叫“iSING”的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已经在苏州落户八年了，这个“iSING”就是我和玛莎做的。在项目落地之前，我跟玛莎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做这样一个艺术节，玛莎就说好，她很冷静地开始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有钱吗？我们怎么能筹到资金？我们能做到什么规模？

这个项目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到西方会学了歌剧，我用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英文，甚至拉丁文、捷克文、俄文来唱歌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为什么外国的这些歌剧演员不能来唱中国的现代歌剧？而且歌唱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歌唱是沟通彼此之间友谊非常关键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项目。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都克服了，而且后来越做越大，每年至少有40位歌唱家经过严格的考试后从不同的国家远道而来，他们就学习用中文演唱，从拼音开始学，一直坚持到今天。

现在我们也面临着怎么把它发展下去的现实问题，我是冲动型、行动型的人，但玛莎会很理智地分析，这个项目在苏州市工业园区的支持下能做多久？我们怎么持续发展这个项目？所以多亏了她，我现在才能把这个项目经营的很好，而且现在我们大概有从30多个国家来的400多位歌唱家到苏州参加这个项目了，“What’s next？”，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也写了，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做这件事，这件事是否值得。

俞敏洪：我觉得肯定值得，中国人的个性中有一种内敛，这是文化所致，尤其是后期的儒家文化，对人的束缚非常厉害。在古代，儒家文化中的礼乐跟舞蹈、唱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后来，慢慢地女人不能出门，男人说话要中规中矩，做事情必须守本分，于是唱歌、跳舞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了不太正经的代名词。到了现代，我们大家都喜欢唱歌，但我们能唱歌的场合大多都是朋友聚会，比如到KTV唱一唱。

我出去旅行的时候，经常会到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感受风土人情，我发现不管是蒙古人民、西藏人民还是新疆人民，他们都是在大自然中又唱又跳，有着独有的奔放和欢乐，给人带来了一种生命迸发的感觉，这一点在后来的汉文化中几乎没有，或者说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像你在苏州做“iSING”这样的项目特别重要，不仅仅是培养专业的歌唱演员或者歌剧家，最重要的是把一个民族中奔放、释放的文化带起来。

你也到南美参加过演出，我每次到南美的时候，比如到巴西，他们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巴西人的那种奔放和洒脱，让我十分羡慕。打个比方，如果两个亚洲人离婚了，他们之间很可能就会老死不相往来，但我在巴西的时候发现，两个人离婚以后，各自又重组了新的家庭，甚至还迎来了各自家庭中新的生命，结果两个家庭还能带着两边的孩子再次聚到一起，一起去度假，一起在巴西广袤的郊区点着篝火，两家的孩子在一起又唱又跳，我觉得这才是人类应该有的模样。我们总是对小事太过于计较，被现实的工作和家庭的琐碎事压得喘不过气，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的生命也特别需要歌唱、特别需要奔放。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这个项目能继续做下去，甚至我也可以参与一下，尽管我五音不全，但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做点能够点燃大家奔放个性的事情。

田浩江：太好了！我们做“iSING”就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完全像是个大家庭，坦率地说，我觉得歌唱不要分成什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好听的东西就是好听，热情的东西就是热情，我觉得文化融合起来就是很美好，这就是我想做的。因为我到西方去，西方接受了我在他们的舞台上唱这么多的歌剧，开这么多音乐会，那我们也应该张开双手迎接他们的到来，所以“iSING”在苏州做了八年。不过这几年也确实因为疫情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外国歌唱家进不来，我们还是坚持在做。

前两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做了唐诗作曲比赛，很多国家的作曲家都参加了，为14首唐诗谱了曲。我从小就喜欢唐诗，所以我们有八个国家的歌唱家，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参加我们唐诗音乐会在苏州的首演。当时在唐诗音乐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太感人了，我觉得能够这样用歌唱、用音乐、用创作来把大家的心聚在一起，简直太美好了！

田浩江：我觉得不管我听到的是哪个国家的歌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民歌。虽然我是唱歌剧的，但我非常喜欢听民歌，民歌恰恰体现了那个民族的个性。而且它没有那么多规矩，不像我们唱歌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音色、什么样的节奏。我唱了一辈子歌剧，当然我始终对歌剧充满激情，但我同样也认为，不要把自己关在一种艺术形式中。民歌、民谣是我最喜欢的，像约翰·丹佛，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他的《Country Road》写得真的很好。

其实中国好听的民歌也有很多很多，我们“iSING”艺术节的保留曲目就是《茉莉花》，非常简单的一首歌，当各国的歌唱家用中文一起唱的时候，有领唱、有重歌、有合唱，那首《茉莉花》是会让你掉眼泪的，就是有种感染的力量。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jazz，没有讲到rock，这些都是艺术形式，但我为什么独爱民谣、独爱民歌？我觉得民歌是从这个民族的根上发出来的声音，而且是经过几百年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

俞敏洪：在中国的民歌中，哪一首是你最喜欢的？《茉莉花》是你最喜欢的吗？

田浩江：我当然喜欢《茉莉花》，但我们的民歌有很多，西藏、内蒙古等等地区，不过我觉得西北更多，包括沿海也有，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在意什么唱法之类的东西，Don’t think about it, open your mouth, enjoyed the singing, enjoyed the feeling,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俞敏洪：为什么老外一唱歌，就好像忘掉了自己似的？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唱得好或唱得坏，他就是忘掉自己，然后沉浸在歌曲中。为什么中国人唱歌的时候总会想着我唱得不好、我跑调了、我难为情，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一种心态？你觉得这跟民族个性有关系吗？

田浩江：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民族个性、文化以及历史都有关系，比如我们的民族个性中有含蓄、客气的因素存在，这都是我们民族个性中很优美的东西，这跟西方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的民族个性是张口就来，你要去西班牙这种地方开个Party，他们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不过虽然我们比较含蓄，但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爆发时刻，在某些情境下，我们也可能唱的一晚上都停不下来。我觉得年底我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来开个Party，第一首歌你唱，我来唱第二首歌，然后我们两个唱个重唱，其他的全部交给大家。

俞敏洪：我如果跟你唱，会彻底无地自容，好难为情啊。

田浩江：你看，这也是你的性格问题，有什么难为情呢？你说得很对，我很多外国朋友唱起歌来完全不会觉得难为情，就是觉得唱歌会高兴，而且大多数人唱的都是民谣，尤其是老的民谣，像“三十里铺来有大路，拆了戏台修马路”，这种歌一唱起来味道就已经在这了。所以我们“iSING”的歌唱家们在音乐会上的很多曲目都是民谣，而且是各国的民谣，然后在音乐会中，会有交响乐队给你伴奏，你想想这个效果。

俞敏洪：所以英文中有一句话，Singing like nobody is listening to you or watching you.——你唱歌的时候，假装没有任何人在听，你拼命唱就行。

俞敏洪：你演了那么多歌剧，那么多角色，也跟那么多著名歌剧演员打过交道，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你见过的这么多著名歌剧演员中，到现在为止，你最喜欢哪一位或者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位？第二，你演到今天，最喜欢唱的是哪一段？

田浩江：第一个问题，其实对我歌唱事业影响最大的是多明戈，他现在已经85岁了，但依旧在台上尽力表演。我跟他演过12部歌剧，我在大都会歌剧院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跟多明戈演的。我从多明戈那里学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剧演员，那么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就要把命都搭进去，你站在舞台上的每一秒钟都应该在角色里，无论他是悲伤还是高兴，无论他是要杀人还是要被杀。我跟他唱过二重歌，他是西班牙的英雄、将军，我演的是他的父亲，我被人把手套扔在我的脸上，因为我年老体衰，而且我又受了伤，胳膊被剑划了，基本上要被杀掉了，于是我让我的儿子也就是多明戈饰演的那个角色把我的仇人杀掉，这样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二重唱。按照剧本内容，我是他的父亲，按说我应该要狂怒、要抓住他，我要对着他的脸说，“你得把我的仇人干掉。”但在排练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因为他是大明星，我如果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扭过来，万一把他脖子扭了怎么办？所以我有点缩手缩脚，于是我就在保留愤怒的基础之上削弱了一点手上的力量，但他马上就让我停下来，他说“Tian, It’s not right, you want me to kill somebody.”你不能这么轻地把我掰过来，“It’s not right, it’s not true, it’s not real, you have to……”我说，“OK, I understand.”于是我就“咣”一下把他掰过来了，他马上跟我说，“That’s right, I feel you are my father, you want me to kill somebody.”就这样，虽然他是大明星，但在每一场演出中，我都会非常用力地把他掰过来，告诉他，你要把我的仇人杀掉。这件事让我受惠无穷。

第二个问题，在歌剧中我最爱唱的是帮我拿了很多合同的咏叹调，Louise五年的No charge，让我用来试听歌剧院最重要的咏叹调，所以很多很多年我都在学这个。这个咏叹调非常难唱，你要把它的力度和感情完全唱出来，就这么一点东西，我反反复复地跟Louise学唱过几百次。

我是唱低声部的，所以唱了很多悲伤的角色，我在舞台上被“杀”过很多次，我也在舞台上“杀”过很多人。所有的白马王子、所有的爱情戏，都给了男高音，所以我一直还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在台上能演一个爱情戏，我们虽然是低声部，虽然有岁数了，但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可以有爱的。所以给我一个机会，创作一个新的歌剧，让我来演绎一部Love aria。

俞敏洪：你在原来的歌剧中应该演过Love aria，一般男低音都是演贵族、公爵或者父亲，你演过爱情歌剧中的有关角色吗？

田浩江：在美国公演的时候有过一次机会，唱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创歌剧叫《诗人李白》，郭文景作的曲，林兆华导演导的。我们在美国首演，这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月亮”，一个是“酒”，因为在李白的人生中，“酒”和“月亮”是最主要的成分。在排练的第一天，林兆华导演就说：“浩江，月亮就是你的梦中情人。”我就想，好了，这次有机会了——“Finally, I got the Love aria to sing.”但马上林导就说，但只是你的梦中情人，你在整个戏中跟她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没有任何眼神对视，没有任何表情，她只是你想象中的碎片。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希望以后还可以有。

俞敏洪：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介绍一下《角斗场的<图兰朵>》。田老师在这本书中，用优美的文笔写下了他人生的甜酸苦辣以及他在歌剧事业中的发展，而且很多细节写得非常真挚动人。这本书是田浩江老师对自己人生奋斗和歌剧事业的总结，涉及到歌剧界很多著名的歌唱家，同时也充满了许多感人的细节。

任何一个人成功的背后都不是偶然，都会有自己的挣扎、迷茫和痛苦，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依旧要对自己有所期许并为之奋斗。我觉得个人对自己的期许尤其重要，从田浩江老师在美国的那段奋斗经历不难看出，原则上亚洲人是上不了歌剧的，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经过十年努力，终于走上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一方面是他的歌声好听，另一方面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人生的奋斗与追求。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一种精气神，感受到一种不放弃的理念和精神。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遇到失败、痛苦、绝望的人，但是有人走出来了，有人走不出来，走出来、走不出来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人生也不仅仅是奋斗，人生更多的是定位，更多的是思考和解脱，更多的是在心胸放大以后对生命的热爱，我觉得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人生。

总而言之，奋斗的人生都是让人感动的人生。我喜欢奋斗的人生，因为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人可以舍得、可以放下，放下那些对你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放下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放下那些也许值得珍藏在心中但已经变成过往的东西，但人不能放弃，人要坚持，坚持对生命的热爱，相信我们只要努力地去追求内心中感觉重要的东西，也许早晚有一天就能够得到。如同田浩江老师在美国整整十年不放弃训练自己的嗓子，最终走上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那样。

田浩江：谢谢俞老师。

俞敏洪：谢谢田老师，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的人生每时每刻都能重启，希望明天的你，能够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人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