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倒垃圾就砍手，他们为何这么狠

今天，一个人如果在街上乱倒垃圾，会受到何种处罚？

首先清理，而后批评，最后罚款。大规模倾倒商业废物，如建筑垃圾，还可能被拘留。

但在商朝，“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乱倒垃圾要受惩罚，倒在官道上罪至砍手。

子贡认为，犯了这么一点小错，就要受刑罚，甚至要砍手，古人太残忍了。

春秋战国名义上属于周朝，所谓古人一般都是指商朝。商朝刑法严酷，那是众所周知的，别说一般人了，贵族亦不能免，鄂侯被烤熟，九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倒垃圾砍手，并不算刺激。

孔子却和子贡看法不一样，他说，“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件事的师徒对话是韩非子在其著作中介绍的。韩非子在世时孔子已经故去百余年，他怎能知道这些细节。极有可能的情形是托前人之口，说自己的观点。

这里面的“孔子话语”，是极为典型的法家逻辑。一个小恶不加以严厉禁止，就会衍生大恶。严刑峻法以禁小恶，人们既很容易守法，又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么大恶就不作，大乱就不生。在法家看来，法律就是用来防微杜渐、恐吓社会，令人不敢为奸。“诛莫如重，使民畏之。”

这种观点绝对不会出自孔子。孔子的办法一定是居上位者以身作则，以道德教化百姓，使得人们打心里就不想往街上倒垃圾，“城市是我家，清洁靠大家”。

孔子从不赞成用严苛的刑法去对待老百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令刑法的约束，治标不治本，人们可能因为害怕而不敢犯法，但并非发自本心。只有德政、礼治，才能让人真心服膺。

《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的另一个故事就很好地诠释了儒家治理思想的精髓。

在当鲁国大司寇的时候，孔子处理过一起家庭官司，父亲状告儿子不孝。孔子听讼后没有判决，而是把父子二人都收押在同一牢房。关了三个月后，父亲决定撤诉，孔子就把这父子俩都放了。

季桓子听说后评论道，孔子不是提倡以孝治天下吗，为什么不杀掉那个不孝子呢？

孔子听到评论，又隔空回应：作为统治者，你们没有用孝道去教化老百姓啊，教化不到位，罪责就不在百姓；百姓不知道什么情况是犯罪，惩罚他有什么意义？教化不施，那是治理有问题，随意判决，就是滥杀无辜。

法家眼里的孔子，和儒家自己眼里的孔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两个例子，表现了儒家和法家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差别。

儒家理想，憧憬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人与人处于一种利益共同的生态当中。这种生态不能称为利益共同体，因为共同体必定是有多个，并且相互抵牾。利益共同的生态是天下为一，人们有共同的信条，在其中俯仰生姿。人是政治的目的，治理只是手段，政治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实现人的福祉。

而法家治理，认定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坏人，如果不用严厉的法律权威加以威吓，人就一定会做坏事。只有严格限制人的行为，才能防止对政治体的破坏。政治体的存在，是共同利益实现的根本，或者说，政治体就是共同利益本身。

所以孔子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国君以及士大夫，要像父亲对待子女一样去爱护子民，要施行德政，让天下人都能感受到仁义与恩泽。

而法家则说，法不容情，“法不两适”“法不阿贵”，不管什么人，犯法都要受到规定的处罚，有功也会受到同样的奖赏，“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令要明文公布，越多人知道越好，法令既明，因罪受罚就不要怨恨国君，因功受赏也无须感恩君主。人人遵守法令，各尽其职，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

儒家理想在道义上很难被反驳，但它的先天不足在于缺乏实现方法，就像一个人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放到高处去。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对儒家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人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对此，我们今天读来也心有戚戚，要求君王像圣人孔子那样通晓万物道德，其他人至少也要像他的徒弟们一样个个对仁爱学说充满敬畏且能够理解领会，这也太难了。所以商鞅初见秦孝公，说之以孔子学说，孝公就“时时睡，弗听”，因为“久远，吾不能待”。

儒家的学者们从孔子开始就是处处碰壁。反复尝试依然无果，人，以及后人就会去造梯子，爬上去。法家就是那个造梯子的后人，法家与儒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不需要国民去具有何种高尚道德，以先王先圣先贤为行为的榜样，它只要求你当下守法，不要乱来。

只是，法家对儒家反动过甚，在实践当中往往把梯子当成了目的本身，而对人的处境不再关心。

法家在《史记》里，总是推本于黄老，但是没有明确的解释。这样说也很奇怪，黄老这种凡事少管，小政府，在社会运行当中主张统治阶级不要自作聪明的学说，与法家几乎就是背道而驰。法家是什么事都要管，几乎不给人民留下私域空间，一切方法的目的都是让老百姓为政权效死力，君主至上。

法家对儒家也是极尽讨厌，认为儒生们满嘴仁义道德，夸夸其谈，全无实践能力，典型的空谈误国。对这些人，商鞅是“燔诗书以明法令”，李斯就直接鼓动秦始皇焚书坑儒。

作为理论家的韩非子，虽然没有对儒家怀有这么大的恶意，但是他也认为，儒家那一套充满人情味的东西其实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东西却要拿出来作为要求，人们就会造假，就会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样子，实质却是虚伪的——这一点倒是和道家的意见非常相似。韩非子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会让法令无法推行，法治原则受到动摇，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没有杀气腾腾，但也认同法治必须限制儒家。

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从人员的源流上看，法家其实是出自儒家。最早与法家挂上关系的，大概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子夏，姓卜名商。子夏的弟子李悝、吴起是魏国变法、强军的领导者，也是早期法家代表。李悝又教出来一个商鞅，商鞅几乎完全抛弃儒家道德，以严刑峻法整合社会，塑造出一个强悍的军事机器。在商鞅建立的体制当中，人渺小到了蝼蚁的地步，读《商君书》，令人脊背发凉。

孔子对子夏说过，“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担心这个得意弟子从君子的浩然之气中滑出，走向术与法的层面，可谓有先见之明。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很不客气地把他的前辈子夏称为“贱儒”，谋食不谋道，令人齿冷。然而，荀子同样教出来两个法家徒弟——韩非和李斯，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而李斯是秦国残酷治理“最后的疯狂”的主要操盘手。

于是我们看到，回应本文开头，《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 乱倒垃圾虽然不用砍手，但要在脸上刺字。倒垃圾要砍手未必真是商朝的明文规定（尽管它有可能更残酷），但它是法家的内心主张。

儒家与法家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主张强化中央权力。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指的是周王失去权威，诸侯不理他，以至于诸侯也失去权威，权臣不理他们，一步一步往下传导，整个世界就乱套了。所以孔子反其道而行之，仁爱、孝义，都是先求诸己，而及于至亲，再到家族、朋友，像涟漪一样荡漾开去，最后的目的，就是尊王。希望通过强固中央权威，来结束分裂、动荡、争斗与社会道德的衰败。

法家的实践者们也主张强化中央权威，只不过它的办法是让一切社会生活都服务于政权的利益，也就是君主的利益。最后，秦王朝确实统一了中国，但紧绷的社会根本无法长时间维系，二世而亡。

无情之法，不可行，连韩非子也说，法应当“不逆天理，不伤性情”。强化中央权威是孔子的愿望，但最后实现的可能是他最憎恶的结果。这个结果，从思想嬗变的角度，可以追溯数百年之久。

这对后人有没有镜鉴意义呢？当然有，它告诉我们，理想是好东西，但如果用一种变异的途径来实现，很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一种社会理想诞生，令人如沐春风，为了它，人们可以置生死于度外，但到最后，往往容易因为理想难以实现而出现一个反动过程，现实走向反面，走向极端，观照中西历史，莫不如斯。西史如法国大革命，便是如此。

理性的治理，应当用政治理想来约束现实政治，理想与方法不可偏废，而应相得益彰。政治的目的是人，而实现的手段是情与法并行，政治体本身，是一种调和理想与现实的工具，其存续之根基，在人，不在刑。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苏米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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