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从哪里来

最新各一线城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北上广深这四座一线城市均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人口流动性最好的一线城市，这种集体开始的人口流出局面，到底说明了什么？又是否具有转折性意义呢？

其实，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负增长并非始于今日，但深圳和广州也加入到负增长的一线城市之列，令人颇意外。因为这两座城市在过去十余年间，常住人口均增长了数百万，是全国增量最高的两座城市。而且，2022年的负增长，乃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常住人口的首次下降。

对于这种局面，若还以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为托辞，恐怕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并不是人口负增长的原因，相反高生活成本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增长的结果。一旦城市规模稳定在最优水平上，大城市中人的生活成本并不会无限上涨，而是会趋于稳定，与大城市中人们的收入形成稳定的比例。

反过来说，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低，也是小城市中人们收入与支出形成的均衡结果。离开具体的城市谈论生活成本的高低，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人们的收入从哪里来？对于在城市间流动的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工作。

如果一个城市创造工作岗位的能力下降，那么，人们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也会下降。我们游牧时代的祖先是逐水草而居，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则是逐工作而居。

就像当年顾况对白居易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像白居易这样的有为青年，仍然络绎不绝地要到长安去，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才有做官扬名的机会。与白居易一样，现代的青年人要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当然也要到大城市去，那里不但工作机会更多，收入也更高。

而根据2022年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7月份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连续多月创下新高。今年5月份国家统计局最新就业数据显示，2023年4月份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为20.4%，比3月份上升了0.8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国城镇就业的主力军中的一支——青年人的失业率是持续高企的，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中五个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调整，那么，这一因素叠加失业压力，这些人口流出一线大城市就是很自然的趋势了。毕竟，离开一线大城市，至少可以减轻压力。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作从哪里来？

工作岗位主要来自企业的投资项目，而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拉动的投资。这部分的决策，则是由企业家来完成的。

企业家投资开办企业，对未来的收益充满期待，对工作岗位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企业家阶层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就不会投资建厂，不会扩大经济规模，甚至为了安全过冬，还会缩小规模，把本来打算开展的投资项目撤下马来，这个时候，经济就会趋于萧条，失业也就随之而来。

如果只是外部需求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企业家对经济的整体判断和未来的长远打算并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人们总是有一种干事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

在这种“动物精神”的驱使下，企业家总会在外部需求有所恢复时，迅速开始寻求新的经济机会，此时再辅之以适当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经济的复苏也就不远了。

那些离开这些一线大城市的人们，也会很快回来。当预期转好，收入增加，人口规模还会加大，不需要担心城市过大，因为它受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会停留在边际最优的水平上。

值得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低迷变成了常态。这种情况下，投资萎靡将会导致经济长期失衡，资源配置的优化趋势受到阻碍，经济最终会稳定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上。

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一线大城市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就可能将持续下去。

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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