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梁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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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读者好奇，我也觉得好奇。我还得定神想想，我是如何熬过来的。诗歌的确给我带来了声誉，国务院办公室编了一本书《较量》，里面分明说到梁小斌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具有震耳发聩的力量”。但是，力量归力量，中国社会体制只认识梁小斌的诗，并不认识梁小斌这个人。

大约在1982年，我对什么叫作家有了一个初步感知。我进京领奖，有解放军战士向我敬礼，当时，我土里土气的样子，大概不配享受敬意，还有红色地毯不知通向何处，我老实地踏着它走，就会找到辉煌大厅。在某研讨会上，有一位作家掏出一个糠菜窝头，在与会者中传递并品尝，但没有传递到我面前，即被发现人民苦难者当珍宝一样收去了。那情景我感到陌生，深陷在沙发里的知名作家们在讨论老百姓是怎么苦，我当时对人民是怎么苦一无所知。因此，我没有资格进入作家体制内。

靠“阶段性打工”为生，是安徽的朋友力夫给我的定论。我细数曾经做过的工种，有绿化工、电台编辑、计划生育宣传干事、石虎诗会主持人、广告人等。人靠打工生活，现在看是很正常的事，我主持电台的“文学剪影栏目”，我做得很好，我起草计划生育文件，计生委主任也很满意。我就是不懂，我为什么就干不好“作家”这个活。原来，在中国，干什么都可以叫作打工，唯有作家这个名分，不是自由职业。

实事求是地说，有省委 书记、宣 传部长、市委书记也曾经关心过我的。我获奖之后，我请朋友吃饭，有朋友悄悄告知，市委丁书记要找我谈谈。谈什么呢？我在家里赶紧翻书，担心丁书记说我不像作家。我在家等了一个星期，也没见丁书记上门找我谈谈。有好几次，相关领导都放话找我谈谈，但都未果。机会被我一次次地错过了，这是我天然的笨拙所致，因此只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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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挫折”，大概也就是生活的变故。大约是1984年，我因长期不上班，合肥制药厂下文将我除名，文件上特别注明：通知梁小斌“本人和家长”。人事工劳科科长在春节前夕，冒雪将通知亲自送到我家里，我很过意不去，说：“麻烦你们跑一趟，我本来应该亲自去取的。”失去工作意味什么，我并不清楚，我心想，再也不用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了。但我的父母认为厂里处理不公，就话里有话地说：“我这个孩子，自从邓颖超接见之后，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工劳科长大吃一惊，说是回去再议议。

我反正关起门蒙头大睡，甚至几天不吃饭，也不开门，渴了，就抓窗台上的雪吃。我吃雪时还在探索问题，我想：人不走运时，连水都在外面。我的父母在走廊探头探脑，他们害怕我自杀，另一方面，也想看看，按照他们的话来说，我这个没有工作的怪物。在卡夫卡那里，人有工作叫异化，在中国却相反，人无工作就是甲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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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我父亲所藏的书大约是联共党史和鲁迅全集之类，但大都被我论斤称卖掉了。后来，我家门口来了一个爆米花的英俊男孩，他从煤堆里摸出一本脏乎乎的书，凭我的记忆，可能是《安娜·卡列尼娜》，但他并没有借给我看，而是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从自家厨房门后偷了一块咸肉递上，他又摸出了一本拜伦的《唐璜》。在连续送上了几块咸肉之后，他答应代我引见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名字叫绥民。绥民先生对一个文学青年的引导真是如沐春风，他在谈到古诗意境，枯藤、老树、昏鸦时，他女儿的钢琴声在院内迴荡，真是震耳发聩和美妙极了。原来，英俊青年手中的书，都是绥民先生的女儿偷出来给他的，而绥民先生出于谨慎，只借给我一本《中国新诗选》，这上面汇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成就。

当时，阅读是一种禁区，我父亲为避我到外面闯祸，逼迫我没完没了地抄写毛 主 席 语录，而且还要背诵，但这不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只得鬼鬼祟祟，只得躲进厕所，只能是神思恍惚。半夜里，一本《唐璜》像沉重的砖头从双人床上不小心掉到地下，父亲闻声拧亮电灯，做过公安工作的父亲从来未见过这种书，接着审讯开始，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到农村去，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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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生涯里，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对我心灵形成了撞击，当时这本书还是群众出版社的内部读物，我现在仍在回想，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呢？平心而论，假如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话，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叫作“思想”。譬如：一个囚犯躲在厨房里吃土豆，作家如何评价这个景象呢？囚犯知道，土豆如果烧熟了，就没有他的份了。我很激动，并不是为了囚犯的苦难，而是发现了一种思辨：土豆有一种从生到熟的过程，囚犯掌握这个过程，他非常懂得他应该和什么样的土豆打交道。囚犯的本能意识属于已卜先知，而我对此非常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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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曾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遗产给你们兄弟几个，我所掌握的破案技术，你们也用不着去掌握，就是掌握了也没什么用。”这话听起来颇感奇怪，原来父亲在想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让后代究竟继承什么，既然没什么钱，又没什么精神和技术给后人。父亲瞬间有着迷茫，为此，我深深地痛惜父亲的一颗心，父亲打我的时候，一时气急，竟找不到木棍，我竟不忍心让他发急，怕他血压升高，就告诉他，木棒在床底下，父亲找到木棒就说算了，算了，下次不允许了，去玩吧。我与父亲的隔阂不值一提，倒是父亲那一辈人其心路历程何其悲怆。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写信道，我的父亲一定有好几块脊背。他将最好的那块，带枪伤的脊背送给大哥去擦，而我只能看见没有枪伤的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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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青生活太清苦，我曾偷了农民的一只鸡，放在小提琴盒子里，拎到另一个知青点去烧，黑灯瞎火，煤油炉在床底下炖着鸡，我们全装睡着了，老乡伸头看我们，没见到什么动静。但是，鸡的香味我躺在床上却闻到了，我忽然跃起，拦住老乡，想挡住那风。这是徒劳的，这情景我写到了诗里：“鸡的芬芳在大步疾走，犹如戴着红色羽冠翩翩少年，骑着白马，将它被杀害的消息，在天亮之前，通知千家万户。”我不能睡下，与老乡在打谷场聊天，他大抵也看出了我的劣迹，老乡和善，只是没有说穿。就这么闲聊，正是村庄月光朗照的时候，我蹲在碾盘上想：该放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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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写过真正的情诗，就是在我号啕后也没有写。有一个女友曾每天送饭到我租住的小屋，并帮我整理文稿，那情景让我相信，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存在。她突然消失了，我魂不守舍，满城寻她，在她曾住的地方，只见有风衣飘摇。后来，她给我来了信，说是她承受不住了。我在朋友圈里号啕，边哭边思索，这是什么道理。天下所有爱情都是站在辉煌的屋顶，演绎难忘一幕后，提前收笔的。她帮我整出文稿后，期盼我站在世界领奖大台，每天送饭才有意义，但文稿却看似废纸，实在是吃不准我的底细。这不怪对方，这是爱情自身的规律，十二月党人的妻女们陪送丈夫去流放，与女友雪天送饭道理相同，前者壮观，后者如同沙砾。但我的确失恋了，我在《断裂》里自我解嘲，所谓失恋就是她提前一步将我抛弃。

情诗是中国抒情诗最薄弱的一章，也是我的不足。爱情宏观起源于所爱之人是在敌人营垒内，打又打不得，抢也抢不到，只有心曲弹唱，以死相拼，情诗即是克服一切障碍。中国情诗大多起源于表妹之类，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身边没有别的女人，只有表妹（或是表哥）。因此，中国情爱起源于“容易”，起源于乡里乡亲们近亲交融，尚未真正抵达“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深感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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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成俑，是我生造的成语。我没有说“成蛹”，即是我并不想化蝶，飞舞在繁花似锦丛中。我在屋子里写稿，害怕敲鸡蛋的声音打扰邻居老太太，就曾将鸡蛋在枕头下压碎。有一天，雷声大作，我趁着雷声敲碎鸡蛋，邻居老太说昨夜睡得很好。我尽力在独自成俑中丰富自己的内心回想，这就足够了，获得一个内心回想，至少维持我一个礼拜内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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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视力严重不济，医生禁止我看电脑，我的脑海里实际上早已虚拟化，并将虚拟看成真的，我在虚拟中自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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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与很多诗友有着亲密关系，是诗坛上的朋友接济我，帮我付房租，帮我刻了很多书法印章，但安徽老乡海子之死，却证明他死于文坛形态对他的冷漠。文坛该是诗人的家园，海明威说过，人生活在此地，却到异地炸桥，我不希望诗人们在圈子里炸桥。只能说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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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靠书法挣钱。这是我余生存活的唯一手段了。书法必须拜师，我真的拜了一个师傅，我的书法老师名字叫黄以明。他苦口婆心地对我说要学书圣的圣教序，要学会锥立沙。得到心心相授的法传，我就特别乖。我在研习圣教的日日夜夜，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体察到书法老师用真情给我点拨迷津。王羲之的邪和空灵后人无人可及，我的师傅却知深义，他在午夜里向我略示书圣真密，令我切勿外传。在书法笔法已不保密的年代，真密是指心之大密，如同钢珠，你就是不知是如何入箍的，原来是瞬间压进去的，但轴承就是不变形。无形可寻，意在有形。我总结了一点书之真理，借报纸披露一下：垂露双鱼，蚯蚓折骨，用力蹬空，刀背划纸，铁砣抱针，立锥成桩，石头抽丝，钢珠入箍，鹅颈鼓荡，英胆缩身。这么多成语，我想说什么呢？书法如同蜷缩的垂露老人，被迫抽丝跃动，露就那么多，静则凝，动则血珠连绵，或断或续，不多也不少，我欲究尽，迫圆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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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将我的10本笔记以赠送方式给了诗坛青年朋友。青年朋友将它装在锦盒内，意思是代为保管，他在寻适当机会回赠社会。我回想笔记所录，不忍卒读。

我是中国最早写思想随笔的人，比什么米沃什词典引进中国要早得多。大多数人不知道我在笔记里写了什么。

譬如我说：“晚上我看见手上的刺，我就在回想，今天我的手曾经摸过什么。”还有，“我背负着孩子在想自己的问题，渐渐觉得背上已不沉重，但是灵魂稍有迸散，背上就是枯骨”。这些零碎，我本打算有时间将它分行变成诗，就这么越积越多，几乎被它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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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那两首诗，我自认为并非上乘之作。人，不可能指望那两首诗吃一辈子声誉。我注意到，现在青年人懂它，恍如隔世，青年人的感觉是对的。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不仅要对自己说，还要有说给自己后代听的观点。

中国写作至今的通病，说给自己听还行，但说给后人听，其道理就是难以持久恒真。说给后人听，就是当老师，但我仍还是个学生，是为不安。

来源：地洞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