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养老机构中，空间与人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谁住进了养老院》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调查报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从时间维度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分析当下养老困境，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基于在云南昆明历时 13 个月的实地调查和采访，作者以对老年人过往和当下经历的记述，揭示视自身为“累赘”的住进养老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以在养老机构所见的人际交往，展现复杂的关系网络，探讨影响照护的多重关系视角。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三章《空间与场所，节奏与规矩》，分享给读者。

当遥想之地偏偏成为居住之所，可能会带来非常紧张的关系。——阿西尔·古普塔（Akhil Gupta）、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超越“文化”》（“Beyond’Culture’”）

午饭刚过，坐在养老院安静的中庭，都看不出这座建筑的本来用处了。宽阔的白色走廊墙上随意贴着剪纸和彩画，角落和门口挂着一札札鲜红的绳结和辣椒。黄色的光线透过上方灰蒙蒙的玻璃穹顶和一排排褪色的彩旗照进来，为这片开阔的公共区域增添了一种梦幻感。不过，空气太静谧了，正午灼热的阳光将塑料凳和乙烯基沙发晒得黏糊糊的，让人们都躲到凉快角落去了。从围绕主楼层中央区的栏杆探下去，可以感受到从排着一打光滑、棕色桌子的昏暗餐厅里，吹来的凉风。这里的饭菜煮得又软又淡，吃完后不留什么味道。让人惊讶的是，整栋楼几乎都没有味道，院长带我参观时也反复说道：“你压根儿看不出这是一家养老院！”

事实上，在不到两年前，这里还不是养老院，而是一家韩国交换生的暑期寄宿学校。在那之前是一家博物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它的许多地方——从凹凸不平的花园石子路到湿蒙蒙的公共区——装饰性大于实用性。在参观中国各家养老院期间，我常常遇到这种形式和功能上的错位。

在当代中国建立养老院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找到运营的物理空间。土地所有权在中国是个复杂的问题，政府努力在土地完全国有化和私人产权之间达成平衡（L. Zhang, 2015b）。张鹂在关于昆明新兴中产阶层的群体研究中，谈到房地产私有化成为改革开放后激励经济增长的一项核心战略。尤其在昆明，城市规划者为了跟上全国其他省市快速现代化的步伐，将许多住宅区改建成了商业区（L. Zhang, 2010）。养老机构也感受到了压力。虽然政府积极鼓励私人投资养老产业，但没有相应的财务支持或土地补贴，养老院开发商基本无法在热度不降的房产市场上拥有竞争力（Dai, 2014）。他们知道无法指望像公寓楼或购物中心开发商那样的利润，所以很少去租赁 40～70 年合约的新土地，而是转而改建原本用于工厂或学校的建筑物（L. Zhang, 2015b）。

尽管有这些困难，养老产业仍在吸引着关注和投资。根据前言所述的官方“9073”养老模型（老年人 90% 为家庭养老、7% 为社区养老、3% 为机构养老）和人口预测数据（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到 2025 年有望达到 3 亿，到 2053 年可达 4.87 亿），到本世纪中叶，养老院机构的需求将达到近 1500 万张床位（Lei, 2020）。其他调查显示的需求还要高 ：一份报告称，11.3% 的城市老人和 12.5% 的农村老人愿意住养老院，所以未来 30 年的潜在需求高达 5800 万张床位（Chang, 2012）。截至 2020 年，中国有 20 万家养老机构，约有 760 万张床位（Lei, 2020）。而 1988 年时，中国只有 870 家福利院，住有不到 5 万的老年人（Chen, 1996），可见养老机构发展速度之惊人。

不过，这些数字顶多是粗略估计。中国的寄宿养老院有国有的、社区的、企业的和私营的，但分化不明确，功能上和命名上都不像西方的养老院、疗养院、退休社区那样区分（Saiquan, 2002; Zhan, Liu, & Guan, 2006）。对于涉及老年日常照护工作的人来说，在网上快速搜索一下，就可以更准确、有效地了解养老院的快速发展状况。2015 年 11 月，在我调查快结束之际，查到中国有 23,606 家养老院，昆明有 92 家（“Kunming nursing home list”, 2015）。

我拜访了这 23,606 家机构中的 8 家，见识到各种各样的养老形式，从云南农村山区的免费福利院，到上海月租 20,000 元以上的退休豪宅。我还在老年科和临终关怀病房、私人疗养院、社区养老中心待过，这些也是中国重要的养老阵地。虽然上述模型、预测和统计数据能大概地呈现整个状况，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第 2 章采用深度历史分析，从时间维度来解释；本章则是从空间维度以及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养老机构的当代发展状况和未来形态的丰富潜力，需要理解空间与场所、想象与现实、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矛盾（Gupta & Ferguson, 1992）。不过，空间和场所是模糊的概念，容易因视角或尺度的变化而相互混淆。段义孚（Tuan Yi-Fu）在研究人类对空间和场所的感知时，为如何从人类感受的角度理解这二者变化不定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见解。在他看来，空间是容纳运动和自由之处，而场所是运动的停顿之处——“价值的凝固点”，让新的空间由此展开（Tuan, 1977: 12）。空间是场所的集合，是大大小小的停顿处构成的网络。空间既在这些停顿之内，也在这些停顿之外，这些停顿处包含着深刻的人性。空间构造反映、塑造、引导着躯体和社会关系。

本章以段义孚的理论为引，探讨中国养老机构的空间和场所营造的复杂性。首先，我会介绍我拜访过的五家养老机构，描述它们多样化的形态。接着，着重描写那些开辟养老院空间的动态进程和行动，以及它们如何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碰撞、结合，形成有特定形式、定义和含义的新养老场所的。由于“空间的感受总是社会建构性的”，本章后半部分会讨论这些新场所是如何吸引到不同的人群的，他们对于养老院场所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Gupta & Ferguson, 1992: 11）。通过着重于身体感受，我分析了无差别的空间如何成为有意义的场所，而在形成新场所之后，又带来了可争夺的新空间（Tuan, 1977）。为了解释这一多变的动态关系，我采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92/2004）的“节奏”（rhythm）与“规矩”（routine）概念，探索把养老院塑造成空间和场所的生物时间、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我特别关注了“运动停顿之处”—门、锁、边界、沉淀物和房间—新场所的形成标志。通过不同人群的案例，来探讨居民和照护者是如何理解、竞争、抵制、拓展和界定自己的空间，以及如何处理那些“交叉视角纠缠”最为明显的边界和交界处的（Danely & Lynch, 2013: 4）。

形式的多样

在中国，养老院的公共形象通常是老人微笑着坐在轮椅上，跟着“红色歌曲”拍手歌唱，身穿制服、体贴的照护人员蹲在他们身旁，笑着鼓励他们。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规范和监管，养老院及其照护质量参差不齐（H. Zhang, 2007）。公共养老机构有政府的扶持，总体上人员完备、口碑较好，但是只对无子女或有关系背景的人开放（Shum et al., 2015）。它们往往最容易让研究者接触到，也容易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许多调查型研究显示，养老院生活的满意度很高，老人们称住养老院后身心健康有了改善，比起以前的生活方式，他们更喜欢住养老院（Y. Cheng et al., 2011; Guan et al., 2007; Zhan, Liu, & Guan, 2006）；但也有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养老院老人的抑郁症发病率达到 38%～46%（H. Wang, Shi, & Gao, 2007; Ouyang, Chong, Ng, & Liu, 2015），台湾地区则高达 81.8%（Lin, Wang, & Huang, 2007）。这不同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养老院质量上的差异。2001 年，中国民政部出台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计划到 2022 年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但研究者们认为，该规范的落实和监管仍存在很大不足（Zhan, Liu, & Guan, 2006; Xinhua, 2020; Y. Zhang, 2020）。

需要理解空间与场所、想象与现实、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矛盾

养老院的质量较难以衡量。在研究美国养老院时，雅典娜·麦克莱恩（Athena Mclean）从物理空间、环境和体验方面分析了养老院的布置，指出空间的采光、布局对于居住者和访客的体验有很大影响（Mclean, 2007）。若昂·比尔在巴西“社会遗弃区”（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工作时，更为逼真地展现了养老院的疏忽和躯体腐烂的景象与气味（Biehl, 2005）。我拜访的养老机构没有比尔《生命》一书中的那么糟糕，但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会结合这两种方法论来描述五家机构的物理空间和感官环境，以便读者对中国养老机构的各种形式有个大概的认识。

私人养老院：玉山老年公寓

拥挤的公交车门抽筋似的拉开，停在一条满是卖手机配件和烧烤食物小贩的人行道上。沿着一条被附近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过去，可以看到“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沿着箭头方向，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的下水管道和三张破沙发，就是红色的金属门。上面告示写着探视时间为早上 8 点至下午 6 点。透过大门的铁栅栏，我看见门房坐在小值班室的小电视机前，便招手向他示意。片刻之后，他过来了，一言不发地把钥匙咔嚓插进厚重的门锁里，拉开宽阔的大门，随即回到电视前。还没看清里头的景象，我就被一股气味冲晕了。到处是陈年尿臊味，混合着一片不知何年何月的板结牛奶、水泥灰、油漆、花草、汽车尾气、汗臭和脏衣服的味道。

一进门是一栋脏乱的办公楼，旁边是可容 6 辆车的小型停车场。然后是 10 栋居民楼，每栋 1～3 层高，可容纳约 300 名住户，另设厨房区、洗衣区和浴室区。这里没有电梯、坡道，上层的走廊和窗户用栏杆和锁封住了。居民楼之间有个露天的中庭，庭院内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花圃由护工人员打理，为防老人误入而围上了篱笆。庭院边缘有一圈 1.8 米宽的水泥路，上面有一排排板条长凳，和爬满藤蔓、供居民乘凉的棚架。由于没有娱乐和复健设施，这条路便成了多功能活动空间，总是人影憧憧、热闹不断。

当天冷或下雨的时候，老人就会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一个房间一般住 2～4 位老人，睡在靠墙的双层床上，上铺只堆放物品。有时，护工会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房间里有木制桌椅，上面一般放电热水壶和辣椒酱罐头。大一点的楼房还有公共休息室，沙发靠墙边围着，中间放台小电视。房间虽然都昏暗狭窄，但地面打扫得很干净，门窗经常开着，让空气流通。下铺是老人仅有的私人空间，紧挨着墙壁，像洞穴一般。家庭照片和小篮子、小包装的纸巾和零食藏掖在角落里，或挂在床柱上。

私人养老院：幸福晚年老年公寓

幸福晚年老年公寓距玉山老年公寓不到 3 公里，在一条有宽阔人行道和几路主公交站点的主干道上。锁着的大门也是由一个漫不经心的门卫把守，大门和围绕建筑物的银护栏、厚灌木丛都只有齐胸高。在前方公共区的阴凉处，坐在一排排塑料椅上可以看到外面过往的车流，闻到附近香料市场传来的味道。两层高的居民楼中大约有 300 个房间，住着 500 来人。楼与楼之间有宽敞的过道，上面点缀着一些圆桌、圆凳和大花坛。头顶上方，高高的半透明天棚可以遮雨，也让高海拔地区的阳光不那么刺眼。

从居民楼外，可以听到休闲室的门口传来乒乓球声和钢琴音乐声。老人和工作人员在亭子里休憩、聊天、织衣物和打麻将。庭院里有老人们种的花卉和阔叶植物，隐约可见一座小庙、按摩室和锻炼区的一角。过道和斜坡上有遮雨棚，确保即使下大雨时，所有老人也能从房间轻松抵达食堂，不被淋湿。房间很宽敞明亮。每间有 1～4 张标准床位，配有床头柜、椅子、桌子、电视和小卫生间。

一家农村公共福利院

天气好的时候，到云南西北部与西藏交界处的这个小山镇，需要坐一夜磨人的大巴车，再乘小客车多次中转，走一段长长的路；除非运气好，碰到过路的汽车捎带一把，能快些到达镇上。天气坏的时候，如果这唯一的大路也被雨水冲蚀，或滑坡堵塞，就得走更多的路。到了镇上，很容易就能找到镇子边上的那家福利院。通往福利院的石膏墙上绘着老翁老妪的老式水墨画，塔状顶的红色大门敞开着，无人看守。三层楼高的屋顶上有飞檐，墙漆褪成了灰黄色。中间院子里，桌子和凳子几乎掩埋在及膝高的草丛和茂盛的三角梅中。老人们聚在低层走廊的阴凉处，倚靠着剥落的水泥墙和斑驳的红廊柱。一些人坐在矮凳上，还有一些直接坐在复合木地板上，一起喝着一瓶白酒—一种烈性清米酒，虽说还不到中午。

走廊里摆着灭火器，扶栏上晾着拖把和衣物。一楼房间的门口有短短的水泥坡道，房间里家具都不多，但挺宽敞。这家福利院收容各个年龄段的人，包括一名 12 岁的孤儿，但大多数是贫困、病残、无家属的老人。由于这里只住了 20 人不到，二楼的大部分房间都空着。窗户上有金属护栏，但从开着的门可以看到简单的床、桌子和椅子等家具。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声音，老人们的娱乐就是把一只温顺的小兔子和一只眼睛水汪汪的小狗传着玩，或者派人去镇上再买一瓶白酒。

一家大型公立医院的老年科

赶在医院交接班的当口来到这里，真是考验人的耐心和信心。17 个楼层只有 4 部电梯可用，所以每当电梯门打开，就有一窝蜂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冲进去，直到电梯载重警报器发出刺耳的鸣响。然后，他们一个个地退出去，直到警报停止，电梯开始颤巍巍地上升。这是一家综合医院，老年护理科位于最高的两层。每上一层，载重减少一些，等到电梯门在 16 层打开时，已经没什么人出去了。这两层的老年科采用标准的医院制式，中央是护士台，周围是病人的房间。这一层本来是留给离休干部或高级党员的，所以房间比下面那层的大，每间只有一到两张床位。不过，下面那层的房间以中国的标准来说，也是很宽敞的。大多数有三张床位，都配有床头柜和大衣橱。

这个病区很安静，装修都是无菌白或乳白色。走廊里活动的主要是护士和医生，动作静悄悄的。一些病人由护工或家属陪着遛弯儿，但大多数躺在房间里看电视或休息。偶尔，当对讲机里响起《哦，苏珊娜》的轻快曲调，护士会查看头顶上方的电子屏号码，看刚才是哪个病人按的呼叫按钮。和我参观过的其他中国医院一样，这里的楼道飘荡着一股轻微的香烟味，混合着常规的体液味和消毒水味。

上海一家私人养老庄园

2015 年秋天，我去参观这家高端养老建筑群时，它尚在建设中。但主楼大厅里那个熠熠闪光的比例模型，让人得以窥见中国精英养老的未来光景。一位西装革履、面带微笑的向导带我参观了布满自然光和最先进设施的复健区和娱乐区。她停在一个大的电子屏前，演示了老人们如何用它来在一天中随时与医生进行虚拟沟通。

中国养老机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变的形态

这次参观还见到了配备豪华电器、时髦家具和阳光露台的样板房。老人可以选择一系列的户型和面积，依据个人偏好和照护需求来定制。向导特别介绍了集成化床头报警器和行动探测器，让家属白天随时可以收到老人活动的虚拟报告。每次和照护人员互动后，老人还能使用门口的电子按钮为互动打分，确保给老人和家属一个尽在掌控的养老环境。

空间变场所

由上述案例可见，中国的养老机构形式多样。我在实地调查和同类研究报告中均发现，养老产业遍布着资源配置不均、标准化缺乏和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私人机构（Feng et al., 2011; Zhan, Luo, & Chen, 2012）。以上几则描述是为了说明中国养老机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变的形态 ：在广阔而悠久的社会进程网下，诞生出多种新场所和新身份。

不过，在我的研究中，我不是把空间当作封闭的虚无，而是开放的力量，由有形之力和无形之力生成的一种势能：“空间不是事物排布的（现实或逻辑）场合，而是排布事物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把它视为一种包裹万物的以太，或者抽象为一种万物皆有的属性，而要视为一种连接万物的普遍力量”（Merleau-Ponty, 1945/1962: 243）。而且，我在描述这些“交叉互动”（Gupta & Ferguson, 1992: 8）时，更关注的不是体制或等级制方面，而是促进或妨碍这些场所生成的新奇关系和尴尬交往（Tsing, 2005）。

想象空间

桌上堆着几千元的海鲜，项福却只埋头于一碗白米饭。虽然已经叫服务员少放调料了，但这位贵客一再跟我们说，她的上海口味实在吃不惯这些重口味食物。同桌的人出于礼貌克制了自己的口味，给她在菜单上找了一道清淡的素食。40 多岁的项福是一个土豪——中国日益增长的暴发户阶层。光鲜的套装和烫发显示了她在中国市场改革浪潮下发迹前所追求的时尚风格。谈话转向了她来这座省城的原因：她的保险公司投资了昆明西部的一家大型养老机构，融汇了来自两岸三地的资金。她解释说，她对老年人或医药没有兴趣，但公司认为养老产业是一项利润丰厚的投资。

虽然建筑工地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地，但项福很肯定它会成功。基于该公司的前期调查，有相当多的人愿意以每月 5000 元的价格去争夺这个未来全方位服务社区的 1 万张床位。社区将包括酒店、医院、教育中心、公园、餐馆、商场，甚至幼儿园。项福兴奋地解释说，该公司最终希望将多个养老社区连成一张覆盖亚洲，甚至延伸至欧洲和北美的网络。虽然眼下一个社区都没看见，但她谈起了可让所有（特定阶层的）老年人在这张国际网络中自由旅行的会员卡。同桌的人一边礼貌地听着，一边把装满剩骨的盘子交给服务员。当她提出买单时，没有人反对。

“谁能从空间中制造场所？”从这个简单的问题入手，可以收获很多（Gupta & Ferguson, 1992: 11）。在过去 20 年中，私有化和市场化、家庭规模缩小、项福这类私人投资者变富以及国家福利削减等因素，在中国开辟出让新型养老院可以并正在形成的空间。这些空间内外出现了稀奇的关系，尴尬的饭局促成商务合约，香港的资金把推土机送到云南的乡村，在杂草丛生的田地里清理出一块裸露的地皮。这些用于开发的投资许多来自国内，但也有融汇了国外资金的。例如，在昆明市郊，我曾遇到一位回族的穆斯林商人，他正在用来自中东国家的资金在昆明建立一家穆斯林养老院。这种种互动和交易最终造就了场所，而它们又为更稀奇的人际连接制造了新的契机。

这些稀奇的人际连接，在一天下午我去拜访昆明南部的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时充分地体现出来。我观察到，除了共享一个空间外，房间里的人们差异很大；就像五年前的皮革工人们除了疲惫的脚步一致外，别无相同之处。王鲁医生来自云南东北方 2000 公里外的安徽省，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幸福晚年老年公寓。这天下午，他在做下午的例行巡房时，被赵阿姨拦住了将近 20 分钟。赵阿姨是一个年近 70 岁的健谈的退休教师。她丈夫也是退休教师，正坐在角落里，努力用薄薄几页报纸挡住他们的谈话。

赵阿姨和丈夫来自北边 900 公里外的重庆，去年他们退休后，拿着优渥的退休金，立刻决定逃离重庆灰蒙蒙的冬天和湿气过重的夏天。虽然两人都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或残疾，但养老院多样化的服务和社交机会令他们觉得，它是比同等价位的公寓更明智的养老投资。赵阿姨对这家机构特别热情，说其优秀的管理模式是效仿了上海一家日资养老院。

正当赵阿姨有模有样地讲起儿子的新女友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她。护工韦晴端着盘子走了进来，放下两杯酸奶和吸管。韦晴说她是两周前从昆明西边 150 公里外的小城楚雄附近的一个农村来的。在村里多年干旱后，她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当过一年护工的姑姑，劝说她坐 3 小时大巴来到昆明这家养老院应聘。

王医生、赵阿姨和韦晴都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迁移大军中的一员，主要是从农村迁往城市。中国的城市居民比例从 2005 年的 43% 上升至 2015 年的 56%，云南省则是从 30% 上升至 43%（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2019）。王医生和赵阿姨有城市户口和经济基础，不再属于所谓的流动人口，不用经历像韦晴这类农民工遭遇的重重困难。流动人口从 2000 年的 1.21 亿到 2014 年翻了一倍多，达到 2.53 亿（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2019）。不过，他们属于新养老流，即近年来移居海南、云南等南方省份，以避北方寒冬的数百万老年人（Sina, 2016）。

在过去的 10 年里，这股流动加强了，流向多个维度和方向，由此带来的摩擦也产生了新的形态。正如罗安清（Anna Tsing）所言 ：“一根棍子只是棍子，两根棍子摩擦产生光和热。这个摩擦比喻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同质、不平等的东西相遇，会带来文化和权力的重组。”（Tsing, 2005: 5）就拿养老产业来说，来自北方的医生和退休人士、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来自中东地区的资金与来自南部和西部的技术，将过去的寄宿学校、田地和皮革厂重建为养老院。但当这些场所想象完毕、建设完毕后，其空间又是如何寓居和争夺的呢？

制造空间

当我坐在玉山老年公寓庭院小路外侧的长椅上时，感官受到了一波叫嚷声、汽车喇叭声和咳嗽声的噪声轰炸。工作人员快速地走来走去，分发着堆在托盘和推车上的衣物、食物和药物。老人们由家属或护理员搀扶着，拖着脚慢慢地遛弯儿。一个沉默的、穿橙色安全背心的老奶奶经过，扫去一撮散落的树叶。她后头跟着一位老人唐柏，举着苍蝇拍作势要打。院长跟在他儿子开的小型送货车后面，迈着大脚板跑过去，裤子高高勒在圆滚滚的肚皮上。他冲一桌打麻将的老人喊了几句。他们见货车开来，听见喇叭不耐烦地按着，便把自己的桌子和轮椅挪往墙边，腾出地方。在我后面的花园里，护工把黑桶里臭烘烘的秽物倒入新犁的土地里。在我的左右两侧，老人们三五成群地扎堆着，有的把小型收音机贴着耳朵听，有的把零食传着吃，有的和探视者交谈，有的就窝在长椅或轮椅上，跟着日头慢慢的变化，眯一会儿醒一会儿。

当这些场所想象完毕、建设完毕后，其空间又是如何寓居和争夺的呢？

这些寓居空间中的独特纠葛，带着各自的运动和节奏，以及声音和气味，存在于每一家养老机构中。在美国的养老院工作期间，雅典娜·麦克莱恩发现，养老院“是一个家，一个机构，一个工作单位，一个受监管的行业，更是一种商业……每一样都有不同的、往往冲突的要求和期许”（Mclean, 2007:62）。就像对玉山老年公寓的描述所示，这每一种不同的功能都需要自己的空间。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早期的空间民族志研究中发现，我们的空间感受取决于“对环境特定方面的选择性关注或忽视”，所以“让一些人感到拥挤的，未必让另一些人也感到拥挤”（Hall, 1968: 84）。每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发现，这里对拥挤的容忍度高于一般国家。拥挤，就“意识到受人关注”这个意义上来说，既可以是密切的关心，也可以是幽闭的监视（Tuan, 1977: 60）。空间是一种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的有限资源，无论是在公交上、人行道上，还是在排队时。在照护领域，许多争取空间的常规手段是受限的。我们可以把之前提出的问题“谁能从空间中制造场所？”稍改一下：“谁能从场所中制造空间？”如果空间是指移动和行动的自由，那么我们又能移动和控制他人的行动到什么程度呢？（Tuan, 1977）

在空间紧张的玉山老年公寓，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的钥匙叮当声。在这个拥挤的场所，大多数空间已经区隔开了。楼上每一层的大门都上着锁，以防体弱的老人走失。庭中花园也上了锁，以防老人误闯入受伤。与此同时，多人间卧室的门白天是全天敞开着的。相比之下，在幸福晚年公寓，很大一部分居民是住单人间或与配偶合住，有想关门就关门的自由。花园、娱乐室，甚至值班室，也都对老人和员工开放。除了前门是有人把守的电子门之外，听老人们说，唯一上锁的，只有放安眠药的药柜。

私人空间

在玉山老年公寓这类养老机构中，老人们共用卧室和浴室，而且无法竖立门、栅门等物理屏障，他们又是如何争取和捍卫空间的呢？塞塔·洛（Setha Low）在解释物理躯体与所占空间的相互关系时，提出“人们通过占领空间来制造空间”（Low, 2003: 16）。她是用这一点来阐释躯体扩张概念的，即从物理形态中延伸出去。她还说，“躯体所占据的空间，和对该空间的感受和体验，会随着人的情绪心态、自我意识、社会关系和文化素质而扩大或缩小”（Low, 2003: 10）。虽然洛揭示了空间制造的人际交互性，但她的调查对象在行动上比较活跃和自由。而在养老院环境下，躯体可能隶属于他人的工作空间，对于自我行动的掌控就严重受限了。

在我刚去玉山老年公寓二楼探访时，有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楼梯顶端的栅门上着锁，所以没有什么其他楼层的住户或访客来往。住户们都坐在大厅里，面朝房间，背朝俯瞰院子的栅门。没有人讲话，于是我静静地坐着，听着楼下的声响。这时一个房间门口出来一个女人，皱着眉，左顾右盼。她抚了抚头发，确认发夹好好地挽着头发。她的前臂上挎着一个黑色的方形皮包。也不低头，她皱着眉从包里掏出一把黑色雨伞。她看了看表，叹了口气。不顾那些看向她的目光，她快步迈向出口，到了栅门处想转动把手，然后疑惑地问坐在附近的人能否帮她开门，随着一声声的否定而越发焦躁起来。一位护工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骚动，喊了一句：“奶奶，您女儿来电话了。快来接，她要挂了！”尽管没有铃响，没有来电，也没有错过的消息，这位老人还是匆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几分钟，她又出现在门口，手上挎着包，东张西望，理理头发，又看看手表。

苏珊·布劳内尔指出，“虽然盟友关系更重要，但是我们发现连接各方的物体具有更大的象征性意义”（Brownell, 1995: 243）。同样，在养老院，虽然“盟友”未必是理想的甚至是自愿的，但“物体的流动”将老人和护理员维系在了共同的照护工作中。

例如，一天下午，一位坐在坐便椅上的爷爷排泄了。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一位护工注意到气味，戴着口罩和手套走了过来。

老人比护工高一个头，所以两人都费了老大力气才让他靠稳在墙上，然后护工取出便盆来更换。从他脸上加深的皱纹可以看出，显然他为这事感到难受。他向她道歉，并一再感谢她，而她责备他道谢，说这是她的工作。之后，她用一根布条重新把他的椅子绑在栏杆上，以防他摔倒。老人和护工都在努力控制躯体的“危险”边界和越过、溢出边界的体液，可是躯体总是狼藉地泄漏（Douglas, 1966）。在这个和上个例子中，无论是想约束（如坐便椅上的男人）还是逃脱（如挎皮包的女人），都无法决定和控制自己身体空间的边界，这给老人和照护人员双方都带来了不适。

那些能够掌控身体空间的人，则要不断为争取自己的空间而与其他住户或护理员竞争。由于这些个人空间是主观的、流动的，在边界地带最为显眼，所以一旦边界受到威胁、侵犯或防卫时，必须划分清楚。但就如以下吕奶奶空间被占的例子所示，老人们捍卫这些空间的能力往往是有限的。

一天下午，我去 1 号楼马阿姨的房间探视时，意外地看到住在 9 号楼、描着亮蓝色眉线的吕奶奶坐在沙发上。马阿姨这栋楼很小，所以其他楼的人很少过来。吕奶奶解释说，她感到头晕，于是马阿姨去给她找大夫了。我坐在她旁边聊天，但马阿姨的护工很快来赶我们，说有个 1 号楼老人要进来坐。护工想把吕奶奶带回她的房间，但她不想麻烦护工，于是由我陪着她回去。

等我们到了她的房间，她在床上坐下来，给我看一个戴帽子的大布偶。它算是屋里这个冷清清角落里一张友善的面孔。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大学生涯，讲她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然后她枕着胳膊肘躺下，坦言她今天非常生气。一个护工给她对床的老人洗澡，在房间里抖掸床褥，还把脏衣服堆在她的床上。吕奶奶说她只是站起来，走了出去。她不想惹麻烦，但她非常生气。

吕奶奶对于床被侵占的愤怒，显示出这种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中国养老院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许多困难，护工也是——他们移居他乡时发现常常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一种普遍的不适和不信任感，使得他们的身体很难适应环境，导致了一种无归属感（Sun, 2009）。

那些能够掌控身体空间的人，

南希·芒恩（Nancy Munn）在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民的研究中，称土著环境的地标物“是一地权威的浓缩点”，但是“不划定空间的边界。应该说，它们是一种象征性中心，从中扩展出边界模糊或暧昧的空间”（Munn, 1996: 453）。和芒恩研究的土著民一样，玉山老年公寓的老人也有一些象征性的空间标记，作为躯体的延伸受到认可。最常见的是一种软垫，老人们用塑料袋携带，作为长椅上自己座位的标志。没有垫子的就用几张报纸或硬板纸，或直接坐在塑料袋上。就连报纸和袋子，一旦用上了，也不再给他人坐。如果他们离开去厕所，或去院子里遛弯儿，这些东西就帮他们占座直到他们回来。那些不肯出去的人，会在自己大楼的长沙发和椅子上有固定的位子。

有一次，当我坐在 8 号楼的沙发上，夹在吕奶奶（一位 90 多岁的开朗老人）和闵奶奶（一位 80 多岁、只是短住一阵子的老人）之间时，平时坐在院子长椅上的唐叔叔走了进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打量着这里，老人们都警惕地看着他。闵奶奶低声问我，他是不是来找我的，他以努力挤进我们坐的沙发上证实了这一点。吕奶奶一如既往地大方，往远处挪了挪，给唐叔叔让出更多地方，而沙发上的其他人都在嘟囔。稍稍聊了几分钟后，唐叔叔又来问我，还有没有耶鲁圆珠笔，说把上次给他的那支弄丢了。我给了他一支，他心满意足地走了，回到外头长椅那边，其他人都松了口气。

唐叔叔在 8 号楼的突然出现引发的不适感，表明除了躯体和行动外，时间和规矩也在塑造着空间。沙发空间的划分不仅是每个人争取的结果，更是他们日复一日争取的结果。唐叔叔的出现不仅是对边界的侵犯，也是那个空间正常规矩下的异动（Lefebvre, 1992/2004）。

空间与时间，节奏与规矩

养老院与其说是一个实体，不如说是在门、墙、通道等物理边界之间、之内、之外的一种节奏和流动。埃里克·哈姆斯在研究胡志明市郊区的空间改造时，揭示了人们的时间感是如何反映人际关系中多重权力系统的运作的（Harms, 2011: 102）。在那里，控制空间的人也是控制时间的人。按照亨利·列斐伏尔所说，“每当有时间、地点和精力交汇之处，都是有节奏存在的”（Lefebvre, 1992/2004: 15）。

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道：“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养老院生活的无聊无可否认。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而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太阳、吃饭、访客和死亡。与此同时，劳碌的工作人员行动节奏则快得多，从而导致了时间落差和无法合拍。工作人员经常叫老人们“快点”或“等等”。也是工作人员决定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但这些往往与老年人饥饿和困乏的内在节律是不一致的。

一天上午，当我在玉山老年公寓和一帮奶奶坐着时，午餐铃响了。所有老人都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只有一个新来的老人除外。她挥手拦下一个路过的护工，问道：“她们上哪儿去？”护工答道：“去吃饭！”“我吃过了。”新来的老人困惑地答道。护工笑了，慢慢把她领向她的房间，说道：“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

这位新来的老人的困惑可以理解。午餐在上午 11 点就开始供应了，让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最终，大多数老人都像列斐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死期到来”（Lefebvre, 1992/2004: 27）。他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唐叔叔是少数戴表的老人之一，他没有让养老院的节奏带着走，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上午 10 点半以后，我就很难和他交谈了，因为他隔几分钟就会看一次表，哪怕午餐铃声会响亮地提醒大家。有一次我问他，饭菜好不好。“不好。”他答道，看了看表。我又问他饿不饿。“不饿。”他回答，又看了看表。虽然理应由身体“当他的生物钟”（Lefebvre, 1992/2004: 19），但只有手表能让他跟上养老院生活的节奏。

小结

本章通过关注“基础构造的形成”，展现了当代中国养老景观中丰富多样的机构现状（Biehl & Locke, 2010: 318）。如果你当真以为场所就是一个“价值的凝固点”，那么这些机构，尤其是私营机构千差万别的质量，会让你不敢相信（Tuan, 1977:12）。这些机构以及其中的护工，为家属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其他个人追求中提供了必要的服务，但这些服务的价值常被低估、掩盖或隐藏（Buch, 2018）。

通常来说，对于养老院投资的讨论，只计算了入住费用减去运营成本的净利润。它没有考虑到为家属腾出照护时间，从而提高了经济生产力这块的价值。从经济角度来说，这其实才是机构养老的最大价值。而如果得不到社会和国家应有的认可和投资，养老机构就得继续忍受微薄的利润和凑合的服务质量。即使在机构内部，迥然不同的待遇也反映出许多养老院和整个社会在财富和机会上的分布不均——这些差距是可以通过国家的标准化政策和持续性监管来缩小的。 

虽说初心是好的，但不是所有的空间想象都能撑过养老业的各种意外，变成现实场所。我最近听说，那位上海投资者陷入了土地征用的合同纠纷，面临着交易落空的风险。不过，继她之后还会有许许多多投资者畅想建立新的场所。建成后，再由照护人员和老人继续营造养老院环境，他们共同创造了共享的空间和时间，也由后者塑造着自身。然而，在参与共创的同时，如今许多老人因被迫与陌生人分享私密空间，面临睡眠、隐私和信任上的挣扎，感觉与自己的身体和环境都疏离、割裂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通过追溯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养老模式，来探讨这些亲密的照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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