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因为拥有适应战场变化的指挥谋略，高昂的士气，不畏牺牲、不怕艰苦的精神气概，遂行各种有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才能与在装备、陆海空合成作战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都占有很大优势的“联合国军”正面对抗，将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
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战法污蔑为“人海战术”的说法由来已久。麦克阿瑟于1951年3月24日在东京发表公开声明称：“敌人的人海战术（humans tactic）无疑已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惯于作这种形式的战斗。”麦克阿瑟所言，无非是对未能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圣诞节发动总攻势”等严重战场失败心有不甘。志愿军的不畏牺牲、勇猛作战，被“联合国军”视为不珍惜生命价值、愚不畏死。近年来，国际上相关出版物和网络空间里，包括各类影片、网络百科词条等，也不乏这类描述。因此，有必要对志愿军使用“人海战术”的虚假指称加以辨析。“人海战术”的说法最早源自西方。所谓“人海战术”，是指使用远超出敌方的兵力，不惜伤亡代价正面攻击敌阵。这种战术在冷兵器时代制胜几率较大，而进入热兵器时代后，仅靠大量人力对阵使用火力装备的敌方，即使占有很大兵力优势并且军人不畏牺牲，也难以取胜。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掌握着战场制空权，地面武器和空中打击也具有超高密度的覆盖能力。而且，朝鲜的山地地形不利于正面展开大集群冲锋。因此，面对此种状况，志愿军不可能采用“人海战术”，这是最浅显的常识。从实际作战总兵力方面来看，在1950年10月，入朝志愿军总兵力约29万人，而“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的总兵力（含海、空军及韩国军队）已达44万余人；到11月下旬，“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共55.3万余人。实际上，一直到1951年2—4月志愿军第二批入朝部队集结之前，也就是麦克阿瑟称志愿军使用“人海战术”之前，中朝军队总兵力都少于“联合国军”。因此，此时若非要说谁使用“人海战术”的话，“联合国军”最具备条件。在战役层面，中朝地面部队在前四次战役发起时调集到一线作战的兵力，相比“联合国军”在一线作战的地面部队人数占有一定优势，但这绝非“人海战术”。第一次战役时，志愿军调集12—15万人攻击“联合国军”在清川江以北的6—7万人（约2倍于敌）。第二次战役时，志愿军以38万余人攻击敌方22万余人（约1.73倍于敌）。但此数据中，“联合国军”空军和海军约10万参战人数都未计入其中。而如果“联合国军”没有空军和海军的战场支援和接应撤退，第二次战役的结果就不会是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所说的“几乎让我们遭受灭顶之灾”，而是真正的灭顶之灾。第三次战役时，中朝作战部队以30.5万兵力对阵“联合国军”地面作战部队25万人（约1.22倍于敌）。第四次战役时，中朝作战部队以28万兵力对阵“联合国军”地面作战部队25万人（约1.12倍于敌）。即使单以地面部队的数量对比，志愿军也没有远超敌方的兵力，更何况志愿军缺乏空军掩护和重火力装备，后勤供给严重不足，因此，硬给志愿军扣上“人海战术”的帽子，明显是某些西方国家给自己找台阶的不实之词。在具体战斗过程中，志愿军确实能以少部分兵力牵制隔断敌之大部，然后集中相当大的优势兵力迅速穿插、迂回包抄、多方向攻击，围歼敌方一部，在局部形成三倍甚至五六倍于敌的态势。例如，在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中，志愿军迅速机动，在横城地区集中了9个师约10万人，包围韩美军共2万余人，最终歼敌1.2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这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是以较小代价取得有效战果的重要制胜手段，体现了志愿军的指挥技巧和机动作战能力，与不惜损失大量兵员的“人海战术”有本质不同。面对有准备的防御阵地，攻击方的兵力通常需要数倍于防御方才有一定的成功几率，这是现代战争的一般规律。1951年3月，就在麦克阿瑟称志愿军使用“人海战术”的同时，中朝军队正在遂行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的运动防御作战，而“联合国军”往往以营、团级规模的兵力，在飞机、重炮和坦克的支援下，轮番攻击志愿军只有较少兵力控制的高地要点。“联合国军”投入重兵，在近三个月的攻势中，平均每前进1千米都有大量伤亡，这是否也算“人海战术”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为了在政治上贬低和妖魔化红军，就污蔑红军采用“人海战术”。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采用各种方式抹黑新中国，在欧美国家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人海战术”是西方国家抹黑志愿军的一种话术，一方面将志愿军塑造为既缺乏有效战术又无视己方伤亡的“野蛮军队”，另一方面也为“联合国军”的失败找到借口。翻检史料可以发现，“联合国军”在报告战场情况时往往夸大志愿军兵力，从而为战场失败辩护。例如，在第四次战役中，从1951年1月至2月中下旬，志愿军第42军375团9连占据龙头里以南宽达3千米的黄巨北山阵地，阻击美军和英联邦27旅的多番攻击。2月23日夜，9连撤出阵地，由第42军375团1连接防。在24日白天的战斗中，1排2班机枪手关崇贵用轻机枪击落了1架俯冲轰炸的美军P-51战机。当1连主力北撤之后，关崇贵在另外几名机枪手均已牺牲的情况下，独自坚守614高地2天3夜，成为抗美援朝战史中著名的战例之一。然而，英联邦第27旅的战场情报，却将志愿军兵力夸大为2个团，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某些论者常常通过误导作战双方兵力对比，把“联合国军”的失败“论证”成胜利。如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1951年4月22日傍晚发起）的加平战斗中，在志愿军第40军打垮韩军第6师和几支美军炮兵支援部队后，志愿军118师派出轻装部队迅速向南穿插近30千米到加平附近，在23日夜遭遇已经在加平川下游谷地和两侧高地布防的英联邦第27旅，24日傍晚美军骑1师第5团赶来增援，在25、26日与志愿军发生激战。经过数天激烈的攻坚和缠斗，118师在4月27日拂晓占领加平，完成了从中部切割敌方战线，阻止东线美陆战一师向西增援的战斗任务。在该战斗中，占据加平川下游谷地阵地和东侧504高地的澳军步兵营，虽然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群支持，但仅作战20个小时就丢弃阵地。然而，在英联邦参战国各自战史著作中，多引用“联合国军”情报部的估计，声称攻击第27旅阵地的志愿军部队有2个团约6000人。近年澳方发表的文章，更声称英联邦27旅的防御兵力只有两个前沿步兵营，共1500人，他们是“以一当五”对阵志愿军。实际上，在加平附近攻击“联合国军”阵地的志愿军部队前后有4个步兵营，确实出自118师354和353两个团，但这两个团并非全部参与攻击，更非“一个整师都参与了攻击澳军阵地”。后续南下的353团大部队在25日凌晨刚抵达加平川下游谷地时（其时澳营已经丢失了两处阵地），又奉命返回加平川上游的道大里部署阵地，以防止东侧“联合国军”向西增援。与此同时，在加平川下游谷地和两侧高地实施防御作战的“联合国军”，也并非仅有英联邦第27旅的两个步兵营。据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方面的官方战史记载，从4月23日夜至24日白天，支持澳军的还有美军的15辆“谢尔曼”型坦克、2个工兵连、2个野战炮营（24门英式25磅炮和18门105毫米自行榴炮）以及2个重迫击炮连（24门120毫米迫击炮），此外还有英军第27旅1MX步兵营在纵深建立防御阵地并派出一个步兵连直接增援澳军。在23日夜至24日晨，加平川下游地区的“联合国军”某些部队在志愿军的攻击下一触即溃，甚至未触先溃。24日傍晚，美军骑1师第5团也部署到加平，并在25日白天替换第27旅作战。在白天的战斗中，“联合国军”还有战术轰炸机、侦察机以及空投补给的运输机、救护直升机支持。此时的实际情况是，志愿军兵力少于“联合国军”防守作战的总兵力。而战斗结果是，即便“联合国军”拥有兵力和火力优势，志愿军仍然在战役发起不到5天就占领了加平。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3日提交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称：“中国部队……组织完善，训练和装备都很优良，很明显他们正处在斗志高昂的状态。此间对局势的全面估计，我认为必须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全新的情况下，与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新的强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让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说出这番话的根本原因是志愿军的英勇善战。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的洗礼和锤炼，到抗美援朝时期，人民军队已经锻造成为一支意志坚定、作风顽强、勇猛无畏、战术灵活、经验丰富的劲旅。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一方面克服严寒、补给困难等极端障碍，另一方面敏锐捕捉战机，根据敌我情况，以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相应战法，克敌制胜。加拿大派遣到朝鲜战场的先遣营战地日志中，就记录了志愿军英勇善战的实例。1951年2月18日，在砥平里战斗之后，志愿军大部队已经向北撤往三八线附近地区。此时，“联合国军”扩大反攻，在原州和砥平里之间注岩里东北的山谷（距砥平里东南约8千米），美军一个前锋侦察连与志愿军第42军断后的掩护部队接火，志愿军在傍晚撤到山谷尽头隐入山岗。乘着吉普车、架着车载重机枪的美军侦察连在该谷地宿营。美军设置了4个哨兵，其余人钻进鸭绒睡袋休息。已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连续作战一个多月，仅以炒面充饥的志愿军却在极其寒冷的冬夜又潜回该山谷，摸掉敌人哨兵，迅速击毙了大部分还在睡袋中或刚爬出睡袋、还未来得及使用武器的65名美军，随后再次隐入北面山岗。第二天，加军从该山谷路过时，目睹了美军尸体枕藉、装备散弃的现场。此后，该营宿营时只裹大衣睡觉而不再钻睡袋。当时有随军加拿大记者写出新闻稿记录了这一场面，但被美军新闻检查官扣压，多年后才在加拿大战史和老兵回忆文献中披露。志愿军出其不意的一招“回马枪”，既透出“敌疲我打”的游击战功底，又表现出吃得敌方吃不得的苦、耐受敌方不能耐受的劳的战斗精神。图为1952年，坚守在上甘岭战壕里的战士们，手拿毛主席的照片宣誓：“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请毛主席放心，人在阵地在。” 孟昭瑞/供图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不仅将诱敌深入、隐蔽包抄、纵深穿插、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近战夜战等战术发挥到极致，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还不断总结推广新战术。如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运动防御战中，志愿军部队面临敌军的猛烈炮火、空投凝固汽油弹轰炸、坦克抵近射击、大量敌步兵轮番进攻的残酷局面，利用地理条件，遂行“控制要点、隐蔽疏散、宽大纵深、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战术。同时，司令部也多次发出战术指示，要求承担阻击任务的部队严格贯彻命令，因地制宜部署。加之战士们不畏牺牲、勇猛善战，从而有效地为第二批部队入朝赢得了时间。在五次战役之后的阵地战时期，志愿军适时发明了在反斜面设置进出口，坑道与地表交通、供给、作战等各类战壕相组合的工事体系。这一攻防兼备的坑道战术，大大降低了敌军优势炮火、飞机轰炸的作战效率，弥补了志愿军在阵地战中缺少重火力的劣势。
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斯所著《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多次对比双方防御工事的优劣，并分析了部分原因：“敌人施展了他们高水平的技巧，建立了上等防御工事。在许多战斗中，敌人都在他们前沿阵地的同一防御区内长时间地防守……对于联合国军的部队，情况却正好相反。联合国军士兵往往不能在同一防御区停留较长时间，只是尽可能少地布下几颗地雷，装上几道有刺铁丝网（防护用的地雷和铁丝网也妨碍联合国军部队回撤），省得让巡逻兵因陷于危险而担忧。”由于“联合国军”常常在防御线上轮替，部队很难熟悉地形。相比之下，志愿军更熟悉和习惯这种地形，作者称：“联合国军的阵地常常设在高地顶端、山腰或前坡上，这些地方都颇容易暴露给敌方；而敌人常常在他们的后坡上睡觉，往高地的深处挖隧道、建地堡；当敌人的工事全部修建完毕，他们就把火力点隐蔽起来。而联合国军的堑壕常常挖得很深很陡，不易发射火力，敌人随时都可以用自动武器的火力攻破和炸毁这些又长又陡的堑壕。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因为拥有适应战场变化的指挥谋略，高昂的士气，不畏牺牲、不怕艰苦的精神气概，遂行各种有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才能与在装备、陆海空合成作战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都占有很大优势的“联合国军”正面对抗，将他们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一个强大民族的背后必定站立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正式宣告：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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