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日结工「阳过」的酷夏

文 | 蔡家欣

编辑 | 周航

「阳过」

铁皮屋的机房被阳光烤得发烫，十几台机器隆隆运转，喷吐出一股又一股的热浪，像一锅蒸笼。这是上海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天，室外都达到40度，还有机器轰鸣的响声，紧紧贴着耳朵，这些都让长逸感到眩晕。

每天，长逸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灌下20来瓶的盐汽水。上厕所的时候，还是憋不出一滴尿——那些水全变成汗液，从皮肤流淌而出，渗进眼睛、嘴巴。衣服、口罩一挤全是水，脚底的劳保鞋，又厚又硬，浸着黏腻的汗气。

没人能忍受这样痛苦的工作，两天时间，和长逸一起过来的八九个人，跑得只剩下他。他也想过走，但实在没有选择余地了。

这段时间，长逸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他“阳过”——这个词出自劳务中介之口，形容感染过新冠的人，即使已经康复，因为企业担心“复阳”让全公司停摆，他们也不接收。

过去一个多月，长逸就没找到工作，招聘群甩出的启事，有的明确说明“阳过的不要，去过方舱的不要”，有的则要求，“最近3个月的核酸检测报告”，问过几十家，没有单位愿意接纳。

他不死心，骑着自行车到现场找劳务，没人理会他，“他们人多了去了，怎么可能会听你的？”也曾试图隐瞒，到现场后才发现要扫“核酸码”——而“阳过”、进过方舱的人，只有专门的“随申码”能扫出信息。

这种经历并不是长逸一人独有的。不久前，一篇名为《我躲在虹桥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上刷屏，文中的主角阿芬因“阳过”找不到工作，无奈住进了虹桥火车站的厕所隔间。

遭遇这一就业歧视最严重的，正是阿芬和长逸这样，飘萍般游荡于都市各个角落的日结工。又或者护工这样的特殊群体，比如一位55岁的妇女，她说自己在上海做了两年护工，还清治疗儿子抑郁症和自己车祸欠下的债务，但在感染后，再也找不到护工工作了。

日结工

长逸有点胖，顶个光头，今年36岁，上过大专，但人生的全部信念，还是吃饱饭，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有口气在，饿不死就行”。

对于他这样有力气的人来说，活下去原本不算难，但十多年前，他得了躁郁症，要长期吃药，在福建老家办了精神残疾症。这张证帮他减免了医药费，但也让吃顿饱饭变难了，比如没法考取保安证，县城的很多单位也不敢录用他。

就因为这，去年10月，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异地他们查不出来”。在宝山区一个快递站做临时工，分拣、拉货，面对成千上万个包裹，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日结工再适合他不过。这类工作不审查，干一天结一天工钱，累了，就休息两天。要说坏处，就是中介抽成太多：一个小时28块钱，到手只有17块。每个月挣4000来块，刨去房租、吃饭，剩不了几个钱。夏天总是费水一些——房间没有空调，太热，只能频繁冲凉。生活太拮据了，得管住每个水龙头，电话里，他絮絮地算着这些账。

夜里下班后，他骑一辆共享单车，穿过尽是铁皮工厂的村庄，来到一栋红砖房前。下车，用密码锁锁住单车，要不这样，第二天就没车骑了，每月他会缴10元包月费。房间原是澡堂，被粗略地隔成两截，一半厨房，一半卧室，每月租金800块。里面只有一张硬床板，桌子、柜子都没有，长逸买床垫子和被子，就住进来了。

但长逸很满足。工作之余，没什么娱乐，他总躺在床上看书玩手机，饿了就给自己炒菜做饭。每两个月，家乡那位好心的医生会给他寄药品。

小心维持的生活的平衡，直到4月初被疫情打破。

封控来得仓促，他临时买了五六十块钱的菜，却在小卖部被人顺走。又高价买白菜和萝卜，靠家里仅剩的大米和豆腐乳，每天只吃一两顿，愣是撑过10天。隔壁人家虽是卖菜的，但拖家带口，有六七口人，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天天跟坐牢一样被耗着。”他说。

去方舱

那天凌晨，长逸正躺在床上为吃饭发愁，群里弹出一则志愿者招聘，写着“包吃住，每天800元”，“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救了。”他立马翻出厨房的米袋子，抠出最后半碗米，一口气全煮掉，就着最后一丁点豆腐乳，将肚子填饱。他形容自己当时“心情悲壮”，“就像要参加革命一样”。

凌晨4点半，抓起一包衣服，带足药和充电宝，他翻身过墙，骑着那辆共享单车，趁着夜色，逃离封控中的村庄。一路上，他看见一个陌生的上海，昔日宽阔的柏油大道铺满落叶，路边的电瓶车东倒西歪，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尘。除了站岗的防疫人员，路上几乎没人。到处是关卡，长逸不断绕行，快要抵达终点时，黄浦江挡住了他的去路。实在没辙了，他只好给劳务中介打电话，换到最近的方舱——酬劳也由每天800块变成400块。

长逸没觉得太可惜，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还是有饭吃。”共享单车越骑越重，实在踩不动了，他就下来边推边走。沿途看到别人喝剩的矿泉水，他捡起来就喝，“没办法，顾不上那么多，命要紧啊！”

到达方舱已是下午5点多，离出发过去12个多小时。骑了50公里的路 ，长逸整个人饿得发抖，他却说，“心情解放了”——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那晚，他一口气吃了三份盒饭，至今清楚记得里面有鸡肉、牛肉和红虾。他笨拙地形容当时的感受，“菜好好吃，我都感觉好幸福。”

方舱由一所中学临时改造，长逸每天要清理病区的生活垃圾，给病人做核酸、通知他们领盒饭。防护服一套就是9个小时，一天下来汗淋淋的。虽然累，长逸又回到疫情前的满足，“至少能吃饭嘛。”

每个志愿者管一层楼，10来间教室，200来号病人，最难受的是那些老人。情况好点的，是60多岁的女儿陪90来岁的老人而来，情况差的有坐轮椅的，还有戴呼吸机的。有人上厕所一蹲起不来，在厕所间大哭大吼。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得帕金森综合症的老人，手抖得不行，筷子也拿不稳，讲话也不利索，长逸担心他拿不到饭，总是单独给他预留起来。

第10天，长逸确诊染上新冠，低烧、喉咙痒，会出汗。不到两天症状就消失了，长逸被调到感染楼层照顾阳性病人。他没太把感染的事放在心上，觉得反而让工作轻松许多，因为不用再来回穿脱防护服。

就这样幸福地工作了20天，挣了8000块钱，还掉之前看病、租房欠下的外债，剩下千把块钱。但此后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他的理解能力。

先是方舱工作结束后，5月1日，他被劳务公司调往浦东当保安，但因为“阳过”，在半夜12点被送回宝山。5月17日，隔离结束后，他拿着解除隔离通知书进村，却在村口被人拦下。他打过110，也拨过市长热线，都无济于事。他绕了好远的路，寻着路障的缝隙就往里钻，终于躲回了出租屋。

接着便是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生产，长逸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了，“（没想到）把饭碗给砸了。”

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困顿，房租重新开始拖欠，担心他跑路，房东打来视频查看他是否还在出租屋，最拮据的时候，手头只剩七八块钱，只够买两包泡面。

循环

令长逸这样的求职者无奈的是，歧视普遍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着，7月上旬，上海本地媒体走访发现，许多企业招聘不公开要求“历史无阳”，但在实际招聘中将康复者拒之门外——他们担心复阳影响整个企业生产。

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现象。事实上，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证明，核酸复阳者没有传染性。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到，严禁在就业上歧视阳性康复者，“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

很多人已经选择回到老家，有人打算等核酸记录回溯不到，再回上海谋生，也有人决定彻底离开。3个月前，一个44岁的护工从深圳奔赴上海谋生，感染新冠后却像皮球一样，被人在学校、宾馆、待完工的楼盘之间转移。直到离开那天，她才第一次坐上这里的公共汽车——路上，她决心不再踏足这个大都市。

7月13日这天，长逸还在朋友圈看到招聘上明晃晃写着，“阳过的不要”。对他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7月9日接到那份在铁皮机房的活——给一家集装箱工厂换装新的压缩机。

在高温机房里干了两天，长逸领到700块工钱，终于补齐房租，他松了一口气，“最起码不用流落街头。”但回到家，他中暑了，接连发烧好几天。他不敢买药，身边没人，被烧得迷迷糊糊，还要在病中提醒自己，记得起床冲凉降温。

高温机房是不能再去了，“再干连命都得搭进去。”只是他又陷进吃不饱饭的循环中。靠三、四斤米维持着，能省则省，每天只吃一顿，就着榨菜下咽，饿的时候，就喝水填肚子，因为缺乏维生素，牙龈天天出血。

他期盼的日常并没有完全回归。做核酸时，“阳过”的他被要求排在单管队伍里，每回见着他，混管一列总有人要后退好几步。

长逸明显感觉到，往日热闹的城中村冷清了许多。曾经这里工厂集中，打工者众多，很多餐饮店以此为生，沿街夜宵店的吆喝声都要囔囔到凌晨。现在许多店铺门户紧闭，人流似乎比以往少了一半，经常听人提及，谁谁谁又拖欠房租跑路了。

长逸也想过回老家，只是相比大多数人，他总是少了一点选择的余地——回家隔离费好几千块钱，哥哥在外打工，回去也是一个人。在他小时候，妈妈就出车祸去世了，父亲好不容易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几年前也病逝了。老家是偏远的农村，他不会种地，回去也没有能吃饱饭的营生。

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因为躁郁症，这些年他一直孤身一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平日里，他喜欢看苏轼和王阳明，试着学习他们的生活态度，“一生颠沛流离，也还是照样那么过。”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叫“长逸”，寓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不久前，在朋友的指导下，他开始在网上卖家乡的桃子，利润薄，卖到东三省都得倒贴邮费，但也算多了个营生。等天气没那么热，他还打算去一个私人工地，朋友介绍的活，做装修前拆房，说到要在烈日下扛着一大麻袋的建筑垃圾，他只是笑了笑，“做苦力的，就当锻炼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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