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门诊号几秒抢完，最小的抑郁症患者仅4岁

图/Pixabay

文 | 《财经》记者 辛颖

编 | 王小

罹患抑郁症数年，歌手李玟在7月5日轻生离世，年仅48岁。

李玟的微博动态永远的停留在最后一条，“……生活要面对很多困难和伤痛，勇敢去挑战，去追求，你就是战士。”

一向以“阳光、自信、生动、快乐”形象示人的天后，如此退场，令人唏嘘之余，或将能推动抑郁症治疗的进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科主任胡永东向《财经∙大健康》介绍，这一类抑郁症患者，只是为了不想让周围的人看出来伪装成乐观，或因不想让亲人担心，或因不想被旁人指摘，内心仍然是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对生活没有希望。

而这种勉强而来的乐观，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自我心理调节方式，往往导致“微笑抑郁症”患者更难被发现，就医更晚，延误了治疗。

胡永东建议，大家还是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当出现持续情绪低落等症状时，及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时进行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

据香港媒体报道，警方在李玟的随身物品中发现13粒抗抑郁药。只是按照李玟姐姐的说法，李玟的病情最近还是急转直下。

胡永东特别强调，目前临床有多种治疗手段可以有效控制自杀风险，关键在于从早期对患者和家属展开教育，才能在关键时刻选择向外界求助。

目前，除了帮助重症抑郁症患者控制自杀风险的新药陆续被研发出来，降低重症患者自杀风险效果的方式还有电休克疗法。

这种通过短时间全身麻醉，利用安全电流刺激治疗的传统物理疗法，就是让电流经过患者大脑，引起大脑组织的某个部位异常电流的“放电”的状态，从而使精神症状减轻或消失的治疗方式。

这一疗法从诞生起就争议重重，但对于严重难治的抑郁症患者，电休克治疗仍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有时甚至是不得不做的治疗。

在胡永东经手的病例中，一般进行两三次电休克疗法，患者自杀的风险就会明确降低。

对于已经有轻生行为等严重自杀风险的患者，应立即到医院急诊使用镇静类药物或其他方式缓解。不过，此类紧急治疗通常只在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

中国医师协会发出的《改良电休克治疗专家共识( 2019 版)》中明确：当药物治疗无效、效果不理想或不能耐受药物不良反应的精神障碍时，可选择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若患者存在有危及生命的精神症状时，应当首选 MECT，如具有自杀行为的重度抑郁发作。

时常让胡永东感到遗憾的是，不少患者在病情加重初期，都没有及时到医院调整用药方案，都是较为严重的时候才选择就医，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期。

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会严格按照医嘱，完成一个周期的用药治疗，刚有点好转就自行停药，不按要求定期复诊，增大了病情复发的概率。

“自杀的念头是疾病症状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你真实的想法。所以当出现自杀的念头时，我们不应该顺着这个想法，而是及时的找家属、医生，进行求助。”胡永东希望更多的患者不用走到这一步。

一份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抑郁研究所等联合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女性患抑郁占比高达68%，约为男性患病率的2倍。尤其是产后和更年期，是女性抑郁的高发时期。

“疲惫”“动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抑郁症临床表现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变胖”“恶心”“手抖”“便秘”等副作用，也成为女性患者接受心理治疗的一个“关隘”。

一位重度抑郁患者曾告诉《财经》记者，每天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早上七点多醒来，就算睡着了，也常常做梦、惊醒。

最糟糕的是，有段时间从早到晚都睡不着，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整个人都处于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状态，我眼睛闭着，外界的一举一动，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确认自己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后，这位女性患者坚持吃药，氟西汀的效果不错，服用一段时间后，她的抑郁情绪有所改善。但是，医生开的安眠药却治不好她的失眠症。

不眠不休的状态下，“累”是她对生活的唯一的感受，“就这样死去也挺好，至少可以好好睡觉了”，她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

上述蓝皮书显示，抑郁症的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过程，近72%的人存在着复发现象，而服药依从性差是导致疾病复发的首要原因。

一位抑郁症患者服药两年，每次看到一点疗效，比如，发现自己每天不那么胡思乱想了，起床也不那么“费力”了，他就会自行停药。

他有很强烈的抗药情绪。“直到初中，感冒发烧吃药都要靠爸妈哄着骗着，就觉得吃不进去”。每天都要吃抗抑郁的药物——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舍曲林四五种药，坚持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更何况这些药物还会导致嗜睡，无力。

当药物不起作用时，MECT疗法可能成为这些重症患者的“救命稻草”。然而，即便MECT疗法，也只有一部分重度抑郁症患者适用。“至少还有30%—40%的抑郁症患者属于难治性的患者，也就是经过两种以上不同机制的抗抑郁药物足量足疗程治疗仍然没有效果。”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杨甫德曾告诉《财经》记者，这说明我们还没发现某些抑郁症患者的致病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上述蓝皮书在对6670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后发现：18岁以下的患者占抑郁症总人数的30%，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抑郁障碍病区的统计显示：该病区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从2018年3148位，增长到2021年10613位，涨了两倍多。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抑郁的？”在青少年情绪障碍诊室中，张晓鸣询问眼前一名10岁的小患者。

一旁的母亲抢着回答：“就是看《深海》看的，看完他就说抑郁了。”《深海》是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一部关注青少年抑郁的奇幻动画片。

张晓鸣再一次将目光转向孩子，“你是看完电影抑郁的吗？”

“不是，我从两年前就开始抑郁了。”孩子回答说，那时他才8岁，“看完电影才找到机会跟妈妈说”。

这样的对话，张晓鸣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她所在的儿童心理科病房，从2013年刚开设时，接诊的多数是14岁至18岁的患者。“现在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很常见，业内有医生接诊过最小的抑郁症患者是4岁。”张晓鸣说。

就张晓鸣观察发现，病房里有70%的患者来自外地，不少儿童患者是在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不能上学的情况后，家长才发现并关注的。

在临床上，学生的自伤行为有好奇、模仿等可能性在，但如果持续多次自伤，说明已经有了心理疾病。

然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用药确实比较少，很多都是依靠医生的经验来治疗。”张晓鸣介绍，国际上获批的大多是成年人的精神疾病用药，国内的更少，所以有时医生会参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儿童用药剂量来治疗，“否则的话就无药可用”。

有丰富用药经验的医生更为稀缺。《柳叶刀》2019年刊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500人。优质儿童精神科医生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

“到现在，儿童抑郁症都很难有系统、完善的心理治疗。”一名专注儿童心理健康的三甲医院医生对《财经》记者说，“在大部分医院里，能把疾病诊断准确，能调准药就不错了。”

目前在儿童抑郁症的治疗体系中，改善康复环境，也就是改变父母，仍然是个难题。和学校建立连接、让老师也能参与到治疗中，这一国际经验值得推广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