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等企业完成整改，互联网经济仍是未来发展关键动力

我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以及新兴企业多数集中在互联网经济领域；中国最近十年的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以及就业岗位增加，也都集中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因此，互联网经济政策，事关全社会乃至外部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发展好互联网经济，仍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抓手。

（一）如何客观看待这次互联网平台整顿

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宣布对多家企业的处罚结果，其中蚂蚁集团共计超71亿元，腾讯旗下财付通近30亿元。这标志着为期近3年的互联网平台金融整顿基本宣告结束。

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等四个监管部门，两次约谈蚂蚁，叫停该公司的上市计划；同时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要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对无序扩张，由此开启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整顿的序幕。可以说，平台整顿是这三年来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有人站在市场原教旨自由主义出发，否认本轮整治的正面意义，认为这是破坏性的干预，这是不正确的。平台经济的诞生，平台企业进入金融领域，这是过去一段时间比较新的现象。这期间，政府对于新业态、新事物，没有监管经验，只能是边走边看；企业也是对如何精准定位自己的边界，也没有经验，整个互联网市场基本是低干预的自由发展状态。

这种状态对新兴产业发展是有利的，近代以来任何新兴生产方式、技术的勃兴，都依赖于自由宽松的环境，明智的政府都善于让渡一些监管空间，来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此英美等长期信奉自由主义国家所以兴隆也。

但是当新业态发展到相当规模，继续完全放任其发展，可能加大经济失序的风险；对新兴企业自身发展也不利，任由高速扩张，企业迟早会可能发生不可挽回的危机。因此，这时候合适力度的国家宏观调控登场，并且常态化是必要的，对国家和市场主体都是有利的。

其实，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和整顿，也并非单纯发生在中国，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超便利地服务，但是在没有物理阻隔的数字空间里，可能产生商业垄断，并且对政府治理和个人隐私保护也提出严峻挑战。美国国会不断召开听证会，轮番质询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欧洲亦不断制订监管法，甚至对谷歌进行多达24.2亿欧元的天价罚款，都显示出政府对新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治理的焦虑。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

（二）互联网经济政策是影响全社会和外部对中国经济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鉴于中国特殊情况，互联网平台整顿，一方面使得垄断和各种侵犯消费者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少挑战。

首先，这一波整顿所涉及的企业，虽然不同程度涉及金融业，但它们多数是从事消费、科技服务等的综合实体，亦是前沿科技研发平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被公认为是未来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技术领域，国内的相关科研力量集中在阿里、蚂蚁、腾讯、京东这些平台企业。比如，腾讯、百度、阿里AI专利数量都位居全球前十，他们的高效研发，叠加关联中小创业公司的应用，促使了我国在这些领域技术的高速完善。

在整顿期间，全社会不自觉会与这些企业保持距离，以避免触碰法律或政策红线。由此导致，进入整个数字科技领域的资源减少，整个前沿科技的研发和应用，这几年活力、张力大大减弱，我国的相关优势在缩小。

以对中国较为友好的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为例，我国今年初上榜数量与2021年底相比，仅净增15家，而美国净增179家。目前中国独角兽总数从微弱领先于美国，降至不及一半。与此同时，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地区的数字科技企业也在快速增长。在新的全球科技资源重组中，中国的中心地位逐渐下降，目前有被边缘化趋势。

（中美历年科技独角兽数量对比，数据来源：胡润研究院）

从国际情况看，没有监管，是万万不行的；但是监管太严苛，不利于创新也是事实，最显著例子是，素以对信息和数据监管最严格著称的欧洲。根据福布斯去年公布的全球最大50家科技公司名单，几乎没有欧洲企业的身影，作为传统科技中心的欧洲，显然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落伍了。最近欧洲150多家大公司，包含西门子、空客等联名致信欧盟议会，反对通过《人工智能法案》，认为这将扼杀欧洲在该领域创新达到一线的机会。

其次，我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以及新兴的企业多数集中在互联网经济领域；中国最近十年的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以及就业岗位增加也都集中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后，传统制造业和外贸对经济拉动作用是不断萎缩的，新的增长动力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科技发展带来的服务业扩张和智能制造的兴起。互联网平台企业也越来越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根据去年人社部发布的最新职业分类目录，60%以上的新增就业工种，是互联网带来的。

因此，如果整顿不及时结束，客观上可能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复苏，同时带来就业等社会问题。今年1-5月份高技术产业增速仅为1.4%，而过去十年平均增速为11.2%；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的就业供给也急剧萎缩，现在普遍出现青年人就业难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6-24岁阶段劳动力失业率连续三个月超过20%，很多科技企业也出现裁员潮。

（中国高技术产业增速走势图，数据来源：刘元春等执笔的《夯实复苏基础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

又加上一些极端仇视改革开放，仇视市场经济，仇视新兴事物的民粹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者，借国家整顿互联网平台的机会，大肆污名化民营经济。以至于批判民营经济，成为一些自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之一，这种情形也影响了国内各阶层，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信心。

我们看越到整顿后期，政府对互联网经济的态度，越是影响全社会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信心。7日晚，政府处罚靴子落地的时候，笔者正与几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聚餐，大家听闻这个消息，普遍是积极乐观心态。当天美股市场上，阿里股价立即大涨8%，系最近三年来单日最大涨幅之一。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结束整顿，无疑是明智的，对下半年经济继续复苏有巨大积极意义。

（三）互联网科技企业对经济的“底层贡献”、“底层价值”应该被重视

再回到社会对互联网科技企业争议本身。虽然它们呈现出社会所批判的“垄断性”、“资本性”、“虚拟性”等特征，这些企业也凭借技术和管理创新获取了一些超额利润，但是经历了三年的争论，以及经济的涨落，它们的价值也越发明显。

总体来看，互联网经济社会的积极建设性是主要的。如果说加入WTO以来2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可以分两部分，前10年是劳动力和国际资本带来的，后10年则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经济发展来的；正是由于互联网经济大发展，以及众多优秀的数字科技企业的推动，中国才在工业化完成后延续了高增长。它们是拉动这十多年经济增长，社会服务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

就拿处于整顿风浪尖部的蚂蚁集团来说。虽然这家企业瑕疵很多，但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步，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贡献，在许多领域产生了纵深的革命性影响。

比如，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是中国第一个第三方支付工具，它解决了网络消费的最关键两个问题，信用和支付成功率问题。支付宝诞生后，中国的互联网购物才真正兴旺起来，支付宝发明的当年（2004年），全国网购总额就超过了过去五年总和，到去年我国网购总额已经超过13.7万亿，我国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实物商品消费大国，过去经济增长依赖投资的情况有所改观，这其中的增量主要是网络消费带来的（以“十三五”期间为例，2015年至202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8.2万亿，其中的网络购物贡献了8.1万亿）。

比如，支付宝所首创的移动支付，大大拓宽了支付场景，降低了底层人创业的门槛，农村目不识丁的大妈，打印一个二维码标牌就可以摆摊，促进了商业消费和服务业发展。蚂蚁旗下的网商银行，把服务重点也放在小微企业，到2022年底，共为超过5000万个小微企业发放过贷款，约占全国市场主体的三分之一，其中80%是第一次获得贷款。尤其是疫情期间，快速灵活的贷款，为很多的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都为繁荣底层，增强底层人谋生能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移动支付的下沉，大大激活了消费，降低了底层人民的谋生创业门槛。图片来源：浙江在线）

再比如，支付宝与公共服务的连通，使得公共交通、水电气缴费、公积金社保缴纳、证件办理、交通违章处理、高速缴费等近20个最见生活场景，都可以通过支付宝一键办理，至少每年让普通市民减少排队数十次。支付宝为我国公共服务业带来颠覆性变化，不仅空前提高了服务质量，还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过去我们还在抱怨中国出门办事难，短短几年，我们办事便捷性甚至一下子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总体来说，这十多年来，互联网科技企业通过创新，重塑了经济运行规则，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消费者在市场体系中的权重，优化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为实体制造全面赋能，培育了经济持久增长的动能。如果没有互联网科技企业，我们很难有今天的经济奇迹；尽管互联网经济看起来是“问题制造者”，但是如果取消它们，我们面对的问题将更多。

现在很多人无限上纲上线批评互联网企业，说它们这也没有做，那也没有做。企业毕竟不是政府，也不是慈善团体，它本质是一种经济组织，最大意义在于利用商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发展眼光和更包容态度看待互联网企业，而不是吹毛求疵。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未来这些科技企业会在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同时，做的越来越好。

（四）解决未来中国发展问题，还需要优秀的民营企业

最近几年，中国发展崛起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国内经济增长动能削弱，各种极端思潮暗流涌动，国际环境越来越动荡。根据后发国家转型的丰富案例看，我国目前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种是皆大欢喜的可能，另一种则是充满风险或动荡的可能，至于往哪走则充满偶然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容不得犯错的战略关键期。那么如何度过这个关键期呢？根据以往大国崛起成功经验，需要国家、企业和知识精英阶层齐心协力、集思广益，才能避免出现大的战略失误，单靠任何一种力量，都解决不了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的复杂转型和发展问题。

在国际竞争中，国家的领导力是关键因素，但是国家不是万能的，需要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与国家领导力发生融合，才能产生真正的竞争力。以20世纪新崛起的美苏两国不同结局为例：苏联的失败，很大程度因为，只是政府一头强大，而企业、社会没有活力；而美国的长久不衰，不仅仅在于白宫的精明决策或美军战斗力，福特、贝尔、IBM、苹果、微软等数不清的优秀企业，更是美国长久不衰，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载体。

因此，让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发展好，是筑构中国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解决目前经济增长问题、就业问题、科技创新问题的最有力抓手。目前民营经济占GDP的60%，数字经济占GDP的50%，重塑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界的信心，对下一步发展至为重要。为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实行稳健的市场经济政策，除非发生严重的外敌入侵战争，市场经济底线不可动摇。

第二, 实行稳健的民营经济政策和严格的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信心，民营经济有活力，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压舱石。

第三，稳定的意识形态政策，遏制否定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极端主义，这些言论虽然出自民间，但是极大干扰社会试听，影响社会信心。

第四，实行以增加国家经济增长能力为核心的，务实外交战略。着眼于为中国经济创新力，增加经济发展质量，增加全球影响力，塑造良好环境。

当然企业也应该完善自我治理，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和配合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而不是只追求局部利益。期待下一步的中国，在国家、企业和关注国家发展的各阶层和谐共生中，进一步迸发出文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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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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