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的最后挽歌（3）节度使的诞生土壤，玄宗朝的聚敛基因

太宗贞观十年，对府兵制度做了规划设定：诸府总曰折冲府，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关中的折冲府占了天下军府的四成，突出强干弱枝，以关中制天下，全国的兵员都是府兵，农时在家干活，国家征调就出征或宿卫京师，府兵分散在各地，平时由各地都督府负责管理和训练，等哪里需要征讨的时候，由当地的都督进行征调和训练，由中央派下来的大将带着队伍出征，这样大将和士兵们不会有感情，防止了武将造反。（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这有两个好处：

1、财政方面中央不用过多考虑；

其实每个王朝都有基因，李唐从根儿上，就有着外包的基因。

2、有效的防范造反问题。

所谓的“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是指行军征讨的时候会从中央给你往下派大总管，各地的大都督实际上是没有出兵指挥战争的权力的。

比如此时已经被契丹暴乱抢走的营州上都督府，虽然领营、辽、昌、师、崇、顺、慎共七州，但只管这些州的训练，所谓“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

地方都督不仅不管民政，连主动出击打仗的权力都没有，行军征讨时有中央安排的行军大总管，所谓“行军大总管者，盖有征伐，则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隋唐祖源的六镇之乱开始，一代代的演化过程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事太多了，所以基因里对防范大将作乱这事看的非常重。

不过这样虽然起到了“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的作用，但注定会牺牲战斗力，因为临时的大总管和府兵们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再加上平时管地方府兵的都督们没有征战指标考核，所以府兵平时的日常管理也就那么回事，这就导致的在老一代将星们都陨落后大唐战斗力的断崖式下降。

比如武则天掌权后的对外战役那都打成啥样了，老武除了给人家改名字之外根本没办法，裴行俭死前虽然抢回了安西四镇还摁住了突厥，但死后突厥就完全撒丫子了，打契丹的那次叛乱武则天可是三度兴师，但主帅分别是武三思，武攸宜和武懿宗这帮不会打仗的二逼亲戚，虽然带出来了四十多万大军，娄师德和王孝杰还都是对阵吐蕃的名将，但几乎每战必败，王孝杰甚至直接战死沙场，要不是后突厥偷袭了契丹，东北的叛乱根本不知道最后会闹成啥样。到了李隆基时代依然如此，虽然薛讷能击败在钦陵死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吐蕃军，但东北方面薛讷根本就打不动人家，那是被狂屠成“薛婆”的。

外交的软弱和外战的战绩已经开始让北境幻想长安洛阳的繁华了，也因此，改革军事制度成为了李隆基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步，就是改变临时派去的大总管不了解当地局势和地形以及和地方府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

防边将造反这事此时已经不是首要任务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你得打的赢，你得把这四处火起的现状都摁下去，你得让周边异族不敢再想造反就造反。

总之一句话，现在要重塑大唐国威。

当年太宗用的府兵为啥这么所向披靡？

因为大唐的一场场立国战就是人家李世民打的嘛！因为人家是领十二卫大将军的大唐府兵主席嘛！人家无论和将还是和兵那都是经历过一场场战役血与火的搏杀下来的感情嘛！

想要战斗力彪悍，必须兵要识将，将要识兵！

在天下大一统彻底安定后，其实在武则天这个扛腰的王朝中期时代，应该在她的手中放宽对边境将领的管控，把军权和训练打包为一个整体，解决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问题，你只要控住财权，派出监军，并定期将领轮换，这样就能很好的完成王朝中期的边防任务。

之前府兵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所以要卡的死，因为从西魏到北周到杨隋乃至隋末的六十四路烟尘，一场场迅速的王朝更迭和政变让将领们的心都野了，像侯君集那种和太宗打天下的骁将心里是做着梦的，但等天下坐久了，开国勋臣都死了之后，后面的将领是没有这个威望和胆子的。

王朝中期的主要工作是防“司马懿”，边镇将领就没必要管那么严了，因为他不知道天下是咋打下来的。

但武则天在她该开口子的时候，因为自己把老李家给篡了导致根本不敢信任边疆。

她担心地方将领们有了兵后就该跟她这赝品来劲了。

虽然此时边镇也不知道咋打天下，但她怕天下心念李唐从而一呼百应。

所以老武宁可外战外行，宁可让阿史那默啜一次次对她羞辱与勒索，宁可四夷在她的身上挖呀挖呀挖，种丧权辱国的种子开靖康之变的花。

挺大岁数的她也不想总撅着，但她没办法。

谁让她啥啥都得要呢。

全民互相揭发告密让大量的民间矛盾自我消化形不成一个整体去造她的反；全军战斗力拉胯形不成战力让她不会被暴力推翻，什么叫顶级的利己魔王？

北境那么大，慢慢卖呗，一点点割地赔款呗。

等老武和她那做梦的儿媳妇都滚蛋后，唐隆政变后，李隆基就已经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给边境放权了，开始着手将训练和出征的职能合二为一了，把行军大总管的权力逐步转移给各边镇，过程很科学，讲究个过渡，先派大将以行军大总管的身份到边镇留下来，担任这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统筹防务，这种行军或镇军大总管都赐有旌节，有权节度管内所有的驻军，对驻军将领可以军法从事，所以职衔上多标出“持节”两个字，名字也慢慢往节度使上过渡，比如景云元年十月时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等景云二年四月时，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

此时节度使还不算正式的地方官，只有都督才是有品级的地方官，比如刚刚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的薛讷要兼幽州都督，贺拔延嗣要兼凉州都督，随后从景云元年（710）到开元九年（721）这十二年中，除了“岭南五府经略使”之外，著名的“天宝十节度”中的九个，也就是范阳（原幽州，景云元年（710）置）、河西（治凉州，景云二年（711）置）、河东（治太原，先天元年（712）置）、北庭（治北庭都护府，先天元年（712）置），陇右（治鄯州，开元二年（714）置），安西（治龟兹，开元六年（718）置）、平卢（原营州，开元七年(719年)置）、剑南（治成都，开元七年（719）置）、朔方（治灵州，开元九年（721）置）这九个节度使已经全部设置完成，接过原先行军大总管的权力。

整个边境线的九个军镇雏形已经通过节度使的任命形成了。

将调整完了，接下来是兵的改革。

像府兵这种制度，最能发挥战斗力的状态仅局限在政权疆域还不大的时候，比如当年东西魏对打时，主战场就在河东和洛阳，根本没多远，所以府兵闲时农耕，战时出征还是能兼顾到的，一旦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就会繁重到将原来制度上定的轮休时间打破，大量的边境府兵被强留从而形成大量的兵怨。

太宗时代府兵的地位是很高的，有战功那是真提拔，真帮你阶层跃迁，而且征调并不频繁，也不会扣着你没完没了，更多的仗都是四夷的儿子们为主力去打。

但到了武后时代，当兵的地位已经不行了，宿卫京城的府兵们甚至常会被领导和贵戚们借走为家役，在外征战的府兵更惨，随着大唐的疆域越来越广，很多府兵出去这一次就不知何年何月再回来，出去打一年仗这田就荒了，因此土地兼并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大量府兵们失去了土地，战死士兵的抚恤也不到位，有爵位的高级军户不会亲自上阵杀敌，没有爵位的普通军户又很难保住自己田产不被侵占，等回来发现老婆孩子都不知哪去了，大量的府兵家庭的田地被兼并走了，府兵制作为以免赋税的土地来换取世袭兵员的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大量的府兵开始逃离户口。

在府兵制的崩盘外，唐的另一个兵员补充制度也濒临破产，唐前期会在战役前临时征募兵员，又称募兵、募人、征人等，这部分兵员平时是没有无固定建制的，战时如果需要由兵部发符通知地方州县征募，选户殷丁多，人材骁勇之人应募，装备由州县负责，不足则自备和亲邻资助，口粮由朝廷供给，服役期间免除本身租庸调和杂徭，战事结束，解甲归田。

听上去就是府兵的翻版，区别就是装备和军粮由朝廷出了，兵没瞅见有啥好处呀，为啥要去应募呢？

因为大唐前期有着很多当兵的突破阶层改变命运的案例，比如说著名的薛仁贵，就是李世民出征辽东时应募的兵。（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

太宗作为天下军人的总代表，对于兵募军功授勋极其重视，还是参考薛仁贵，那真是一场仗下来一口气从底层火箭窜升到中上层建筑了。大量底层百姓的兵募通过战争青云直上的广告激励着更多的兵募去为国征战走向正循环，但太宗走了以后，给兵哥哥们撑腰的就没了。

毕竟国家财政就那么多，老武得留着养酷吏搞斗争，得留着修万象神宫，得留着修比万象神宫还高的天堂装她的大佛福报，还得留着大量扩招官员编制巩固自己的统治，兵哥哥们的待遇对于老武来讲是最先被舍弃的，不仅突破阶层快拉倒吧，连军粮吃穿都成问题了。

当年太宗用在薛仁贵这种鼓励男儿为国征战的钱被老武用在了奖励来俊臣周兴和索元礼上。

太宗时代想阶层跃迁，要么读书，要么征战；

武周时代想阶层跃迁，要么告密，要么酷吏；

越来越差的待遇和环境也就没人愿意再响应国家的兵募了。

但树欲静风不止，四夷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老武说到底还是需要兵员去装样子的，既然没人自愿兵募了那领导们就改成了强行征发。

这种强行征发不用说也知道，战斗力不可能高，当一回兵不仅上升通道没有，还不知道要当多久的兵，就算没战死，等你再回到家乡后通常也失去了土地和资源，也被断根了。

但老武对这种募兵效果很欢喜，因为兵和将不是一条心。

综上所述，无论是府兵还是兵募，无论是兵员意愿还是训练，都无法得到保障。

这也就意味着，不仅将领制度需要改，兵员制度也得改！

大唐前期的“府兵+兵募”的兵员体系，开始往地方募兵制过渡。

府兵和兵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其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兵役时间没准，上升通道关闭，等用完人家回去就没有根儿了，现在都从各边镇募兵，本乡守本土，不用再担心万里出征了，也不用再担心断根儿了，不用再整什么闲时农耕练武，用你时为国征战了，全部职业军人领工资。

虽然上限还是没能改观，但下限给你兜底了，开元八年八月时李隆基下诏，命幽州刺史募兵两万作为地方常备兵，不得杂使，租庸调资课全部免。（敕幽州剌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不得杂使，租庸调资课并放免）

紧接着中央禁军自己开始试点了，开元十一年，在宰相张说的建议下，召募壮丁充任禁兵，募兵不再负担徭役，并指定给与优厚政策，随后大量的流民出来应募了，仅仅十天就得兵十三万，分别隶属于各卫，兵农分离就此开始铺开。（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姚宋二相外，开元前期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宰相张说帮李隆基完成了相当重要的两步。

李隆基即位后，张说本来因功拜相的，但斗争水平还不够，被姚崇给挤兑走了。

开元六年，张说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开元七年，张说任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代理御史大夫，同时在军中修撰国史。

开元八年，朔方大使王晙诛杀突厥降户阿布思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为了迅速熄灭可能造成的大动乱，张说只率二十人持节安抚各部，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因此安定了诸部之心。

开元九年，突厥降将康待宾反叛，自称叶护，攻陷兰池六州，张说率兵讨伐大破康待宾，乘胜追击时跟着一块叛乱的党项一看情形不对反戈一击灭了叛军。张说安抚党项流散，使各安其业并奏请设置麟州安顿党项。

一次次军功后，张说凭实力拜相，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依旧修国史。

开元十年，张说任朔方节度大使巡视边防五城，处置兵马，平叛了康待宾余党，随后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分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

在从幽州到朔方的走了一遍后，张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为由，奏请裁军二十万让屯军回乡务农。（先是，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奏罢二十余万，勒还营农）

一口气裁军三分之一，李隆基对此比较犹豫，但张说道：臣久在疆场，熟悉边事，大量的兵员现在都成了军将的杂使营私了，御敌制胜不在兵多，陛下若以为疑，臣以阖门百口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虑减兵而招寇！

张说用自己的担当一口气又给李隆基减轻了20万边军的财政包袱。

开元十一年时，张说又主导了前面说的京城府兵改革。

等募兵的试点越来越多，发现地方这种募兵制度的战斗力提高相当显著。

1、本乡守本土这很符合人性，人都是愿意保卫自己家乡的，你让铁岭人去吐鲁番为大唐而战这种意义就很缥缈。

2、不用再考虑生产的事了，完完全全就是全职兵，训练会有保障，战友们之间也熟悉，和将领的感情也升温，之前军队兵和将相互不识的弊端也得到了改变，士兵不需来回轮替，将领也不用频繁调换，这就保证了军事训练的专业化和持续化。因此士兵的士气高涨，军事素质提高，这就使得地方边境战斗力开始攀升。

等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李隆基下诏颁布了《命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诏》进行了官宣：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

首先每个边镇的兵员数额是需要政事堂批的，而且上述要求的是“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目标是在异族和流民中招募，原有的国家户口是不能动的。

一边解决就业和不安定因素，使得“逋逃之人，必争出应募”，还将日渐枯竭的兵源问题解决了。

总的说来还减轻了这个国家的负担，所谓“人赖其利，中外获安”，甭再整啥全国性兵员的大调动了，之前国家每年征发大量的兵募前去戍镇，严重耗损了社会劳动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士兵变为职业兵后长期固守一境，地利全熟不会被四夷欺负外地人的偷袭，国家不需要征发大量兵募前去戍边，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不用经历兵役轮替之苦。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安定，关中和洛阳募兵禁军保卫中央，整个国家就预留些片警维护治安，边境自己募兵提高战斗力，这样成本和产出最优。

最明显的就是自从节度使开始确立，募兵制开始试点后，之前一直现眼的东北战场局面开始改观。

东北战区恢复了控制奚、契丹的营州，并以此为基础分设了平卢节度使，一步步的开始更减少了奚、契丹对内地的威胁。

开元二十年（732年），唐军大破契丹，俘获甚众，可突于逃跑，奚族投降。（后三年，可突于杀邵固，立屈烈为王，胁奚众共降突厥。公主走平庐军。诏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击之。遣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偘大募壮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八总管兵击契丹。既又以忠王兼河东道诸军元帅，王不行。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祎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与含章出塞捕虏，大破之。可突于走，奚众降，王以二蕃俘级告诸庙）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李隆基调一直对战吐蕃的张守珪移镇幽州，迁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卢龙节度副大使，不久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仅仅一年后，契丹就被张守珪率领幽州军大败了，其首领屈剌与可突干被更是被张守珪用计做掉。（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剌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剌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悔潜诱之，斩屈剌可突干，尽诛其党，率馀众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剌、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

开元初年，张说的《论幽州戎事表》还说“臣熟闻幽州兵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不到二十年，幽州凭借自己的实力已经能够摁住契丹和奚了。

准确的说，从此时开始直到唐末，东北军区就没再让契丹啥的再横起来。

眼瞅边患都快要命的时候，先解决活下来的问题，李隆基的“节度使+地方募兵”制度行之有效的解决了武则天时代国防要死的问题。

但是，出现了仨问题：

1、意味着节度使正式有了募兵之权，慢慢兵与将的感情会过于深厚。

2、除了边镇和中央禁军之外，整个国家是没有啥武备的，因为府兵制彻底崩盘放弃了。

3、费钱。

出现了这仨问题不假，但眼下叫事吗？

先救命吧！

隐患啥的都是后话，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吧。

想落实地方募兵，就得解决军费膨胀的问题。

府兵制最大的优势是啥？

省钱啊！都府兵自理了！

结果边镇都改为职业军人后，开元中期军费二百万，天宝时猛增至一千二百万，而且不能啥事都指望转移支付，地方上招募的最重要一件事就得有钱。

史论上说：节度使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諜，外任之重莫比焉，重点体现在了军事上，实际上节度使掌握征兵权后，财权就是下一步中央必须得开的口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权进行赏罚这战斗力的提高也属于天方夜谭。

还是以东北战区举例，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李尚隐就又带了河北支度营田使；开元二十七年十二月，节度使李适之又加河北海运使；天宝元年十月，除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已后遂为定额”。

不过即便地方上的节度使开始变成了一个个军权财权的统一体，实际上风险还是可控的。

因为李隆基设计了监察制度。

下一节我们会说李隆基的家奴问题，他派出的太监监军的权势可比节度使高多了。（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杨则持节讨伐，黎、林则奉使宣传，尹则主书院。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硃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

况且你个军区就算造反能有多大实力？

安禄山最终闹出大乱是有很多其他因素助攻的。

整个节度使的诞生土壤与解题发展捋下来，我们会发现，钱这个问题，成为了李隆基为了解决国防问题而从他登基第一天就极其关键的刚需。

他没腐化堕落前，就已经对钱无比眼红了。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玄宗朝的一步步由贤相时代往聚敛时代的过渡。

历史是演化的，李隆基对钱的欲望如此；

对他的家奴情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