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父辈的差别

出版过《群体性孤独》的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学者 Sherry Turkle 习惯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个人思考，她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叫做“最新的想法”（Recent Thoughts），分享近期的生活体会。

其中，最近更新的感想是，她如果思念母亲，会去看看老照片，如果思念的人是女儿，翻看的物品会变成聊天记录。事实上，她过往的研究和作品里已经有足够多的例证表明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长大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已经截然不同了，比如，他们对外在世界的“真实性”不再有很高的要求。

她讲述过带着自己的女儿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的事件，在充斥着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展览入口处的大海龟是真实的，博物馆显然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

她的女儿却一本正经地说博物馆“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Sherry Turkle 诧异女儿对海龟的真实无动于衷，她随即开始和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结果大多数孩子都更乐意看见机器龟，甚至认为真海龟实在不怎么好看，周围的水也很脏。

真实的价值在他们这儿受到了挑战。

1983 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试图把人类智能分解成八个部分的时候，其中一个尚且被定为“自然智能”——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比如“会不会在森林里迷路”。

现在，其他 7 个智能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依旧重要，只有自然智能已经变成了一节可有可无的盲肠，取而代之的是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扫码、或者有没有电子身份证。

毕竟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IBM Simon（西蒙个人通讯设备）诞生于 1993 年，迄今已有 30 年，这意味着一代人已经在触手可及的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

他们是“电子原住民”，相较于他们的父辈——一直到青中年时代才开始接触互联网的“电子移民”，原住民们对生活的观念和理解产生了什么变化？

迪士尼“动物王国”最初在奥兰多开放的时候，作为第一个以保护动物为主题的公园，园内饲养的各种活体动物是主题公园最大的卖点。然而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

机器鳄鱼会用尾巴拍打出水花，甚至眨巴眼睛，塔恩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精妙准确地展示出来，至于真实的鳄鱼，反而会缩在水池的角落里，不愿意和人类接触。

Sherry Turkle 也认为比起真实，这一代人更在意体验过程中的美好。这一点和上一辈截然不同。她在《群体性孤独》里介绍了贝尔德的一项实验，讨论机械能否唤起人们的情感。被测者要求倒着拎住三样东西：一个芭比、一个电子宠物、以及一只真的沙鼠。

结果是所有人都可以拎着芭比、甚至揪着头发拎，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们不会使用这种方式对待沙鼠。至于电子宠物，人们往往可以倒着拎 30 秒左右，一旦它开始哭闹并且说自己非常害怕，多数人会因为内疚而马上把它正过来。

这项实验奠定了一种机器人伦理——它们不能长得太像人，虚拟的物品能唤起情感让人恐慌：“在仿真文化里，当代人看待真实性的态度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看待性一样——危险、令人困扰，是禁忌，也是魅力。”但现在，矛盾的态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去界定真假物品引发的情感有什么不同。

互联网有一套特有的语言风格，许多格式和规则都被简化。在网络上沟通，段落前不必空两格、标点符合可以免除，用空格代替，井号键取代了引号或者加粗成为强调的方式，xswl 这样的略缩词越来越多……

被简化掉的语言规范没有消失，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在一句话的末尾多打了一个句号，这句话就能表达某种严肃或者不耐烦的情绪；所谓狗头可以保命，多加上一个 emoji 或者表情，就能让人明白是在开玩笑。

语言学家 Gretchen McCulloch 的《因为互联网：了解语言是如何变化的》认为“互联网写作是一种独特的流派，有自己的目标，要成功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对语言的整个范围进行微妙的调整”。这个目标是模拟面对面沟通的特征。

高速、即时的互联网沟通牺牲了面对面沟通中的“非语言特征”，比如语调和面部表情，还有重音的强调、和对话中的手势——这些特征更能唤起对话者的情感，是演说家需要着重训练的重点。

过去只有小说家、剧作家才需要关心如何通过写作引起情感反应，对于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点已经变了，这是他们乐于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同时，年轻女性往往更加熟练。

在功能繁多的智能手机还没有成为现实的 1996，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里有这样一群“半机器人”：研究员的背包里装着电脑和无线电发射器，口袋里有键盘，数码显示屏夹在眼镜框上。只有这样，才能时刻通过无线和网络连接，不受到电脑桌和电缆的束缚。

更加便携的智能手机出现，人们本应该变得更加自由，结果网络和身体的关系却变得更加难舍难分，神经学家认为智能手机已经变成了一节幻肢——人们时常感觉到大腿处的口袋里突然震了一下，或者听见一声消息提示音，就像截肢的患者觉得自己被切断的肢体依旧在作痛，事实上震动和声音并没有发生。

这是一种新型的分离焦虑，随手可及的智能手机能带来安全感，即便不产生误听和幻觉，来到陌生的环境中或者感到无聊的时刻，如果不方便做更复杂的操作，刷新社交媒体的动态都是一种纾解情绪的良方。

视频网站上经常出现记录宠物把花瓶打翻过程的影像，它们往往伴随着为什么不及时制止、反而在拍摄视频的质疑。事实上很好解释——这样做能缓解焦虑，遇事先发条朋友圈也是同理。

2010 年 4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录从 2006 年以来所有的 Twitter 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

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之外，新一代人记录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任何软件都附带记忆和检索功能——当过往的信息都被储存好，再次需要的时候可以搜索，谁会费心记录或者记下详细信息？这是作家 Nicholas Carr 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全球假体”。

渐渐地，这些储存和检索的功能需要付费了。2021 年，89 岁的退休教授希望在中国知网上下载一篇自己过去写作的论文，发现需要付费之后，他状告了网站运营方。与此同时，电子土著们已经习惯为自己写下或者储存的文件付费了。

神经学家和作家为此感到担忧，现代神经学已经证明了人脑的可塑性，学会读书识字的大脑和文盲的大脑结构截然不同。他们担心忘却记忆的艺术会让人们变成可悲的沙发土豆。但显然电子土著有其他事情要担忧：互联网档案馆里频发的数据丢失事件。

当人们感到时间紧张时，比如 DDL 要到了，常见的做法是从“随时在线”的文化中逃离，快速切换小号，这样他们的朋友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在线动态了。另外的“隐身方式”是运用各种花招，说自己在旅途中或者在进行极限运动。长途飞行是一种很好的借口，但现在许多飞机也开始引入 Wi-Fi 信号。

未来学家 Jamais Cascio 认为对“信息过载”的担忧早于网络的兴起，问题不在于触手可及的信息太多，而是管理工具仍处于起步阶段。显然电子土著们已经“进化”出了管理方式，并且更新了衡量成功的标准：看一个人处于随时在线的情况下能做成什么事。

秘诀在于多线程处理。他们从小写作业，常常同时开着电视、听音乐、时不时被掌上游戏机分散注意力，甚至可以在空档中登录社交网站收发即时信息。

同时处理多种任务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缺陷。随着时间推移，它似乎已经被重塑为一种优点了。专家们宣称，多任务处理不仅是一种技能，也是迈向成功和在数字文化中必须学习的一种技能。

而未来还发生什么变化？打上几个问号都不够。

对电子土著来说，这也许是个冷知识：电话刚刚普及的时候仅仅用作紧急通讯使用，一般只有医院、或者消防署这样的地方会选择安装。然而在网络出现后，它又回归了紧急通讯的功用。有了即时消息，人们会觉得电话更加复杂，当需要打电话时，表明事件提升了一个级别。

在元宇宙、人工智能和已经起步的时刻，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未来是否也将发生改变？未来的难以预测提示了另一个方向：也许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