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奘寺供战犯牌位这件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击穿了道德底线。本质上说，这是一次文化上的恐怖袭击，而绝不是一般性质的寻衅滋事，不应该模糊这个性质，只有惩前毖后，一查到底，才能给全社会一个交代。

 这件事发展到现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如今始作俑者还没有找到，各种猜想很多，都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不妨之后再讨论，先来谈谈问题背后的一些管理问题。

事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当地已经处理了寺院和民宗的负责人，这没什么好说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尤其从一号通告来看，二月份发现问题，当时报告已经整改，到七月份事件引爆，中间几个月发生了吗？何况，这件事很可能是2018起始的，已经持续数年，当时既不能发现，发现后又不能妥善处置，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庙宇道观之类的宗教场所，如今普遍存在这类祈福项目，也确实是收费项目。既然记吃就要记打，庙宇的僧人绝不可能无责。更不用说，现在的和尚是想当就当的吗？一样是有编制的，受过专业的高等教育，本质就是一种特殊职业。而这次事件，就等于在他们的工作中，因种种失误，被有心人钻空子，最终爆发了一次极为严重的恶性事故，不严肃处理是说不过去的。

倒是当地的民宗部门可能会觉得自己冤枉。当代基层的现状，民宗部门普遍是一个弱势部门。很多地方就是大猫小猫三两只，本应该是一个管理部门，实际上连服务部门都很勉强，往往就是个上传下达，牵线搭桥的部门。

作为名义上的被管理对象，知名宗教人士动不动就是省市的各类代表。有影响力的宗教贤达手上动辄以亿万计算的资金善款，丰富的人脉关系，可以说是当地的摇钱树，聚宝盆。这种情况下，民宗部门没能力管，也管不动，连服务都要小心翼翼。

用最少的编制做最多的事情，一切为了地方发展让路，甚至是不顾后果的拔苗助长，杀鸡取卵，这种公司化乃至经理人化的倾向，是我们在地方治理中长期存在并在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这种倾向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放松，自然会发生无数匪夷所思的事情，包括打着统战大旗，向各路牛鬼蛇神示好。至于民宗部门这类本该负责监管，实际上连服务都勉强的部门，在当代基层生态中比比皆是，也往往是事故之源。

但话说回来，哪个地方的民宗部门不是和这些贤达交朋友，从而为统战服务，乃至为个人得好处，要不占一个闲，要不占一个利，又绝不是无辜的。何况，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尤其是中间几个月，既然早已被发现，要么有关部门无能到一点风声都不知道，要么就是一起在捂盖子，直到刀架到脖子上才被迫处理。

苟一苟，压一压，是很多官僚处理问题的本能。这和生产中存在严重的安全生产隐患，长期不能发现和整改，最终发生大爆炸有什么区别？当地有关部门，自然罪责难逃。

当代这种宗教的泛滥，乃至失管，真实反映了我们当代社会思想状态的混乱与危机。

总的说，中国的传统宗教，尤其是佛道，经过千年来的打压磨合，已经洗去棱角，是非常适应世俗生活的，和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活高度融合。宗教场所哪怕到今天也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很复杂的作用，举凡文化教育，慈善救助都有所涉及，甚至依旧是不少地方传统生活中的潜在政治中心。一场庙会谁来办，一柱头香谁能点，比一场乡村干部选举还能决定乡村生活的秩序。

就像这次闹出天大篓子的祈福牌位，无论正殿的长生牌也好，地藏殿的冥福牌也好，类似还有佛前供油，点香，都是寺院几百年来的老生意。至今，像我所在的乡野，供一块长生牌，默认的标准还是一年一担谷子，以此为标准折算现金。

很多人觉得宗教这样的东西就是精神鸦片，有害无益。但另一个层面上，这些寺庙道观自古以来又在发挥精神慰藉的作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是格外辛劳的，直到今天，作为一个资源紧张，受到压迫的上升期国家，苦难与迷茫确实无处不在。我们社会的生活压力不大吗？小县城里又几个心理医生？大城市又有几个人会去寻找现代心理学的干预？甚至说很多人觉得心理问题是不存在的，是吃饱闲出来的。

绝大部分中国人，哪怕不信神鬼，实际上也还在用这类传统的方式寻求起码的心里寄托。这不能一概打成封建迷信，而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与民族文化惯性。所以，这类的祈福业务依然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但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全新的挑战。问题既然暴露，有关部门势必要提高警惕，广查普筛，拿出办法来，不要再出事情。但如果只是基于管理能力低下的一刀切，一关了之，最终也不过是从管得到的地方转到管不到的地方，从地上转到地下罢了。

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困境。救亡图存的压力依旧在，大家必须奋力前进，争取起码的生存，但这也只是解决了底线问题。但革命的意识形态退潮，新的意识形态建设难以达成共识。现实生活的苦难一刻不停，我们的社会突飞猛进，又诸多不尽人意，人的思想远远跟不上猛烈的变化，滋生出精神上的无限苦闷。我们在现代化的建设上还远远不够，只能靠前现代的传统先顶上，难免不适应。生命总要寻找出路，阵地你不占领，自然有人去占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次的事件就是动到了祀上，是绝对的触底，是大事。关于祀这件事，中国人的重视自古以来，而新中国的祀，更无法绕开毛泽东的贡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以一个无神论者的态度轻忽。相反，他通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一直到最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从仪式到理论，解决了革命者生与死的问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对牺牲的敬畏，又成为激励中国前进的重要动力，自然也是一根高压线。

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目前为止猜测很多。比如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本能觉得，是媚日仇华的国内某些败类在搞文化羞辱，多年来他们搞了不少类似事情。又有人提出可能是寺庙内部的斗争，不择手段。甚至后来发现还有一块牌位，供奉的是南京大屠杀时期，保护过难民的美国传教士。很多人觉得这是掩人耳目，但这种善恶一元论，好人坏人死了都一回事，又很有日本佛教某些极端宗派的影子，也很难说是不是受其影响的极端教徒所为。

无论哪种，说到底，没必要和犯罪分子共情，本质都是触碰了社会的底线。实际上，祀这件事的重要性，是最近一些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国家自信力的恢复，才逐步恢复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英烈的尊重，对过往遇难同胞的尊重，只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并不受重视，甚至是可以妥协的部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温饱或者说物质的进步上，而极大忽视了精神的构建。对很多人来说，一切向前看，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切向钱看，并把中国革命乃至祖先的精神遗产也当做了一种筹码。

这种情形如何造成，我们不多谈。但一个客观情况，确实是我们的社会面临思想上的混乱与危机，包括外部的破坏和内部的渗透，广泛的无所适从。而对这种混乱所会造成的破坏，我们又确实不够重视。直到今天，这种混乱最终以民族羞辱式的恶性爆发，使人猝不及防。

说到底，在很多人心目中，祀的神圣性远还没有建立，并不认为是不可触及的底线。在不少人看来，包括辱华，包括对英烈的戏谑，包括对民族苦难的嘲讽，都还是可以交易妥协的存在，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能完全分清这一点，英烈不是菩萨，也不是单纯的祖先。现代社会的祀不能简单等同于古代的祀，尤其是大家熟悉的那种对神鬼之祀，它的本质更近于是社稷之祀。它固然也承担着心理建设的作用，但它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用来塑造人，进而塑造社会的，它势必要带有极大的强制性与极强的排斥性。有光就有暗，有英雄就有敌人，如果模糊了这种冲突对立，那么立场和神圣性就无从谈起，最终会带来社会的无所适从与思想混乱。

从这个角度说，才更要确保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容触及，也是我们真正实现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之一，而不可能老躺在祖先的遗泽里，不思进取又觉得不合适。

恐怕，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看来，老百姓的情绪，爱国心依然是不重要的，最好像片场观众一样，只在需要时鼓掌，做个背景板就好。与这种对人民的漠视相比，却把外国人看的太重。对外国辱华言论不能发应太大，要是激怒外国人，影响做生意怎么办？如果能引来日资的话，给几个老鬼子立块慰灵碑也未必是大事。

在南京玄奘寺事件曝出后，学者戴锦华前些年一则对日本学者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欧美学者漠视南京大屠杀的批评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相关视频读者们自行搜索。同时，针对戴锦华这则视频中的言论，网络上一些人开始进行恶毒攻击

这种意识形态对立的模糊，底线思维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在英烈法实施后，也依然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折射过来，就是这次事件中，几个责任人表现的反应滞后，甚至始作俑者可能也未必觉得这是一件足以叫他粉身碎骨的塌天大事。正因为这种底线思维和意识形态警惕性的缺失普遍存在，我们才强调要严查严惩，要给予足够的震慑，非如此不能惩前毖后。

更进一步说，今天这种对祀的不敏感，和我们长期对外国的美化是有关。如大家所知，我国长期处于第三世界的位置，而第三世界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难，一直得不到发达国家的正视，这又使他们的压迫显得心安理得。基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对这类恶意的进行了大量屏蔽，描绘了一个失实美化的外国。

这种美化，还有对近代革命历史的刻意模糊，无不动摇了牺牲的意义。对于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到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革命奋斗史，是不容抹黑扭曲的共同历史认知，而就如我们之前所说，在意识形态建设暂时滞后的情况下，围绕着这各种共同历史认知团结在一起，依然是当前历史阶段，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把真实的外部世界与客观历史展现出来，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大家才能更好明白彼此的底线在哪里，而不必再为尊者讳。

说到底，对历史和英烈祭祀的本质是对历史与人民的最起码认同。对它的背叛与羞辱，就是背叛历史与人民。对过去苦难的尊重，对英雄的敬畏，一切对历史的态度，都是对未来的态度。它最终反应的是国家因何而来，向何而去，又到底属于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