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社会的成因与出路｜《财经》书单

文 | 臧博

编辑 | 何刚

梁建章在其新书《人口战略》中指出：“21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事件将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事是人口增长的逆转，第二件事是中国的崛起。”事实上，人口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都已表现出全新且令人担忧的发展状态——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大多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只有低收入国家拥有高出生率。

生育率及生育意愿会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增长逆转和生育率下降的这股大潮，中国人口出生率亦变得令人忧虑。有学者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结构；低生育率造成的年轻人数量锐减，将不利于创新和未来发展。

本期书单聚焦“少子化”问题，所选书目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生育率下降的现状、根源、对经济的冲击，以及可能的应对方略。其中，《人口战略》从人口缩减对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角度立论；《少子社会》则探析了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复杂成因，可以之对照中国的人口问题；《生育制度》是费孝通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等角度出发，考察人口、生育等现实问题的经典著作；小林美希则在《不让生育的社会》中，立足于日本女性立场，追问适龄家庭成员“为何无法成为父母”。

日本是最早受困于出生率下降的发达经济体之一，自2005年以来，该国成为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的国家。日本媒体将以极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现象称为“少子化”。既然日本是最早进入和着手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国家之一，其在应对这一困境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将是中国社会的宝贵借鉴。因此，本期书单选入了数本考察日本生育率的著作。

早在20世纪末，日本社会就开始反思“少子化”问题，主流看法是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越来越多育龄女性进入职场，延迟乃至放弃了生育。山田昌弘则在《少子社会》中，对这一通行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大量年轻人不结婚或晚婚——日本社会的婚俗是男方要更多承担新家庭的经济责任，但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导致青年男性收入减少，让有意婚育的适龄青年也对婚姻望而却步。

小林美希的《不让生育的社会》一反人们惯常的思路，认为日本政府推出的一些看似为女性生育提供便利的政策，事实上适得其反。比如，为私营企业孕妇所争取的三年产假，反倒帮助固化了性别分工偏见，造成孕妇在职场上的差别待遇，让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不得不退出劳动市场，越发孤立无援。作者总结，这些政策的结果与其说是女性想要小孩却“无法生育”，不如说是社会“不让生育”。

《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

梁建章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

本书分析了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影响社会创新活力的主要机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人口情况和中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并就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振生育意愿提出了建议。

作者认为，鼓励生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精准到位的政策设计，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和分析最适合中国的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设计。近年来，梁建章与其合作者共同提出了很多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如现金和税收补贴、房贷补贴等，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他们建议，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最终可能需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

针对一些质疑，作者表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理解，人口是创新和国力的不可替代的一个基础变量，而书中的理论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和相对应的配套公共政策。”

《少子社会：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

（日）山田昌弘著，丁青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

日本已名列当今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少子化”一词正是在日本社会发明并风靡一时。随着更多国家陷入生育率下跌的困境，少子化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日本总和生育率开始低至更替水平以下，如今该国进入少子化社会已近半个世纪。少子化不只是人口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问题。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给人口构成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令日本社会各界深感困扰。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研究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在书中深刻剖析了生育率下降中的日本社会，重点展现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如何影响日本年轻人的婚恋观和生育率。作者充分认识到生育率下降的复杂成因，提出诸多新颖观点，比如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投身职场，并非少子化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作者认为，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剧变为力最巨。

《生育制度》

费孝通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

本书底本是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讲义，经整理和补充修正而成。这是一本关于家庭社会学的著作，出版后曾产生广泛影响。书中主要论述了家庭所担负的有关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论问题。但又不仅限于生育，凡是与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套活动体系都有论及，包括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扩展，等等。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建基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所以其所提出的论断，即便在今天用以考察中国人的家庭、婚姻和生育，仍具指标意义。

潘光旦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表示，费孝通的用意是“在就种族绵延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他的目的是在研究；他的尝试是学术性的……。”

费孝通认为，与个人生活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完整，在这生死参差的人间谋社会的完整，就得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于是社会一定得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机构，使死者尽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世来填补他们的遗缺。新人物的供给，在人类里并不能完全靠自然作为保障，所以需要提供人为的保障，而这个人为保障就是生育制度。供给新的社会成员是生育制度的任务。社会分子这一词是指一个能在社会分工合作结构里担负一定职务的人。这能力并非天生，而需要长期的教育，生育制度中就包括着生和育的两部分。

《不让生育的社会》

（日）小林美希著，廖雯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8月

近30年来的日本，几乎一成不变的现实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有六七成的女性面临失业。女性不仅置身于只有丈夫和子女的核心家庭中，而且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导致“父亲缺席”，每三位母亲中就有一人面临“孤独育儿”的现状。本书指出，很多人“无法成为父母”，究其原因可谓多种多样，比如无法积极面对妊娠与生育、内心渴望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大环境，等等。

早在2013年，日本曾针对少子化问题，推行“女性手账”，即向年轻女孩普及生育相关的生理知识，助其规划和制定生育计划。安倍首相任内也曾推行促进生育的措施，比如向民营企业推广三年育儿假，该政策此前仅适用于公务员群体。作者认为，此类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认清日本女性选择晚育的根本原因。上述举措实际上固化了性别分工偏见，造成孕妇在职场上的差别待遇，使得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不得不退出劳动市场，越发孤立无援。作者总结，这些政策的结果与其说是女性想要小孩却“无法生育”，不如说是社会“不让生育”。小林美希从日本女性的立场出发，辨析日本适龄家庭成员“为何无法成为父母”，别开生面地分析了日本社会诸多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对策，为何在现实中却适得其反。

《难婚时代》

（日）筋野茜等著，曹逸冰译，

南海出版公司，2022年10月

当今社会，日本年轻人结婚的难度与日俱增，以致有媒体发明了“婚难时代”一词。据统计，每四名日本男性就有一名终身未婚，每六名女性就有一名终身不嫁。同时，人们的婚恋形式变得更加多元。本书是三位日本资深记者经过三年调查的成果，通过众多生动材料与实例来展现，在当今年轻一代看来，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需品。

作者们认为，经济恶化与生活动荡反而可能提高人们的结婚意愿。因为无论在肉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独自生存都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在自身经济条件、未来预期都不佳的情况下，越是希望婚姻带来稳定，婚姻的门槛就变得越高。

本书是作者关于“婚难”问题的媒体专栏文章合集，试图从多个角度深入描述日本社会的婚恋问题及未婚人群的实际情况。读者将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与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其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确路线。作者表示，希望本书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未婚社会的现状，帮助大家打破世代与立场的隔阂，认可彼此对幸福的定义。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等著，吴娴等译，

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

伴随生育率下降，人们的育儿成本也高居不下，甚至成为令人焦虑的社会话题。美国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两人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育儿问题的框架。

两位经济学家揭示了家庭育儿决策背后的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特别可贵的是，这本书视野非常开阔，讨论同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令人信服地阐明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

两位作者在考察了北欧、美国和英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的育儿方式随时代演变的过程后指出，经济不平等状态是决定不同育儿方式的关键因素：收入差距越大，父母在育儿上的投入就越大，父母就越可能采取密集型的育儿方式，尤其是当收入不平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教育回报率上升的时候。

在《育儿经济学》中，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告诉我们，父母应有动态的思维，今天的工作岗位，也许明天就不见了；今天能够带来高收入的知识或能力，也许明天就一文不值。因此，除了培养健全的人格之外，开发和保护孩子的兴趣和天赋非常重要。

《一个经济学家的育儿指南》

（美）艾米丽·奥斯特著，杨曼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

作者艾米丽·奥斯特是一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卫生经济学。其日常工作就是分析数据，找出研究当中的因果关系。作者会在关注成本和收益的经济学框架中运用数据来思考如何决策。当其成为母亲后，收集并评估了育儿过程中的种种相关数据，撰写了一本为家长带来勇气和信心的育儿指南。

艾米丽和丈夫都是经济学家，父母也是经济学家，她从小习惯了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和决策。在孩子出生到上学前班这段时间，她遇到太多需要做决定的时刻，又收到大量自相矛盾、令人生疑的建议，她决定运用经济学知识，根据数据分析做出更适合全家人的理性选择。她还帮新手父母们分析了全职在家还是回去上班，请保姆还是送日托这些两难问题，以及如何实行正面管教、如何拥有健康美好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和运用正确的信息和方法，通过数据和经济学原理，来为家庭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减少早期育儿压力；同时希望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些基于数据做出的基本指导，来解决初为父母的前三年可能遇到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