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空间收窄，供需结构失衡，财政支出需要向消费端偏移
文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作为定调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风向标，此次会议对消费、民营企业、房地产、稳就业、汇率、地方债、资本市场等诸多工作进行了部署，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多位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此次会议认真严肃地分析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正视当下经济形势的严峻性，结合国内外情况，从总量、趋势、结构上进行了全面判断，对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的经济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5%。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多位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指出，今年二季度6.3%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源于低基数——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GDP仅增长0.4%。此前，经济学界普遍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在7%左右，实际经济表现5.5%低于预期，未能达到合理适中的复苏状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指出，6月，中国对欧美、日韩、东盟出口出现负增长，房地产投资持续低迷，消费增长进程放缓，均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政府工作报告为2023年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应无问题，但下半年“三驾马车”增长面临挑战，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年初市场预期的5.5%以上。下半年会继续放松货币吗？有无可能发钱刺激消费？房地产市场怎么走？如何撬动更大民间投资？地方债务风险如何化解防范？如何提振市场预期？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2%，制造业投资增长6.0%，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9%。房地产成为拖累中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分项。此次会议未提及“房住不炒”。而多家机构注意到，2019年以来的每年4月政治局会议和7月政治局会议中，此前已连续9次提及。会议提出，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平安证券钟正声团队认为，较为乐观的猜测是中央层面或认为新形势下“房住不炒”已经实现；谨慎的猜测或认为，这一表述的调整是阶段性而非趋势性的。滕泰分析，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央作出这一判断，或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过去几年，房地产出现很多投机行为，推涨需求，而今则是泡沫释放的阶段。房地产政策或许不再是“房住不炒”，而是更多支持刚需、改善性需求，活跃需求。按揭要求、信贷利率、限购管控措施的调整都可以期待。平安证券研报指出，中国居民有着“买涨不买跌”的根深蒂固信念，在房市低迷态势下观望情绪浓厚，刚需及改善性需求未充分释放。房地产市场面临的短期供求失衡较难破局，甚至有局部地区陷入信心不足的“负向收缩循环”。为有效稳定房市需求，钟正声团队建议：一是，在核心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推广实施房地产的“一区一策”。二是，加大对改善性需求，即“二套房”的支持力度。打破二套房“认房又认贷”、房贷利率“刚性”加点、首付比例偏高等堵点。三是，全国层面统一取消非核心城市的限购、限贷、限售等政策。此次会议还指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值得关注的是，平安证券研报指出，四五线城市呈现出一定韧性，或因中国城镇化趋势还在延续，农村居民仍有向中小城市及县城发展的诉求。如果能在全国层面统一取消中小型城市限购、限售、限贷、限价“四限”政策，更大力度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或将有助于提振信心，打破刚需观望情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也支持进一步为楼市松绑。他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现在房地产市场处在降温过程中，市场购房意愿较低。当下支持房地产，不会过度刺激投机行为，房价过热风险不高。中国的房地产限购措施还具备进一步放松空间，刺激房市的办法仍然很多。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7588万亿元，同比增长8.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成为“三驾马车”中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最近三个月，消费的同比增速出现放缓，5月为12.7%，6月仅增长3.1%。202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8%。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滕泰看来，此次会议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战略性作用。6月出口出现同比两位数负增长，投资面临过剩挑战，房地产投资继续下滑，在此大背景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滕泰向《财经》记者指出，新冠疫情期间，欧美日韩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通过向居民发钱抵御经济冲击，但中国没有选择发钱救市的方式，侧重通过促投资保企业保就业。疫情结束后，消费复苏势头逐渐放缓，中国消费者选择增加储蓄以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由此成为消费低迷的原因之一。当下居民储蓄仍然高企，6月居民存款新增2.67万亿元。截至上半年，居民部门新增存款1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1.6万亿元。央行发布的二季度问卷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4.5%，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推动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会议还强调，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袁钢明认为，以家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杠杆。今年“五一”假期、端午节的旅游消费收入蔚为可观，也说明旅游消费提升空间仍然很大。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呼吁向居民发钱以提振消费信心。在滕泰看来，最好的办法首先是发钱；其次是让股市增长，增加财产性收入；最后才是长效的优化收入分配等举措。实际上，此次会议也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当下，滕泰呼吁赶紧出台实际的收入补贴、现金直补或上万亿元的消费券。“一个人在走在路边口渴的时候，最好马上舀一碗水给他，现在挖井的话，来不及啊。”滕泰分析，长期可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来提振消费。如果活跃股市，居民持有股票、基金上涨，消费也会增加。但现金直补和发消费券是一次性的，带来的消费增量最大，应该采取立竿见影的短期措施，以免延误决策。
此次会议指出，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财经》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仍有降息空间，而财政政策重心应当由投资向消费转移。6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0%，为近三年来的首次零增长。物价走势的低迷，一度也引发经济学界关于“中国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的讨论。实际上，如果从货币供应来看，中国经济不符合通货紧缩的条件。今年1月至6月，广义货币（M2）增速分别为12.6%、12.9%、12.7%、12.4%、11.6%、11.3%。但袁钢明指出，价格指数下降，清楚表明国内总需求不足。虽然现在的货币增速已经很高了，但放松的货币没有形成扩大的需求。目前国内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建议下半年再大胆放松一点货币政策的空间。下半年应该打破判断货币政策是否合适仅看货币增速的思维定式，应重视价格变化情况。滕泰分析指出，2020年疫情期间，很多欧美国家将利率从4%、5%直接降到零，这对消费繁荣、经济复苏、就业改善，起到了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出于防止房地产泡沫、防止股市泡沫、防止通货膨胀等综合考虑，整体尚未大幅降息，但也保留出较大的政策空间。滕泰指出，目前中国的利率仍然较高，如果大幅降息，对于降低政府债务、促进居民消费、促进民间投资也有好处。诸如非金融企业的信贷规模现在在140万亿元左右，如果降息降一个点，成本就减少1.4万亿元；如果降两个点，企业的融资成本将减少2.8万亿元。但如此一来，中国会不会陷入流动性陷阱？滕泰指出，所谓流动性陷阱是在利率降到零以后才可能出现。现在中国的实际融资成本还有百分之五的水平，可以降到三、降到二、降到一。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不但应该降息，还要降准，增加货币投放流动性，满足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需要。同时，袁钢明提醒，货币放松后，不一定会使得居民收入提高。必须通过改善企业经营效益、提升职工工资等环节进行传导，货币扩张的效果才能显现。当下，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对提升居民收入意义重大。因此，还应当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民企的发展和下一步宏观政策的放松应该同时展开。此次会议也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要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要建立健全与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鼓励企业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创造市场。平安证券研报认为，此次会议凸显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更高关注。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对于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影响民间投资意愿的主要还是投资回报率不高，今年1月-5月工业企业利润累计收缩18.8%，要扭转这一局面，还需在促进房地产投资企稳、加大财政政策发力、稳定大宗消费等方面寻求扩大总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诸多经济学家均向《财经》记者指出，目前中国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空间收窄，供需结构失衡，财政支出需要向消费端偏移。滕泰指出，目前许多财政资金用于政府无效投资、低效投资、过剩投资，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有限，应当转而用于发钱促消费。有研究表明，一元钱的财政资金用来发钱促消费的话，乘数效应是三倍以上，而用于投资乘数只有1.06。袁钢明亦指出，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要通过财政政策起作用，而财政应该在扩消费上下功夫。目前，财政扩张受地方债务风险过高约束，建议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增强地方财政扩大消费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发行特别国债用于扩张投资。此次会议也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从长远来看，袁钢明指出，目前地方财政承担了80%的支出负担，财政收入却仅占55%，实际未来收入也应该提高至80%，不再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撑。目前中央财政状况良好，应当从根本上调整中央及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比例，改变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同时减少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开支，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调整到消费上，藏富于民，如此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本文为《财经》杂志原创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建立镜像。如需转载，请添加微信：caijing1998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