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一个书单里的远见与未见（三）

「总有一种远见，超越我们的未见。」— 许倬云

决策很少发生在对错之间，而是发生在大致对和可能错之间，更可能是发生在不知道哪一条对得更多一点的二选一之间。理性决策者的面对不同观点的态度是: 这个人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是因为看到了不同的现实，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如果没有考虑过多个备选方案，那么决策者的思路一定是封闭的。决策的第一条法则: 无不同意见，就不做决策。有效决策者明白，旧的衡量标准是不正确的，否则现在根本不需要做决策。所谓最危险的决策，是假如一切都不出差错才有可能奏效的决策。最常见的管理错误是把共性问题当作一连串的特例对待。有效决策者一开始总是假设问题具有共性。决策的要素: 1. 认清这是一个共性问题，2. 定义解决方案的边界条件，3. 先想清楚什么是正确的，4. 把落实行动融进决策，5. 建立反馈机制。在以下事项清楚之前，决策不算已经完成: 谁负责，最后期限，哪些人会受到影响，需要通报给谁。

当商业仍有健康的资金流，却面临严重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时，所有的企业只会做一件事情，尽快还贷，修复资产负债表。当所有企业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合成谬论就发生了，没人在贷款都在还贷，社会总需求就会缩减，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急剧扩张，但私人信贷和货币供应的增长非常缓慢，因为私营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这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美联储希望量化宽松政策能通过财富效应刺激经济，提振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可能帮助对抗经济衰退。量化宽松是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的副产品，因为央行知道这样的政策不会带来明显的坏处。而当资产负债表修复后，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当实体经济不能跟上资产价格产生的收益，泡沫就会破裂。当经济开始复苏，提供流动性资金的中央银行及容纳这些资金的市场便越发不安和警惕。

欧元区的问题是，同一货币区内的多个政府债券市场意味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自我纠正机制运作不佳，因为一些国家的未借储蓄没有流入自己的政府债券市场。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受益国。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衰退和竞争力不足，是因为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个经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国家，它无法使用所需的财政刺激措施导致的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被迫放松，在其他国家造成了资产泡沫。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佳时间窗口是，劳动适龄人口顶峰和总人口顶峰之间的时间差，日本是15年。中国的劳动力适龄人口顶峰发生在2015年。

基本投资过程: 发展一套投资哲学，弄清楚公司的竞争环境，分析公司和股票估值。是什么把一家坏公司与好公司区分开来？一家公司是否可以设法让竞争者无路可走，从而长期保持超额利润率。价值投资的原理只适用于长期的投资，短期的价格运动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如果等待的时间足够久，大多数股票会出现相对它们的公平价值较低分价格机会。懂得什么时候卖出离场比什么时候买入更加重要。人们时常是卖出盈利的股票太早，持有赔钱的股票太久。

要投资成功意味着需要在有吸引力的价位买到好公司的股票。不要依赖任何一个单一的估值指标，想要知道公司的全部，必须使用多种不同的估值工具。高增长，低风险，和较低再投资需求的公司应该有一个高的市盈率。非金融性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最低限度的门槛是 10%。自由现金流除以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为 5% 是一个基准线。安全边际对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稳定的公司为20%，对没有竞争优势的高风险的公司为60%。

10%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是值得投资的。对于任何公司，5%以上的销售收入转化成自由现金流都是必要的。投入资产收益率是衡量一家公司真实经营业绩最好的度量指标。做出股票买入的决定时，设想空头情形有助于测量公司潜在的风险状况。管理层对待公司业务应该像自己是公司股东那样，但非常少的管理者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为了投资者能完全地分析公司业务，公司管理层应该充分披露信息。如果公司目标下调了，但潜在的管理层报酬还原地不动，这是一个负面信号。公司管理层薪酬的升降要基于公司的业绩表现。

演变基本上是靠试错产生的，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试错，是解决复杂世界中问题的一种强力进程，专业的领导却不然。演变的力量总是会战胜指挥控制的力量。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在真空知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是深受启蒙运动理念的影响。大脑中找不到思想，心脏里找不到心灵，人们只能找到额叶，结节，细胞和突触。进展顺利的事情，大多是无意偶得，搞砸的事情，却大多是有意为之。

生命在于利用信息消耗能量 (DNA)，从混乱中制造局部秩序 (蛋白质)，逆转朝着无序混乱状态漂移的能力 (ATP)。盈余能量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是财富的表现。基因组是一套民主机制，没有主控基因，却通过重重叠叠的精确互动。基因的自私，促成了生物个体的无私。生物体是不可避免死亡的暂时性载体，保护 DNA 中的数字序列，使之永存不朽。免疫系统是人类漫长生命周期中的演变机制，以应对外部环境。选择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往往把年轻男人调教得更为驯服，提高了社会凝聚力，平衡了性别比例，降低了犯罪率，提高了生产力。

人类文化的演变是，人们越是进行交换，专业化就越有价值，这一趋势孕育出了创新。最近两百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创新主义。思想之间会杂交，解释了为什么创新往往出现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开放社会。社会要充分尊重失败的企业家，就像尊重为国阵亡的将士那样。穷人的富裕不是慈善机构，规划，保护，监管，或工会带来的，这仅仅是在重新分配资金。穷人的富裕来自市场造就的创新。自由市场贸易是人类迄今为止设计出的唯一一套由普通人负责的制度。金钱是延迟互惠利他主义的正式代币。

智能只是运动的基本粒子处理信息的特殊过程。万事万物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只是四处游走的物质和能量而已。生命是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大自然拥有产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像生命的自我组织系统的内在目标。智能的定义: 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物质在遵守物理定律的前提下，也可以组合出能够记忆，计算，和学习的形态，而这种物质并不一定是生物体。智能的出现并不一定需要血或碳原子。物理学赋予了粒子对自我进行组织，从而尽可能高效地从环境中提取能量的目标。有一个有趣的法律争议是，要不要赋予机器权利。

人工智能研究的圣杯就是建造最广泛的通用人工智能。如果一个信息的产生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那这个信息就是有价值的。一个受困的超级智能，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逃脱的超级智能。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在它日益聪明的过程中依然保持它的终极目标— 对人类友好。给下一代的就业建议，进入机器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需要与人打交道，具有不可预见性，需要创造力。

今天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分析，不能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盲目乐观之上。因为技术变革，这个世界将要面临的威胁是无法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新技术会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阻碍了工人找工作的自由，即技能不匹配，身份不匹配，地理区域不匹配。

全球性传染病是一次人类应对工作机会更少的世界的锻炼。大部分人是通过在市场机制下的工作来分享经济繁荣的。如果未来注定是一个科技性失业的世界，那么需要一个新机构和机制来代替劳动力市场。正义论指出，不平等应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屹立于不可避免的初始禀赋不平衡与最终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决定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大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在分配领域。大政府的收入分享，资本共享，劳工支持，三大举措才能阻止日益分裂的社会走向瓦解。

如果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变得更高，用机器来取代他们可能会变得有经济意义。有研究报告称，在中国 77% 的工作岗位都处于自动化风险之中。人力成本的迅速增长，让中国的机器人安装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往往会更多地投资于自动化。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带来的社会工作量的增长不必然创造给人类，而有可能是机器更能胜任。智能爆炸: 机器不断地改进之前的机器，它们的能力在爆炸式的自我改进中飞速发展。最好的机器需要三样昂贵的东西: 海量的数据，领先的软件，强大的硬件。不要让孩子们为我们已知的机器可以做得更好的任务做准备，也不要让人们为我们能合理预测到的机器很快能做得更好的工作做准备。

一个企业的经营机制，说到底就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机制。员工是要给工资的，股东是要给回报的，天底下唯一给华为钱的，只有客户。企业之魂不是企业家，而是客户需求。企业家不起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时候。要在深刻理解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对产品进行持续创新。以客户为中心，必须在，以奋斗者为本，之前。开放，妥协，灰度，是华为文化的精髓。

全力创造价值，正确评价价值，合理分配价值，成为人力资源管理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以责任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资历和能力为导向，是建立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基于能力的价值评价必然导致公司的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覆灭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皇帝比旧主的 “供养成本” 低很多。任何的素质和能力只有在贡献中发挥出作用，才能被认可的。考核要考虑公平问题，就必须坚持以绩效为中心。只有最终对客户产生贡献才是真正的绩效。

华为的干部管理是选拔制和淘汰制，不是培养制。向有成功实践结果的干部，提供更有挑战的机会。只要是成功过的人，都会对成功有所理解。很多人没有成功过，把握不住成功的突破口在哪，就循环做功课，这样运作的成本很高。凡是不能自我批评的干部，原则上不能提拔。干部就是要克服困难去攻克山头，干部不是对内来施加压力的。不能在向山头冲锋的时候，在山脚与公司谈判条件。更不能冲到半山，机枪子弹扫过来的时候，讨论兑现。选拔干部要以政治品德为第一准则，而不能唯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