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媛县松山市位于日本四国岛内，西北临濑户内海，市中心巍然耸立起一座高山，曰“胜山”，海拔132米。虽然这座50万人口的城市远不如东京、大阪市出名，但是正如它的宣传语：“这是一座温泉和文学之城”，不少日本文学家曾在此地短居过。曾说“我爱你是‘今晚月色很美’”的夏目漱石，就在松山中学任教过。如同日本的每一座城市，松山市同样面临老龄化严重的困境，建立多座养老设施为子女无暇照顾的老人提供服务——介护职员们照顾老人起居、喂食、洗浴......近年来，养老设施里的介护职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刘思奇就是其中之一。
1996年，刘思奇出生于吉林长春下的小城市，从家到日本松山需要从“长春-大连-东京-松山”几番转机。
从她大四来日本养老设施实习算起，如今已前往千里迢迢之远的日本从事介护工作五年。
此前从未坐过飞机、出过国门的刘思奇因为偶然的日本实习，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013年，刘思奇报考高考志愿时，拒绝了父母提议的幼师专业，选择了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
报考前她未曾考虑授课内容和就业方向，凭借专业字面含义认为可以帮助贫苦老人、留守孩童，去不同的社会组织做志愿活动。
在帮助他人中获得成就感，这件事在刘思奇小时候就初见端倪。
小学放学，刘思奇和哥哥走了半小时的田间小路，将拄着拐杖的老奶奶送回家。
一小时的来回路程，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并不轻松，但她却感觉不到腿的酸痛，只记得那个下午和奶奶聊天，微风习习，吹过金黄的麦田。
后来再见到奶奶时，奶奶不太记得她，不过仍然送给刘思奇自己家种的小樱桃。
刘思奇的双手接过一捧红彤彤的樱桃，它们放在手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厚重感。
刘思奇是母校社会工作专业的第三届学生。学校紧跟国际形势，将专业方向与日本养老接轨。
老龄化程度过高的日本养老行业人才缺口大，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出警告，2025年前，日本的介护人才缺口将达37.7万。
日本为了解决国内人才缺口的问题，放宽相关签证，向国外寻求劳务输入。
为了与日本养老接轨，学校安排了日语选修课， 也聘请了日本老师前来教学。
身边有同学对养老不感兴趣，但是刘思奇却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小学那捧红彤彤的樱桃已经吃完了，樱桃核种在了她心里。
大四那一年，日本公司第二次来到学校面试学生，合格的学生将前往日本养老院参与为期四个月的介护实习。
实习只有每个月1200元的生活补贴。即便如此，对于刘思奇来说，这是她离远方世界最近的一刻，失去这次机会，她的人生便是一眼看得到尽头的、待在家乡、安稳平淡的生活。
离开舒适区，才能看见更多的可能性。
面试时，由于语言不通，面试官除了简单的个人信息询问，便是问刘思奇想去日本实习的原因。刘思奇提前背了日语演讲稿，不过等到回答问题时，表达仍然磕磕巴巴。她不太流利地表述：“我刷到之前去日本实习的学姐的朋友圈，了解到日本养老行业非常先进，非常想去日本学习。等我回国后，就把先进的养老知识带回来。”面试官看着眼前青涩的面孔，笑着说：“你的野心很大呀。”刘思奇成功通过面试，并且在四个月的介护实习结束后，选择继续留在养老设施里成为正式的介护职员。
日托，每天早晨9点公司派车把老人接来，下午4点半再送老人回家。介护职员负责安排座位，带领活动，保护老人在设施期间的安全。短托，一般入住时间分为一天到几个月不等，平常向老人提供入浴，排泄，吃饭等生活服务和机能训练。另外还有，介护医疗院、专门为认知症老人设计的共同生活住所、夜间对应型访问介护机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展，由于需要被照护和支援的老人增加，家庭照护日渐艰难等，日本在1997年成立了《介护保险法》，于2000年4月正式实施。根据日本法律规定，65岁以上老人利用养老机构时只承担10%的费用，其他份额由养老金扣除和保险金支付。养老机构按照地区、机构类型，以及老人身体健康状态不同而收费不同。据统计，日本老人每月可领取养老金14.9万日元。普通短托养老院大概每人每月承担十万日元左右，普通日托费用则为一人每次花费在1000至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至100元。
2022年，日本平均最低时薪为，930日元。
刘思奇在短托的福祉设施工作，设施内最多同时入住老人60人。白天时段介护人员大概14人，护士8人。夜晚阶段介护职员一人，介护专门员两人。她的日常工作是，为老人准备房间，其中包括针对半侧麻痹老人摆放床位，根据不同老人需求选择普通床垫或防止褥疮特用床垫，进行排泄介助——换纸尿裤和厕所诱导，吃饭介助，入浴介助。在日本养老设施正式工作前，刘思奇需要进行两个半月的培训，其中包括介护日语专业词汇表达，以及比起国内养老课程更为细致的照顾老人方法。比如，怎么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换纸尿裤时注重他们的隐私、如何帮助左侧麻痹的老人上下楼梯，还包括如何与老人对话、怎样照顾他们的心理感受。被视为模范的养老设施，对介护的各类工作行为要求更加标准化和精细化。给老人喂食时，介护身体需要向上稍微前倾、下巴放低、视线保持和老人平视、等老人咀嚼结束再喂下一口食物。针对不同的老人，桌椅的高度都不相同。国内的养老课程也设置了照顾老人身体、为老人策划活动的课程，但是远不如日本培训的课程细致规范，更是缺乏针对老人情绪的心理相关课程。刘思奇所在的养老设施有三层楼，第三层居住有认知障碍的老人，第二层居住认知尚为清晰、生活能自理的老人。老人们七点半起床，结束完早餐后，八点半进行“生命检查”，能够自理的老人在上午自行洗澡，午餐后，不能自理的老人在介护与助浴师的帮助下洗浴，其余老人则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娱乐活动结束、用过晚餐后，老人们在六点半回房间睡觉。营养师会按照营养元素给老人们搭配一日三餐，他们提前了解每位老人的过敏原，以及根据老人的体重以及基础疾病对餐食做调整。在每一顿开饭前，营养师们会自己先品尝老人们的食物，通俗来说，就是“试毒”。介护给老人喂食时也要耗费精力，有些老人就像小孩一样，需要哄着才吃一口，刘思奇边喂食边说一些鼓励的话，或者聊聊天。老人每吃一口，她大声表扬“真棒”，直到老人吃完饭。日本养老设施追求小而精的模式，所以老人们大部分的需求都会被照顾到。有些老人之间发生过争吵，刘思奇在安排上午的洗澡顺序时，会尽量把这两位老人分开。一位老人排在第一位，另一位老人则排在最后，不给两位老人见面的机会。有一位老人曾经被烧伤，身体上满是疤痕，因为去公共浴室在交换时会被其他老人看到身体，感到羞耻后他申请单独洗澡。于是老人被换到了下午和认知失调、行动无法自理的老人们一起洗澡。下午洗澡时，介护们把老人的衣服脱掉，将他放在床上，有专门的助浴师将老人放入洗澡的机械里，介护们需要在旁边等待，等老人洗完澡后，再把衣服给老人们穿上。照顾老人的工作琐碎而细节，并且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呕吐物、排泄物打交道，年轻的刘思奇却对这一切全盘接收。照顾老人与照顾小孩在她心中无异。无知幼儿被长辈们一点一点悉心照顾长大。曾经的无知幼儿变成大人后，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们。
刘思奇去日本模范养老设施学习时，原本以为呈现在眼前的会是金光闪闪、设备高端的现代建筑。进去后才发现，设施用来辅助老人的高端设备并不多，最适合设施的形容词是陈旧和温馨。去日本之前，刘思奇曾在家乡的一个养老院实习。养老院修得富丽堂皇，入门是游泳池，大厅里架着一架钢琴。养老院曾向外开放，很多人带着泳圈来泳池体验冲浪。养老院的活动室有麻将机、象棋、书籍，也有锻炼身体的器具，比如跑步机、椭圆机。可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安全，陈列锻炼器材的活动室常年锁着。养老院的设备不完全符合老人需求，设备利用率低，且由于没有相关保险，入住养老院的费用大部分由个人承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日本养老设施的院长告诉刘思奇：“我认为你们中国人太强调设备了，更重要的是更精细化、更精准地照顾老人。”虽然日本养老已达到全球的领先水平，但在这里工作，刘思奇仍然感受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养老问题，她触摸到日本养老乌托邦的裂缝。养老设施里，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故，事故发生后需要写记录。许多职员们担心自己受到批评，大部分时候选择隐瞒不报。刘思奇刚来工作时，指导员每天和她待在一起，有天她俩发现一位老太太摔倒在厕所地板上。指导员看见后咕囔了一句：“她怎么天天都摔。”然后就急匆匆离开了，留下刘思奇不明所以，最后只好找来其他职员帮忙处理了这件事。一次刘思奇上早班，刚到公司时，值夜班的介护让她帮忙给一位老爷爷换衣服，房间的空气里满是呕吐物的味道。护士上班后，为老人检查了身体，认为并无大碍，让刘思奇在饭点正常给老人喂食。当时老爷爷僵硬得像一块大石头，刘思奇抱着狐疑的态度给他喂饭，喂着喂着老爷爷开始翻白眼。刘思奇紧急抠出了他的假牙和嘴里的食物。几十分钟后，老爷爷被救护车拉走。值夜班的介护慌忙找到刘思奇嘱咐：“我没有告诉护士老人呕吐了，没有写报告，你帮我保密啊。”那时刘思奇才知道，原来因为同事的隐瞒，护士并不清楚老人的身体情况，才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几天后，主任告诉刘思奇，老人去世了，呕吐原因是脑袋里面有肿瘤。刘思奇时常回想，如果当时夜班介护没有隐瞒报告，会不会老人就不会这么快去世了呢？
刘思奇在照顾老人
刘思奇有时候也怀疑为什么要选择养老行业。远在异乡的工作，让她把所有负面情绪都放大。
每个月的薪资仅仅只有11万日元——作为介护研修职员，她需要上交部分工资给公司。
她面临的职场霸凌也很严重，日本同事们总是指使中国员工，一些老爷爷老太太遇到事情也只敢麻烦中国员工，直呼：“中国来的小姐姐，过来一下”。
有些老人要求苛刻，在换纸尿裤时，会一步一步指导刘思奇：“你要把我的衣服褶子撑开”、“你要把我的纸尿裤给我固定到什么位置”、“你要把我的屁股擦到什么程度”。
有一位半边身体麻痹的老人，每次都去厕所都需要介护陪同。他时常大声指责刘思奇：“你是不是吃了大蒜，为什么嘴这么臭？”
那段时间正值疫情，刘思奇上班都会戴上口罩，如果真的口臭，老爷爷也不会闻到。
工作中的无端辱骂让她十分难受，但是值班时遇到这位老爷爷按铃寻求服务她也不能置之不理。
陪同老人去过几次厕所后，她才发现老人的攻击是与尿裤子相伴而生的，如果老人尿裤子了，他就一定会突然转移视线破口大骂刘思奇。事情爆发是刘思奇与同事一起陪同老人上厕所，结束后刘思奇在办公室隔壁房间整理床单，正好听到刚刚和她一起的同事在办公室给其他人说话：“那老头刚才一直说小刘吃了大蒜，说臭死了。小刘毕竟是女孩子，被这样说不太好。我就告诉那老头小刘是中国人，中国人都爱吃大蒜。”这是带有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地职场霸凌，刘思奇迅速找到护士长解决此事，最后领导禁止那位老人再来这家设施。除了来自认知清醒的老人的责骂，一些认知症患者也对刘思奇展现出攻击性行为，比如追着骂、泼茶、拿鞋底子打、用指甲掐胳膊......刘思奇后悔过自己选择养老行业，后悔孤身来到千里迢迢的日本工作，情绪低落时她称刚来日本工作的三年是“最痛苦的三年”，等到熬过难受的时刻，却又坚信自己的付出值得。《长安三万里》让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再次爆火，虽然刘思奇还尚未过万重山，但至少明白自己仍在正确的方向行船。
同龄人的存在，以及良好的照顾，让养老设施并不显得萧条，老人们在这里自得其乐，下午养老院会举办活动，老人们或插花、写书法、唱卡拉ok，或待在房间看电视、到走廊与人聊聊天。可是人行至老年的感伤氛围仍然会在不经意间笼罩这里。刘思奇值夜班时，听到某个房间里的老人喊了一晚上的“爸爸”、“妈妈”。有一位老人的父母在战争中早逝，她每次和刘思奇聊天时，都问道：“你离家那么远，你爸爸妈妈一定很想你吧。”刘思奇感觉到，每次老人问这个问题时，都是因为老人自己很思念父母。住在这里的老人情况各不相同，有的老人会有家属常常来看望，陪着散步、织毛衣、吃饭，有的老人自从搬进来后，家属再也没有出现过。黄昏、傍晚是老人思家的高峰期，他们总是忍不住问：“我可以给家里打电话吗”、“我家就在附近能回去转转吗”。有些老人会说：“外面的樱花开了，我好想去看看”、“今天想出去吹吹海风”。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除非家属接送，否则设施都会拒绝这些请求。在养老设施工作的几年里，尽管服务出色、价格低廉，但刘思奇几乎没有听过有老人说喜欢这里，想留在这里。一位老奶奶总是不肯回房间，刘思奇在食堂写记录，老奶奶安静地在旁边看着；刘思奇叠衣服收拾围裙时，老奶奶就在旁边和她聊天。她说：“我喜欢在养老院，这里很热闹，回了家只有她自己，孩子都在外地，她一个人太孤独了。”她劝说刘思奇和她一起回家，她会给刘思奇买很多好吃的。因为不符合规定，刘思奇拒绝了。之后老奶奶也没有再来这里，对于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日托更适合她们。刘思奇忍不住想，日托很热闹，这么多人一起聊天、做活动，白天老奶奶就不孤独了。可是晚上呢？漫漫长夜，若是不能安眠，要怎样熬过去？另一位老奶奶每次遇到刘思奇都会开心地喊她名字、拥抱她，时不时给刘思奇塞小礼物，有时候是自己买的糖果，有时候是养老院发的小零食，还有一次偷偷塞给她一对日本的小头花。老奶奶说：“第一天来这家养老院时不免紧张，就像学生进入新的学校一样，担心环境不好、介护不周到、老人关系不和睦。但我看你笑得很温柔，我就放心啦。”介护们对老人也会特别关照，遇到喜欢的老人，会多聊聊天，不喜欢的，忙完事情就离开了。待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刘思奇越发感觉到变老是一件丧失尊严的事。老人洗完澡，刘思奇帮忙擦拭身体，有时需要拖住老人下垂的胸部擦拭腹部，一位老奶奶突然大声骂自己是笨蛋，什么都做不了，用手打了自己几巴掌。刘思奇想，如果自己变老、没法自理后，当把自己的隐私部位裸露给照顾自己的人看，亦或让别人帮忙处理排泄物，此时此刻的自己和没有生命的物品，有什么区别？一位认知障碍奶奶半夜不肯睡觉，去其他老人的房间聊天，反复询问刘思奇：“有电话吗？我老公呢？我什么时候回家？”刘思奇劝导老人无果，耐心和体力都消失殆尽后，忍不住对奶奶大吼道：“我求求你了，回去睡觉吧！”奶奶不理解刘思奇在说什么，但是明白她生气了，回复道：“你不要生气，你做这个表情太恐怖了！”转眼间奶奶又会什么都忘记，走到趴在沙发上打盹的刘思奇旁边，摸摸她的脚温柔地说：“你别在这里睡觉啊，要是感冒了怎么办呢？”认知障碍患者和现实世界脱轨，被永远留在一个不断重复的世界里，剩下给他们的是不安、焦虑与疑惑。
刘思奇刚来这里工作时，接连离开了三位老人，虽然尚未建立深刻的感情联系，但是昨天还鲜活的面孔，今天却安静地躺在床榻上，迅捷的死亡让她崩溃。不过养老院设施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为了不影响其他老人的情绪，都会在短时间内处理好去世老人的遗体。这家养老设施的住户来来去去，有人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有人离开了又回来，有人却永远告别。刘思奇们，真正做的事情，就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程。虽然病痛、孤独不可避免，但是至少让老人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
为了继续进修，刘思奇去年考取了大学院，念日本介护福祉专业。来到这里学习时，她发现学生除了有和她一样的介护职员外，还包含各类各样的社会人士。她的同桌因为儿子高中出了车祸，成为残障人士，于是进修障碍者福祉，照顾孩子。年龄最大的学生是某家公司的理事长，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岁。今年，她离开了原先的介护研修工作，正式办理了工作签，来到更大的城市——东京，寻找下一份工作。早先的介护研修，相当于公司帮她们负责一切，而现在她要独立去东京闯荡。刘思奇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四五十人，算上同专业前两届的学长学姐，目前还在从事养老行业的不超过五人。一位同学，毕业后在长春一家小规模的养老院工作，即便升到了院长，月薪也仅有3000块。另外一个在高端养老机构工作的同学，自从疫情开始，老人们纷纷回家，原本就入住率不高的机构雪上加霜，已经快半年没发工资。有人选择考取教师资格证、有人选择考公，大家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清晰可视的未来道路。未来，刘思奇希望回到家乡开一所短托养老院，将日本的养老模式带回中国。时间回到五年前的一天，年轻女孩面对日本面试官，因为过于紧张，把昨晚背的日语演讲稿忘记一大半。问起关于未来的畅想时，她结结巴巴说了一堆当时自己也觉得荒谬的大话。五年后，再回忆这一段，刘思奇说：
我一直低着头向前赶路。回头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在一步一步靠近，当年看起来天马行空、却饱含理想主义的大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