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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拍一部电影,给我的妈妈

用手机拍一部电影,给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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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

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文|金钟
编辑李栗


没有婚礼,先有了婚礼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现在好。

今天是我女儿和女婿特殊的日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对到场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亲爱的女婿,你若爱她,就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她。」

天快要亮了,一位紧张的母亲,正在排练自己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她拿着一份长长的草稿,无意间说起,这份致辞,自己三年前就写好了——三年前,女儿甚至还没有对象。

这对母女看起来并非亲密无间,谈话时带着距离,母亲排练的时候,女儿在玩手机。最动人的瞬间,出现在最后。母亲准备了那么繁复、冗长的草稿,等到真正上了台,她的声音哽咽了,千言万语只剩一句话,「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我……我祝我宝儿幸福。」

这是导演申迪的超短片作品《宝儿》,是2023 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vivo手机创作奖作品。这个故事里,有东亚家庭里典型的母女关系:拙于表达的母亲,想逃离传统价值观的女儿,还有她们之间复杂的爱。

这个超短片的灵感,也来自申迪的真实生活——去年夏天,她在家里收拾茶几,茶几上堆了很多妈妈写的东西,什么治病偏方、手抄的歌词,还有一张大黄纸,她抽出来,乐了——上面写的是「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洋洋洒洒一大篇。当时,申迪还没有男朋友。

申迪是辽宁大连人,1994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了导演,她的毕业作品,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的基石单元拿过二等奖。年龄慢慢接近30岁,婚恋逐渐成为她和妈妈之间一个避不开的议题。妈妈认为,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应该处一处,申迪不排斥婚育,只是觉得这件事急不来。更何况,她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妈妈于风先女士,用她亲切的大连话,跟我们谈起这封致辞的源起:这两年,她一出门,就会被亲朋好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家申迪的喜酒?」她的一些朋友,因为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不得不离开大连去外地带孙辈,怕一时回不来,把申迪结婚的份子钱都提前给了她。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要不先把女儿的婚礼发言稿写好吧,「她不可能永远不嫁对不对?」她把自己平常在各种活动里听到的发言利用起来,一边写,还一边排练自己的手势。写完,女儿说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不再想了。

超短片《宝儿》中,妈妈排练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


申迪与于风先女士,不是那种典型的东亚母女。她俩从小嘻嘻哈哈一起玩儿,于女士喜欢打麻将,一时兴起就开几十公里车,去摘蓝莓,河里抓鱼,帮别人种土豆,对女儿呢,「不咋管她」。女儿的作品到了戛纳,母女俩一起去,穿着裙子、高跟鞋在戛纳狂奔,还在意大利看到了一件美丽的貂,于女士作为一位东北女人,至今对那貂儿念念不忘。

听说女儿不结婚了,于女士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的份子钱怎么办呢?」她交友广泛,算了一下,要是结婚,能请来600人,拿回来的份子钱,能在大连付一套房的首付。母女俩达成一致,申迪要真不结婚了,她们就办一个假婚礼,谎称女儿女婿出国进修了,于女士把婚礼办了,把这钱挣回来。

这样松弛的母女关系是罕见的。所以申迪在《宝儿》里,重写了母亲的致辞,让这对母女的关系看起来更紧张,她想呈现更普遍的东亚母女关系。

尤其在婚育这件事上,东亚母女的矛盾如此强烈而鲜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就多次谈到过「花木兰」困境——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是在相当特殊的文化和性别教育之下长大的,一边被教育「做女孩」,一边被要求「过上成功的人生」。父母的期待不是「望女成凤」,而是「望女成龙」。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要去适应新的代际关系,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述申迪和她妈妈于风先女士的故事,希望呈现母女关系的更多样貌与可能,我们没有必须要过哪种人生,也不必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点击查看超短片《宝儿》完整版 ⬆️



妈妈,我的天才女友

7月19日,视频接通了,那一边,于风先女士在沙发上坐好了。她一头卷发,穿绿色碎花裙子,戴着耳环,沙发上铺着垫子,背后有一幅迎客松的画。唯一没准备好的是她的嗓子——这位麻将爱好者,前两天打麻将时空调开得太足,嗓子哑了。接受完这次采访,她就要去打点滴。

于女士的人生与时代同频。她本来在国企当出纳,1994年单位倒闭,因此下岗,在家做全职主妇,等女儿到了六年级,她决定创业,开了一个电器行,从此经济独立。

对申迪来说,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从小她们就很亲密,妈妈爱她,对她好,也非常宽松,不要求她什么。

申迪上小学那段时间,她是全职主妇,每天会卡着放学时间做好饭,然后趴到窗台上,远远看着,孩子们放学了,她的宝儿出现了。女儿抬头望,妈妈往下面看,这种互望的亲密,持续到了现在。但同时,于女士也是最松弛的家长。小学开家长会,她常常到了学校,还没想起来女儿是在几班,或者跟女儿班主任打电话,说自己在打麻将,这次就先不去了。

母女俩也常常一起做些心血来潮的事情。申迪印象最深的一次,她五年级的暑假,本地天气预报说,明天大连有台风登陆,请全体市民不要外出,以防高空坠物。大连纬度比较高,台风很少见,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母女俩听了新闻,特别兴奋,「我们决定瞒着我爸,第二天去看台风」。

第二天吃完午饭,她俩真就出门了,找了一个空旷的场地,站了整整一下午,但最后台风没来,俩人就去逛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桌子,失落地回家了。晚上再看天气预报,说台风在即将登陆大连的时候,转弯去了朝鲜。后来,申迪会经常想到那个下午,她意识到,一时兴起跟妈妈出门等台风,这是多么浪漫的、无法再来的事情。

超短片《宝儿》中,妈妈和女儿在甲板上拥抱。


于女士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申迪上初中时,跟着于女士回姥姥家,车开到一半,路边就有卖日杂用品的店,挂着竹编的小筐,于女士突然说,那个筐挺好看的,「要不我们买个筐去摘蓝莓吧!」她下了车,买了筐,开车去了五十公里外的采摘园,摘了整整两大筐蓝莓,带回去让申迪的姥爷泡酒。最后这两筐蓝莓因为沾水,全部烂掉了。

于女士还喜欢抓鱼,一到夏天,她的后备箱就是腥的——随时都放着渔网。开车出门,一遇到河边,她就会问:「下去吗?我带网了。」申迪笑她:「妈,积点德吧!这条河的鱼都快被你捞完了。」

所以有一次,申迪带好朋友回家,第一次跟于女士接触,朋友真诚地评价,「你妈妈好像十五六岁的少女啊。」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按照传统观念结婚生子的女性,经历了辍学、下岗、再就业的女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在女儿看来,或许跟她成长的家庭有关系。

申迪的姥姥姥爷,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孤儿。两个孤儿组成了新的家庭,没有上一辈的约束,养孩子也更加自由散漫。一家人都有点儿不着调、不靠谱。

于女士的妹妹,申迪的二姨,十年前突发奇想,想上山去看啄木鸟,结果一条腿摔坏了,现在还有点问题。三四年前,申迪的姥姥回老家扫墓,想去七十年前自己玩耍过的山上,找一块大石头,浩浩荡荡一家子陪她去。最后石头没找着,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墓地边儿开始野餐了,「别人家是扫墓,我家是春游」。

在这样的家庭里,申迪是被鼓励着长大的,很少听到妈妈说「no」。

她从小爱看书、看电视、看电影,称得上是一个电视儿童,她给妈妈洗脑,「我看的所有课外的东西,都会反哺给我」。妈妈也同意,不管她。后来有一次,她去参加大连的校园小主持人大赛,需要自备节目。她报的节目,就是从《妙招大看台》里面学到的:通过摩擦丝袜,可以把地板上的头发吸起来。

比赛她拿了奖,妈妈问她:「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你真的太厉害了。」她说,这就是她看电视学到的东西,妈妈就更加认为,她看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

从小长到大,当然也有坎坷的时候。比如,申迪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准备不充分,出成绩的时候,全家正在吃午饭,她查完,没进复试,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告诉妈妈,「没考上」。妈妈回:「没考上没考上呗,没事。」申迪说,「还想再来一年,妈妈」,妈妈马上回答,「来呗,不来你肯定会后悔,吃饭。」就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做好了。

也是因为这样亲密的关系,2018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做出了一个罕见的选择——搬回了大连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除了出门拍电影,她把很多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里。她关心全家人的血压,姥姥的膝盖,舅舅的手术,甚至表弟的物理补习班。

她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叫「家族小事儿」,记录了这些年来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数都是关于妈妈于女士。截至7月17日我们见面这天,她手机里一共有468条。于女士写结婚致辞,就是其中小小的一件。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去年,申迪失恋了,晚上在家里喝酒,喝多了,酒瓶放在床头。第二天于女士帮她收走了酒瓶,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不要喝太多」。

再比如前几天,申迪开玩笑,说自己对一位医生有好感。于女士来精神了,「医生,靠谱」。她说要挂个号,然后跟医生说:「大夫,我刚好有个女儿,想介绍给你。」申迪说这方式不好,母女俩开始津津有味地讨论,到底啥方式跟医生接触更合适。

对申迪来说,妈妈是什么呢,聊天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如果要让我来写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的话,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图源《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



作为东亚的母亲

当然,作为东亚女性,50多岁的于风先女士,一定也有某种困境和苦痛。

申迪的手臂上有三个纹身,其中一个就和妈妈有关。那个纹身是两个小人儿,一个绑马尾辫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年轻男孩——是申迪6岁的妈妈,和她20多岁的爸爸,是她分别从老照片里抠下来的。

于女士和丈夫是姐弟恋,说是姐弟恋,其实她也只比丈夫大两岁。俩人从小认识,十四五岁就开始通信,丈夫在信里叫她「大姐」,以各种理由与她联系,比如找她借书(但实际上他根本不爱看书),请她帮忙买东西。后来俩人就结了婚。

就因为大两岁,于女士天然地觉得,自己是姐姐,所以对丈夫有一种溺爱,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申迪的微博里写过他们的对话——

「我爸:今天风也太大了,不知道谁家的筐被吹到楼下了,我捡起来放到墙根了。
我妈:你终于做了一件好事,你今天长大了。2023年,现年54岁,你,长大了。」

申迪有时候会想,假如他们不是姐弟恋,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爸爸更年长一点,他是不是就会更懂得照顾我妈妈?」于是她纹下这个纹身,里面有一种叹息,一种隐秘的愿望。

在我们采访时,也会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于女士的善良。她说自己在怀申迪时,曾经被一辆拉着钢筋的车拖行过20米,当时司机提出给她赔偿8000元,她没要,因为她觉得对方不是故意的。当时8000元可以在庄河当地买一套房。

申迪记得的当然更多。于女士自学了按摩,免费给邻居们按;她碰到捡垃圾的老人,会请人家进门,帮人家洗头,再送一碗饺子、一瓶水;她陪申迪下乡拍戏,认识了孤寡老人,就隔三差五去看人家;家族里隔着好多层的远亲,无儿无女,她把人家送进了养老院,对方信任她,甚至会在半夜三点给她打电话,说自己想吃烤红薯。

她也庄敬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下岗后做了好些年家庭主妇,后来打算和人合伙开电器行,结果对方临时撤出,丈夫说,「咱也别干了」,「你啥也不懂」,她不,觉得自己肯定能学会,「我坚决不撤,这肯定能赚」。电器的设备、型号、厂家、售后……她从头学起,让这个店活了下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才变好。

对申迪来说,母亲是标尺一样的存在,在道德和情感上都是。她笑称她为「新华街道道德标兵」,遇上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想一想,于风先女士如果在,她会怎么做。

她对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心情。「太容易和东亚父亲产生矛盾了」,因此,从她2018年搬回家开始,就在房间一块巨大白板的右上角框了一个框,写了一句英文,「be nice to him」,白板上的内容来来去去,这句话从没动过,用来提醒自己,克制情绪,对他好一点。

她经常会觉得,对爸爸在情感上有亏欠,没有像宠妈妈一样宠他,但是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和妈妈冷战,爸爸跟她说:「你要理解妈妈,她心疼姥爷,就像你会心疼我一样。」听到这句话,申迪瞬间哭了,那一瞬间她确定,太好了,「爸爸是很明确地知道,我是很爱他的」。

但对妈妈,她怀着柔情。到了这个年纪,她们依然是无话不谈的母女。有时候她们也会聊,如果于女士没有生孩子会怎么样,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但好几年前,申迪就开始觉得,不行,「如果妈妈选择了婚姻和家庭,那她生的小孩必须是我,因为其他的小孩,不可能像我对她这么好。」

她甚至会天马行空地想,如果克隆不犯法,她就要克隆一个妈妈,「我要把她从小养到大,让她开开心心再活一遍」。

 申迪和于风先互拍彼此 



妈妈成了主角,成了制片人

在人生的50岁,因为参与女儿的电影,于女士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她是《宝儿》的故事原型,为这个超短片贡献了灵感来源。片子里母亲的发言,是申迪自己写的,一部分传达了她对婚姻和爱情的观念,但真正的情感动力同样来自妈妈,「我妈妈原版的信里,写了一大堆,她是如何伴我成长的,我是她的宝贝,但通篇表达就是那一句话——希望我幸福。讲那么多,都是为了表达这句话。」片子在这句话收尾,也最击中人心。

于女士成为申迪在片尾致谢的人,「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妈妈」。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于女士还做过申迪的制片人。

2017年,申迪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要拍一部毕业设计作品,取名为《动物凶猛》,就在她的大连老家取景。拍摄的村庄,就是她爷爷以前居住的村子。很自然的,于女士热热闹闹地来了,四处张罗,一辈子没接触过电影的人,开始做制片。

当然这里也需要她,申迪需要一辆驴车,但是年轻人谁也找不到驴车,还得妈妈出马。最难的一次,是临时加了一场戏,第二天需要用一艘船,申迪上午告诉妈妈,于女士只说好,「我等一下出门去找」,中午,船就在河边停着了。

于女士做制片,靠的是民间的、世俗的智慧,船其实不好找,找到最后只有一户人家有一艘新船,按当地风俗,新船需要「上梁」(放鞭炮)后才能下水,她软磨硬泡,又给人塞钱,又给人买鞭炮,代人上了梁。

妈妈做制片人,申迪有一种笃定的信任感。如果是一位更熟悉工业运作体系的制片人,肯定会说,「导演,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你不能下午拍戏要用船,上午才告诉我。」但妈妈不会,她会说,OK,我去找。

在拍摄过程中,于女士依然在展示她的天真和热情。电影的灯光组有一个叉子,是用来叉反光板的,有一场戏用不着,于女士就招呼灯光组的大哥,「我带你们去叉鱼吧!」女儿在上游拍戏,她就在下游叉鱼。还真叉到了,那天中午,剧组就吃了那条鱼。

申迪的师弟师妹来帮忙,于女士还要尽地主之谊,天天陪他们喝酒。她酒量好,自己把杯子倒满,「阿姨这杯干了啊」,听了这话,孩子们很慌,「阿姨都干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干?」要没干,她还得看看,「是不是没喝了?阿姨再给你倒一口。」

片子杀青了,申迪回剧组住的农家乐,就看见于女士拿着一张纸,在走廊来回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一问,她说自己一会儿准备在杀青宴上致辞。申迪乐了——根本没有这个环节。很遗憾,「致辞爱好者」没机会发挥了。

毕业作品拍完,申迪投了戛纳电影节,不久后收到邮件,入围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要带妈妈一起去。她非常享受在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妈妈在身边,能够跟她分享,「我可以一转身就抱到她」。而戛纳,是她24岁那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那年五月,母女俩飞到戛纳。申迪去见评委会主席,带着于女士,向他介绍:「这是我的制片人,也是我的妈妈。」

在全世界最杰出的电影人聚集的节日里,这位和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东北女士,展露了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但准确而敏锐的审美。她看了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看完特兴奋,说自己特别喜欢。申迪问她喜欢哪场戏,她说喜欢赵涛抢了路边想骚扰她的大哥的摩托车,在暴雨里骑着车跑了,她觉得特别有力量。

她最喜欢的一部,是比利时的电影《女孩》,讲一个小男孩想做变性手术、想跳芭蕾。电影是英文字幕,她看不懂,申迪就在耳边一句句给她翻译。看完了,她站起来鼓掌,跟现场观众一起鼓了7分钟,28岁的导演、16岁的演员走出来,她由衷为他们高兴,「这俩小孩成了呀!」

身为女儿,申迪深深珍视这样的瞬间。电影是如此迷人,让她们超越母女之间单纯的情感联结,在精神上有了共鸣。她们是在戛纳的电影院里,一起被赵涛在雨中骑摩托车的画面感动过的,「特别珍贵,特别稀有」。

戛纳电影节上,于风先最喜欢的电影是《女孩》,她看不懂英文字幕,申迪就在耳边一句句给她翻译。图源电影《女孩》



超短片,一种赋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迪这次的作品《宝儿》,全片是用手机完成的拍摄。她用了四台vivo X90 Pro+,第一天晚上九点开机,第二天早上五点结束。

这也是她第一次用手机完整地拍摄一部超短片,拍摄效果比她预想中要好得多。最开始她有担心,但用起来就发现,即使在昏暗的场景下,vivo手机也能让画质纯净清晰。最后看成片,已经很难分辨手机与摄影机的区别。

而且手机有它独特的优势——便携性,她说,「可以把你的摄像机揣在口袋里」,包括有一些特殊的机位,比如低机位或者犄角旮旯,摄影机无法完成的角度,手机可以完成。

在日常生活里,手机的确也是申迪的记录工具。她手机里有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家庭、关于妈妈。这些真实的生活切片,给了她灵感,帮她创作出更深刻的作品。

实际上,《宝儿》所在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2020年,vivo和FIRST青年电影展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超短片单元自此开始。

《宝儿》获vivo手机创作奖 


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这一切的源起,是FIRST青年电影展和vivo的一个共识,「人人都是创作者」。超短片这样的形式,是一种鼓励,让无论何种身份的创作者,都能没有障碍地举起他们手中的工具,让更多人爱上拍摄,让产业和市场更加繁荣。

这四年里,超短片单元也是FIRST青年电影展中最多元、丰富和亲民的单元。它一共收到过4万多份作品,它们的创作者,除了科班出身的电影人,还有人类学家、作家、银行职员和健身教练、工程师、婚礼策划师。他们在办公室、健身房和田野里,拿起手机就可以开始记录、创作、表达。

影像表达的大众化、公平化,同样离不开以vivo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在手机摄影技术中的持续探索。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蓝色大门》里的经典镜头:夏日的台北街头,男女主角在树影下骑行。在原来,这是需要使用专业相机进行多机位拍摄才能完成的,而在此刻,打开vivo手机运动追焦功能,或是人像模式中的摇摄功能,你就能获得相似的镜头。

手机拍下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记录。比如今年的《宝儿》,来源于申迪看到妈妈写的婚礼致辞,背后讨论的是新时代的母女关系;同样是今年的作品《小鬼当家》,是刚刚成为父亲的导演肖一凡,早上起来发现孩子的床铺很凌乱,而展开了关于夜晚的想象。还有一部作品,让很多观众印象都很深刻——2022年vivo × FIRST 超短片单元的评审团特别提及作品《游者多未惧》,主角是东湖边的游泳爱好者,他们是经历疫情后慢慢愈合、变得舒展的武汉市民们。这些作品关于现实,关于家庭,也关于爱。它们赞美日常,也回应当下。

只要你看过这些作品,就会明白,它们不是短视频,而是时长不超过五分钟的电影,里面有粗粝的现实,有丰沛的情感,有故事的宇宙,还有创作者毛茸茸的、野生的想象力。

就像2021年,导演郑大圣在看完超短片首映后说过的,「仿佛看到电影的另一次发生」。2022年,演员段奕宏也说过,超短片创作者超乎想象的表达能力,让他感到惊艳

在今年7月29号的vivo × FIRST超短片单元首映礼暨颁奖礼上,评委刘擎动情地讲到,看完今年的作品,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是影像时代的原住民,「你们是在用手机写作」,他还说,好多作品是来自未来的,有原生性、民间性,是非常珍贵的传统。而今年超短片影像探索奖获奖作品《来咧》的导演,在现场说道,「摄影机是上帝的礼物,手机是更大的惊喜」。

超短片评审刘擎(左)、杜可风(右)致辞。


另一个让人惊喜的事实是,今年的超短片单元,已经有一半的参赛作者是00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的第一部电影要记录和表达什么,按下播放键,五分钟,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回答。

70年前,同样是一群年轻的电影人,掀起了法国的电影新浪潮。他们当时喊出了一句有名的口号,「导演应该像使用一支笔一样使用摄影机」,在今天,vivo所打造出的「人性化的专业影像」,已让这个愿望成为可能。

拿起口袋里的手机,就像创作者们说过的那样,「我的摄像机不撒谎」,「我的摄像机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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