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偷偷观察上网的你

董晨宇在所有社交媒体的签名档，都是“互联网人类观察爱好者”。

作为一名研究社交媒体和数码人类学的学者，董晨宇本着“传播学不传播自己是个奇怪的悖论”的想法，躬身入局，2006年注册豆瓣账号“mlln”同7万多位友邻交往，2019年开始在微博分享研究日常，今年4月底开箱B站10万粉丝奖牌，亲自成为了一名跨平台的“网红”老师。

平台社会是董晨宇关注的重要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服务以平台的形式出现，人际交往、内容创作、外卖、网约车……数字技术从线上渗透到线下，平台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逐渐改变着社交方式、劳动关系乃至社会结构。技术发展会带来“破坏性的创新”，也会带来“创新性的破坏”，我们身处其中，时常是技术的受益者，也时常是创新的代价。

2023年7月初，我在一个人类学圆桌论坛上见到了董晨宇，他刚刚结束自2020年3月开始的秀场主播田野调查，在5位女主播的直播间内做了一年房管，并正在与合作者筹备《做主播》一书的出版；他同时也合作进行了对外卖小哥与网约车司机的研究，试图理解职业被平台化之后的个体命运。新的学术译作《平台与文化生产》也于日前交稿。

他在微博记录了自己走入田野的想法：“去进入这个社会的巨轮内部，寻找因摩擦而疼痛的一颗颗齿轮。研究者应该与宏大的赞叹保持距离，去触摸坚硬、感受冰冷、倾听疼痛，让理所当然的被重新质询，让消失不见的被重新看见。”

以下是南风窗与董晨宇的对话。

南风窗：我们先从你与团队的田野调查说起，在调查中，你有哪些有趣的见闻和洞察？平台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董晨宇：我想先分享一个对网约车司机的观察。我跟司机聊天，问他们有什么变化，他们说以前年纪越大挣得可能越多，因为知道每个时间段哪儿的活儿多，就去哪儿趴活儿。但是平台到来之后这些经验大多没有用了，因为去哪儿不是他们选，而是平台派单决定，算法驱动了相遇。这种去技能化，让这个行当最终变成拼体力，越年轻的反而干得越好。

10年前我在街上打车用的是招手的方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有一个“特异功能”，他们可以边安全驾驶边用余光瞟向路边看谁需要服务，甚至你都还没招手，他都能从你的眼神中判断出你要打车。但现在这个能力并不重要了，平台崛起让我们和司机连接在一起，但同时平台也在拒绝从前那种招手的非中介化的连接。平台宣称的连接是高度偏向的，让人们的相遇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中介。

再说外卖小哥，外卖小哥跟网约车司机一样，也是连接了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我们之前一直将网络看作另一个世界，但像外卖这种数字产业正以物质性的方式改变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交通状况，比如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在平台对送餐时间的控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卖员都会进行改装，让电动车提速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国标，或是更换续航能力更强的超标电池，档口等待的外卖员、路上飞驰的电动车，彻底改变了我们街区的景观。

南风窗：说到现实的景观，我想起你今年去长沙的“直播界的耶路撒冷”朝圣，还试着在那儿开直播。

董晨宇：是长沙的黄兴广场，很魔幻现实主义的地方，我走在那里，简直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你会发现，这边三个小姐姐突然跳着舞过来，那边一个大叔举着自拍杆对着手机喊“最后30秒家人们众筹我们一起打他”，他们是在PK。再往深处走有一个麦当劳，从晚上11时开始，就会有男女主播聚集在一起，直播到早上5时。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偏僻的麦当劳？当地人告诉我，是因为那个大大的M灯牌很适合为主播打光。

他们的互动方式是一场接一场的PK，其实就是以羞辱和自我羞辱作为最主要的获取打赏的方式。那天在下雨，我看到一个女孩突然冲进雨里开始转圈，还没转完，另一边一个女主播抄起拖鞋追着另外一个男主播，在雨中打他的屁股。那声音震天响，这些都是PK输了的惩罚。

我从来不认为数字技术仅仅改变了线上世界，我的合作者王怡霖博士给我介绍了一个网红景观聚集地：成都三圣乡。你可以假装在摩洛哥、京都、洛杉矶、普吉岛……这些地点之间可能距离不足20米，一个个由漂亮女孩、打光板、相机三要素构成的小队伍在其中行进。他们可能会在“摩洛哥”待一个下午，等待光线到了某一个角度拍出最完美的照片。

我们经常说互联网赋予人移动的能力，比如有个直播平台的定位就是“在这里，遇到你的邻家女孩”，对女主播而言，她的愿望也是被人遇到。平台的运营，也叫“星探”，招募主播的时候就会说“你在我们这儿会遇到你在现实中这辈子都不会遇到的有钱人”。

但这些女主播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很光鲜亮丽的一群人，我们跑了很多地方，见到大多数的女主播来自高度性别化的产业，比如幼师、空姐、模特、公司前台，还有一部分是向上流动非常困难的阶层，比如富士康倒掉后纷纷转投直播的厂妹。

他们可能没有或者看不到明朗的职业发展前景，当自我羞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工作技能，这份工作的门槛又很低，成为主播就带来一种愿景（expectation），吸引相当多人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在田野中掉了很多次眼泪，比如有一位单身妈妈，孩子只有一两岁，她没有办法全职工作。有一次她跟我讲，孩子睡着之后，她把卧室门关上，然后在客厅里打开手机，开始跳舞，跟大哥调情，拿了打赏，孩子醒了她再暂停直播把门打开。

他们并非刻板印象中那种有道德污点的人，道德判断有时候会特别傲慢和精英主义，我们有很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不需要这样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如果我们身处他们的位置，我们可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社会学的意义并不是指责一个群体，而是问“何以至此”，也就是事情为什么会到这一步？

平台带来的相遇和移动性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反面，王怡霖和我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位主播在辽宁一个小边陲直播，但她将IP定位改到了上海，因为她所在小镇上的大哥没多少消费能力。这意味着她必须让所有人以为她真在上海，所以她要了解上海哪里人多好玩，每次上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上海的天气，才有话可聊。于是她每一天都在想象中描摹一个上海，后来王怡霖问她“你有什么愿望”，这个女孩沉默良久，说“我想以后有机会，去一趟上海”。

平台社会赋予我们消灭空间的移动性的能力，但却带来一个不必移动的非移动性结果。直播让人相遇，但主播其实更孤独。

南风窗：互联网技术承诺给我们去中心化的愿景，但通过刚才的观察，平台统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甚至改变了现实中街区的景观，我会感觉在生活里，平台反而是在中心化，权力边界在不断扩张。你作为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有没有发现平台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或者说共性？

董晨宇：平台的发展趋势是一个垄断性趋势，早期校内网、开心网、豆瓣这些平台媒体的雏形，依然在它的细分领域扎根，甚至抖音最初也只是一个在BGM中唱歌跳舞的社交媒体，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台，已经不仅仅是唱歌、跳舞、分享书影音这种细分领域的载体了。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微信，我们可以在微信上缴水电费、购物、订机票和酒店，甚至进行小额贷款，不是我们在用微信，而是微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几个巨型公司几乎已经包办了所有人的衣食住行。平台现在是嵌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这是我认为它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变化。

南风窗：举个例子，你在5月底也拥有了小红书账号，我们最近也都很关心小红书，很惊讶地思索，它是怎么在近一两年从美妆海淘的垂直平台发展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国民平台？

董晨宇：小红书非常有趣的转变就是它的“搜索引擎化”，比如我孩子发烧的时候，我太太的第一反应是在小红书上搜索一下，有没有跟他一样症状的人。平台要做大，它往往会从一个细分领域转变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工具，这仍然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概念。

抖音也是类似的，比如它最近推出的本地生活板块，包括探店分享、优惠券，跟本地的衣食住行嫁接在了一起。以往我们外出就餐消费习惯用大众点评这类非常细分的App，现在抖音其实对大众点评造成了很大冲击。

平台成为基础设施有两条路径，一是像微信、抖音这样，成长为无所不包的巨型平台，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通过不断的兼并收购，把众多细分平台纳入麾下，比如我们可以在高德这样的导航应用上叫车、探店，因为它的背后是阿里，能够连接阿里系平台庞大的受众群体。

这是资本的必然逻辑，很多研究称其为“集中化”（centralization）。集中化一定是有好处的，比如更高效、决策的影响力会更大、转变会更快，但它也有可能走向一种危险的垄断，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后果，还有可能有政治和文化的后果。

南风窗：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会带来怎样的效应？平台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呢？

董晨宇：我们刚才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由平台规定的，这是深度媒介化的现象。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受制于一种非面对面的中介化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我们和亲朋好友，也涵盖了我们作为需求方所期望得到的服务。而这一切并不是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而是在平台设定的框架或者说基础配置之下。技术中介绝对不是中立的，算法一直在调节我们的相遇，这种调节我们往往无法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我们把平台当成一种生意，从经济角度来讲，平台跟从前的大众媒体或者社交媒体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多边市场。大众媒体负责生产内容，读者购买杂志，把自己跟用户相连，社交媒体是让用户和用户自行相连，这些还都是双边市场下比较线性的商业模式。而平台的机制是让用户之外的大量辅助者参与这个市场，比如微信上的小程序，或者直播行业主播和观众之外的MCN公会、法务公司、直播设备供应商等等，这是一个更加网络化的商业模式。

平台的权力已经不仅仅是连接人与人了，而是拥抱社会的方方面面；走向集中化是必然的趋势，最终一定是少数几个公司进行竞争。

南风窗：说到这里，我记起我上个月打车从机场坐到市区，那位司机告诉我一个统计结果，近几年内他载的乘客超过50%都在从事由抖音衍生出来的职业，比如网红、剪辑、编导。他很不解：怎么能有这么多人依附于这个诞生还没有10年的平台工作？

董晨宇：这是个“平台依赖”的问题。各个行业的人进入这个多边市场，借助媒介的相遇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我们会发现，平台最初一定是为新入场者赋权，烧钱让利、流量扶持，一个平台做大以后，它之上的内容生产者和辅助者的议价权会越来越小。比如说你想去做直播带货，但对主流的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几个平台都不满意，就会发现无处可去，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

另外就是平台区隔带来的分众化，一个人在抖音上出名，但离开了抖音去其他平台，几乎要从零开始。名声往往局限在特定平台之内，这造成了巨大的权利不对等。过去我们常说，在抖音快手做短视频的人是自由职业者，其实他们一点都不自由，他们对平台的依赖甚至超出我们对传统公司的依赖。

我们经常谈论文化生产者的不稳定性，我锚定一个赛道，如果赛道因为平台政策流量骤降，结果是致命的，比如电影解说因为版权争议进入寒冬，这个赛道的从业者就会遭遇重创。与之类似，新闻或者游戏行业跟平台的议价权也非常有限。

小红书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你会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所谓的“头部网红”尽人皆知，这缘于相当多平台倾向采用的普惠算法。他们会选择扶持多个有不错变现能力但掌握不了议价权的腰部网红，而不是让头部网红统治这个平台，成为流量主宰者后迫使平台屈从。

当然，平台的权力也并不是任性的，例如平台希望用户留存、创作者留存，创作者和用户还是能够跟平台争夺一些权力，这种算法调节之下不对等的动态协商是一种必然结果。

南风窗：这种权力的动态平衡，其实会打破一些将网红作为理想职业，将来一路变现端上赛博铁饭碗的认知。就在采访前，我被推到一条视频，是一位中传硕士决定毕业后不工作而成为一名UP主的宣言。类似的故事在最近半年也是频繁上演，不过我被推到时播放量只有40次，看来我就属于这条视频被平台扶持之后的首批观众。

董晨宇：其实网红梦想的魅力正在于不确定性。现实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讲太确定了，天花板一眼能望到，甚至可以看到退休时候的样子。稳定是没办法激发人的期待的，网红这个行当本身承诺的就是一种不稳定，过去一夜成名很稀缺，现在流量神话几乎天天都在上演。

但做网红也存在两种幻觉，一是头部网红的比例实在太低，堪比买彩票，绝大多数底层从业者没什么收入；二是中国网红的职业寿命实在太短，大都“火不过三个月”，我们在田野中也常常想“他们之后能做什么”，但眼下并没有一条成熟的发展路径可供大多数人参照，这份工作跟铁饭碗毫无关系。

不过，想当网红没什么可指责的，网红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职业选择，相当多人都会去试一试。人们是很理性的，我们观察到，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绝大部分都是兼职碰个运气、抽张彩票，就算什么都没抽中，也被人喜欢、自我表达过了。

南风窗：你现在对平台秉持怎样的态度？

董晨宇：平台治理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从来不会唱衰平台，这已经是无法逆转的现实，没有任何技术带来的福祉是没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更多在想的是，从政府职能部门的角度，如何让平台经济更健康地发展；从用户的角度，如何应对新的媒介素养挑战。

当下呼唤的媒介素养是一种共存力，如何与算法、平台共存，如何拥抱新的基础设施，比如反过来训练算法，利用它方便自己、娱乐自己，而不被它利用以致沉迷其中。

政府承担的责任会更大，我们发现，大的平台其实是拥抱管理的，真正打政策擦边球的往往是小公司。实际上投机分子被治理，对大平台有利，对行业大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也有帮助。所以平台治理和平台公司利益并非截然对立，平台公司真正怕的，是“三天一变”的治理。

但“三天一变”，又是平台治理在探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手忙脚乱。不光国内，放眼世界目前也很难有确定的治理规则。

我们不是和平台“相遇”，而是和平台“遭遇”，所以如今我们应对的方法常常是“出了事儿就罚款”。这是一种以事件为单位的治理方式，在短期内非常有效，但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随着技术革新，我们在未来会不断修正甚至颠覆既有的治理方式，寻求平衡平台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即便恐怕并不存在最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