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差生，是县城中学的底层

本文作者：慎微

由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thelivings）授权转载

蒋庄是冀城正东线上的一处农庄，夏天扬尘卷着塑料袋在洋灰路上滚，路两旁是彩钢瓦和黄土砖垒筑合一的自建房，一律灰色墙面，临街几户是少有的二层水泥小楼。顺着洋灰路南北方向伸展，星星点点的农田点缀在巷道村尾，越往深处打望，农田越多，也越开阔荒凉。蒋庄中学就藏于其中，像包馄饨时，不小心捅破面皮露出的馅儿。

2012年，我扯下红领巾，被命运之手拨来蒋庄中学。那时，蒋庄中学有两座五层教学楼，一个绿色小花园围着的升旗台，一方尘土飞扬的操场，立着俩只剩锈铁环的篮球架。这就是全部了。与其相配的，是各种闲言碎语：

“蒋庄蒋庄，又差又乱，十个老师九个笨蛋，还有一个神经错乱。”

“蒋庄的学生没好的，抓住一个枪打的。”

“吃馍馍、嚼豆豆、考试咬着笔杆头；打学生、骂家长、收钱收礼不马虎。”

作为全县唯一一所顶着“城镇中学”的名头、却地处乡村的初级中学，蒋庄中学被挤在教育系统边缘，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老师们但凡有点门路，也不会沦落到这里。这里的学生似麦草垛里的青稞，发育不良，我们可以编排顺口溜，把心中不满当歌唱，老师们不行，他们硬着头皮也得把我们一批批送走。

人把超越自己感知的力量粉饰为“命运”，它由一个小小的波纹降临己身，压得我们无法喘息，我们与它过招，失败后，再用另一个词掩盖——“认命”。认谁的命？不知道，也许是天命，也许是制度，也许仅仅是为他人腾空位置。人是大风中的种子，哪怕脚下是个粪坑，风停时也得扎下去。

全县的家长们都会在每年小升初后卯着劲儿为自己的孩子避开蒋庄中学，但是初中就那么几所，蒋庄总有人要上，谁上？没钱没势的上。阶层分化就此完成。

蒋庄中学的老师们对学校里每一名学生的“成分”心里透亮，所以不仅是校外的人看不起学生，老师们也打心眼里瞧不上我们。开学第一节课，分班老师上来就教育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学校，自己心里要有数，你要是好东西，你能到这儿来？你要是好东西，你怎么不去人家南关？”

“一教室的人都不是东西，就他当老师的例外，他是个东西。”张俊耀和前后桌偷偷吐槽，随即被点了名。

分班老师要他站起来，大声点说。张俊耀自然不敢，闭紧嘴巴沉默对抗，换来分班老师劈头盖脸一顿奚落：“就你这样的，也只有蒋庄要你了，你还能去哪儿？老师在台上说，你在台底下说，咋，哪个教你的，你爸还是你妈？”

分班老师忘了，我们是排号分配进来的，他们是考编制进来的。学生没得选，老师们同样没得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分班流程走完，我被划到初一（4）班。班主任年龄不大，个头不高，猴头猴腰，一脸社会气象。开学一周后，我们才从其他老师的招呼中知道他的名字——江虎。

我们班一共有81名学生，教室并不大，为了装下这么多人，被划分成3列，留了2条过道，两面靠墙的列摆1张双人课桌，中间3张同样的课桌拼一起，坐6人。桌椅板凳沿纵轴一共8排，排与排之间空隙逼狭。每2周一次的换座位是我最恐惧的时候——我最害怕被换到最中间，因为胖。每次坐靠走道和靠墙边的位置时还好，身子一错，人就闪进去了，但最中间的位置就不行了，每次进出座位都是一项大工程。腰细的同学让后排将桌子一拉还能挤进去，我呢，得努力地吸肚子、缩屁股，仍然堪比上蜀道，非得两边的同学站起来让位置，进的时候还得侧着身子，否则容易被夹。

这样一次两次还行，多了就容易招人憎恶。初中生感情丰沛，善恶表达非常直接，高兴了手拉手，不开心了张口就骂。冀城自古民风彪悍，口语艺术出神入化，大家的遣词造句，生物书上的字眼都排不上号。轮换机制是从左往右平移，从中间位置得煎熬3次、等待6周才能换到靠墙的位置。每一次轮换到最中间，我都会尽量少喝水，避免跑厕所，进进出出折腾多了，总会闹出不愉快。

一次，上课铃响，我从厕所飞奔回教室，幸好英语老师Ms.王还没来，我请坐外面的秦垚垚让位置，她却将课本一竖，挡住脸假装学习。提醒她几次后，我开始着急起来，几乎开始哀求了：“让让，让我进去吧，老师快来了。”

“你自己上课不来早，关我什么事，让座位时间过了，刚刚你干嘛去了？天天一个劲地让我给你让，你不学习，我还要学习，你来迟了就别坐这了，反正也考不了几分。”

秦垚垚是英语课代表，小小个子，有一张精致的娃娃脸，在班里很受欢迎。因为还未经历变声期，秦垚垚保持着一口童声，所以Ms.王总喜欢点她领读单词。我本来也一直蛮喜欢的，直到她用这童话般的声音不加掩饰地对我说：“你怎么不减肥？肥得和猪一样。我们去你家摊子上买豆腐，你妈妈也是肥猪婆，你们家怎么不卖猪肉？”

秦垚垚一边说一边给我扮猪头鬼脸。周围哄地一声笑了，阵阵笑浪像炎夏的热浪一样扑向我，这戏谑像红曲米一样，快要把我的脑袋渍成酱猪头。我张口结舌，一瞬间好像回到了父亲的豆腐房——我系着不合身的胶布围裙往锅炉里铲煤，父亲则在一边数落我的成绩，燃烧的火光跟当下的笑浪那么相似。

“就这么多，你能进就进。”秦垚垚把我从湿哒哒的目光中拎出来，她身体往前一缩，挤出不到一乍长的缝儿给我钻。

我吸紧肚子挨着后排往里挤，就两个空的位置，成年后的一跨步而已，可我就是挤不进去，后排女生边笑边鼓劲将桌子往我身上压。我说：“别挤我！”她说：“进不去，别进去了，挤死啦。”

眼看就要进去了，一个人突然揪住我的头发，像抓起一个麻袋，从背后将我拖了出去——是江虎：“把你死不下（方言，放不下）。”

说着，他揪住我的头，对着我的脸就是一巴掌。一记清亮的脆响，刚嬉笑一片的班级顿时死寂，80人鸦雀无声，唯有目光绕着我。

“你能什么？我问你能什么？”第二记、第三记……耳光突如其来，上嘴唇被门牙尖刮破了，淡淡的血腥味濡在舌尖。我不敢吐，把这口血唾沫偷偷咽了下去。我像只死鸡似的被江虎揪在手里，双手下垂，腿肚子打转，余光瞥到同学们的一张张脸，冷淡、麻木。一股屈辱的滚烫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把它使劲往回憋，我不愿让这懦弱的泪流出来被这些人看到。

“不知道上课了？你在这干什么，哈种（坏种）。班长呢？班长过来！”

班长杨凯被喊过来，江虎对他说：“上课这么长时间了，你在干什么？教室里吵，你耳朵聋了听不见？不知道管学生，一个个等着让我来管是不是？”

江虎歪着身子，叉开腿站在我俩中间，偏着头睁着三角眼从下斜向上冷冷地扫视着我们。杨凯手背在身后紧张地来回搓，张着嘴欲言又止。

“你就说你管了没有？是管了没管住？还是没管？”江虎以审问的口气问杨凯。

“管了。”杨凯垂头以蚊子嗡嗡的声音说。

突然，江虎伸出一脚踢向杨凯的小腿：“你嘴粘住了？不会说话？”

“管了。”这次，全班人都听见了。

“班长管你，你不服？”江虎回头用轻飘飘的语气装模作样地质询我。

“服。”我屈从道。

“服——那你跳什么跳？你是不是试探杨凯性子，看他管不管你？还是说你在试探我的脾气，揣摩我的软硬？”

我说不出话。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多年摆地摊经验告诉我，“锣鼓听响，说话听音”，江虎根本不是就事论事，只是想杀鸡儆猴。我以沉默对抗，不出意外，耳光再一次响在脸上，火辣辣的。我的心里冷极了，愤怒、委屈，对不公的憎恶，浓缩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仇恨。

“你牛什么？你哑巴了？瞪什么？把你那两滴马尿擦了，装什么装！”江虎说这话时，Ms.王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她一点都没干涉。

“你个没脑壳的，赶紧给你班主任道歉，倔得很。”Ms.王打圆场道，“江老师，小孩子不懂事，这都上课半天了，算了吧。”

江虎将杨凯遣回座位，让我自个儿从讲台桌兜里拿出柳木板子——那板子半米长、十公分宽——去走廊外等他。在教室门口，他与Ms.王简短交代两句，接着，Ms.王去上课，江虎转身朝我走来。

片刻，教室里响起秦垚垚领读单词的天籁童声，与此相和的，是我在走廊上发出的阵阵哀号、求饶。

2017年以前，老师体罚学生在西北的广袤土地上是家常便饭，我们班的纪律在整个年级里也确实是翘楚。

作为年轻教师，江虎选择挥舞教鞭，打下威望、打出成绩，这是条捷径。学生像那韭菜，入学一茬儿，毕业一茬儿，出了自己手，好坏就与自己无尤；家长像那羊群，只要能出成绩，老师说什么、做什么，那都是“对对对”；学校领导则急于出成绩，摆脱吊车尾的烂口碑。在应试教育体系里，哪管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学生心理，高分是唯一的王道，管你用什么办法呢。

逢江虎出现在教室，所有学生立马瘫软，他拿鹰隼一样的目光扫视每一个角落，对异样暴力消灭。他的存在像一根尖锐的鱼刺，让我们如鲠在喉，班级氛围常年压抑。可其他任课教师喜欢他，来听公开课的校领导们看重他，从不关心学生的家长们赞美他。在他的一手调教下，没有学生敢迟交作业，没有学生敢在预备铃打响后叽叽喳喳，就连粉笔槽也从来都是干净的。

翻过一年，变声期和生理期先后到来。中学生发育迅速，一天一个样，前一年的校服，今年就已经窄短。鉴于此，学校又开始张罗订校服。

我不爱穿校服，不光我，周围同学都不爱穿校服。县城里没有回家换衣服的概念，一件校服穿一天。走在校外时，我们免不了看到路人的眼神和指指点点，成年人看人先看衣，看见穿南关校服的学生，就昂首赞扬，看见穿蒋庄校服的学生，就撇嘴嬉笑。

为了避免来年掏冤枉钱，不论男生女生，大家订校服时都会报大一码甚至两码。在孩子眼中，这样做也并不是有多孝顺父母——恰恰相反，是每次要钱的窘迫，让我们懂得留后手。

要钱怕是这世界上最消磨自尊的事，尤其是和父母要钱。学校里一说交钱，我就胆颤。母亲以怀疑的眼神仔细盘问我要钱干什么？我低头回答：书费、班费、照相费、校服费……我躲闪母亲的质询，她看我的眼神，开合的嘴唇，语气结束时的哼哈，都让我无地自容：“别人要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好好学习了，你拿钱干什么去了？天天要钱，难道钱是猪拱出来的？”

我没法回答，人在社会上走，红票子撑起腰杆子，我是个学生，分数撑脸面。我总是沉默，课堂上和课堂外听见的话都一样，什么难听的都能从嘴巴里倒出来，就像往我心里灌开水。母亲大骂我无能，是个“怂馕”——馕和锅盔都是冀城传统吃食，是极坚硬的馍，馕和锅盔泡在水里会化成一坨软烂，这就是怂馕。

农村孩子的校服不会丢，三年后，我们升入高中或走了他途，这身衣服会由父母承接着穿。冀城的田间地头，出镜率最高的是各种校服，农村人的心眼使在明面上，旁人会问：“你家孩子是某某中学的呀？看看多能干，你可是有福了。”

我的初中三年，社会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大风呼呼吹，家长们争相送礼，想要以人情换来老师对自家孩子的重点关注，是个家长就教育孩子，一定要和差生划清界限：“学习差的坏学生少来往，和他们成天待一起，我看你离堕落不远了！”

校园里，老师也有意将我们划成优良差三个等级，且是实实在在的区别。老师带头，学生自然跟上，分数高和分数低，在班里是两套不同的生存法则。江虎嘱托各科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时，按成绩高低排作业量，高分少做、低分多做；命令我们差生站着上课或蹲到讲台前：“屁股挨着板凳坐得太舒服了，舒服了，人就会犯贱。”

长此以往，这种区别对待就变得堂而皇之，但究竟对不对，没人思考。“唯成绩论”在我们那不是贬义词，一份好成绩就是一份傲人的资本，头顶高分光环，老师、家长、同学的嘴脸也会跟着变。一时间，整个教室里都有一种堪比谍战的紧张气氛。

江虎神通广大，他给我们带语文课，偶尔还会在课上讲讲数学，爱帮助中等生进步。为此，他特地在家开补习班，挑选并游说数学在及格线和优秀线上挣扎的同学们。我没这个资格，我是差生，在差生身上耗力气，他怎么会干？评奖评优全看及格率和优良率，学校、家长、学生对他的这种“因材施教”是大力支持的。我盼望母亲和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狠狠批判江虎。“瓜娃子，老师收了钱教的知识，和不交钱教的，哪能一样？”母亲却说。我觉得她想法低俗，玷污了教师这伟大的职业。

柳木板子是江虎的随身佩剑，上课时，他喜欢提问，回答得上，有惊无险；回答不了，就走个来回。父亲也不会为我打抱不平，他说：“你在学校挨打是好事情，不挨打，怎能学到知识？老师打你，我举双手赞成。我不但要鼓励老师打你，还要感谢老师，给老师敲锣打鼓送锦旗。”每次考试过后请家长签字，父亲都会在卷子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该生学习差劲，请老师严厉管教。”

就这样，挨打变成了我的耻辱，却成了老师爱生如子的标志。一挨打，回家后讲给父亲，他永远是那句：“活该，打得好。”

我不懂，难道差生必须挨打？

没人给我回答。在江虎手下日复一日，我变得非常厌学。

教室是水泥抹面，讲台除了正中讲桌，两边都余半米多空隙，班里的顽固差生，常会被要求拿上课本蹲在讲台下，所以那小小的水泥讲台就成了我的备用课桌。讲台也就20公分高，我们听课时需要像等食的鸭子般仰着脸，才能勉强看清黑板，老师一写字，粉笔末仿佛下大雪，呼啦啦往眼睛鼻子里飘，难受得要命。李凯华好点，瘦，能蹲得住；我胖，1米6的个儿，45分钟一堂课，我左右换腿，也坚持不下去。吃了整3年的粉笔灰，我患上了严重鼻炎，无论冬夏，鼻子里就像开了面粉厂。

到了要写字、记笔记、写课堂作业的时候，那更是考验。讲台太低，靠蹲着没法完成这些高难度任务，整个人要么得蜷起来抱着腿，要么跟癞蛤蟆似的趴水泥台上。被点名的人多了，大家蹲一圈也腾不出地方，实在没办法，就叠罗汉般一个叠一个，后面的人垫在前一个人的后背上写。偶尔有同学被点上台听写或者被提问，就需要从我们身上跨过去——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鸿沟、什么是低人一等、什么是出人头地？我想，这是老师上的最生动实在的一堂课了。

后来，和朋友聊起这段往事，我掩面自嘲说自己当了3年韩信。

比起我，有个外号叫“细菌”的同学可不忍。如今他的本名我已完全无法想起，只记得他是我中学时代出镜率最高、挨打最多，也是最有喜感的一个同学，邋遢、臭嘴、贫穷、乖张，说话时偶尔带点痞气，是班里的活宝。我与他有过争执，但他人不坏，就像令狐冲对岳不群说的，比起伪君子，我更喜欢真小人。

细菌是个浑不吝，吃得开，啥话都敢说，啥人都敢骂，犯错后，积极认错，但绝不改正。他就像粘电线杆上的黄色小广告，正经场面人人唾弃，私底下都乐意扒拉两眼。我们那地方俗语说“摸头长不高”“裤裆底下走，长不高”，很多同学经过我们差生时，会故意动作夸张、表情狰狞，满是讽刺意味地摸一下我们的头，或者像跳木马一样抬高胯骨晃悠悠跨过去，嘴里鸣一声怪叫。我只能沉默忍受，但细菌张口就骂，骂最脏、最下流、最让人耳朵生疮的话。

我、李凯华、细菌和其他几个难兄难弟总蹲讲台，第一排的人就不乐意了。教室狭小，我们蹲那儿，妨碍他们伸腿，所以我们会时不时地被踢一下屁股。一次，坐第一排的董丽丽踢了细菌几次，细菌当场不耐烦，一把抓住她的脚，用力一扯，那一双新鞋就被扒了下来，细菌故意把鞋丢到其他同学座位底下，全班起哄，鞋子被传球一般踢来踢去，立马经受了社会主义大改造。等鞋再传回董丽丽脚下时，脏兮兮的，鞋扣也掉了。董丽丽看着自己的新鞋被作弄成这样，当即趴在桌子上嚎哭，正在讲课的Mr.王被吓一大跳。

“就他，他把我的鞋弄成这样了！”董丽丽一边哭，一边同Mr.王指证。

Mr.王怒不可遏，请出江虎的佩剑，命令细菌双手高高平举，然后鼓足了力气狠狠打下去，一直打到董丽丽不再抽噎。

往后一周，细菌只能用勺子吃饭。冀城人日常不吃米，主食不是面条就是洋芋，用勺子吃饭，在细菌那，是打通了任督二脉，练就了真功夫。

跟我一起蹲讲台的李凯华则长在公务员家庭，家底殷实，他是个混蛋，周围人心里的小九九他了若指掌，我们都叫他“变色龙”。面对上位者，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关键信息，谄媚、开脱，与同龄人交谈，拜高踩低顺滑到一般人感觉不出来。所以，在我、张俊耀、细菌中间，他就显得“好”一些，某些任课老师常当着全班人，教育李凯华远离我们后排的这几号人，不要被“污染”。

下课后，细菌直接跳脚怒骂：

“哈种的XXX，自己球本事没有，课讲得烂透不说，现在反倒指责起我了？她不知道学生考试全靠自己下课自学，要她这样的老师有毛用？”

“李凯华，你窝在座位上不说话装死，干甚？是我影响你考县一中了？是我污染你当好学生了？”

他说着，一手插腰，一手捉着半根粉笔挥舞，模仿老师挤眉弄眼：“你们后排几个听好了，都给我离前排的好学生远点，保持距离，不要影响人家好学生学习，尤其是你，张俊耀！”

他嬉笑地一指张俊耀：“一天天胡混，吃饭第一，考试倒一，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半死不活浪费人民币。以后进出教室，你从后门进出，不要污染前排区域。”

后排几个听到细菌的指桑骂槐，纷纷气得满教室捉他，张俊耀涨红着脸、举着扫把，同细菌在狭窄的教室里上下腾挪，一时间鸡飞狗跳。每当这时，我都窝在座位里冷眼旁观。我虽然同为差生，但不会抽烟打游戏，融不进后排的潇洒浪子圈。大多时候，我都是沉默安静，偶尔抱团取暖，常游离在班级边缘，像一篇文章里可有可无的标点符号，小小的，不引人注意。

这段岁月，给我的一个启示是：无论你是好是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都需要寻找盟友，这是集体社会决定的；而人在集体中得学会藏，不藏就露头，露头要挨打，除非你有真本事或者硬背景，不然铁头都要被打成豆花。偶尔抱团不是坏事，虽不一定能取暖，但不会暴毙于风雪。

班里盛传江虎原是交警，因为某些原因才来到蒋庄中学。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他身上没有一点老师的样子，走路耸肩，说话像审犯人，打学生是那样熟练。

一次交作业，我看见他正在办公室里教另一名老师如何打学生：“花最小的力气，达到最大的效率。你问问李老师（物理老师），物理上不是讲功和功率嘛。胳膊抡圆一板子下去就能让他知道疼，让他不敢再犯。你把他收拾服了，他才听你的话。”

除了打板子，江虎最擅长的就是开班会。他的班会课是另一种游戏——他鼓励我们相互检举揭发，设计了一种匿名投票的机制，每次班会，他会让我们写下匿名小纸条，纸条上必须揭发不少于3名同学的问题。

“班上不可能没有问题。各科老师都在反映你们最近的学习状况，抄作业、上课说话、打瞌睡，还有考试抄答案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我现在看看你们自己知不知道，还有放学去网吧上网、打台球的，男生跑厕所抽烟，女生染头发的，这些，你们都写上去——给你们5分钟，不许交头接耳，5分钟后我收纸条。”

一时间，人人自危。大家都拿手拢着自己的纸条写，提防别人看到。我不愿意写，我打骨子里反感这告密举报的行为。可没办法，必须写。前几次交了空白纸的人，都被找了出来，挨了打，所谓匿名，就是个笑话。

收纸条时，江虎要么挨个收，要么会让第一排的学生按座次收。为了撇清干系，好多同学要么左手写字，要么故意把字和平常的笔迹拉开差别。大家都怕被挨了打的学生揪出来，背上走狗汉奸的骂名。

时隔多年，我第一次袒露自己的秘密，回望10年前的自己，我为我的中学时代感到悲哀和罪恶——

在班里，几乎每个男生都遭过江虎的毒打，有时女生也会挨训，崔茵茵和张晓洁是唯二逃过一劫的人。她俩学习优异，长相气质也同班里大多数泥腿子出身的有所不同：我校服最干净的时候是每周一，她们的衣服每天都干干净净，甚至褶皱都很少有；她们的书皮是牛皮纸精心裁剪的，文具盒是最高档的，发卡和袜子也与其他女生不同。

我断定，写她俩的名字最保险——谁会举报她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崔茵茵和张晓洁就是“完美”，大家平时巴结她俩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去告她们的状？除非这人是个王八蛋。

我就是那个王八蛋，余一个名字，我填上了我自己。结果是，除了我自己，崔茵茵、张晓洁从未被江虎点到。她俩占有了幸运，那么不幸就被其他人承包。班会开多了，大家约定俗成一般，固定下了几个人，张俊耀、细菌、阮名香、李凯华、郭卫东，常年在告密名单上。上课说话、抄作业、课间吵闹、私藏手机、看小人书、偷着吸烟……每个名字下都有一行短短的注释，是某个不幸的人登榜的理由。大家偷偷想：反正你是坏学生，你逃不脱，那一个人写你和十个人写你，又有什么区别呢？亲爱的朋友，我也只是被迫无奈啊。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小学学到的道理，现在，到了应用的时候。

纸条收齐后，江虎会端个板凳坐在讲台上，翘起二郎腿唱票，那根柳木板子就立在脚边。我们低头假装看书，竖着耳朵听有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我偷偷抬头看，一大片脑袋都埋进桌子了，个个脊椎突出，仿佛在等待刽子手下一秒的落刀。

按江虎规定：名字出现3次以下的，记5大板；3次以上，名字每多1次加2板，上不封顶。杨凯和秦垚垚被任命为计数员，在黑板上画正字。很快，黑板上就写满了名字——总是有我，排名三甲的是细菌、张俊耀、李凯华。

接下来，榜上有名的准备上台领打，侥幸逃过的幸运儿则用胜利者的笑容看着这些被一票票投上去的可怜虫被柳木板打得哭爹喊娘、毫无尊严。

一个教室，两种人间。我恨透了这游戏，每个人都随时会被出卖、被检举、被告密、被指责。我讨厌周围同学的笑脸，辱骂的笑、调侃的笑、陷害的笑、妒忌的笑……人性在这笑容假面下暴露出最纯粹、最邪恶的一面。

一次，又是匿名检举，唐小霞因抄歌词被斥责，检举她的是她同桌。

“你们家做什么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江虎举着她的笔记本逼问。“把你爸叫过来看看，让他知道他的千金大小姐，坐在教室里究竟在干什么？”

“你糟蹋家里面的钱干什么？笔记本上一个字的课堂笔记都没有，都写了些什么东西？你还追星？要不要脸？你家里让你坐在这，是让你上课抄歌词来的——”说话间，江虎两手猛一用劲，唐小霞写满少女心事的歌词本支离破碎。纸屑掉了一地，一些飘落在我桌上，我看着这些破碎的纸，再偷偷看唐小霞，她哭了。

“把她的书拿过来，我看看。”江虎支使唐小霞同桌，将她的一摞课本都抱过来，然后开始翻阅。

“书上白白的，你上课在干什么？你怎么还有脸哭？你说，你对得起谁？”

“上这学干啥？农村你这个年龄都能嫁人了，你赶紧回去让你爸给你说个婆家嫁了算了，还能早点给家里帮忙挣钱。”

说着，江虎将手里的书砸在唐小霞头上，飞出去的书打落了她的眼镜，她浑身筛糠，那是愤怒还是恐惧呢？

江虎走后，我们后排的男生纷纷围上来，将地上的碎纸捡起来，小心翼翼放在唐小霞桌上。唐小霞趴在桌上，一边哭一边将碎纸捏在手里，手指捏得发白。

偶尔，我们也会有点欢乐时光。

2014年，冀城的乡村中学和城镇中学依旧按行政区划划分。初中属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按照户籍地分配，很多农村户口的学生因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符，被迫寄宿求学。蒋庄中学没有宿舍，学生们只得租附近的农房，背粮上学。

西北主要口粮是洋芋。每周六上午放学，山区同学们搭班车回家，周日晚上都背上一尿素袋洋芋回出租屋。男生体力好，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农活练出来了，喊上同租舍友，歇上三四回脚，佝腰偻背，顶着一口气也就背回来了；女生往往是家里付半张汽车票钱，说上不少好话，敬香烟、揣红枣、攀亲戚，才能托班车司机给捎口粮。但司机会偷懒，面上承了家长的情也不送，嫌学校离班车站远，只叫学生自己来取。犯难的女生会叫上我或耍得好的男生帮忙搬洋芋，那短短的路可要命，但初中正是自尊心疯长的时候，为了不露怯，我两只手攥脱力了，也跺着脚咽唾沫说“不累不累”。

老师们没有搬洋芋的苦恼，却被另一种境地困住了——蒋庄中学虽处县城边缘，坐拥臭水沟、数亩农田，但终究属城镇单位，算摘了乡村帽子。可刚被分来的年轻教师们并没有喜悦。当时，县教育局会对乡村教师发补贴，除了每月104块的津贴，还有各种节日补助，常常是些质量上乘的米面粮油，而这些，跟蒋庄中学的老师们通通不沾边。

一桥之隔就是一所乡村初中，那边的老师自然而然有这份福利。蒋庄中学的教师们忿忿不平，顶了个好听的城镇单位名字，啥都没有？不行，绝对不行。

于是，各种意见书和上访就来了。我们常在课堂上听老师们指着窗外敲着桌子，像曾经骂我们一样叱骂县教育局：“那些个炒洋芋不放油的哈种，坐办公室不抬屁股不挪腿指着地图定政策的洋板（方言，傻瓜），他们懂个球？我们怎么不是乡村教师了？天天站讲台上吃灰，干得多，挣得少，没有城里学校的安逸畅快，还没有村里学校的工资补贴。那些分不清二五四六的领导，他们的良心都让狗吃啦！”

说完，他们还要补充一句：“呸，狗都不吃！”

我们原不关心这些骂战的，但当时正推行乡村学生早餐计划，凡乡村中学学生每天早上可在学校领一个鸡蛋、一块面包、一盒牛奶。我们中午放学回家的洋灰路上，到处都能看见乱扔的空牛奶盒子、面包包装袋。明明大家离得这么近，凭什么你可以吃热腾腾、香喷喷、馋死人的免费早餐，我们什么也没有？顺理成章地，我们也开始跟着老师站队。课堂上老师大骂教育局，我们也纷纷落井下石。

最后，老师们领到补助金没有，我不知道，但早餐计划依旧不见其影。

初二下学期，郭卫东转学了。他是被逼走的。

又是一堂班会课，所有人都已见怪不怪，只是掐着秒盼着能早点下课，但那天与以往有所不同。班会开到一半，正在讲台上抡圆了胳膊教育学生的江虎突然停了动作，似乎是被台下某个响动吸引，随即，他拎着佩剑阔步朝台下走去。

江虎走到最后一排站定，盯着郭卫东的桌兜说：“交出来。”

“江老师，没东西。”郭卫东仰头解释，整个班级的气氛都凝固住了。

“我不说第二遍，把书包拿出来，桌兜腾开！”

“江老师，没东西，你信我一次。”

“一、二……”

眼看搪塞不过，郭卫东暗中将桌兜里的东西往同桌张俊耀手里转移，同时慢吞吞地将书包抽出来。最后，他一鼓作气将书包里的东西直接全倒在地上，手拿空书包挑起眉和江虎对视。

郭卫东是插班生，从一个乡村中学转来的。乡村中学的孩子上学晚，年龄偏大，郭卫东个子高，身体也壮，在班里很有威严。此刻，高出江虎半头的他垮着脸，半含愠怒地与江虎平视。

“甩，甩你X个脸甩——”江虎被激怒了，身形暴起，直接一个正踢腿蹬在郭卫东小腹，然后抡起柳木板子顶住郭卫东嗓子，右腿连连向郭卫东踢去。

我们都被吓傻了，坐前排的阮名香反应过来，从后面抱住江虎的腰，却被江虎一巴掌推开在地：“滚一边去！”

江虎手臂青筋暴起，左手撑墙，右手拿木板死死顶住郭卫东上半身，两只脚轮番上阵，一个劲地猛踢。郭卫东几次想爬起来，但被顶得无法借力——他刚好轮换到中间位置，身后是墙，前路又被江虎堵绝。

“江老师，别打了。”杨凯作为班长终于发声，同学们也赶紧劝阻。可江虎吃了炸药似的，根本不为所动，最后还是班里两名高个子男生合抱才将江虎拽开。

“秦垚垚，把前门锁上！”被拽开的江虎，脸红脖子粗地朝前排喊道。而后，不仅前门，后门也被锁上了。

郭卫东好容易站起来，头发炸立、双眼红肿，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划开了个口子，幸好出血不多。张俊耀递给他一张卫生纸，他没接，只拿袖子蹭了蹭脸。他身上的校服拉链已经坏了，衣衫大敞，漏出黑色短袖，上面满是灰扑扑的脚印。

“东西呢？张俊耀，把东西掏出来！”江虎吓道。

张俊耀立马把两盒烟、一个打火机交了出来。

“除了你和郭卫东，还有谁吸烟？！”

张俊耀低下头，哆哆嗦嗦不敢说。

“我问你话呢，耳朵聋了？”江虎抄起一个铁铅笔盒摔在张俊耀脸上。

随即，细菌也被供了出来。

“你们三个出来，都给我站讲台上去！这烟和打火机是你们谁的？赶紧说，别等我上手了再说！”

细菌被前面的阵仗吓破了胆，立时慌了：“不是我的。这都不是我的。我只是吸一口。”

“你胡说！”张俊耀脸色大变，“这打火机是我的，可烟不是我的，烟我没吸过。”

江虎走上前，将袖子卷起，拿柳木板子指指讲桌上的烟盒，再指指正狗咬狗的两人，轻轻地说：“把手展开。”

“江老师，真不是我的，你别打我。”细菌开始表演了——每次江虎扇他，他赌咒又发誓，甚至上演苦情戏，但事后，他骂江虎骂得最狠、最难听、最过瘾。江虎知道他的尿性，拉住他胳膊，一板子抡圆打在他大腿根上，疼得他直往上蹦。江虎一板子一板子接着打，皮肉颤抖的响声在寂静的教室中响起，细菌哭爹喊娘，在讲台上打滚。

张俊耀也没能逃过，后两人流着泪，怨怼地看着对方。

“把烟盒打开，你们三个，一人三根烟，一起吸，谁吸得最慢，谁就等着吃板子。”江虎说，“今天这两盒烟，不吸完就别下课！”

我被这句话震住，其他同学也不敢说话，连呼吸声都压轻了。教室里静极了，也压抑极了。

细菌乖乖拿过烟盒，按江虎指示将烟散给张俊耀、郭卫东。江虎命令他们将烟含到嘴里，三人均不敢动。于是，江虎亲自上手了，一根接一根，依次把烟塞进三人嘴里，然后挨个为他们点烟。

这竟然是一个连年获得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先进教师的老师，做出来的事：“一分钟，我给你们卡时。”

三个人没敢动，九支烟草燃烧的烟雾在密闭的教室里蔓延开来，我被呛得想咳嗽，可我不敢出声。

“还有四十秒，别等我再催。”

我们的心被这倒计时揪住了，在台下紧张地望着台上的细菌、张俊耀和郭卫东，没一个人吭声、没一个人阻止，大家都沉默地旁观。

“二十秒。”

细菌动了，他开始狂吞狂吐起来，他受够了打，怂了怕了妥协了。接着是张俊耀。两个人都开始狂吸，三根烟浓烈的烟味呛得细菌连连咳嗽，眼泪都咳了出来。只有郭卫东从始至终没有动。

一分钟到了，江虎取来一个一次性纸杯，接了半杯水说：“把烟头都灭在这里面。”

“你们三个分配，把这杯水喝下去。”末了，江虎冷冷开口，轻蔑且玩味地说，“还是老规矩，一分钟，把它给我喝干净。”

年少时，我最大的憧憬是摆脱父辈的命运，过上有尊严、有温饱的生活。我最大的不理解是为什么像江虎这样的人也可以做老师，坐在空调房里工作，而我母亲却只能在街边摆摊卖豆腐。我相信父辈的劝导，相信老师说的都是对的，相信善恶有报，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自己的默默付出，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直到大厦崩塌——在我们这个社会体系中，人的渺小在于普通，人的伟大在于特权。

那节班会课后，我再没见过郭卫东。张俊耀说他又转学了，转去县城另一所中学了。细菌说，别放屁，他辍学坐火车上外地打工去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说看见郭卫东在县城某处工地当小工，给人挑水泥贴瓷砖。也有人说，郭卫东根本没在我们县了。

他的座位很快被新来的插班生占了，大家依旧过着从前的日子，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毫无影响。青春期来得冒冒失失，记忆的新陈代谢很快。生活混淆在嬉笑打闹的快乐泡沫里，往前瞻，岸远舟浅，苦渡难到，回头顾，前尘影事，野草丛生。

初三，班里新转来了更多的插班生，都慕江虎之名而来。他的严苛教学在校领导、其他老师，学生家长眼里是金字招牌，我们班纪律、成绩总排全年级第一。小小的教室里坐下了近百人，甚至双人课桌挤下了三个人。写字时，中间的同学桌面只留手腕，好节约空间，两旁的同学朝左右两边侧着身子写。渐渐地，大家都锻炼出了斜着本子写字、字写出来是正向的特技。

2015年，初中最后一学期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吹了自由活动的哨音后，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谝闲打屁。午后的太阳把窄小的土操场和满是石子的跑道晒得热烘烘的，我们围着绿化带躲成一圈。

突然，张俊耀问：“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什么？”

我整个人一怔，搓树叶的手停下来。

“学校老师不管我们死活的，县里参加中考的学生那么多，又不是人人都能考上一中，那其他人怎么办？总不能数着指头混日子——李凯华，你说，你考不上去干什么？”

“考不上？考不上背根铁锹上工地当小工。”

“好好说话，别打诨。”张俊耀往地上啐一口痰。

李凯华止住笑，挠挠头说：“考不上也得考，一中上不了，也得上二中，现在的社会不读书没出路。那你们说，以后都去干啥？”

细菌听完这话，作势请李凯华出去。他一脸鄙夷地对我们说：“李凯华，他？他鬼着呢，才不给你说实话。”

“人家爸爸是干啥的你不知道？人家爸爸穿公家衣，上下班开公家车，考不上肯定拿钱走后门上一中呗。张俊耀，你爸一小包工头，穿的是老布鞋，开的是挖掘机，你考不上，还能接你爸的班。你担心什么！”细菌声音暗淡下来，“看样子，我是铁定考不上了，公立分数高，我考不进去。县里那两家私立，一年学费生活费得万把块，我才不让家里掏这个钱，糟蹋。我要考不上，就及早进社会，混上几年，多挣上些钱。现在的社会是有钱人的社会，有了钱，说话都有分量。张俊耀，你说对不对？你让你爸多揽几个工程，给一中校长砸些钱，还担心什么分数线不分数线的，只要钱到位，啥都干稀碎。有钱，还有上不了的学？有钱，还上什么学？”

“你他X的，净放屁。”张俊耀和李凯华骚红了脸，捡起一把碎石朝细菌身上砸。

“你呢？”张俊耀问我，“儿子娃娃，你想过出路没有？”

他们纷纷转过头看向我，我心里没底，一点方向也没有，但以后不干什么，我清楚得很——说什么，我也不愿走父母的老路。

之后，李凯华和阮名香凑热闹道：“大不了一起上职中，学个技术出来混饭吃。靠技术吃饭，不一定比靠笔杆子吃饭差。”

话头提到这，一群人又讨论起关于职中的种种畅想。我站在树荫下，继续用食指搓揉树叶，我想，这些野草一样的少年，十年、二十年后再回头看时，会是怎样的滋味呢？差生优生，只是学生时代的分流，人生考验都埋伏在后半程最得意、最辉煌的时候呢。野草虽然卑贱，但坚韧。

后记

一晃十年，蒋庄中学新修了操场、粉刷了教室，新的老师被分配至此，新的学生从这离开。互联网貌似给了学生监督权，手机镜头成了除公检法之外的另一面“明镜”。我们那时的野蛮生长隐匿在了时间长河里，了无踪迹，公众的眼睛看不见那角落。

我是个幻想主义者，装在套子里的人，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许多人、许多事被我丢弃在中学时代。我不愿、不想背着包袱往前走，那样跑不快。

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班会终了，郭卫东平静地端着纸杯，直直将塞满烟头的水仰脖灌进喉咙。我远远地瞧着，像曾经漠视过我的每一个人一样，漠视着另一个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