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界线眺望，孙佑杰内心百感交集，他无心游览停战协定的签订地板门店，而是徘徊在北纬38度的边界线附近，遥望北方。远处郁郁葱葱的高山峻岭，曾留下许多战友的青春和生命。他采摘下边界线附近的几片松叶，仔细地夹在书中。

木刻工具，几支笔和一个日记本，就是战地记者孙佑杰带上战场的所有工作装备。

“战地记者要有正确的生死观，不要怕死，但随时随地争取不死，去完成你所担负的任务。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当被问到怎么形容战地记者时，孙佑杰这样回答。

97岁的孙佑杰会用APP看新闻，他会把字体放到最大，一个新闻标题，十多个字，他大约需要停留十秒，然后开始滑到下一页。他喜欢和儿子讨论国际国内大事。

1952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后，孙佑杰告别了开满金达莱的朝鲜。

那些当时未被书写的记忆，藏于心底。在失眠的夜晚，催他动笔。“不释放，会很遗憾。”1995年，70岁的孙佑杰，完成了纪实文学《鸭绿江告诉你》。这本书获得了山东省“精品工程”文学奖，政府给他奖励了8000元。

21万字，再版三次，这可能是战地记者孙佑杰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现在，距离书籍出版又过了27年，孙佑杰97岁了。他依然能回忆起几句常用的朝鲜语，“扁机瓦扫，爬里爬里卡！”（飞机来了，快跑！）。

从烟台南站出来，一路向东离开城区，经过几片耸立的新楼，穿过开阔干净的马路，见着几栋砖红色的15层高楼，就是孙佑杰的新家了——高新区的一个老年公寓。公寓周边绿树环绕，巨大的蝉鸣编织成一张声网。

公寓里摆设着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几幅他创作的美术字，蓝底，字体呈红色或金色，色调明亮。

屋里开着电扇，孙佑杰坐在靠近卧室的沙发上，他左手边的方桌上有一张醒目的A4纸，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备忘录：新京报记者7月23日来访；7月31日优抚退役军人座谈。”

他穿着灰色绸质的衬衫，黑色长裤，藏蓝色的旅游鞋。头发剪成板寸，已经花白，但头顶上的发丝依然根根挺立。孙佑杰的眼睛有神，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主要用来防风。97岁的他没有大病缠身，唯有左腿膝盖有些疼痛，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只是身体略微向左侧歪斜，左边的鞋底被磨成薄薄的一层。

他的听力没有问题，谈吐也逻辑清晰，很多来访者对他的印象都是“完全不像一个近百岁的老人”。见面没聊上两句，他就走进书房拿出一本黑白封面的书《鸭绿江告诉你》。这可能是老人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录。

这本书写于1993-1994年间，那时的孙佑杰68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甚至在走路、吃饭、晨练中，“脑子里总也离不开写作”。

“谢天谢地，我终于在我健在的时候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如释重负。”他在后记里这样写道。

书出版后，韩国学者将它翻译成韩文，并邀请他去韩国参观。

出国，如果1950年入朝作战算第一次，那么1996年孙佑杰前往韩国就是第二次。

那一天，海面风平浪静。这同46年前乘坐闷罐车厢去往中朝边界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

在边界线眺望，孙佑杰内心百感交集，他无心游览停战协定的签订地板门店，而是徘徊在北纬38度的边界线附近，遥望北方。远处郁郁葱葱的高山峻岭，曾留下许多战友的青春和生命。

他采摘下边界线附近的几片松叶，仔细地夹在书中。

孙佑杰是地道的胶东人，1926年出生于山东文登县，18岁参加了八路军。“目标就是上前线”，在胶东抗大学习一年后，他被分配到了抗大宣传队做美工，“一个文艺兵”，因为他能写会画，还拉得一手好胡琴。一开始他有点不太乐意，后来接受了，虽然不是上战场奋勇杀敌，但“战争是一盘棋”。

来抗大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他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他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他想到了尝试制作“土电影”。

他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在抗大一名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后来，他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战地照片和他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孙佑杰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他经常去部队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

机会在1950年出现。当年10月，凭着在济南战役写的一篇战地新闻《七斤月饼》，孙佑杰被调到27军《胜利报》。没多久，27军奉命北上，孙佑杰跟随一线作战部队出发，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北上的行程十分仓促。27军接到自江南北上命令的那一天，孙佑杰不知自己此行将去往哪里，除了日常用品，他在自己有限的随身物品中，还带了一整套木刻工具：六把木刻刀，两块木刻板，一个手印木刻本。

抗日战争期间，由鲁迅先生首先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由于木刻的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所以，抗战宣传工作大量采用了木刻艺术。

在缺少摄影器材或者无法冲印照片的情况下，这种简单的创作方式可以让单调的报纸版面显得更为生动。孙佑杰曾用这套木刻工具在解放战争中，发表了《我们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等木刻作品，刊登在《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和27军的《胜利报》上。

木刻工具，几支笔和一个日记本，就是战地记者孙佑杰带上战场的所有工作装备。他将用手中的这些工具，书写、雕刻充满硝烟的战场。

军列在大地上飞驰。

闷罐车厢铁门紧闭，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车厢内壁挂了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1950年10月，24岁的孙佑杰和其他战士席地坐在铺草上或背包上，乘着闷罐车厢的军运专列，从浙江平湖北上，跨过长江，开进山东。在泰安驻扎不到一个月，11月1日再度登上火车，越过山海关，抵达安东市（今称丹东）。

军队驻扎在离鸭绿江不远的居民区，27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序列。

他们在安东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语言。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本铅印的《中朝常用语选编》，其中包括生活用语和军事用语。比如“老大爷，请问这是什么村庄？”“请问有没有喝的水？”“飞机来了！”等等。

一时间部队驻区里，处处回响着“思密达”。

1950年11月12日，是孙佑杰记忆犹新的日子。这一天下午7时，他随27军第一梯队79师，出发前往临江，这是出兵朝鲜告别祖国的最后一站。

他被分配到79师237团三营七连，同指导员、文书、卫生员在一起。

孙佑杰双肩的背包，是由一床棉被捆起来的，里面包括一床棉褥子，一件穿铺两用雨衣，一双单鞋，单军服、衬衣、毛巾等贴身衣物；背包上方还系着一件棉大衣，背包两侧坠着生熟分开的干粮袋；左肩挎着一支手枪和一个水壶，右肩是装着办公用品的挎包，挎包带上还挂了一个盛菜喝水两用的瓷缸。他还配发了一把三号手枪，10发子弹，用来防身。全身负重大约有四五十斤。

其他战士除了以上东西，还有一支步枪，一百多发子弹，四枚手榴弹，一把土工作业镐头，一顶钢盔，总重量六七十斤。

行军第一夜，在凌晨3点左右，他们抵达入朝后的第一个宿营地：中江镇。

孙佑杰日记中记录下来的第一天见闻，就是行军第一夜遭遇的空袭。在这次空袭中，三营的军事骨干死伤20多人。全团伤亡50多人。

此后每一天，空袭成了家常便饭，防空号令时常响起，孙佑杰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空中的飞机。为了减少损失，部队坚持夜行晓宿。美军对志愿军的后勤运输车辆进行昼夜的严密封锁，沿途每走一二里路，就能看到报废的汽车残骸。

部队几乎天天靠土豆饱腹，有时土豆早已冻透，变得坚硬无比，冰冻的土豆老是打滑，反复数次啃咬，“只啃下一点点冰碴碴”。

27军从江南北上时，只换发了较单薄的南方部队穿用的棉衣棉裤，孙佑杰看到，79师237团三营七连的士兵，没有来得及发放冬天厚实的棉鞋、棉帽和手套。在遭受饥饿的同时，他们还要忍受零下30-40度的严寒。

有一个场景孙佑杰至今记得，许多士兵脚上穿的是在江南时发的力士牌胶鞋，脚上的热气，化成水，结成冰，双脚、袜子、鞋冻在一起。有士兵在休息过后，猛一抬脚，却把鞋帮鞋底分了家，也有士兵袜子和脚底的皮肤都粘连在冰地上。还有人想除掉胡子上的冰凌，却连胡子一起扯了下来。“冷得残酷。”

越接近作战地区，行军途中的村庄越少。部队的宿营地，从山沟里的村庄，变为公路两侧堆满积雪的沟口。整个部队相当于睡在雪窖里，在风雪交加的夜里，仅一天，一个营就冻伤了一百多人。

孙佑杰和搭档史云，决定露宿于谷堆边上，两人同睡一个被窝。他们找到几根树枝垫在雪地上，上铺一块雨布，再垫上两床褥子，就着棉衣棉裤躺下，一人头在西，一人头在东，侧身而眠。

孙佑杰把这个场景刻成《露营》，这幅木刻作品发表在1951年1月26日的《胜利报》上。

在走访前线阵地上，孙佑杰目睹了敌我双方的悬殊情况。敌人有绝对制空权，有飞机补给，还有大量的大炮、坦克协助步兵作战。在生活方面条件更加优越，“到处是敌人丢弃的铁皮空罐头盒子”，奶粉、巧克力、牛肉、猪肉、饼干，能看懂英文的史云认出了这些单词，而防寒的除了高筒皮靴、鸭绒睡袋还有一种胶制的气褥子，只要往气门嘴里吹气，就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褥子。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孙佑杰一直奔走于各师、各团的指挥所之间，穿行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他把目光对准身边的战士，观察、记录，在战斗间隙里，把战场上的情况不断写在日记本上。

一些内容成功刊发，一些内容未能见报。

“239团三营七连副班长沈永福，在攻击新兴里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突破了美军密集火力的封锁，借着浓烟和混乱，冲进了敌占小木屋。不幸，一颗飞弹片打折了他的右腿，鲜血渗入进雪地里。他隐约看到坦克后面有大批美军士兵，此时伤腿已经失去知觉，躲闪已不可能。他摸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在等待时机。当坦克钢铁身躯压向他的一刹那，他将手榴弹塞进了坦克履带，“轰”的一声，坦克停止了前进，他也停止了呼吸。”

这幅名为《舍身炸敌坦克》的木刻作品，刊发在《胜利报》上。

当时未能见报，但让孙佑杰肃然起敬的是：“242团负责在新兴里西4公里处一座断桥担负阻击任务的五连官兵，全部冻死在蹲守的酷冷雪坑里，但战斗队形依然完整，每人手握武器保持着准备射击的姿势，结果100多人全部化作了一座晶莹的冰雕。”他将这段故事写在书中。

这些场景，在电影《长津湖》里一一再现。

1950年12月25日开始，第27军进入咸镜南道长川里地区进行整训。

孙佑杰所在的《胜利报》则全力忙于出版工作。为了躲避空袭，报社的成员白天来到村外有防空洞的区域。把背包放在洞口作为凳子，挎包平放在两膝上作为桌子，借助阳光写稿或者雕刻木刻作品。

也经常面临突发情况，“小方凳打残了，背包四五个眼子，木刻刀到处散落。”他记得，有一次雕刻用肩膀抵住炮架而壮烈牺牲的80师炮兵团五连孔庆三事迹时，从中午一直到太阳落山，进出洞口五六次，飞机走了又来，才完成了木刻。

孙佑杰刻木刻用的木板，是一块黄杨木料，面积约一百平方厘米，厚约二厘米。木刻作品用刀的工序完结了，还要将木板上的画面拓印到纸上。政治部秘书科有油印机，他去借了油滚子，将木刻画面均匀地滚上黑油墨，再把宣纸放在画面上，最后用木刻刀柄在宣纸上均匀压磨，揭开宣纸，一幅木刻作品就完成了。

《胜利报》有两个版，每周一期，孙佑杰为报纸贡献了《同归于尽的幸存者》《九昼夜》《鱼水情深》等多篇战地一线的新闻。

在朝鲜战场，《胜利报》一共有三位同志在战场中丧生。孙佑杰说，战地记者要有正确的生死观。不要怕死，但不能等死，随时随地争取不死，去完成你所担负的任务。“越是战争惨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记录的地方。”

在谈及这场战争的时候，孙佑杰总会辅之以形象的拟声词，说到动情的细节，这位97岁老人声音常常提高八度，洪亮清晰，情绪饱满，仿佛历史从未远去。

1952年下半年开始，孙佑杰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疼痛难忍，总是流泪，看不清稿子，夜里辗转难眠。9月，他和其他伤员乘坐汽车来到鸭绿江大桥。先于部队一个月回国。他请求司机把车停下，“我要下车步行走过这座大桥。”

“我站在铁桥的南端桥头四处遥望，桥南方是一片沉寂夜色，桥北方是一片灯火辉煌，一江分隔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一再回首望着朝鲜三千里江山，心里默念着：再见吧，朝鲜！”

从朝鲜战场回到中国后，1979年孙佑杰从部队退役，成了烟台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他1954年结婚，有两个儿子。儿子孙夜晓对父亲的印象是，“爱好广泛，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孙夜晓听过很多父亲的一手战地回忆。小时候总是随父亲一起看《英雄儿女》、《上甘岭》、《地雷战》、《地道战》等战争电影，孙佑杰总是讲起他亲历的战争，“尤其是在朝鲜战场啃冻土豆喝冰雪水、在战场上缴获美军牛肉罐头等，回忆起来很动容、很感慨。”

写作《鸭绿江告诉你》时，孙佑杰对他说，他必须完成这部作品，以告慰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凭借着战地日记，张采正、宋文等战友的回忆，孙佑杰完成了20万字的书。

孙佑杰常常说，“再写一章就不写了”，却在《鸭绿江告诉你》之后，继续出版了10多本书，全靠手写，用笔在稿纸上完成。直到2021年停笔。

老兵逐渐凋零。孙佑杰常常记挂在心间的搭档史云，回国后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得知，1990年，史云去世，享年61岁。这些年，史云的侄女通过志愿军帮扶计划辗转知道了孙佑杰的联系方式，“但一直还没见上面。”

在孙夜晓看来，父亲很独立，但是需要精神层面的交流。每逢来老年公寓看望父亲，他们总要就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做一番讨论。

孙佑杰会用APP看新闻，字体放到最大，一个新闻标题，十多个字，他大约需要停留十秒，然后开始滑到下一页。他知道微信发照片，“必须发原图，不然不清晰。”

他的放大镜底部还有一个能放得更大的小镜片，他拿着它看微信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回微信时，他用手写模式，一个字一个字认真输入。

他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看着远处的山丘，做一套保健操。每天两次出门遛弯，一次上午，一次黄昏。晚上不吃晚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看完就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规律，几乎从70岁坚持到现在。

时常有人问起他的长寿秘诀，身边的老伴说，“心态好，在他心目中没有坏人，对谁都宽容。”“你别看她年轻，她熬不过我。”“太自信了。”坐在沙发上的两位白发老人轻松地开着这样的玩笑。

这些年来，所有的演讲，座谈，报告，两位老人都携手一同前往，“坐着讲都不坐，都要站着讲，声音特别洪亮，底气特别足。”

孙佑杰从来都是脱稿演讲，也从不把这些活动邀请看成负担，“我不去讲谁去讲”。

7月23日，小区外大概1公里的距离，孙佑杰和老伴走了20多分钟，他只在有阶梯的地方，轻轻搭一下老伴的肩膀，他依然挺得笔直，还问记者，“像我这个年龄能这样走路的人少了吧？”

20分钟散步的过程中，他两次背诵起自己写的诗歌，右手拄着拐杖，拐杖的顶端用胶布粘了好几层，左手在激昂处会比起手势，诗歌的最后一句，他的声音总会高八度，过程中始终笑意盈盈。

当被问到还有什么愿望时，他说：“都做到了，任务完成，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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